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后現代歷史中的文學觀念，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歷史敘述與文學理論之間的關聯之所以成為近來歷史理論研究領域中的熱門話題，其實質的原因就是，在“大寫的歷史”落幕之后，人們的確發現“實在的歷史”與歷史敘事的方式有著相當大的關聯，而歷史敘事的方式又和文學敘事的技巧(即修辭方式)有著密切的關系。在結構主義與語言哲學的影響下，歷史研究既拋棄了思辨歷史哲學的研究方式，也拋棄了分析、批判歷史哲學的認識方式，而著眼于歷史敘述語言的修辭研究。這種異質于傳統的研究方式在思想形式上與后現代主義相呼應，它以歷史“詩學”方式“解構”了傳統歷史敘事的觀念。 一、歷史落入文學的視野 后現代的歷史研究方式以一種與傳統完全斷裂的方式表達出來，這種研究范式的轉換具有濃厚的時代氣息和思想底蘊。其中，現代語言哲學與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最為巨大。傳統歷史敘事認為，“事實構成了歷史話語的‘主體’，文體或多或少是趣味的，但絕不意味著本質上的‘掩蓋’，現在，我們能夠認識到，在現實主義話語如同在想象話語中一樣，語言既是形式又是內容，這種語言內容必須被看做與其他的內容一樣，構成整個話語的總體內容。”①這種后現代歷史敘事方式主張，歷史敘述從形式上而言，它是一種語言修辭技巧的有意識建構，這種建構的內在機制完全可以從方法論與認識論的意義上來理解，在任何一個普通的歷史撰述的文本中，我們都能夠很容易地發現，歷史文本的形式與內容是緊密聯系的。甚至歷史敘述的內容有意識地借助敘述形式來表達。 在后現代歷史敘事思想下，歷史與文學這兩門在傳統上被認為有很多隔閡的人文科學領域卻走向了共融，這是因為在文學理論中的那些有關語言本質、言語方式、書寫風格的理論，為新的歷史研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啟示。如，歷史敘述的修辭形式類似于文學敘述的修辭形式，“歷史故事”與“歷史實在”的關系類似于文學敘述中“虛構”與“原型”的關系。研究歷史文本也應該同研究文學文本一樣重視語言的結構，“每一種歷史首先都是一個詞語制品，一種特殊語言應用的產物。而這意味著，如果人們認為歷史話語能夠生產一種特定的知識，那就首先必須將其作為一種語言結構加以分析。”②因此，新的歷史敘事方式認為，歷史學家要重新確立歷史研究的尊嚴，就必須轉換歷史研究的方式。以新“敘事主義”而聞名的海登•懷特指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歷史研究者認為，歷史學要么是一種科學，要么什么都不是。但事實上，幾乎沒有任何一位歷史學家否認歷史可以成為一門學問，但就歷史究竟可以成為怎樣的學問，就產生了巨大的分歧。它究竟是一種科學，還是一種詩學呢?這是自亞里士多德以來就存在的問題。但遺憾的是，在一元的解釋系統中，歷史要么被視為類似實證的“科學”，要么被當成類似藝術的“詩學”，并且是一元觀念下的“科學”與“詩學”。因而，當歷史在一元的“科學”與“詩學”觀念下尋找家園的時候，必然陷人一個自相矛盾的境地。自康德的批判哲學產生以來，人為自然立法的思想在人文科學領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認識論上來說，我們不得不承認，“事實”與其說是“給定的”，毋寧說是“建構的”，因此，在歷史研究領域，繼續把“事實”看做是“給定的”顯然是非法的。因而，如果歷史研究繼續回避現代文化的貢獻，如文學上的再現技巧，其結果必然是對歷史學合法性的質疑。 二、形象描述逝去時代的努力 后現代歷史敘事學以“詩學”的方式來看待歷史的敘述方式，歷史文本中用以表達內容的敘述形式，不能視為與內容無關、可以任意變更的因素，它應當被視為與內容具備同等地位的“形式的內容”。從一個具體的歷史學家所撰述的歷史文本而言，歷史學家對歷史的再現就是通過對詞匯、句法、語法、語義等方面進行選擇的過程，他的歷史故事首先是一個“語言藍圖”，單從這方面來說，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沒有質的區別。歷史敘事學的任務就是歷史學家在遺留的“語言藍圖”中找出形式的因素，然后通過對各種形式因素的比照研究，發現歷史文本的深層結構—這是我們在目前的情況下通達歷史的一種嘗試。海登•懷特通過對19世紀歷史著作的研究而得出結論:任何一個歷史學家所遺留的歷史文本都顯示著某種形式的敘事風格，歸納起來說，這些敘事風格包括“情節化模式”“形式論證模式”與“意識形態蘊涵模式”。與此同時，海登•懷特從語言修辭結構上又區分出歷史文本的四種類型，即隱喻、借喻、提喻與反諷。它們的主要功能是為某種理解作出預設，如果歷史敘事是有條理的，那么，從修辭上來把握歷史敘事是理解實在歷史的最佳良機。 這些編排模式與類型在使用中可能是有意識的，也可能是潛意識的，但就整體形式來說都是有機的，而且在這些編排模式中包含若干技術層次。這些技術層次包括“情節化模式”“形式論證模式”“意識形態蘊涵模式”。海登•懷特認為，歷史敘事是“情節化模式”“形式論證模式”與“意識形態蘊涵模式”按照歷史撰述者有意識或潛意識地進行編排與組合。一個有經驗的歷史撰述者能夠利用各種模式之間的親和力使歷史敘述內容達到一種審美的效果，能夠使一個作為實在的歷史內容以“詩意”方式再現。海登•懷特據此斷定，歷史撰述者不僅必須具備專業的理論思維，也必須具有足夠豐富的想象力，因為歷史撰述者既肩負著再現歷史的任務，也肩負著解釋的策略與表達形式。 三、審美的“詩學”與時代價值 海登•懷特的后現代“歷史詩學”試圖表明，歷史作為一種表征世界的方式之一，它與其他人文科之間的關系(如文學)是共融的，而不是排除的。 #p#分頁標題#e# 它們的建構基礎都不是既定的，但也不是純粹假想的，當然，我們不應把文學敘述視為假想的，正如，我們也不應把歷史視為假想的一樣。歷史文本的建構機制與文學文本的建構機制要么都是合法的，要么都是非法的，我們只能選擇前者而非后者。歷史學和文學共享著同類的東西，這些東西或是審美的、或是修辭的、或是倫理的、或是科學的。當然，我們也盡量避免把科學看成是“科學的”—真理本身的，同樣，我們仍然需要避免把文學天真地看成是純粹的虛構。 從一個特定的視角，我們能夠理解“歷史的詩學”竭力要表達的內容。在“語言學轉向”的歷史研究中，我們能夠理解，“歷史的詩學”一再聲言其目的不是否認作為實在的歷史，也無意于顛覆對實在的歷史之敘述的歷史學。海登•懷特嚴肅地表示，其歷史轉義理論并不在實在的意義上抹除“實事”與“虛構”之間的差異，而事實要求歷史研究者在特定話語范圍內審慎地考慮“實事”與“虛構”的關系。我們的確能夠理解海登•懷特竭力要表達的旨意，在歷史書寫理論中，我們要把文學、歷史等人文科學從傳統的觀念下解放出來，即文學不應當是“中心主義”“二元對立”與“邏各斯主義”下的那個“文學”，文學不是子虛烏有的故事;歷史也不應是那個“歷史”—僵尸歷史，當然，科學也不應是那個“科學”—真理本身。只有在這種革命化的視角下，我們才有可能擺脫人文科學的危機。 然而，當我們跌人“歷史的詩學”的時候，我們不能不疑惑，在這樣的一個被“虛構化”的世界里，歷史何以可能是歷史而不是其他呢?或者說歷史、文學、宗教、科學等，它們之間是否還有什么區別呢?“歷史的詩學”不得不為這種“虛構化”解圍，海登•懷特借助于文學與歷史之間的共享形式來為他的研究辯護。他向質問他這個問題的人們反問:“究竟是什么導致我們注意歷史與文學之間的關系問題?”③對于海登•懷特來說，答案是非常明確的:這些問題完全都是由于非歷史的思維導致的，正是在這種非歷史的視角下，這些問題才成為問題。 如果破除這種非歷史的思維方式，那么這些問題本身就不存在。具體地說，我們為什么一定要把文學看成是一種實體的虛構呢?既然如此，我們又如何把歷史作為實體本身來看待，而不是視其為對歷史實體的建構(虛構)呢?在現代的技術理性氛圍里，我們無法擺脫技術理性的統治，因而我們在現實的生活中也無法完全擺脫非歷史的思維方式，所以我們才會遇到這些不該遇到的問題。 海登•懷特敏銳地覺察到文學的歷史性與歷史的文學性特質，這一開放觀念的開啟使歷史與文學達成了一種“視界融合”的效果，甚至對整個人文科學領域來說，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價值。它機巧地跨越了幾乎人文科學的全部領域，并拆解了不同學科之間的歷史壁壘。后現代歷史研究所揭示的問題確確實實是存在的。延展其批判的思路、思考其倡導的理想，是一個認真的研究態度所必須具備的。 新的價值觀念往往能夠賦予我們更多的理解歷史的機會。例如，我們看到作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中卻有著“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敘事內容。如果沒有后現代歷史敘事學給我們的提示，我們很可能依然僵硬在二元對立的歷史觀念中，無論如何都不會認為“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一個歷史敘事的內容。當我們打開歷史學家柏楊先生所寫的中國歷史時，我們會驚訝地發現，他把中國歷史“腰斬”為神話時代、傳說時代、半信史時代、信史時代。帶著海登•懷特的“歷史的詩學”觀念，我們會發現，使人文科學陷人危險境地的不是人文科學的歷史，而是非歷史的思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