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五號屠場的現實主義意義，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1．引言 正如美國著名文學評論家托馬斯•馬爾文(ThomasF．Marvin)所說，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VonnegutJr．)是美國文壇“20世紀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Marvin2002:1)，而于1969年出版的《五號屠場》(Slaughter-house-Five)則是其最有影響力的代表作。該作品是一部基于作者親身經歷的戰爭題材小說，借主人公比利•皮爾格里姆(BillyPilgrim)再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殘酷，其中尤其揭露了二戰期間英美聯軍轟炸德國小城德萊斯頓的暴行。該作品一經問世，就以其犀利的反戰主題、深遠的歷史與現實意義及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引發了激烈的討論與爭議。由于書中一些頗具后現代主義特征的寫作風格及寫作手法的運用，國內外的大部分評論家們往往從它的后現代性入手對其加以評析，如非線性的敘事方式、元小說的元素、拼貼雜亂的效果、科幻小說的色彩及黑色幽默的基調等。正因為如此，《五號屠場》常常被批評界定義為典型的后現代主義、黑色幽默或科幻小說等。然而，馮內古特本人痛恨評論家們為其任意貼上的這些“標簽”，并宣布“不覺得自己屬于文學發展創新的一部分”(Reilly1990:215)。本文作者認為，在《五號屠場》中，部分后現代創作手法與后現代主義不穩定性、不確定性、非連續性、反對使用單一的固定不變的邏輯和原則，及其開放性和多元性的主題相吻合，但通過挖掘《五號屠場》中元小說敘事中的自傳成分、科幻色彩中的回憶與幻覺細節以及黑色幽默中的諷刺與現實意義，可以論證出馮內古特通過這些具有傳統色彩的“后現代主義”創作手法帶來的“混亂”加強了而不是削弱了其旨在建立的“秩序”的現實主義意義。這種獨特的風格并非是馮內古特刻意追求實驗文學創作的成果，而是他為表達反戰主題及其內心深處的人文主義關懷而努力尋求出的最貼切的方式。 2．元小說敘事中的自傳———真實引發共鳴 布羅依徹(UlrichBroich)在其《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中將元小說定義為“后現代主義的商標”(Bro-ich1997:249)。克里斯頓森(Christensen)與柯里(Cur-rie)也分別在其著作中闡述了元小說這一概念的意義。后現代主義者認為，意義僅僅源自經過加工的語言符號之間的區別，因此后現代的世界不再是永恒的現實，也無法得以真實再現(戴桂玉2011)。而元小說的顯著特征是小說中敘述與批評的結合，以此引起讀者對于小說創作本身是虛構的、被加工的本質的關注，進而引發人們對作品與現實之間關系的質疑。換句話說，元小說強調作品本身的虛構性，并在寫作過程中對作品加以評論。這種寫作手法挑戰了現實主義作家們再現真實世界的努力，同時模糊了現實與虛構、寫作與批評的界線。 在《五號屠場》中，馮內古特在試圖使用傳統敘事方式來再現戰爭的努力失敗后，最終尋求到一種新的方式，后現代主義評論家們稱之為元小說的敘事手法。在小說的開篇部分，馮內古特便以敘述者的身份出現，并直接告訴讀者他寫這部關于德萊斯頓大轟炸小說的艱辛。敘述者接著抱怨在過去的23年間，他是如何迫切的想要寫部小說來記錄他親身經歷過的二戰，卻又發現在試圖重現這段歷史時，語言又變得如何蒼白無力，并且他身邊了解戰爭的人都堅持認為他寫不出一部好的反戰作品。關于小說本身，敘述者在開篇便提前告知讀者這部小說的開頭與結尾，并強調這部作品絕不會是戰爭的贊美詩。同時，作為敘述者的馮內古特甚至還不時走進他虛構的世界里并成為故事的人物角色之一。從小說的第二章開始，馮內古特作為敘述者便消失不見，而以比利•皮爾格利姆為主人公的故事開始。然而，敘述者時常介入比利的故事并提醒讀者他也是故事的角色之一，并和比利一同經歷同樣的事件。例如，敘述者“我”的第一次出現是與比利一同作為戰俘同其他士兵一同被押上前往德國的貨車車廂時。正是以在寫作過程中設計并評論作品本身的這種典型的元小說敘事方式，馮內古特刻意營造出一種虛構的氛圍，而通過其本人作為敘述者甚至人物角色不斷出現在小說主人公的故事中，使得現實與虛構的界限逐漸模糊，后現代主義不確定性、不穩定性以及開放性得以體現。 然而，了解馮內古特的生平和寫作背景的讀者卻不難發現，《五號屠場》的三重敘事角度，即作者馮內古特、敘述者馮內古特以及小說的主人公比利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同樣的出身與成長背景，同樣的經歷，且比利故事中的很多人物和事件都可以從作者馮內古特的經歷中找到原型。甚至從某個層面上講，比利的故事可以被視為作者馮內古特的自傳?；蛟S會有讀者質疑，如果這部小說是作者的自傳，那么為什么作者還要假借一個虛構人物來代言，并不辭勞苦的使用一個三重的復雜敘事方式?答案正如馬爾文的判斷:“馮內古特對于這種文學形式的實驗創新是出于他想要找到一種表達自己對世界獨特看法的方式的迫切需要”(Marvin2002:17)。不難想象，作為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的生還者，馮內古特受到的震撼和創傷足以使他在試圖重現這段歷史時感到無助和束手無策。因此，只有在敘述的同時遠離這段經歷才能夠使他在精神上不涉入、不再受傷害的前提下做出真實、冷靜、客觀的記錄，而小說的主人公比利便成為他的“面具”或代言人。正因為如此，馮內古特會在小說中反復提醒讀者他也是戰爭的目擊者及受害者，其中一處便是比利從轟炸事件中生還后同其他戰俘一同挖掘廢墟的場景，作者寫道:“我當時就在那里……我們一起在客棧老板漆黑的馬廄里待了兩個晚上……”(馮內古特2000:156)人稱單復數的轉換傳達出馮內古特對讀者的提醒:這個故事不僅僅是關于比利的故事，也是他自己的故事，更是千千萬萬個戰爭的受害者和生還者的故事。 事實上，在后現代的語境下，自傳有時也會被界定為一種元小說形式，但是它本身的現實意義并沒有改變。“當模糊了現實與虛構界線的后現作方式與自傳的敘事方式相結合時，目的就是為了架起連接生活和藝術的橋梁”(Hornung1997:222-23)。在《五號屠場》中，具有自傳色彩的元小說敘事方式便具有治療的效果，它能夠幫助作者馮內古特調和再現歷史的迫切愿望與回避創傷之間的矛盾，使得他克服敘事困難，重建身份，從而更好的傳達小說的現實意義———戰爭給人們帶來的是無盡的創傷。#p#分頁標題#e# 3．科幻小說中的回憶與幻覺———戰爭留下的創傷 后現代主義理論評論家麥克黑爾(BrianMcHale)在他的《科幻小說》(ScienceFiction)中提到，后現代文化及文化批評最強大且最具吸引力的神話之一便是“高格調文化與通俗文化之間等級差異的抹滅或坍塌”，而“無處不在的科幻小說”則是差異消失的一個標志(McHale1997:236)。在后現代時代，隨著兩種文化界線的模糊，馮內古特連同其同時期的兩名后現代派作家巴羅夫斯(Burroughs)與品欽(Pynchon)均“借用科幻小說的形式和內容”使得自己成為文學界的新星(McHale1997:237)。 在馮內古特的《五號屠場》中，主人公比利的時間旅行及其在外星球的經歷使整部小說蒙上了一層神秘和不確定的面紗，引發眾多讀者去探尋面紗下的真相。小說中，讀者是這樣被帶入主人公比利的故事中的:“聽，比利•皮爾格利姆被卡在時間里。”(馮內古特2000:17)緊接著，作者逐漸透露出比利被卡在時間里指的是時間旅行。這是一種神秘而奇妙的經歷，比利可以從其生命中的一個階段跳躍到另一個階段，而兩個階段的跨度可長可短。由于比利頻繁的時間旅行，小說的故事情節時常斷裂破碎而顯得雜亂無章，讀者也因此不能夠像在讀傳統小說一樣，對其有預期的發展、高潮及結局。如果說，由于比利的時間旅行而導致的場景并置在電影攝影手法上稱為時間蒙太奇，那么，小說的另一個科幻因素即比利在地球與外星球之間的穿梭便可以被稱為空間蒙太奇。簡言之，由于比利在時間上與空間上的穿梭而導致《五號屠場》中的非線性敘事方式以及時間與空間的場景并置，加強了作品情節無序與拼貼的效果，造成時間與空間的模糊，打破現實與虛幻的界線。陳后亮(2010:60)在其《后現代主義與懷舊病》中將這種拼貼的碎片式的寫作手法視為一種典型的后現作手法。 陳世丹與王曉露(2005:139)也將這種手法稱為是馮內古特在后現代主義語境下對其小說世界的解構與重建。然而，如果在后現代的語境下科幻因素是一種后現代主義的寫作手法，那么在《五號屠場》中，科幻因素的運用卻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在小說中，二戰結束后，物質生活富足而精神世界荒蕪的比利是科幻小說作家科爾戈•特拉特(KilgoreTrout)的忠實讀者，并通讀了他的所有作品。科爾戈•特拉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關于“時間經線，超感官的感知以及其它意想不到的事物”(馮內古特2000:127)，且其中一本書正是講述了一對來自地球的男女被外星人綁架并關在動物園中供觀賞的故事，這與比利在其女兒的新婚之夜被541號大眾星人劫持并被關入動物園的經歷完全吻合。而小說中也提到，當比利因回憶起自己的戰爭經歷而發呆時，特拉特能感到他正“透過時間之窗在回顧過去、展望未來”(馮內古特2000:126)。換句話說，比利的時間旅行及其在外星球的奇遇記都基于他所閱讀的科幻小說中的情節。評論家費德勒(LeslieA．Fiedler)曾經略帶嘲諷地下結論說，小說中的外星球被提到了無數次，但卻沒有一個空間旅行者可以到達，因為要到達那個星球僅能通過“癲狂與幻覺而不是科技”才可以實現(Fiedler2000:13)。那么，馮內古特用這種方式來描述比利的幻覺又目的何在?事實上，雖然由于主人公比利的時間旅行造成小說在敘述上空間的轉換與時間的同步變化，故事情節似乎是斷裂的、混亂的、非線性的，但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在斷裂與混亂中，除去穿插的種種情節，主人公比利在二戰中的經歷卻是連貫的、完整的、按照時間順序發展的。也就是說，小說中比利在二戰的經歷是作者著力刻畫的一部分，以向讀者展現出一幅荒誕而無意義的戰爭畫面;而作者對比利在二戰后生活的同樣有力的描繪，即由于其精神錯亂而導致幻覺中的時間與空間旅行，則生動而深刻地揭示出戰爭給人類帶來的巨大的精神創傷。因此，小說中的科幻色彩并沒有模糊現實與虛幻的界線，相反，它使得現實更加真實，并由此而顯得更加觸目驚心。同時，小說的敘述主線是清晰、完整、連貫而又有序的，碎片情節的拼貼“并未使小說情節在整體上呈現出碎片化、無中心的后現代特色，即拼貼并未使作品呈現出情節的間斷性和意義的不確定性”(李智、戴桂玉2005:28)。由于科幻的寫作手法帶來的錯亂癲狂的效果，更加凸顯了小說的主題，加強了小說的現實意義。 4．黑色幽默中的警醒———人文關懷的呼喚 著名的后現代主義理論家伊哈伯•哈桑(IhabHas-san)曾提出，后現代主義的元素之一“去人性化”的一個表現手法是黑色幽默。而早在1965年，小說家兼文學評論家弗萊德曼(BruceFriedman)就已編輯出一部由12名當代作家的短篇小說組成的選集《黑色幽默》，其中便包括馮內古特的作品。汪小玲(2006)與楊仁敬(2004)也分別在其著作中將馮內古特納為美國黑色幽默作家的代表。作為戰后美國出現的新藝術形式，黑色幽默小說反映了社會的混亂、存在的荒誕以及個體的無助與絕望，通過對反英雄人物的刻畫揭露人類在一個荒誕世界中的生存悲劇，并且以喜劇的方式來加以表現，從而將“幽默”重新定義為“透過眼淚的笑”(Rose1994:23)。 作為國內外眾多評論家眼中黑色幽默的代表作品，小說《五號屠場》以輕松調侃的口吻來描述人類的兩大悲劇———戰爭與死亡，以及對反英雄人物的刻畫均被視為黑色幽默的典型特征。在小說中，惟一一處戰爭場面是對一次被稱為“大掃蕩”的描述。參與掃蕩的所有成員僅是幾名德國人和一條狗，“其中兩名只是十幾歲的少年，而另外兩名則是衣衫襤褸的老人”，惟一的一名士兵還是個“厭倦戰爭”、“隨時準備投降”的行尸走肉(馮內古特2000:38)。而小說中緊跟每個死亡之后重復出現的著名的那句“就那么回事兒”(“Soitgoes”)，正是人們面對死亡時的冷漠與無奈的態度。此外，馮內古特在書中刻畫了一批具有黑色幽默色彩的角色:屈從于人類的不幸卻通過逃避到幻想的世界中來釋放痛苦的主人公比利;以收集刑具為樂并欺凌弱小的羅蘭•韋瑞(RolandWeary);視復仇為人生最大快事的拉扎羅(Lazzaro)……受存在主義的影響，黑色幽默小說中的人物角色對一切都持有懷疑態度，在一個荒誕的世界里掙扎著尋求生存卻又束手無策，最終失去了其中心地位并逐漸瓦解，因此被稱為反英雄。馮內古特本人(2000:119)也說:“本小說里幾乎沒有人物，也幾乎沒有戲劇性的沖突，因為書中大多數人物都病弱不堪，戰爭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到頭來，人們失去了充當人的勇氣。”這種描述呼應了后現代主義語境下文學作品的特征:“不再具有超越性，不再對精神、價值、真理之類超越性價值感興趣”(唐建清2003:129)。#p#分頁標題#e# 然而，當在采訪中被問及他是否認為自己是一位黑色幽默作家時，馮內古特將這個標簽比作是落在他及其他所謂“黑色幽默作家”頭上的一只巨大的罐子。小說的主人公比利•皮爾格里姆的名字Pilgrim取自英國17世紀作家約翰•班揚(JohnBunyan)的《天路歷程》(ThePilgrim’sProgress)。班揚書中的“毀滅之城”的故事源于圣經中“所多瑪與蛾摩拉的毀滅”(“theGreatDestruc-tionofSodomandGomorrah”)馮內古特(2000:16)。告訴讀者“眾所周知，那兩座城里住著的人們是罪惡的，除掉他們世界會更美好”。對比之下，德萊斯頓大轟炸中喪生的135000人卻是無辜的，那次轟炸乃至整個戰爭也是罪惡的。顯然，馮內古特在《五號屠場》中對戰爭和死亡的描述并不僅是博讀者一笑，他同時還借助這些場景向讀者傳達一個信息，那就是戰爭是荒誕的，不僅自身毫無意義，還使得人們的生命變得渺小與不堪一擊。 與黑色幽默作品“荒誕、笑聲、無能為力”的中心詞相悖的是，馮內古特時常公開、直接地宣稱他對讀者以及社會懷有的使命感與責任感:“我同意斯大林與希特勒關于作家應服務于社會的觀點，但不同于他們的是作家應當如何服務社會，那就是如何能夠使社會往好的方向轉變”(Standish1987:76)，而他反復強調可以改變世界的良藥便是人文主義精神。在《五號屠場》的開頭，馮內古特贊揚了圣經故事中因回頭看毀滅之城的人們而被變成鹽柱的羅得(Lot)的妻子，“因為她的舉措如此富有人性”(馮內古特2000:16)。他隨后將自己也稱為“鹽柱”，因為他要回頭審視那場毀滅性的戰爭，悼念隕滅于戰爭中的無辜生命。盡管借比利的經歷自傳式的重現戰爭，馮內古特卻又在書中處處表明其對生活持有的態度與原則與主人公比利有著本質的區別。面對戰爭，他強烈抨擊;面對死亡，他深感痛惜;面對生活，他相信人文主義關懷精神可以改造世界。從這個層面上看，《五號屠場》中所謂的黑色幽默并不是對冷酷現實的妥協，而是尋求生存的希望，并為之付出努力。馮內古特用語言再現了戰后美國社會的精神荒原，而他向讀者呈現的又并不僅僅是一個混亂、無情而又荒誕的世界，他還試圖尋求出路并期待奏效，那就是揭穿戰爭的罪惡，呼喚人性的回歸，從而共同創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5．結束語 20世紀后半葉，美國后現代小說的不斷興起與蓬勃發展使得曾歷經輝煌的現實主義小說光芒漸失，而隨后出現的一批后現代作家的作品卻因兼有現實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特征而大放異彩(滕學明2009:66)。在《五號屠場》中，帶有自傳色彩的元小說形式使得這部戰爭題材的小說更加真實可信，科幻元素的添加是為了強調戰爭給人們帶來的創傷，黑色幽默風格的使用則更加無情地揭示戰爭過后給人類留下的物質與精神上的荒原。不管這三種頗具后現代特征的寫作手法如何前衛先鋒，它們中各自包含的現實元素相互重疊強化，并共同反映出一個傳統而又現實的主題:反戰。《五號屠場》是否是一部后現代主義的作品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馮內古特成功地找到了一個能夠最真實地再現歷史的創作方式，并以他獨特的視角傳達了他本人對人類社會的人文主義關懷。馮內古特通過這部小說留給我們的現實主義意義是深遠的，他讓我們更加深刻地思考人類的災難:自然的或人為的，可規避或不可規避的。他告訴我們，無論面對何種災難，人性是最有效的解決方式。借用批評家斯科爾斯(RobertScholes)的一句話:“正如畢加索所說，藝術是促使我們認識真理的謊言，而馮內古特，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