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明智的孩子的生態女性觀，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提起安吉拉卡特，文學評論家們可能會給她貼上各種標簽——魔幻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哥特小說、科幻小說、后現代主義等等。的確，卡特的作品永遠不滿足于傳統文學的套路，正如勞娜賽奇評論道，卡特的生活總是“處在邊緣，不走前人之路，存在于對逝去信念的碎片之中”。1這是卡特生活的寫照，同時也是對她作品的側面總結。談及文學理想，卡特說，“我的文學志向是18世紀啟蒙主義的觀點——寫小說既是為了娛樂，某種意義上，也是教育。”卡特把她的文學理想實踐到文學創作當中，從《明智的孩子》所體現的寓教于樂的精神就可見一斑，即“游移在現實與幻想之間，古代與現代之間，改編與創作之間，倫理思考與娛樂之間”2。 小說中作者以細膩準確的筆觸為讀者帶來了一部長篇喜劇畫卷的同時，也憑借其獨特的人物塑造在讀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母親是事實，父親只不過是流水席”。書中的母親形象因各個女性所處的環境及性格特色而各不相同。而在這一幅龐大的母系家庭史中，欠思“阿嬤”以獨特的母親形象脫穎而出。“永遠穿黑”，“永遠提著四方形油布提袋”，頭戴“無邊黑色小帽，垂下半點面紗”，她的過去似乎是一個謎：“她1900年元旦來到莎翁路四十九號，拿一張銀行匯票付第一年房租，看來就像是個在新世紀來到新地方，用新姓名（至少證據如此顯示）開始新生活的女人”。這四個“新”字突出了卡特筆下的欠思“阿嬤”缺乏背景，由此而生的神秘感不由讓人聯想到大自然的廣袤和深邃。“她發明了自己，演出僅此一次，自始至終成謎”。這是朵拉對“阿嬤”的總結。黑色面紗可以看做是女性與社會之間屏障的隱喻。當然，這里的社會仍然是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女性與自然同受男權中心體制的壓迫。其實，女性與自然的聯系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曾經被西蒙波娃提及。美國著名生態主義女性批評家卡倫沃倫也借助生態學的“等級制理論”探討女性和自然的關系，最終得出女性主義和生態學是兩個“互補且相互加強的課題”3。 欠思“阿嬤”在小說中的身份是女房東，欠思姐妹的生母阿咪是負責打掃房間的女傭。阿咪懷胎十月生下欠思姐妹難產過世。為了表示對死者的尊重，兩姐妹就稱她欠思“阿嬤”。但是她并沒有失去“母親功能”，而是以法律母親的身份撫養姐妹花，就像克里斯蒂娃強調的，母親與孩子的關系已深深地包含了人的社會關系的一切因素。“母親功能”也不會她與男性的疏離而消失。阿嬤感嘆，“以前我常納悶要男人干嗎”“看到你們兩個才恍然大悟”。可以說，她是經濟上的獨立人，她的形象顛覆了《圣經》當中女人依靠男人，男人管轄女人的傳統。亞當和夏娃被趕出伊甸園之后，神對女人說，“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楚，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戀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轄你”。作為西方的經典之一，《圣經》中的上帝以權威的身份確定了男人和女人的關系——統治與被統治，管轄與被管轄，女性處于受壓迫和從屬的地位。而欠思阿嬤經濟獨立，并且把男性看成傳宗接代、生兒育女的工具，體現了女性要求平等和獨立的觀念。朵拉欠思回憶，“就連那時候，我們也知道阿嬤看起來有點古里古怪，跟她出門總抱著一種叛逆全世界的感覺。”這種“叛逆”是對男權中心的抗議，也是對父權制的蔑視和反抗。四個“新”也是阿嬤作為“新女性”的一個白描——獨立、反叛、自我。值得強調的是，“欠思”阿嬤并沒有仇視男性。她與姐妹花法律上的父親——佩瑞格林相處融洽。兩個人喝酒聊天，共同撫養朵拉和諾拉，為姐妹花傾注情感，這是兩性平等互助的體現?？梢?，兩性的對立并不是解決兩性之間問題的途徑。 欠思姐妹出生時，阿嬤抱著她們，來到窗前，看到“一只海鷗振翅而起，掠過窗前，飛得又高又遠”。她照顧孩子時，“就像鴨子游水一樣自然”?？梢?，即使阿嬤沒有生育孩子，她的天然母性仍然存在并且得到發掘，是“鴨子游水”一樣的自然場景，這是她“母親功能”的自然流露。“她是我們的防空洞，我們的余興節目，我們吸奶的乳房”。盡管“阿嬤”不是實際母親，但是欠思姐妹花仍然將她當作“吸奶的乳房”。“乳房”作為女性與母親的特征之一，有著極大的文化象征內涵，它不僅代表了嬰兒的食物來源，也象征著“阿嬤”作為母親給兩姐妹帶來的身心安全感。這里，女性和自然結成聯姻。相比之下，男性的整體形象，尤其是年長的男性卻是嗜殺、好勝、征服。 小說的時間背景跨越了兩次大戰，關于戰爭，“阿嬤”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老男人受不了競爭，就把找得到的年輕男人全都殺掉。”“全世界男人聚在一起談交換條件，你們殺死我們的男孩，我們殺死你們的男孩。就這樣沒兩下就完成了，然后老男人又可以高枕無憂。”這里的“老男人”其實是父權制的統治核心的代表。男權統治者隨意發動戰爭，商議探討如何鞏固自身的統治地位。追根溯源，西方文化和文明源頭之一的《圣經》，已經規定了男性在自然界、社會中的統治地位。上帝創造了自然萬物和人，并使人“管理海里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得一切昆蟲”（《創世紀》1:26）。人是大自然的管理者，看守者，整個世界是以人類為中心，自然是為人類提供資源的供給者。在“父權制”下，男性代表征服自然、統治自然的力量，“好勇斗狠，嗜殺與崇尚武力”，而女性則從事與自然相關的工作（如飼養家禽、照顧孩子、處理食物等）。在男權中心的世界里，女性與自然都處于受壓迫的地位，因而女性更能與自然相通。難怪欠思“阿嬤”會有雙靈敏的耳朵，聽的見花語？ 剪下一朵花，它會發出一聲可怕的痛苦尖叫——幸好只有其他花聽得見，但阿嬤宣稱她的敏感耳朵足以捕捉那尖叫的回音——接著是一陣可怕痙攣，一陣垂死掙扎，然后進入尸僵狀態。之后她在路上一碰到花店就改走對街，免得殘害她敏感的感官或刺傷耳膜。此外，她碰到肉鋪、皮草店也都要回避。#p#分頁標題#e# 這樣的語境是欠思“阿嬤”生活的寫照，素食主義者、仁慈寬厚，她與自然生物之間存在強烈的通感，甚至能捕捉到花的尖叫聲的“回音”，并且飽受這種痛苦，以致必須繞路走，避開花店。這里，女性同自然的聯盟更加明顯。因為這種聯姻而使女性在保護自然方面比男性更有積極性。相比之下，欠思姐妹的追求者以鮮花、貂皮大衣、銀狐大衣作為虜獲芳心的有力“武器”。而禮物的背后難以掩藏的是男性對自然的迫害、掠奪、征服，包括對自然生物的隨意取用和屠殺，并且以自然生物的犧牲來滿足男性對女性的征服欲望。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女性也是男性的征服對象，盡管以鮮花、銀狐大衣修飾，但仍然與自然生物的地位相當。也正因為如此，女性與自然得以連結，并且合力反抗現有的男權體制對女性和自然的壓迫。 欠思“阿嬤”習慣裸體，也習慣讓年幼的欠思姐妹裸體玩耍。“雖然裸體也有肉欲、羞恥或邪惡的含義，但未經任何修飾的人體常為純潔無暇的象征。”4可見，裸體是人解脫束縛，與大自然溝通的一種方式，也是個人對回歸自然的渴求。欠思“阿嬤”的裸體既為她個人“反叛世界”的個性添加了出色的一筆，也成為她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主張的鮮明特色。 欠思“阿嬤”去世后，欠思姐妹為她舉行葬禮。“阿嬤”養的那頭豬“還是成了葬禮上的美味烤肉”。盡管葬禮上欠思姐妹以豬肉招待前來吊唁的朋友，但是她們堅持不讓來賓送花，在這一點上，她們接受了“阿嬤”的思想，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欠思姐妹內心中與自然聯盟的意識的萌芽。“幾乎廢墟還有冒煙就立刻長出來的那些花，仿佛是說生命照樣要繼續下去”。這些花是大自然的使者，它們給朵拉發出了信息，生命的永恒和輪回一直是自然的主題。 欠思“阿嬤”從未知里來，經歷兩次大戰，以獨特的方式成為“姐妹花”——朵拉欠思和諾拉欠思的法律母親，而后撫養兩姊妹長大成人，在打酒的路上死于二戰的炸彈。這是平淡又傳奇的一生。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欠思阿嬤不是一個先進完整的生態女性主義者。先進的生態女性主義者要求能夠意識到女性自身與自然之間的密切聯姻關系，并能從這種關系中汲取力量，反抗男權中心對女性和自然的雙重壓迫。20世紀七八十年代，“女性主義學者開始將女性主義和生態運動聯系起來，并從不同的角度對女性和自然的關聯重新建構，以期最終完成對女性和自然的雙重拯救。”5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欠思阿嬤的形象在整篇小說中并沒有體現對父權制、男權中心的行為上的反抗。而她對自然的態度也都來自“天體派”。“天體主義”思潮興起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最初，德國人海因西里普都爾于1893出版《裸體人：未來的歡呼》，倡導人類正視裸體，重返自然。這也使得德國成為天體主義思潮的故鄉。小說中“阿嬤”的思想也多是受“天體主義”的影響。天人合一的裸體行為，對花草的愛護，對動物皮草的不能忍受，“阿嬤”接受了這樣的思想，并嚴格踐行。她作為女性這一天然的條件，使得她在無形之中成為小說中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代言人。畢竟，天體主義和生態女性主義在回歸自然、保護自然的宗旨上是有相同之處的。 自然在《明智的孩子》整篇小說中是一個龐大的背景。卡特以巧妙的方式將男權中心的人類社會對自然界的壓迫映襯其中。小說中對兩次大戰的描寫可以被解讀成是人類社會內部的自相殘殺，同時也伴隨著人類對自然界的掠奪和侵占。作者塑造欠思“阿嬤”這一形象，雖借用了“天體主義”的思想內涵，但不可否認，欠思“阿嬤”彰顯了生態女性主義的某些主張——聯合女性的力量來保護自然，反抗男權中心社會對自然和女性的雙重壓迫。一個叛逆全世界的女性以不同常人的姿態通過獨特的方式與自然溝通，成為自然和整體女性的杰出代表。同時讀者也能夠以阿嬤為窗口，以小見大，窺探安吉拉卡特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