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馬華文學史的定義與研究方向，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馬華文學”其實只是一個簡稱,但其全稱卻暫無定論,一般將其視為馬來西亞華人寫作的華(中)文文學。馬來西亞有華文文學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初在馬六甲出現的第一份華文報章(《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15年創刊)開始,不過此時及此后近百年間的數家華文報章之副刊所載均是由文言文為載體的文章,直到1919年10月新加坡的《新國民日報》開始才有了以白話文寫作的文章出現,此為馬華新文學史①的肇端。馬華舊文學的短暫蓬勃是對清末民初的中國政治的反映,而馬華新文學也是無庸置疑地從一開始就一直受到中國文學尤其是五四新文學運動及其后的文學思潮的深厚影響,這首先是因為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有大量的華人為避戰亂或謀生下“南洋”(當時南下的文人籠統地將馬來西亞稱為南洋),其中也包括數量眾多的文人,而這批文人很快成為馬來西亞文文學陣地(即報章雜志)的中堅力量,由于他們的引導,使得二戰結束前馬華文學的脈動與中國文學幾乎一致。其次,無論戰前戰后,那些愈來愈多的出生馬來(西)亞的華人作家,他們選擇以華(中)文來書寫,其實已經是一種文化認同的表現,無論他們爭論馬華文學應該書寫中國還是馬來(西)亞本地華人社會的生活,那只是文學內容表現的問題而非對馬華文學本質的討論;由他們的閱讀范圍及耳濡目染的華人文化傳統所決定,他們仍然在中華文化之內[1]。當然,馬華文學的發展比中國(大陸)華文文學的情況要復雜得多,從作家群來看,有南來作家和本地作家,還有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出生大馬而后留臺、留港及留美的一批作家;從其發生、發展的外圍文化環境來看,有大陸文學、臺灣文學、香港文學及馬來文學和西方文學的多重沖擊;從其文學之外的政治、經濟等諸多層面影響來看,又先后與中國的戰亂、馬來西亞國家國體及政策的轉變以及近期多元開放的國際局勢有著緊密的聯系。本文嘗試考察幾部既有的馬華文學史論述,并結合部分馬華代表作家和作品來找尋馬華文學在華(中)文文學史之內的發展線索。 一、從幾部馬華文學(文類)史說起 方修可以說是最早對馬華新文學進行系統梳理的研究者之一,他的兩部最重要的馬華文學史著作即《馬華新文學簡史》和《戰后馬華文學史初稿》。前一部文學史由1919年馬華新文學濫觴寫至1942年初日據之前,后一部則由1945年二戰后開始寫至1956年底。這兩部文學史的寫作思路大致上一脈相承,時間也基本上連續,因此可將它們當作一部整合的馬華文學史來閱讀②?？傮w看來,方修對馬華文學特征最重要的概括是指出其受到中國文學的深刻影響,在他的馬華文學史里,中國本土文學的影子幾乎無時不在。戰前馬華文學由內容到形式都反映著中國社會和文壇的一舉一動,而即使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曇花一現的“南洋色彩”的提倡及“馬來亞本位概念”的形成,乃至到戰后1947年“馬華文藝獨特性”的提出及其與“僑民文藝”的論爭,它們所秉持的依然是中國新文學運動之后“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要求,即文學應反映社會現實,承擔諷喻時事的使命。對比方修的《馬華新文學簡史》與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書寫,不難發現其幾乎完全接受了中國文學史的一般寫作方法,將馬華文學的發展按時間分為“萌芽期”(1919年至1925年)、“擴展期”(1925年至1931年)、“低潮期”(1932年至1936年)和“繁榮期”(1937年至1942年),而其對馬華文藝思潮的總結也與中國文學中的新文學運動、革命文學運動、問題小說、現實主義文學、浪漫主義文學等一一對應。 至于戰后馬華文學的發展,方修的分期便由對文學發展興衰史轉為以文學對政治局勢的反應為依據了,亦即將之劃分為戰后初期、緊急狀態時期、反黃運動時期和星(新)馬獨立前后。另外,方修雖則花了極大的篇幅去描述馬華文藝獨特性與僑民文藝的論辯過程,并且列舉了戰后馬華文壇逐漸增多的關注馬來(西)亞本土社會問題的文學作品,但他在此部文學史的一開始就將戰后馬華文學定性為“反侵略、反封建”的文學[2],承接著戰前文學的發展,仍然是未從中國二、三十年代的“現實主義”文學中走出來,而從其文學作品的列舉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選擇標準仍然是所謂的“現實性”。 事實上,馬華文學在戰后是否面對“反侵略、反封建”的任務也頗令人懷疑,這恐怕是方修對戰后馬華文學一廂情愿的誤讀。 由此可見,方修雖然明確了馬華文學與中國本土文學之間的關聯,但是由于其過分強調文學反映現實的功能,故將文學隨外緣政治、社會等的變遷而寫作內容發生變化這一方面太過突出,從而忽略了文學本身在藝術手法上(即文學性)的循序漸進,方修的馬華文學史不妨看成是中國(戰前)及馬來(西)亞政治(戰后)在馬華文學中的反映史。 楊松年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進行對新馬華文文學的研究,其于2000年出版的《新馬華文現代文學史初編》可以說是匯集了他近三十年來對新馬華文文學新思考的產物。方修等人的研究成果當然是其參考的首選材料,然而在對(新)馬華文學史的描述上,楊松年畢竟有所突破。首先是在對文學史分期的問題上,他將馬來(西)亞本地意識與中國僑民意識的相互消長作為貫徹統一的依據,從而將新馬華文文學的發展分為“僑民意識濃厚時期”(1919年至1924年)、“南洋色彩萌芽與提倡時期”(1925年至1933年)、“馬來亞地方性提倡時期”(1934年至1936年)、“僑民意識騰漲、本地意識受挫時期”(1937年至1942年)、“本地意識與僑民意識角斗”(1945年至1949年)以及“本地意識的拓展、騰漲及繼續騰漲時期”(1950年之后)。楊松年隱晦地指出方修等人對馬華文學史的分期采用多重標準(如方修《馬華新文學簡史》采用興衰的準繩,而《戰后馬華文學史初稿》則采用政治時代分期的準繩)[3],而導致分期、分類紊亂,像他這樣的分期卻可使得馬華文學進程有跡可循。其次,在文學史論述的層面上,楊松年注意到報刊雜志的刊物宗旨、稿約要求等對馬華文學發展的強大指向作用,故而在整部文學史里用了極大的篇幅來描繪通過報刊雜志的社論、文藝評論及文藝爭論所體現出來的馬華文壇的發展面貌。再次,楊松年的新馬華文文學史中也出現了在方修的文學史中長期缺席的馬來文學,這些便是在馬來亞獨立之后出現的華文翻譯馬來文的文學作品[3];此外,在此部文學史著作的結束處,楊松年亦提到了馬華文壇出現的現代主義文學的萌芽。從這兩點來看,楊的文學史的確可以說補充了方修文學史的盲點,前者指出了馬華文學在與中國文學的互動關系之外也有著與馬來文文學的交流,而后者則在時間上將方修寫至五十年代的馬華文學史延展到了六十年代,并且指出了馬華文壇上與一貫處主導地位的現實主義文學不一樣的聲音。#p#分頁標題#e# 楊松年這樣的修訂當然有其可取之處,尤其是其以馬來(西)亞本土意識與中國意識的相互消長及至抗衡作為貫穿新馬華文現代文學發展的線索是極具有啟發性的。然而這樣的分析在實際操作上并不非常準確,而且只到1965年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分家便嘎然而止(當然這是由于楊松年對于“現代”的定義就是到1965年新、馬分家為止)。同樣因為時間斷代關系,“現代主義”文學的出現只是墊尾,這部新馬華現代文學史仍然是一部現實主義文學史。以馬來西亞為例,在五十年代后期開始便有留臺學生,自他們開始一代一代的馬華作家不斷向臺灣文壇進攻并且取得非凡的成績,這些以留學生起家的馬華作家留臺的初衷很大程度上都是為了尋找純正的中華文化之根③,可以說,在馬來亞獨立后,并非如楊松年所概括的那樣,純粹是馬來西亞本地意識的騰漲,相反,中華文化意識取代了二戰前后的中國民族意識,卻仍然主宰著很大一部分馬華作家的創作。而另一方面,一些留學臺灣、香港或美國返馬的作家也將在臺灣、美國等地受到的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帶回馬來西亞,這些對六十年代以來馬來西亞文壇的沖擊都不可忽略。事實上,也正是自五十年代開始,馬華文壇接受了臺灣以及香港文學④的影響,并且對之后的馬華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這些在楊松年的現代文學中仍然沒有述及。此外,楊松年對報刊雜志對馬華文藝思潮指向的研究最終導致其對馬華文學的描述集中于文藝論爭上,而對文學史的真正主體,即文學作家和作品卻缺乏分析論述。至于馬來文學(文化)與馬華文學的互相交流則只反映在翻譯文學當中,馬華文學對馬來文化的吸收或者不兼容的狀況以及更深層次的接觸卻沒有論及。 這些問題在大陸學者黃萬華的《新馬百年華文小說史》中得到了相當的改善。他在正文前的緒論二篇中首先將新馬華文文學放置在整個東南亞華文文學乃至“海外華文文學”的大范疇內進行描述,由二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東南亞華文文學(包括馬華文學在內)大致都經歷了由中國的“僑民文學”到爭取本地化以進入當地主流文化、直至由于社會轉型和再移民現象所引發的開放格局。黃萬華的論述因而兼顧了馬華文學與整個海外華文文學之間的關聯,從而為對馬華文學的進一步研究打開了新的視野。在某些具體問題上,黃萬華對馬華文學近百年歷史的某些特征概述與方修、楊松年表現了不同的意見,例如他指出馬華文學在戰后逐漸脫出直接與中國新文學思潮呼應的軌道,“并非意味著它要弱化自己同母體文化的聯系”,而是由“中國意識逐步轉化為中國情結”:“所謂中國意識,是身在異國而仍思葉落歸根的僑民意識。而所謂中國情結,則是在落地生根的歷史積累中,視故國故土的文化為一種精神家園的民族心緒。”[4]這一概述固然道方、楊所未道,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成立,不過對照作者自己在緒論中所提醒包括自己在內的大陸學者“應警惕以中華文化圈核心自居的‘霸權’心理”來看[4],這樣的定論雖然比較含糊,但也不免讓人懷疑這是否也是一種中原霸權的體現。事實上,東南亞各國先后獨立建國之后,目前在海外逐漸落地生根的華人移民已經很難再將地理和政治版圖上的中國視為自己的“故國故土”,反而將自己視為居留國的主人,國族認同傾向于他們的居留國而非中國。因此,所謂的中國情結其實更恰當的說法應該是文化上的中華情結。黃萬華的《新馬百年華文小說史》的精彩部分在于其緒論,此后的具體小說史的敘述方面按照時間順序,分為1919年至1960年馬華文學現實主義的興盛與“誤讀”、1960年至1980年的現代小說藝術的自覺和探尋及1980年至1998年的雙重傳統和典律建構的艱難實踐三個時期,盡管有這樣的時間緯度,作者為顧求面面俱到而反倒使得自己的小說史建構顯得零亂,有的作家先后在不同小說歸類中重復出現,而同一個時期某些作家的作品也常常出現在不同的篇章里,這樣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割裂了馬華文學及其具體作家文學創作的延續性,也不利于觀察其發展過程中的轉變。此外,他在討論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危機時,認為“華人社會急速都市化、現代化的過程中,心安理得于被連根拔起的痛苦,心甘情愿于‘西化’而失卻中華思想文化的內核”[6],其實這并非海外華人單獨面對的危機,在中國大陸也有同樣的問題存在,只是其困境可能不如東南亞那樣深刻。 二、如何書寫馬華文學 來自馬來西亞柔佛洲、現居臺灣的學者兼作家黃錦樹認為海外華文文學有兩條“根”,即鄉土與文化:“后者是文化身份,源頭在中國,對鄉土而言是外來的;而前者卻與海外華人的政治命運相關。 政治情勢總讓鄉土意識處于漂浮、悲情的狀態。在這種情形下,敏感的心靈對于后者的追尋自然是不免的,而這種追尋又受到前者的刺激、強化。同時追尋的歷程也就是文化放逐的歷程,因為土地與文化斷裂為二。”[5]從這一觀點出發,并綜合前文對三部馬華文學(文類)史的批評,我們不妨從下列三點來描述馬華文學的發展歷程: (一)作家分類 按照時間順序,第一類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之前的馬華作家,其中包括海峽殖民地的峇峇⑤作家和其它華文報章的文章撰寫者。前者主要創作翻譯文學,但是隨著峇峇華人的式微,具有一定獨特性的峇峇文化和峇峇語文也不可避免地逐漸銷聲匿跡了。后者主要是寫一些帶宗教宣傳意味的小品文、歷史散文、新聞紀事等。第二類是二十世紀以來至二戰結束前后馬來亞的中國文人,這一類作家中有的在戰后離開馬來亞回國或者再移民去別處,有的則曾經短暫回國而后再度返馬最后居留于此地(如方北方),還有的便是南來后一直留于馬來(西)亞。前者僅僅以馬來亞作為戰亂的臨時避居地,其文學作品則是地道的“僑民文學”,或者是“在馬來亞的中國文學”,而后兩者則大致經歷了由馬來亞僑民轉化為馬來西亞公民的過程,而文學書寫的范疇也由關注中國戰地轉到對馬來西亞本地華人生活的描寫上。其中最顯著的例子例是方北方,1928年南來,又曾經于1937年回到戰火紛飛的大陸求學,其間寫下“風云三部曲”來描繪中國革命,之后于1945年返回馬來亞,陸續創作了“馬來亞三部曲”。第三類作家便是馬來(西)亞本土作家,在戰前出生的本地作家的文學作品有著與上述第二類作家中后兩類類似的轉變過程,即二戰結束前受到中國民族主義思潮激蕩,而戰后專注于馬來社會。而在戰后出生的本土作家又有一直留在本土發展的(如小黑等),有留臺、港、美未返(李永平、黃錦樹、溫瑞安等)和留臺、美而后返(潘雨桐等)的作家群。一直留在本土的馬華作家最有可能將華人文化與馬來文化進行交流,而逐漸開放的國際視野也促使本土的馬華作家接受西方文學的洗禮;留臺的馬華作家出于追尋純正的中華文化的目的,卻無意到臺灣接受了六十年代以來臺灣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其文學創作非常多樣化。#p#分頁標題#e# 這第三類作家現在正開始挑起馬華文學的大梁,并將馬華文學推向開放的外圍。 (二)文學導向意識的轉變 二戰前后,主要是在中國民族意識的鼓舞之下,馬華文壇不僅在書寫形式(現實主義文學)上,同時在書寫內容(中國大陸的戰事)上都與中國本土的文學陣地息息相通,此時的馬華文學的文化之根與鄉土之根(借用黃錦樹的名詞)雖然在事實上已經斷裂,但在絕大多數的馬華作家的想象中仍然是合二為一的。馬來亞本地意識的逐漸覺醒,便開始在打破這樣一個幻像,不過對于馬華文學鄉土之根的爭論說到底只是對文學的描寫內容之爭(是馬來西亞還是中國),并不觸及馬華文學的實質,即其中華文化性。也正因如此,馬華文學在二戰后的發展開始向外圍開枝散葉,這便是由留學和再移民現象所引發的外馬華作家群的出現。他們的選擇“流亡”,一方面是馬來西亞國家政策壓制華文所導致,另一方面,長期的鄉土失根引起他們對于文化失根的恐慌,故而要力爭回到中華文化的中心(主要是臺灣)去。更重要的是,隨著他們來臺漸久,便也逐漸認識到之前為國民政府所夸耀的“大中國”及中華文化在這里也不過是一個虛構的神話。像溫瑞安說的,在臺灣有時發現市面上充斥著“揚洋”、“藍哥”,電影廣告上都是美國的牛仔褲和日本的洗衣機,出租車里播放日本音樂,……到處都有美語訓練出的“臺北洋人”,圣誕節過得比農歷新年還熱鬧,大學生開口邏輯心理學,閉口比較文學,……我們看了自是痛心[6]。 回到地理上的中華文化中心在這些外馬作家看來最終也是徒勞,他們對中華文化的執迷不悔便再轉而對中文這一特殊的文字的極度熱愛,如李永平、張貴興、黃錦樹、潘雨桐等等,不唯他們這些外馬華作家,包括馬華本土作家都表現出不亞于甚至更甚于中國大陸作家或臺灣作家對中文文字美感乃至中華文化的執著。這些作家的出現代表了戰后馬華文壇由具體的中國民族意識向更抽象的中華文化意識的轉變,并且這也不是在馬華文壇才有的現象,新加坡有周策縱與王潤華教授等提出“雙重傳統”的倡導[5],并且得到東南亞華文文學界的普遍歡迎,這雙重傳統即本土文學傳統與中國文學傳統,后者明顯是一種文化上的中華性。 (三)文學轉變的政治、社會動因 馬華文學由二戰前后的受中國民族意識所支配到馬來西亞建國后的中華文學意識的愈加鮮明,使得馬華文學的內容由地理中國變為文化中華,也是一種由民族主義認同向文化主義認同的轉變,在這個轉變之中,中國和馬來(西)亞的政治及社會轉變都不同程度地起著刺激作用。首先,由三十年代開始到二戰結束之間,在中國南來作家的推動下,不僅文化戰線上一派支持“祖國”抗擊日本的聲音,更有當地的華社集體抵制日貨、捐資支持中國進行得熱火朝天。日本占據馬來亞時期,由于日本人壓制華人的政策,華人由被英殖民者頗受重視的“中間人”(middleman)變為在馬來人之下,在經濟上極受打壓,而馬來人在此期間所獲得的優待以及逐漸興起的馬來亞的民族意識令他們在戰后為了繼續他們在馬來亞政治上的優勢,一方面積極尋求擺脫英國卷土重來的殖民統治,一方面更要堅持壓制在經濟方面明顯優越過他們的華人。戰后初期的華人絕大多數還想保留雙重國籍,對馬來(西)亞當地的政治局勢漠不關心,但是在1955年中國取消對雙重國籍的承認之后,有朝一日回返唐山的夢終于破滅(當然也還是有少部分華人移民回到了大陸),他們便開始著眼于當地的政治,也開始積極爭取華人有馬來西亞的公民權利。這些都是馬華文學作品由戰前的中國本位轉向馬來西亞本位的動因。然而馬來西亞獨立之后的國家政策保護馬來人、馬來語的優勢地位,令關系中華文化傳承命脈的華文教育遭受到極大的威脅。 而另一方面,中華文化的儒釋根基始終與馬來社會的伊斯蘭文化難以融合,并且此時的華人一直保持著與馬來人旗鼓相當的數量,象十八世紀時因為華人移民中男性女性比例極端失調而逼不得以的異族通婚現在既不必要也表現出文化上的種種障礙,因此華人被馬來社會同化的可能性其實相當微弱。在華文危機的狀況下,加上華人不愿被馬來社會同化的主觀意愿,這也便造成了馬華文學更積極地向中華文化進行訴求的現象。 以上對馬華文學發展的粗淺討論應該只是一個開端,在這個開端之后所要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譬如,新馬華文文學在新、馬分家前后的發展如何?外馬華文學在作家現所在地(比如臺灣)的被接受情況如何?而這類外馬華文學與當地文學的交匯又將對各自文學史產生怎樣的影響?等等。 這些都有待將來作進一步的文學閱讀和研究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