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后現代傳媒背景下的道德構建，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隨著新媒體的快速發展，傳媒環境的道德缺失問題日益得到學界的重視，傳媒倫理學已經成為應用倫理學中新興的研究領域。雖然現有的研究已認同當今傳媒環境的后現代特征，但是，在后現代語境下關于道德缺失和道德重建問題的相關研究還不是很多。本文擬以時下的新媒體為切入點，在后現代主義的語境中，分析新媒體影響下的傳媒環境的后現代特征和存在的道德沖突，并結合倫理學的相關內容，探索重建道德的路徑。 一、新媒體影響下的后現代傳媒環境 后現代主義思潮營造出的后現代精神影響著西方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領域。在社會上，以進行多樣化的變革代替統一、整體的狀態；在政治上，以橫向交流代替縱向管理；在道德上，以承認多元化代替凝固的道德準則。雖然不能斷言中國社會已經進入后現代社會階段，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精神無疑對中國社會文化和實踐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至少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尤其在以高科技發展為基礎的傳媒領域，網絡和手機等新媒體的普及，使傳媒環境更呈現出后現代主義的特色。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新的傳播時代在模式建構和總體理念上，似乎無意中融合了后現代主義的動態哲學[1]，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去中心化 后現代主義打破了現代主義營造的權威理念，反對普遍性和總體性，它提倡的多元化、復雜性最能表現在新媒體的去中心化實踐中。新媒體的去中心化是Web2.0時代所帶來的傳播方式的革新，從單向傳播向雙向傳播轉變，從高度集中的信息傳達方式向分化松散轉變。依托網絡技術的提高，多點到多點的傳播方式使得人人都能成為信息的發送者。尤其近年微博的流行，人們能便利地隨時發出信息與其他網民分享和互動。去中心化的傳播方式彌補了傳統媒體傳播時效性的缺陷，讓信息能第一時間呈現在受眾面前，并且互動的特性提升了反饋的效率和傳播的速率。但是，去中心化后，人人成為信息的者，如何保證信息的真實性則成為一大難題。 （二）泛娛樂化 在網絡等新媒體的發展過程中，由于網上把關的難度較大，對網絡上不健康信息的過濾一直令人擔憂。由此所導致的網上基于低俗內容的炒作現象屢禁不止。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媒體的產業屬性決定了其對經濟利益的追求。但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在市場化的沖擊中，后現代主義解構了統一的價值準則，又未及時建立起新的價值導向，反而主張以價值的多元化來適應社會的新環境。此外，后現代主義文化特征，如非邏輯性、非連貫性、游戲性、無深度性等，對傳媒的內容也產生影響。這些讓原本可以控制的娛樂化趨勢達到了泛濫的境況。 （三）虛擬化 后現代主義的反理性和不確定性的理念在傳媒領域體現為傳媒環境的虛擬化。這里的虛擬化主要指兩個方面：第一，不真實性；第二，虛構性。就前者而言，人人都是信息的者，網絡中泛濫的信息難以得到確證，真實性不能保證。近日，新浪微博和騰訊微博就因網絡謠言問題遭到國家互聯網信息管理部門的點名批評。原本處于現代主義狀態中的傳統媒體依靠把關人，雖不能保證信息全部真實，但在現代性標準價值準則的導向下，一直能以具有真實性的權威示人。而在后現代主義情境中，一切準則都被弱化。就后者而言，在網絡中，人們都以虛擬的昵稱、代號與人交流，這是一個符號與符號對話的時代，而不是人與人面對面交流的時代。無需直接附帶責任的匿名式發言使行為和行為后果之間由于缺失具體行為人而產生了脫節。 二、后現代傳媒環境下的道德困境 后現代主義解構了被現代主義建構起來的道德準則，拋棄“神”的權威和理性權威的人們又重新回到了“道德模糊性”的時代。這個時代給我們提供了以前從未享受過的選擇自由，同時也把我們拋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使人煩惱的不確定狀態[2]。處在去中心化、泛娛樂化、虛擬化傳媒環境下的后現代傳媒也同樣陷入了道德不確定的沖突之中。 （一）道德價值體系：解構與建構的沖突 后現代“返魅”對現代“去魅”的反抗，讓原本在現代社會中可以憑借理性力量建構起來的道德準則瞬間瓦解。在后現代傳媒環境中，道德價值體系解構與建構的沖突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從傳媒環境看，在面對道德抉擇時，后現代主義和現代主義仍然處在博弈的過程中。以高科技發展為基礎的傳媒領域，尤其受網絡和手機等新媒體普及的影響，傳媒環境向后現代化方向發展。但是，后現代性僅是現代性自身的超越，中國社會并沒有完全處在后現代社會階段，因此只能說傳媒環境在現代化的軌道上呈現出后現代化的趨勢。所以，當后現代傳媒環境中的主體進行道德判斷時，后現代主義多元化的道德價值體系與現代主義統一的道德價值體系共同發揮著作用。最典型的是網絡虛擬社會和現實社會的道德準則沖突，人們一方面在網絡的虛擬社會中“暢游”，另一方面又將受到現實社會規范的約束。是解構還是建構？兩大相悖的準則最終難以歸于一點。第二，從整個社會看，在后現代化發展的趨勢下，傳媒和社會的相互影響讓價值觀重新整合陷入困境。后現代主義影響著傳媒環境，使得傳媒環境中原本的道德準則，如黨性原則、真實性原則、人文關懷原則等逐漸解構。在道德模糊性的時代，多樣化、多元化的標準與選擇讓傳媒能使足全力“唯利是圖”。由于傳媒具有超廣泛的媒介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以及意見領袖和議程設置作用，它總引導著受眾朝哪個方向思考和行動。根據德國傳播學者紐曼的沉默螺旋理論，大眾傳播媒介在影響公眾意見方面確實有著強大的效果。這種解構不僅使傳媒環境下自身的道德價值體系難以建構，而且導致整個社會陷入道德恐慌和無序。傳媒對于色情、暴力、怪誕等非道德甚至反道德的嗜好，使得社會公眾對真善美等普遍道德原則與社會價值觀整合喪失信心[3]。因此，受后現代主義的影響，傳媒道德準則在陷入無序狀況之中時，又反過來致使社會道德進入無序狀態。在循環往復之中，建構道德價值體系的力量顯得相當無力。#p#分頁標題#e# （二）道德選擇標準：“義”與“利”的沖突 “義”與“利”的問題是人類倫理所面臨的幾大根本性問題之一。按照現代主義理念，人們普遍追求統一的道德準則，傳媒倫理大體能依歸“義”大于“利”的抉擇。但是，隨著傳媒市場化的進一步拓展，國內外傳媒環境競爭日益增強，傳媒倫理準則逐漸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后現代性的價值多元化。后現代傳媒在“義”與“利”的抉擇中，更多地依據情感主義，對哲學理性進行壓制。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對“利”的追求源于傳媒的產業屬性。因此，在決策中為了能更好地應對競爭，不得不弱化或放棄道德準則。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有限的市場份額進一步被瓜分，為了在市場上立足，無論是新媒體還是傳統媒體，趨利的產業屬性都更赤裸裸地展現出來。其次，何謂“義”，何謂“利”，以及它們的界限在后現代主義眼里已經模糊不清。換句話說，“義”與“利”的沖突在后現代語境中進一步擴大。網站本應傳播健康向上的信息，但為了獲得注意力和點擊率，贏得利益，有些門戶網站上時不時會彈出裸露的色情廣告，更嚴重的是一些以“兜售”色情內容為主的色情網站。除了門戶網站傳播色情信息，由于網絡是雙向傳播的互動模式，網絡受眾作為新一代的傳播者，其中不乏一些人缺乏道德素養、道德意識，不惜用裸露鏡頭炒作，并借助于網絡廣泛而高速的傳播特性，使自己名聲大噪。例如，2011年的干露露浴室征婚門事件，在網絡推手“非我非非我”的幫助下，干露露的母親沖進澡堂給女兒拍的征婚視頻迅速被“廣而告之”，視頻之大膽讓網民瞠目結舌。人們不禁提出疑問，網絡的道德底線在哪里？此類事件的發生主要是由于后現代社會碎片化的道德語言和道德現象中缺少普世價值的準則。姑且不論普世價值是否可以實現，但一些道德現象的底線倫理還應值得把握。 三、后現代傳媒環境下的道德重建——“他律”與“自律”的動態融合 《后現代倫理學》的作者齊格蒙•鮑曼和《德性之后》的作者A.麥金太爾從兩種截然相反的角度探討后現代道德重建的問題。但是，筆者看來兩種理論探索都有一些致命的缺陷，無法讓后現代傳媒環境真正走出道德碎片化的境遇。在此，總結二人的經驗和不足，筆者試圖構建出一條后現代傳媒環境道德重建的路徑。 （一）齊格蒙•鮑曼：個人主義——“個體道德” 鮑曼試圖用碎片化的思維解決后現代的道德危機，把道德的重建給予個體道德的自覺性之上。他認為后現代道德沒有既定的基礎，不存在一個道德規范準則可以建立的基礎。他主張道德是地方性的，并且不可避免的是非理性的——在不可計算的意義上，因此，不能表達為遵從非個人的規則，不能描述為遵從原則上可以普遍化的規則[2]。同時，他主張“為了他者”的道德，當且僅當針對“我”時，責任才是有道德意義的，否則，強加于他人身上的責任便失去了道德的意義。這種依歸于個體而非外部的道德似乎很有實踐力，但理論本身存在著許多現實困境。例如，碎片化的后現代，個體道德失去了可靠的倫理規則，不確定的個體道德如何負擔起“為了他者”的責任？個體道德的自覺性如何實現？當個體道德自覺性得到良好實現時，在交往的過程中，兩種或多種個體道德如何處理矛盾從而達到平衡？個體自由的宣揚和權威的喪失反過來促進多元化，多樣化的道德標準無法實現統一，結果導致永無止境的爭吵，是否會走向道德的虛無主義和道德懷疑論？ （二）A.麥金太爾：社群主義——“回歸美德” 麥金太爾與鮑曼在個人主義的問題上有著迥然相異的觀點，他回歸到傳統的亞里士多德德性論，用社群主義批判自由主義和情感主義。他認為訴諸個體道德的道德重建使得每一個人都成為道德準則，這完全是個人意志的體現。同時，建立在“為了他者”基礎之上的道德也失去了他者的意義。他者僅僅作為一種手段，并沒有起到真正的鏈接作用。當然，在麥金太爾回歸美德的實際意義上，我們要打上一個問號。因為亞里士多德所宣揚的德性論是基于古希臘城邦共同體之上，與當今社會的社會形態截然不同。 （三）融合“他律”與“自律”的嘗試 筆者認為，任何一種道德的建設不能單單地架構在一種主義或者是一種意識形態上，而應立足于現實。后現代主義固然沒有現代主義發展的成熟與完善，但就是因為后現代主義是對現代主義的批判與反思，是一種新的發展趨勢，所以不僅不能舍棄其中任何一個，更應該相互結合取長補短。換句話說，道德重建的努力既要從后現代的趨勢出發，也要考慮到現代化的實際。因此，在進行后現代傳媒環境的道德重建時，應同時把握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道德特征——前者要建構道德規范，注重“他律”；后者要解構道德規范，注重“自律”。“他律”與“自律”動態融合，以應對新環境下的道德沖突。 新媒體影響下傳媒環境的后現代化特點也要求“他律”與“自律”的動態融合。承載著高科技的網絡和手機等新媒體的運用，使得傳統媒體僵化的傳者、受眾關系得以打破，傳媒環境進入互動的雙向傳播狀態。傳統媒體下明確的信息發送道德規范和信息接受道德規范不完全適用于新媒體下模糊的角色定位。在模糊的角色定位和模糊的責任歸屬下，單純依靠原有固化的道德準則很難有效地規范人們的行為。這也是新媒體相關方面的準則規范效果不佳以及遲遲未能制定完善的原因之一。在這種情況下，傳媒環境的道德準則只能依托于原本現實社會的道德準則，但僅能起到底線倫理的作用。所以，人們更多寄希望于內省式自我約束的道德意識發揮作用，讓具有超越性的“自律”精神帶動“他律”規范的設立。但這并不意味著拋棄“他律”完全實現“自律”。#p#分頁標題#e# 傳者、受眾作為道德主體，其內在的道德性的形成，自覺的道德意識的發育離不開道德規范的指引。只有在指引中才能上升為自覺的道德境界。否則，單純依靠“自律”，在新媒體模糊的角色定位和責任歸屬前提下，很容易進入“集體無意識”的狀態，導致如“網絡暴民”等類似的群體性事件。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道德觀早已指出，作為社會道德，它只能是“自律”和“他律”的統一[4]。馬克思批判康德最早提出的具有人道主義個性自由特征的道德自律觀，批判黑格爾作為絕對精神的道德他律觀，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指出道德本質是他律的同時，不否認道德的自律性。他認為自律不僅僅是作為個體意志的表象，更是人類精神的內在制約，來自于并反映著社會存在。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建立起溝通“自律”和“他律”的紐帶。道德主體借助于自然、社會規律的認識，自愿地認同并踐行社會道德規范，從而把被動的服從變為主動的律己，把外部的道德要求變為自己內心良心自主的行動[5]。當然，自愿也要建立在個體具有道德的自覺意向上，不然，僅靠規范的強制作用，為了其他的目的做出偽善的行為，最終也無法轉化為自律。 綜上所述，無論是社會現實狀況、傳媒環境的后現代特征，還是“他律”和“自律”的關系，均表明新媒體下的后現代道德重建，必須嘗試“他律”與“自律”的動態融合。激勵道德主體的“自律”精神，為“他律”提供基礎；發揮外在規范的“他律”作用，將其內化為“自律”。在具體的實踐層面，筆者認為，首先，發揮媒介道德凈化作用，提高媒介和受眾素養，培養道德主體的“自律”的意識和能力。新媒體環境下，碎片化、多元化的道德現實狀況已擺在眼前，它蒙蔽了道德主體內心的道德自覺意向，使人們在進行選擇時難以撥開迷霧。因此，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其本有的道德凈化作用顯得格外重要。門戶網站、運營商等“把關人”應該首先站出來，做出表率，凈化信息環境，這樣不僅能提高傳者和受眾的媒介素養，而且能激勵他們“自律”的道德能力。 其次，建設具有積極他律性的倫理制度和制度倫理，努力培養出自個體的德性倫理。倫理制度和制度倫理是“他律”在社會中的兩種外化形式，兩者相輔相成。倫理制度是制度化的倫理，是明示的道德規范；制度倫理是指制度中的倫理規范，是非倫理的規范組合。新媒體發展的短短幾年中，相關的政策、法規紛紛調整或出臺，例如，《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互聯網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規定》、《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等。但是，制度和規范的完善反而并未改善傳媒環境中的道德狀況。一方面，由于新媒體的跨媒體特征和較快的更新速度，使得傳統按行業劃分的管理體系和方法難以奏效，規則制定的反應速度趕不上產品的更新速度。另一方面，反映出現代性的規范與后現代化的沖突，同時，也反映出制度設立沒有完全依托于個體道德的自覺意向，因此無法真正內化為個體的“自律”，它總是游離于個體之外，僅起到消極他律的作用。因此，倫理制度和制度倫理的建設，要基于個體的道德自覺性，確保制度的積極他律性。在此前提之下，道德主體才能自覺地遵守約束，并努力內化為自律，塑造出良好的德性。 “他律”與“自律”的動態融合，這是道德價值體系和道德選擇標準沖突得到緩解的出路。從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雙重道德立場中建構出對傳媒環境中的媒體以及受眾都有所約束道德體系，這樣才能在媒體與受眾間建立一個良性互動的道德關系，使新媒體的互動性原則在道德方面也得以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