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鉉入宋后文學創作風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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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鉉入宋后文學創作風格分析

本文作者:魏瑋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中國文學史》在評價徐鉉等人入宋后的文章時有這樣一段話:“宋初文人多數是從五代十國入宋的……徐鉉、刁衎原是南唐的詞臣。他們入宋以后的散文仍多為駢體,風格浮艷。”[1]筆者認為,這段話中對徐鉉入宋后文章的評價有如下兩個問題是值得商榷的:

一、徐鉉入宋后的文章是否多用駢體?

《全宋文》載徐鉉文二十三卷,其中大部分都是入宋前所作。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載,徐鉉有《騎省集》三十卷,“陳氏稱其前二十卷仕南唐時作,后十卷皆歸宋后作。今勘集中所載年月事跡,亦皆相符。”筆者根據這一記載在《全宋文》中整理出徐鉉文集后十卷文章共68篇,加之其文集中雖未選,但明顯標注寫作時間為入宋后的文章5篇,得出徐鉉有73篇文章應確為入宋后所作。按照王力先生《古代漢語》中文章的分類方法,徐鉉73篇文章大致可分為9類,其中論辯類4篇、序跋類9篇、奏議類3篇、贈序類5篇、碑志類29篇、雜記類11篇、箴銘類1篇、頌贊類4篇、辭賦類2篇,另有5篇連珠詞。其中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文章共7篇,為韻文,按照常例不歸入駢體文之列。論辯類、序跋類、奏議類、贈序類文章共21篇,均為散體文。剩余碑志、雜記共40篇。每篇文章兼有散句和駢句。筆者將這40篇文章駢句高教版《中國文學史》認為徐鉉入宋后的散文仍多用駢體,那么徐鉉入宋后的駢體文所占的比例有多大呢?從以上兩個表格中可以看出,這40篇文章中駢句數超過50%的有12篇,其中超過80%的僅有3篇。王力先生在《古代漢語》中談及駢體文的構成,認為駢體文的語言有三方面的特點:第一是語句方面的特點,即駢偶和“四六”;第二是語音方面的特點,即平仄相對;第三是用詞方面的特點,即用典和藻飾。駢偶又叫對仗,駢體文的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句子要兩兩配對。判斷一篇文章是散體文還是駢體文,如果不考慮語音和用詞方面的特點,單從語句方面判斷,一篇文章至少要其中駢句所占的比例較大,才能稱之為駢體文。按照這個標準,以上40篇文章僅3篇可稱為標準的駢體文,另外9篇駢句的數量為50%以上,也可算作不太標準的駢體文,加之5篇連珠詞是用駢體寫成,徐鉉入宋后駢體文共17篇,僅占入宋后文章總數的23.2%,這個比例是較小的。所以《中國文學史》認為徐鉉入宋后的散文仍多用駢體,這一說法是不確切的。

二、徐鉉入宋后文章的文風用“浮艷”二字形容是否恰當?

《中國文學史》以“浮艷”二字來形容徐鉉的文章,一般而言,文章內容空虛、不切實為“浮”。雕飾辭藻,粉飾過重為“艷”。以“浮艷”二字來概括徐鉉入宋后的文章,這一點是值得商榷的。徐鉉博聞強識,懿文茂學,曾任知制誥、翰林學士等職,善于文辭。總的來說,他的文章崇理尚實,有宏博典麗之美。徐鉉的文章崇理尚實。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徐鉉的創作理念

徐鉉雖然沒有專論文章的著作,但在他給別人撰寫的序文中,可以看出徐鉉崇尚的文風。他在《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中寫道:“雖復古今異體,南北殊風,其要在乎敷王澤,達下情,不悖圣人之道,以成天下之務,如斯而已矣。至于格高氣逸,詞約義微,音韻調暢,華采繁縟,皆其余力也。”這一段論述說明徐鉉認為文章中的“道”是最重要的,而詞采藻飾尚在其次。這一主張和韓柳古文運動十分類似,中唐時期韓柳的古文運動雖為曇花一現,在晚唐影響較小,但余音尚在,徐鉉這一觀點就很可能是受到古文運動的影響。徐鉉認為“麗而有氣,富而體要,學深而不僻,詞律而不浮”①,“詞贍而理勝”②的文章是好文章。這說明他并不過分重視辭藻的華麗,反而認為用語“僻”、詞律“浮”,為文章的大忌。另外,徐鉉崇尚四杰之體,在《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中,他贊美王公的文章“如四子復生矣”,在《進士廖生集序》中他又贊美廖生的文章———“其文詞則得四杰之體”③初唐四杰之文在辭藻華麗之外,也重視文章骨力剛健的風格和活潑自如的生氣。這與徐鉉的創作理念相吻合,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徐鉉的創作主張,即崇理尚道,氣骨與詞采并重。

(二)徐鉉創作的實際情況

徐鉉入宋后的大部分文章,無論是散體文還是駢體文都并非華而不實。散體文如《重修說文序》以文字史的角度,談了文字自身的衍變和歷代學者對文字的研究,闡明了重修《說文》的重要意義,可謂融知識性和學術性為一體,文字流暢,內容翔實。又如《故尚書兵部員外郎江君墓志銘》中的一段描寫:“(江君)年十余歲,侍伯父食,不過園疏而已。伯父戲之曰:‘啜白薤之羹,淡而無味。’君應聲答曰:‘嚙紫茄之蒂,鏗而有聲。’人知其當大成也。”此篇墓志銘不只是一味地贊許恭維之詞,而是言而有物,不僅表現了江君幼年時的機智、聰慧,還使江君的人物形象飽滿而生動,如在目前。駢體文如《吳王隴西公墓志銘》,這是徐鉉為南唐故主李煜所寫。在新主帳下為舊主撰寫墓志銘,是一件比較為難的事情。常因為要討好新主而故意貶斥舊主。但徐鉉秉筆直書,且多贊美之辭,談到李煜的政績時,寫道:“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志。奉蒸嘗、恭色養必以孝,賓大臣、事耇老必以禮,居處服御比以節,言動施舍必以時。”贊美李煜為仁德之君。在篇末又稱李煜相貌俊偉、學養豐厚、才思敏捷:“惟王天骨秀異,神氣清粹。言動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經,旁通百氏”,“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天縱多能,必造精絕”。并且,贊揚李煜秉性純良:“本以惻隱之性,仍好竺干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對其亡國之因由主要歸結于天命,及李煜對待臣下過于仁慈、賞罰不明,以致“法不勝奸,威不克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酌骱睉冎裕怀山?偃王躬仁義之行,終于亡國”,整篇銘文無貶損之辭,全故主之義。所述內容大都屬實,對李煜的評價也比較公允。

(三)徐鉉的處世之道

徐鉉的處世之道也反映出他是一個比較注重實用的人。徐鉉在連珠詞其一中寫道:“背時則棄,不必論貴賤之殊;適用則珍,不必論精粗之異。”在其五中又寫道:“有用于物,雖遠而弗遺;無功于時,雖近而猶棄。是以楩柟在野,見采于良工;蒿艾在庭,不容于薙氏。”這從側面說明徐鉉是比較看重物品的實用價值的,他主張“物”必須適用于時,才能發揮其最大的價值。很難想象一位秉承實用主義原則的人做文章的時候,就完全摒棄了這一原則,而崇尚空談浮夸之風。筆者認為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宏博典麗主要體現在:#p#分頁標題#e#

1.徐鉉的文章善于用典,其文章之語言如非用典,亦多源自經史,有厚重雅致之美。徐鉉文章用典,可分言典和事典兩大類。言典,即古圣賢的言辭,前人謂之引經;事典,即古人的事跡,前人謂之稽古。徐鉉文章用典,以言典為主。言典即所引用的語詞,方式大致可歸為兩類,即直援、镕裁。徐鉉文又以直援為主要方式。如《吳王隴西公墓志銘》:“一游一豫,必頌宣尼;載笑載言,不忘經義。”其中“一游一豫”直用《孟子•梁惠王下》:“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語,又“載笑載言”直用《詩經•衛風•氓》“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語。《太子少師李公墓志銘》:“有晉失御,獫狁孔棘。”其中“獫狁孔棘”直援《詩經•小雅•采薇》“豈不日戒,獫狁孔棘”語?!吨亟ㄥ底淤v碑陰記》:“見賢思齊,好古博雅。”其中“見賢思齊”直援《論語•里仁》“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武成王廟碑》:“六官聯事,百度惟貞。”其中“百度惟貞”直援《書•旅獒》“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語。直援經史之語,而不加作者的重新創作和改造,在體現原文風貌的同時,又與作者新文章的風格、辭藻融為一體,增加了文章的典雅厚重之感。徐鉉文亦用镕裁之法,镕裁經史之詞,略加刪減改造。如《江州彭澤縣修山觀碑》:“狄梁公履虎不咥,弦歌此邦。”其語由《易•履》:“履虎尾,不咥人,亨。”與《論語•陽貨》“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二句結合而成。

《吳王隴西公墓志銘》:“發號施令,造次于是,終始不渝。”其中“造次于是”用《論語•里仁》中“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略加刪改而成?!独罟抡摹?“樹門反坫以備制度。”其中“樹門反坫”用《論語•八佾》中“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刪節組合而成。镕裁經史之語,又融入了作者新的創造,富有典雅之感的語句與作者的文章巧妙的結合,使文章既不失厚重之感,又很新穎,具有較強的藝術性。事典主要是征引故實,徐鉉文常以故實的關鍵詞來代替故實。如《洪州奉新縣重建闿業觀碑銘》:“遺民思慕,如召伯之甘棠。”其中“召伯之甘棠”概括的是召公勤政之事,據《史記•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哥詠之,作《甘棠》之詩。”闿業觀為西晉邑人劉道誠之故居,此處徐鉉用此事來歌頌劉道誠之賢德。《吳王隴公墓志銘》中“乞火無里婦之辭”,概括《漢書•蒯通傳》之典:“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缊請火于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斗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缊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于曹相國。”李煜在國之將亡時,無人為之說情,也無人可以依靠。此處用此典故概括亡國前李煜的悲慘境況。另外,雖然徐鉉入宋后的文章不以駢體文為主,但在事典的選擇上,他仍會考慮對仗的因素,即對仗的上下兩句所引之典為同一類型的典故。如上句所引之典含有數字,下句之典亦含。《華林書院記》:“何夸二酉之藏,富在穴中;不數三花之盛,秘之石室。”上半句有“二酉”之典,據《太平御覽》卷四九引《荊州記》載“二酉”指大酉、小酉二山。在今湖南省沅陵縣西北。二山皆有洞穴。相傳小酉山洞中有書千卷,秦人曾隱學于此。下半句對同樣含有數字的“三花”之語,“三花”當出自李白《贈嵩少山焦煉師》詩“二室凌青天,三花含紫煙”語,上句所引之典含有顏色字,下句之典亦含。

《驪山靈泉觀碑》:“國家朱光繼統治,綠字應圖,受白環于龜山,得玄珠于赤水。”以“紅”對“綠”,以“白”對“黑”。“綠字”指道教經籍《河圖》、《洛書》,其文字符號分別為紅、綠顏色,白環出自《太平廣記•女仙•西王母》:“植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玄珠為《莊子•天地》中的典故。此句之典既有顏色,又同與道教相關,足可見其用典之巧妙。上下句二典同為人物,《易府君神道碑》:“君以俯絳老之年,有郤克之疾。”絳老語出《左傳•襄公三十年》,郤克之事見《史記•齊太公世家》。此語一方面點出易文赟年事已高,且患有腳疾,另一方面又表達得極為隱晦,用典十分妥帖。上下句同出自同一類型的書,如《金陵寂樂塔院故玄寂禪師影堂記》:“禪師徇狎鷗之志,慕爭席之風。”狎鷗、爭席二典同出《莊子》,又如《樊公神道碑》:“有爭桑之女,多探丸之吏。”爭桑、探丸二典同出自史書。徐鉉文的對仗雖然不像南宋之四六駢文一樣工穩,甚至用生僻的典故,極盡雕琢之能事,但其用典之妙,對仗之工亦可稱道。徐鉉文若非用典,也幾乎是字字必有出處。這樣的例子在徐鉉文中比比皆是。僅舉一例說明,《隴西郡李公墓志銘》:“由是受任六官,交修庶職,彌綸舊典,咨訪老成,恪居無違,所至皆理。”其中“六官”語出《周禮•秋官•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交修”語出《書•說命下》:“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彌綸”語出《易•系辭上》:“《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咨訪”語出《后漢書•章帝紀》:“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恪居”語出《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敬共朝夕,恪居官次。”真可謂“無一字無來處”。

2.徐鉉文章不乏麗語,但自然流暢,不失典雅之風。徐鉉入宋后字數較多的文章以雜記與碑志類為主,而其中為某地建廟興觀寫的碑文較多。這些文章在描述廟宇、道觀環境之時,就有華麗的辭藻出現。如《揚州新建崇道宮碑銘》:“若乃殿堂陛楯之制,闬閎罘罳之列,或躊躇以閑宴,或窈窕而曼延。睟容肅穆,仗衛紛繹。搖太宵之佩,植紫旄之節,附洞陰之磬,扣豐山之鐘。欻若經閬風而歷琳房,飄如排玄云而揖丹露。風亭月觀之地,紫氣浮空;歌臺舞閣之基,芝英擢秀……”再如《大宋鳳翔府新建上清太平宮碑銘》:“瞻新宮之狀也,崇墉繚野,絳闕凌空。秘殿云高,俯軒欞而轉眩;修廊繩直,步欄宇而中疲。極丹青黼藻之工,窮銑鋈璧珰之飾。玉幾正御,瑤壇在庭;帝座既嚴,眾真畢饗……”在這類描寫中,徐鉉用了不少富有裝飾性的詞語,文辭比較華麗,但句子對仗較為工穩,音韻和諧,自然流暢,不失典雅之風。#p#分頁標題#e#

徐鉉文亦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如徐鉉文用典常有雷同。由于徐鉉學養深厚,文思敏捷,寫文章的速度很快?!端膸烊珪偰刻嵋芬蹲x書志》稱其文思敏速,凡有撰述,常不喜預作。有從其求文者,必戒臨事即來請,往往執筆立就,未嘗沉思。常曰:“文速則意思敏壯,緩則體勢疏慢。”由于寫文章較快,而不多加思索之緣故。徐鉉文中有這樣的情況:即兩篇文章出現同樣的典故,甚至是類似的語句。如《吳王隴西公墓志銘》中有“一游一豫”語,而《大宋重修峨眉山普賢寺碑銘》中亦有此語。再如《大宋鳳翔府新建上清太平宮碑銘》中有“《云門》、《大護》,綜六代之昭聲;稷下、淹中,采百家之精意”,而在《大宋重修峨眉山普賢寺碑銘》中則有“定《大護》、《云門》之樂,舉淹中、稷下之儀”語。在《揚州新建崇道宮碑銘》中有“搖太宵之佩,植紫旄之節”,在《洪州奉新縣重建闿業觀碑銘》中有“舉紫旄之節,搖太宵之佩”語。

另外,徐鉉文章缺乏鮮明的個人特色。他雖然推重初唐四杰之文,其文卻無令人拍案叫絕的代表作。既無王勃《滕王閣序》的華彩風貌,亦無駱賓王《討武曌檄文》的激情澎湃。其文太過于平穩,從他的文章中幾乎體會不到任何深切而真摯的情感。徐鉉之文更像學者之文,而非文人之文,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不過,徐鉉文雖非上品,但其文崇理尚實,用典妥帖,語句典雅厚重,有宏博雅致之感,高教版《中國文學史》僅以“浮艷”二字貶斥之,似乎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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