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尋根文學的主體訴求與文化姿態，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程志軍 單位：廣西教育學院中文系
“構成‘尋根派’小說的價值范疇，主要是傳統與現實的沖突”［1］（p17），引申開來講，尋根者的尋根取向是在審視20世紀80年代社會文化語境的“現實”基礎上，通過自身的主體訴求來完成對“傳統”文化的想象與實踐。因此，尋根文學是在現實／傳統的層面上試圖展開本土／世界的可能性對話。尋根作家的集體出場帶有明顯的自救意識，即在新時期的現代化語境中知識分子情懷再一次得以凸顯，當然除了這種顯在的自救話語外，文化啟蒙傾向也需要重新加以思考，因為尋根文學本身就包含了多重話語指向。
一、沿襲、銜接與迷失
啟蒙話語與啟蒙思想是20世紀中國文學極其重要的一個主題，這個主題的生成與延展一方面受制于中國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具體環境，另一方面受制于意識形態話語與國家（民族）意志的影響。作為知識分子，眾多作家在通過文學與現實之間表達啟蒙思想的時候，既要有分析與判斷社會實景下的國民性格與民族品格的思維轉向，又要有合乎國家、階級、民族等不同層面要求的寫作取向。筆者認為“，啟蒙話語”這個關鍵詞，我們既可以理解成是知識分子以難以割舍的救世情懷而形成的在個體／國家（民族）層面產生的言說方式，也可以理解為是知識分子以精英心態而堅守的個體／個體、個體／群體的話語表達方式。總之，“啟蒙話語”是中國現代文學一直堅守的一個“傳統”。這里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啟蒙話語的傳統在80年代現代化語境中的呈現方式，并進而分析尋根文學與該傳統的一些內在聯系。因為“新時期”不僅僅是一個通過政治話語賦予的時間概念，它還是一個具有比較范式與內涵的思想范疇概念。對“新時期”文學的考察，目前學術界基本認同應該從兩個維度加以分析，一是它必須回望50－70年代文學，一是重新審視與五四文學傳統的聯系，而這兩個方面都自然影響到對尋根文學文化啟蒙傾向的考察。
80年代中國社會的顯著特點就是重新融入現代化語境。新時期“人的啟蒙，人的覺醒，人道主義，人性復歸……，都圍繞這感性血肉的個體從作為理性異化的神的踐踏蹂躪下要求解放出來的主題旋轉”［2］（p251），和“五四”時期思想啟蒙運動的現代性追求相比，新時期在一個“新”的時間點上似乎又回返到六十多年前的“人的解放”的要求上。這種現代性訴求以回歸“五四”的方式，企圖通過與“五四”的對接獲取具有話語規范和話語力量的思想資源，并且希望以對話并激活這種資源的方式續接起旁落的人文傳統。80年代的人文理想既要告別50－70年代單一的國家話語模式造成的思想的一體與窄化，又要以一種合法且有支撐性質的話語尋找方式反撥或顛覆50－70年代的既有機制，這項思想工程的建構必須為新時期人的主體意識建設和人的思想解放提供保證。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新時期”的思想形態溯源至“五四”，其舉動類似于一種“尋父”的意愿和實踐。當然，有學者指出，可以“將‘’（革命、時代）等同于之前的‘封建社會’（前現代歷史），進而把‘新時期’視為第二個五四時期”［3］（p66），這里我們可以暫且擱置對“”的整體評價，但引此觀點的目的在于說明，不管怎樣定位，“”造成人的主體意識的丟失是成立的。既然說“新時期”的思想形態有“尋父”的取向，那么，我們便可以做如下理解：從思想文化層面上，“新時期”的自我扶正既要繼承“父親”的思想指向和文化品格，又要完成“父親”的遺愿；和“五四”對晚清的批判與建立起來的啟蒙傳統相比，“新時期”更多的則是重新發現了個體的主體需求，而這種“人的覺醒”也更符合新時期現代化的時代宏愿。
正是這樣一種情境，當“‘人’漸漸代替了‘階級’成為話語結構的中心，‘人’的話語也成為新時期主要的話語形式”［4］（p146）時，新時期文學也在緊緊跟隨現代化的歷史語境。尋根文學之所以“在政治視角之外再展開一個文化視角，在西方文化坐標之外再設置一個本土文化坐標”［5］（p75），就是因為，尋根作家想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審視建構新時期的民族文學，或者說通過文學活動完成民族身份的建構。這主要基于以下幾點，一是，如對新時期的思想文化指向所作的分析，整個新時期文學也同樣借用了“五四”文化資源，比如，傷痕文學對“人”的意識的關注，將人的覺醒作為回望過往政治話語對個體造成的摧殘與傷害的視角，《班主任》就借知識分子張俊石的所見所感，進而表達出“救救孩子”的呼聲。再如反思文學對已逝歷史的深沉“反思”、改革文學對社會轉型期“改革”人物的熱烈呼喚“，人”成為新時期文學一個重新加以強調并大力書寫的中心話語。這和“五四”對獨立的人的覺醒和人的解放的呼吁有一定的聯系，但是，傷痕文學等也僅僅是借用了“人”的概念并與時代產生了節拍上的一致，并未像新文學那樣對人性解放進行深入思考。但必須肯定的是，從傷痕文學開始，新時期文學已經走上了一條不再單為政治意識形態所束縛的道路。二是，尋根作家的集體出場告別了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與改革文學形成的歷史／政治、歷史／現實的書寫模式，但是尋根文學的“尋找自我也意味著對文學的主體性的確認”［1］（p17），對文化之根的尋找也是重新定位一種人的主體性“，尋根”就是要尋找一種被尋根者自身認可的人的文化活動，或者說是一種具有連帶性的合乎本性的人的主體性活動。“從橫向上看，文化是一個民族共有的一致的生活方式總體；從縱向上看，文化是凝聚在一代代人身上的生活方式之總和”［6］（p159），尋根者執著于文化的反思與選擇就是一種主觀探索，“這事實本身就是中國文學力圖擺脫平庸走向深刻，……是文學自我意識覺醒成熟的一種象征”［7］（p65）。應該說，尋根文學走向文化探尋這種行為本身不僅是作家們努力找到不同于新時期其他文學形態的文學活動，而且也是在深陷于文化熱和憧憬現代化語境中理性思考轉型期中國傳統文化走向的現實舉動。如果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特別是居于正統地位的儒家文化進行批判與否定，是出于思想啟蒙的現代性追求的話，那么，其主體意愿的選擇與激進的西化文化觀的張揚就成為了變革時代的思想力量；而尋根文學在80年代重返傳統／西方的價值場也是出于對現代性的理想追求，其以群體的或具有一定整體特征的文化訴求的方式出現在新時期也同樣可以理解為一種啟蒙行為，因為“任何一個變革的時代在引進和創造新的文化時，總要對自己的傳統進行重新選擇”［8］（p287），并且可以肯定的是，尋根者介入文化層面所進行的思考是必要的。#p#分頁標題#e#
韓少功、阿城等對“五四”的評價已經表明了皈依傳統文化的立場。他們竭力地對“五四”造成傳統文化斷裂進行批判，其目的就是以一種現代意識對“失落的文化”加以打量，從而以個體的主體性去定位文化內涵，與其說是尋根者去尋找、挖掘、延續“失落的文化”，不如說是其憑借個體主體性去營構文化“根性”的繁衍與生發。例如，撈渣恪守仁義的道德指向為挽救鮑五爺失去年幼的生命，這是小鮑莊接受儒家教化產生的正面價值導向；而鮑氏家族對拾來與二嬸的摧殘也是儒家文化多年來規訓的惡性結果，《小鮑莊》的文本張力就在于以不同視角對日常生活秩序中的儒家文化形態進行多維觀照，從而對民間境遇中的正統文化之根的未來指向引出所思所想。王安憶的主體性建構是以非單一的思維方式介入對根性的修正。
在80年代文學中，朦朧詩主體意識的呈現與高揚，被認為喊出的是“一代人”告別壓抑、苦悶、桎梏時代的情感呼聲，這種個體意識的張揚成為了新時期告別時代解放心靈的需要。朦朧詩充滿的時代訴求與新時期改革開放的國家政策具有潛在的合拍，因為朦朧詩的主體意識建構還過多地停留在對時期的否定和對身處于“新時期”的肯定層面上，從這種顯在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指向可以看出，朦朧詩的群體氣質略帶時代依附性。按照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的事實邏輯，筆者認為，朦朧詩個體抒懷的向內轉，這種主體意識的建構更趨向于反映個體／時代之間的話語關系，并且朦朧詩人敏銳的判斷力和捕捉訊息的感知力構成了其觸發個體主體性的節點。也就是說朦朧詩的個體所思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折射出即將開始的“現代化”之路的曙光。尋根文學向內轉的調整是出于現代化語境的考慮，即尋根作家所持的文化立場更具有開闊性，他們的選擇傾向于“現代化”語境的“新時期”，而不是傾向于相異于“”語境的“新時期”。也可以這樣理解，在大多數尋根者眼里持有的融入現代化的立場是自身審視西方文化的結果，而不僅僅是用否定的方式實現新時期啟蒙傳統的承續。因此，我們說尋根作家回歸傳統文化的思路雖然還是在民族（國家）／時代的層面上思考中國文學（文化）往何處去的問題，但是他們的做法有別于新時期文學的新啟蒙傳統，尋根者的主體意識建構不同于新時期文學對五四傳統的依戀。當然，即便是他們無比眷戀于傳統文化，但由于自身準備的不足，還是顯露出難以駕馭傳統的一面。
二、鄉土書寫：借用中的告別
中國現代文學開創的知識分子題材和農民題材是具有對象化性質的文學現象，二者的存在從內在關聯上就構成了現代文學啟蒙?啟蒙對象的思想主題。1920年代以魯迅為代表開啟的鄉土小說就直面了中國農村落后與病態的時代主題，在對農民心理因襲及其生存現實集中書寫時，鄉土氣息卻更為濃重地與封建性聯系在一起，這種深刻的扭結緣于知識分子對慣以有之的批判傳統的把持，也緣于其正視與審視意識下的為人生的濟世情結。筆者認為，20年代鄉土小說暴露出的農民身上的蒙昧、封閉與落后也延伸了現代文學的啟蒙主題，甚至很多時候談及農民這個對象或身份時，我們就自然想到了他們是要作為啟蒙對象出現的。
“所謂‘鄉土小說’，主要就是指這類靠回憶重組來描寫故鄉農村（包括鄉鎮）的生活，帶有濃重的鄉土氣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說。”［9］（p67）20年代的鄉土作家，像王魯彥、彭家煌、臺靜農等人雖然傾注著地域色調和地方情結，但實際上《菊英的出嫁》、《慫恿》、《蚯蚓們》、《鼻涕阿二》等作品對地方習俗獨特的勾勒，都是在借用所謂的地方色彩來進行反封建的主題，作家們嚴肅冷峻的態度敢于面對并且敢于暴露農村破敗落后中顯露的封建因素，這就使鄉土小說在它一開始確立自己身份的同時就已經明確了自身的批判立場和反封建傳統。因此，鄉土小說并不是要展現一幅幅風俗世情畫，而是要透過鄉土氣息來反映沉重的啟蒙主題，從而完成對鄉村習以為常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沉積的文化形態的揭露，并且呈現批判國民性的思想指向?；蛘哒f，鄉土文學所要展現的并不是集中在鄉村的生活情調特別是其令人向往的恬靜和安逸，而是要以作家的知識分子立場來進行離析、批判民間的污垢所在。應該承認，鄉土文學的源頭題旨或者說它的母題已經限定了也是在某種程度上給定了鄉土敘事的范疇，盡管鄉土文學從一開始出現就達到了以后思想指向上難以超出的高度，但是這個現代文學的敘事傳統隨著歷史進程的演變還是呈現了相應的變化姿態。筆者簡要地分析20年代鄉土文學的目的在于，尋根文學的民間指向及其回歸傳統文化的舉動與鄉土情結有著必然的聯系，并且在這種聯系中可以看出與20年代鄉土小說的相異之處，這里所討論的不是闡述尋根文學是不是應該劃分到鄉土文學中的問題，而是探討尋根文學與鄉土小說主題的勾連。
文化之根植于鄉土，也源于鄉土，這是尋根作家鐘情于鄉土的重要原因。尋根者筆下的地域書寫和民間取向都將思維視角指向了鄉土，太行山區、東北邊陲、高密東北鄉、湘西山寨等等，這些不僅成為作家們觀察與審視的對象，而且還是他們著意于文化尋找的載體，因為在其各自主張并努力營構的非規范文化形態中鄉土凝結了相當有價值的文化品格，像“俚語、野史、傳說、笑料、民歌、神怪故事、習慣風俗、方式”［10］都是他們發現的營養資源。尋根作家認可鄉土是認可鄉土形態中尚未消失殆盡的傳統文化元素，而這些散落的原生態的文化形態則是一種證明根性力量和根性價值存在的民族文化的載體。尋根者對失落的民間文化形態的偏執依然取決于自身對80年代社會轉型期中西文化碰撞局面的思考，他們如此經營民風民俗、異鄉異聞、遺風陋習、蠻荒野外的目的在于，以對這種異質文化的傾斜建構起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經得起對話的框架。因此，在尋根作家眼里，鄉土文化形態可以作為80年代現代化語境中能夠支撐起“民族的深層精神和文化特質”［10］的可依托之物。以此來看，尋根者更愿意把含有自然特征和原始狀態的鄉土環境看做是延續傳統文化特質的需要，因為在其尋根之初，他們已經獲得了世界文學的啟發，所以，他們既要“拒絕對西方的簡單模仿”，又要“開始把人的存在更加具體化和深刻化，同時更加關注‘中國問題’”［11］（p60），如此，尋根作家有的拾起“歸去來”情結，有的眷戀于自己熟悉的鄉土視野。正是由于尋根作家以西方文化作為自身功利性文化所求的標準，那么，當他們試圖證明鄉土世界中的遺風異俗、異域情調以及風土人情承載著豐厚且綿延的傳統文化特質時，尋根者很大程度上已經將鄉土文化置于與西方文化直接對話的話語場。即便是80年代文化熱的刺激和拉美民族文學在歐洲獲得極高的聲譽，但不容忽視的是，外來影響帶來的啟迪并不能從本質上解決中國的本土化問題，即何種文化應該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方向和內質必須加以辨析。那么，尋根者的努力顯然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做出了簡單和功利性的選擇或認可。當然，在80年代現代化語境中追逐與焦慮并非僅僅是尋根文學的特點，而尋根作家自身的文化實踐也無可厚非，畢竟那也是一條探索之路。#p#分頁標題#e#
我們要解決的問題在于，尋根文學與20年代鄉土小說的內在關聯以及這種關聯中各自的文化訴求。“‘五四’鄉土小說作家將指向思想啟蒙而基于人道主義的關注的目光，更多地轉向‘不幸的社會下層’特別是農民的身上，運用文化批判武器考察分析鄉村社會”［12］（p70），可以說這是20年代鄉土作家的共同追求。筆者在前面已經指出，20年代的鄉土文學與反封建構成了密切的關聯，因此文化批判成為其核心價值表達是在情理之中的，這一點和尋根文學的鄉土書寫有著本質的區別。舉例來看，同樣是描寫地方的“婚俗”，《菊英的出嫁》中盡管作者也花了大量筆墨渲染“冥婚”的地方風俗以及家人為“冥婚”精心備置的過程，但是作者的落腳點顯然是對這種陋習的批判，特別是對當地農民依然恪守這種封建性的糟粕而流露出強烈的不滿，因此，《菊英的出嫁》是現代知識分子以“僑寓”（居于城市）眼光和審視意識既遠視鄉土又回歸鄉土的啟蒙實踐；鄭義的《遠村》卻以牧歌筆調冷靜地介入“拉邊套”這種太行山區的民間婚姻構成形式，糾結了歷史情境下的生命個體在現實且殘酷的生存理想／生存困惑之間所做出的抉擇意志，其筆端點染著悲情的生命詩意，也流淌著強悍的生命力、強勁的生存實踐和強烈的生命想象，但鄭義顯然“不愿意去翻撿人生悲劇的深刻底蘊”［13］（p256）。同樣是有關于“械斗”的場面，許杰的《慘霧》是在揭露這種野蠻的宗族間的殘忍爭斗是民族劣根性的表現，用茅盾的話說，“悲劇的《慘霧》內卻是農民們自己的原始性的強悍和傳統的惡劣的風俗”［14］（p74）；韓少功的《爸爸爸》里對“打冤”的敘述更傾向于去追述湘西封閉山寨的古老生存方式。鑒于上述的例子，筆者想指出的是，鄉土文學的源頭從思想內涵上是集結在批判國民性的旗幟下的，作為受“五四”精神影響的知識分子們往往憑借啟蒙姿態對鄉土進行民族文化心理層面的剖析，即在20年代的鄉土小說里有“僑寓地”（城市）／鄉村和知識分子／封建性的雙重視域。鄉土在鄉土小說里是知識分子寄予傳統文化批判的靶子，而在尋根文學那里則是傳統文化形態自然遺留的見證者、傳播者。毫無疑問，20年代的鄉土小說隱喻著知識分子置身于城市現代文明后反觀鄉村并加以現代性反思的追求，其中對封建因襲與歷史積淀的言說已將鄉村置于“劣根”的批判境地。尋根作家對鄉土的書寫顯然不同于20年代的鄉土小說家，原因應該基于以下幾點：尋根者走向鄉土的首要目的不是延續鄉土小說的思想啟蒙主題，他們的鄉土情懷寄予的是以回返鄉土的方式為尋找“根性”找到合理的也是合法的“血緣”資源；尋根者更愿意挖掘鄉土情境與失落的文化之間的聯系，力求“以不同人文地理區域的風情營造風格，同時以各自不同的哲學意味而有別于傳統‘鄉土小說’”［15］（p13）。
我們并非就是以20年代鄉土小說的思想啟蒙主題來衡量尋根文學的價值所在，因為作為鄉土敘事的現代文學傳統對其母題的闡發和延展也不斷地趨于多元。筆者強調的是“，鄉土”內涵本身就充滿了豐富性和復雜性，尋根文學一旦介入鄉土題材就勢必會給自己帶來諸多難題，尋根作家對鄉土的書寫其實更多地是借用了該題材中的一些元素，并且鄉土與傳統文化又很難厘清，因為鄉村中存在大量的封建性傳統。不管尋根者對鄉土進行觀照是出于什么目的，但是只要摻雜進鄉土題材就很難逃脫掉其中需要給予批判的東西，而這種批判在尋根者眼里顯得十分曖昧，他們往往限于二難境地。尋根者既想成功移用鄉土題材，又想告別鄉土文學創作既有的特征，這就顯出了矛盾的一面。
三、個體、群像與國民性
置身于80年代現代化語境中的尋根者“試圖通過輸入現代意識與改變傳統文化的內部結構來重建中國文化”［16］（p41），正是在這樣極強的功利性目標的催促下，他們選擇了民間視角同時借助鄉土題材訴諸傳統文化形態。尋根作家對民族文化之根的尋找、定位、鍍亮是其渴念并參與融入世界文學語境的途徑，他們的初衷集中在傳統文化形態與現代化、世界化雙重語境的溝通與對話。從另一個角度上看，尋根作家對鄉土題材的借用是出于自身尋找失落的文化形態的需要，而不是根本上承接現代文學啟蒙／啟蒙對象的思想主題；或者說他們筆下的鄉風民俗、異域情調是對傳統文化形態沿襲與存在的證明，而不具體擔當鄉土書寫中對封建性批判的傳統責任?？疾鞂じ膶W的國民性問題，就是盡可能地厘清尋根作家連帶出的國民性書寫，進而考察所尋之根的復雜性。
對于“一味奢侈、矯飾、處處長起腫瘤、贅疣，動輒僵化、衰落的過分文化的文化”［17］，大多數尋根者表現出了批判與反感，在他們眼里那些規范之外的文化才能夠真正承擔起80年代東西方文化對話的責任。從這個層面上來看，尋根作家傾向于異質文化的尋找就很難脫離邊遠、落后、原始的生存環境，但對于這些保留著傳統文化相對本真又被現代文明邊緣化的一隅，傳統文化中的滯后、愚弱自然又被裹挾于其中。這樣的話，國民性中反面、消極的一面也自然包含在其中。下面簡要地做個案研究。丙崽的思維混亂是《爸爸爸》這個小說文本需要重點分析的一個方面，他會說的兩句話“爸爸”和“×媽媽”隱含著病態的國民心理，即潛隱著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和民族文化心理。“爸爸”的話語表達既是對自身身份的非理性追認，也暗含著丙崽在“尋父”與“認父”過程中的矛盾心理，即他隨意地稱別人為“爸爸”就包含有既肯定又否定的不確定性取向。丙崽身體與智性的雙重不健全，我們可以認為是先天性與后天教育共同造成的結果，而“父親”及其離去應該負有重要的責任，因此，丙崽的畸形及怪狀與血統和父愛缺失存在必然的聯系。那么，說丙崽是雞頭寨封閉原始的傳統文化孕育的產物也就有了依據。當然，丙崽也招致別人的欺侮，同時他也欺侮別人，這和阿Q的行為有相似的地方。如果說丙崽的思維秩序存在著混亂，比如他可以委身認人為父也會因自己的辨別能力用一句“×媽媽”來報復別人，那么，以此為基點，我們便可發現，整個雞頭寨村民也大致生活在較為混亂的生活秩序中，他們接受的崇古心理和愚昧行為也正是其思維混亂的結果。比如，他們既可以稱白癡丙崽為“丙仙”、“丙大爺”，也可以在這種頂禮膜拜中視“丙仙”的無知舉動為“打冤”的崇高意旨；他們恪守的宗族制度既維護了雞頭寨自然的生存秩序，又將其落后、狹隘、愚昧的封建習俗“遷徙”至別處?？傊l民和丙崽一樣都呈現出病態的集體無意識。韓少功如此尋根，只能說他在刻意“把時間空間打破”，“把歷史的現實的混在一塊，有意把時代背景模糊，把民族的界限模糊”［18］（p73、74），但忽略了那種神秘、荒誕、隔絕狀態中的歷史因襲，即便是韓少功找到了“楚文化”的源頭，也不能說這種落后的文化形態就可以成為對話西方的資本。小說其實隱含著強烈的國民劣根性，但韓少功多年后談起《爸爸爸》時，卻說這里面“當然有尖銳的批判，但也有同情甚至是贊美”［5］（p76），不難看出《爸爸爸》隱含著作者態度上相當的曖昧性。當我們回頭去看阿Q臨刑前說的“二十年后我還是……”這句話時，在今天我們自然會想到丙崽飲盡毒藥后的生存境遇以及雞頭寨老幼死后青壯年通過“遷徙”獲得的“種”的延續。#p#分頁標題#e#
和韓少功筆下的雞頭寨處于濃厚的封建宗法制相類似，小鮑莊的宗族制度也需要重新思考。毫無疑問，小鮑莊生活秩序的確立既依靠于祖祖輩輩恪守的儒家文化，也同樣離不開宗族觀念對人及人性的制約。以此為切入點，小鮑莊的農業文明社會有宗族制與儒教共存共生的一面，即儒家傳統文化遵循著向善與向上的道德規范，但宗族制違背人性摧殘人性的行為卻受到了儒家道德規范的許可，這就構成了教義與教化的背離，因此說，小鮑莊在沒有受到外來文明影響之前帶有明顯的封建性傳統的特征。盡管王安憶說，“撈渣是一個為大家贖罪的形象”“，這小孩的死，正是宣布了仁義的徹底崩潰”［19］（p30），但這只是暗諷了小鮑莊人從撈渣的死獲得了好處，卻忽略了極其重要的一點，即外來現代文明沖擊了小鮑莊舊有的生活秩序和文化心理，也是對小鮑莊國民性的洗禮，特別體現在小鮑莊人對拾來前后的態度上。對于農業社會中存在的封建性與國民性還有其他的例子，如《厚土•合墳》，村長帶領村民為去世14年后的玉香找到了“屬相對”“生辰八字也對”的伴侶，他們承襲了婚喪的迷信行為，這種舉動讓村民得到了心理上的安慰，但也暴露出國民文化心理的愚昧與落后，同樣在《厚土•眼石》、《厚土•假婚》等小說文本里也反映出國民性的諸多弱點。
《老井》通過寫孫旺泉與趙巧英的愛情悲劇來展開對太行山民心理因襲的挖掘，小說所設的一個主要指向在于揭示人／自然矛盾中的生存困境。孫旺泉對老井村根深蒂固的依戀使他義不容辭地承擔起挖井找水的家族責任與民間使命，也使他壓抑自己的愛情追求進而轉移真摯的個體情感。趙巧英最后離開老井村與孫旺泉形成對比，可以說孫旺泉的堅守是對家庭責任的堅守，也是傳承老井村人樸素的傳統民間情感的需要，孫旺泉在向往山外并且可以走出山外的情境中卻選擇融入太行，這是太行之子植根于心底的道德克制和信念皈依。同時，這也是對保守、落后、軟弱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再度妥協。
上述的個案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尋根作品中關于國民性弱點的書寫。盡管以韓少功為代表的尋根群體試圖借助文化符號或者對非規范文化這個語碼進行解釋來重新獲得新時期文學發展的向度，但是當他們以80年代的激情和焦慮介入傳統文化時，尋根派更愿意以自身認可的審美方式加以對傳統文化換位思考。不難看出，韓少功、阿城等發表的文化尋根宣言夾帶著強烈的個人色彩，其原因就在于，他們要對自己的審美對象和審美方式進行調整。那么，這就相應決定了尋根文學要接受所要尋找的文化形態，因此，當他們竭力以“接受”的主觀態度去審視民間與鄉土時，很大程度上就疏遠了批判性的傳統。就像韓少功時隔多年后再次談起《爸爸爸》時，依然坦誠地表達自己“批判”與“同情贊美”的雙重態度，所以說，不管是尋根派找到了民族文化中的“優根”還是“劣根”，這本身其實并不妨礙他們對“根”的尋找。這就是說，尋根者首要的是去“還原”一種文化形態，并且帶有主觀的“接受”動機，如此找到的“優根”“劣根”都僅僅是其文化形態中的“本真”狀態。筆者認為，尋根派并未有預設的傳統文化優劣之根的區別，所以，尋根文學體現出來的國民性書寫就明顯缺少了作家們的批判傾向，即便是像“雞頭寨”最終還是要獲得生存。
考察尋根文學的國民性必須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啟蒙傳統相區別，如筆者已經分析的，尋根文學并非完全站在對失落的傳統文化進行批判的立場上來走進歷史。尋根派的文化反思也沒有直接承續對國民劣根性的挖掘，它的文化尋找是要將已經邊緣且淡出人們視線的“文化巖漿”做出一種時代的再現，并且要讓這種“再現”與新時期產生內在的互動。如果我們只是一味地認為“尋根文學是在試圖與‘五四’進行一次跨時代的歷史對話，是對‘五四’啟蒙運動的歷史延續”［20］（p97），那么，這就相對遮蔽了80年代現代化語境對尋根作家的影響，因為在尋根作家眼里，傳統／現代的對話是可以變為中國／西方的對話的。筆者的觀點是，國民性的由來就是歷史積淀的結果，尋根派的文化反思不可能脫離于歷史，而且他們又執意去尋找文化的邊緣視角，因此，與國民性產生話語關系也是自然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批評界就可以夸大尋根文學的國民性書寫，尋根文學涉及封閉原始的邊遠環境與造成這種狀況的“封建性”并沒有直接的關系，而相反“，傳統道德和古老的生存方式卻在他們的筆下彌漫成真正具有自足意味、文化秩序、犧牲精神和崇高價值的充滿生存幸福的神話”［21］（p89）卻應該成為尋根思潮中值得關注的所在。
總結起來看，尋根作家的主體性建構是不同于傷痕文學等新時期文學形態的向內轉的一次呈現，他們表現出了一種新的追求與愿望；他們的鄉土書寫并非出于本能的批判傳統的意愿，即尋根作家選擇偏離于現代文明的視角是為了以民族特點走進現代化的時代進程，因此，文化啟蒙傾向不應當被加以夸大，也就是說當啟蒙意識與封建性同時出現在尋根文學里時，文化批判功能才會顯露出來，這種民間取向是一次復雜的文化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