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嚴歌苓作品的女性意象群，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嚴歌苓，新移民作家，編劇，被認為是北美華文文壇最具實力和影響力的新移民作家，是海外華文文學中一個“了不得的異數”。［1］嚴歌苓目前在小說創作上十分活躍，是多產而高質的少數作家之一。其作品在國內外重要的文學評獎中屢獲大獎，引起轟動，受到國內外眾多學者和批評家的關注和首肯。著名評論家如饒?子、陳思和、陳瑞林等都給予嚴歌苓很高的評價：如饒?子指出，“嚴歌苓是近十年來北美華文創作成就最為顯著的作家，也是北美地區最有影響力的新移民作家。她的小說閃爍著‘新移民文學’獨有的精神特質”。［2］陳思和認為其筆下的女性人物是“作家貢獻于當代中國文學的一個獨創的藝術形象”［3］。美華評論家陳瑞琳則感嘆“：掃描北美華文文壇，不能不關注嚴歌苓，她是一種奇異的現象。”［4］“無論她的筆端如何變幻，作品總是以窺探人性之深、文字歷練之成熟而受到讀者青睞，屢在臺灣、香港及北美文壇獲獎，從而成為海外新移民作家一面耀眼的旗幟。”［5］等等。 總體看來，在目前關于嚴歌苓的研究文獻中，對單篇作品進行解讀性評析的占了大多數，而相關碩士論文也大部分側重于研究其出國后的作品，相當一部分分別針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文化身份、人性等進行研究，更多的則是針對嚴歌苓獨特的敘述方式展開論述。本文無意于再僅就某一方面繼續已有論述，而只想從某種特定角度嘗試整體上把握嚴歌苓作品風格之所以“異數”的核心性原因。 文藝學理論告訴我們：風格主要是由創作個性決定的，而創作個性往往又與那些作家一開始便遭際，并畢生反復探究的人生問題密切相關。這類問題原本是作家自行發覺的，然而運用許多觀念道理卻很難解釋，故而它們一直纏繞著作家的靈魂。作家只能一次次用不同的人物或故事、場景“回應”這種問題纏繞。因此無數批評家前輩都一再指導后學們，足以將整部作品從形式到內容貫穿起來形成整體的，唯有人物形象（意象）。根據這一邏輯，筆者通過大量閱讀，發現了貫通于嚴歌苓各個時期眾多作品的女性“意象群”系列。 何謂意象群？要從意象說起，意象是現代文學批評中最常見、也最復雜的術語之一，最早出現在詩歌中。通常是指“有關過去的感受上、知覺上的經驗在心中的重現和回憶通過審美思維創造出來的融匯了主體意趣的形象”。［6］而對于敘事性文學而言，這種既能滲透作品主旨（思想、情感）又能連結并貫通作品一系列事件動作和情境場面（情節、場景）的“意象”，唯有人物形象而已。至于“意象群”這一術語是隨著當代批評的新發展（如比較文學的類型學、主題學研究，神話原型批評的“原型”觀念，精神分析和結構主義敘事學中的“角色”概念等等）而在小說、戲劇、影視等文本分析中出現的。通常有兩層含義：其一是指同一作家不同作品中（或同一類型、同一流派、同一風格、同一時期不同作家筆下）的類似人物形象所構成的“角色”系列。例如魯迅多部小說中反復出現的“狂人”系列，“看客”系列，“偽善的吃人者”系列等等。其二是指由上述不同“角色”系列共同組合的某種關系結構，這種關系結構往往在同一作家不同作品或同一文化歷史背景下不同作家的作品中反復呈現。例如魯迅作品中由“吃人者”、“被吃者”和“幫閑看客”構成的關系結構等等。顯然，這種“意象群”研究可以打通不同作品，透過類型、模式發現整體的表征或結構性寓言。隨著文學的外部批評和內部研究再度匯合交融的趨勢不斷高漲，這種研究方式也日漸流行。 本文所說的“意象群”主要是指在嚴歌苓小說中呈現類型性的女性形象的系列或系列結構。關注女性形象可以說是女性作家們的共同之處，然而嚴歌苓更加關注“邊緣的女性”———這些女性游走于經濟、種族和文化的邊緣，在社會、人群乃至文化的夾縫中生活。筆者在研讀嚴歌苓的小說的過程中，發現其幾十年的創作始終圍繞著三種類型的女性形象展開：追求社會理想、竭力成為社會認可的楷模卻被異化從而丟失個體生命價值的“圣女”類型形象；追求個體生命價值和自由，主動逃離“專制”的“叛女”類型形象；受苦受難卻不為社會政治等外力所動、在原始混沌狀態下本真率直、包容一切、滋養萬物的“地母”類型形象。這三種類型又呈現出彼此對峙、互補或相互轉化的三角形“意象群”關系（見下圖），這種關系不是偶然形成的，在嚴歌苓小說中它們反復演變，呈現出規律性和內在機理。因此本篇論文很自然地把重心放在追尋小說中這種關系與嚴歌苓的生活軌跡或文化身份演化之間的內在關聯上來。 這三類形象在嚴歌苓每個時期小說中表現、評價和側重點各有不同。 （一）女性意象群演變 上個世紀80年代，經歷了“”之后的撥亂反正，中國文壇興起了“人道主義熱”，此時期的嚴歌苓從成都軍區文工團轉業到北京任創作員，軍隊里的理想主義教育，加上“人的回歸”的啟蒙觀念和女性主義思潮的共同影響，部隊中女性的解放和自由成為她這一時期的關注對象。 最初作家是為追求“圣女”的理想而塑造一批英雄或社會楷模形象的，如《一個女兵的悄悄話》中筆力遒勁地展現了女兵陶小童為追求英雄理想而使正常自然的人性被扭曲的全過程。在《雌性的草地》中三類女性形象第一次呈現著“群”的關系（如沈紅霞對理想的堅貞和堅持，小點兒最初的邪與叛逆，柯丹原始自然的母性情懷）。當然此時嚴歌苓的創作還主要是通過小點兒與柯丹凸顯沈紅霞的追逐“圣化”過程。雖然《雌性的草地》延續了《一個女兵的悄悄話》的主題方向，全力刻畫極端的“神圣”“理想或信仰”同個體自然本能欲望（甚至是“邪惡”人欲）之間的張力狀況，但這部小說畢竟在嚴歌苓的創作中開了先河———日后創作中逐漸占據重心地位的“地母”形象第一次出現了，小說中人物間的沖突／張力格局也是第一次呈現為三重（或三角）關系模態。#p#分頁標題#e# 這些追求“圣化”的女性無一例外地在被異化了的理想中失去了個體生命價值，走向了人生的悲劇。在發覺“圣女”異化中否定“圣女”的追求，渴望個體自我、自由的嚴歌苓也不例外地想要抗拒、掙脫，于是不自覺地選擇了叛離，一系列叛離專制追求自由的女性形象誕生了。來到“自由”之地（美國）的女性在開始呼吸自由空氣的時候，就遇上了一系列新的問題：語言不通，文化隔膜，隨之而來的是寂寞和撕裂疼痛。作家敏銳地感受到，這種文化上的“不適”，其實隱含的不僅僅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乃至沖突，而是更為深刻的人化與異化的根本矛盾。于是一系列移民題材小說在嚴歌苓的筆下流淌出來。如安德烈對“我”的好，不過是把“我”看成竹籃里順水漂流到幸運之岸的孩子需要呵護而已（《無出路咖啡館》）；東方和西方一樣存在著“恩”“義”的悖論（《人寰》）；東方妓女的被拯救，不過是西方男子為實現騎士精神的救贖舉動（《扶?！罚?。嚴歌苓在對“叛女”的思考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加入了女性受難與寬容的內涵?？释x家移居海外的女性雖然未在異化中失去個體生命價值，卻也沒有得到自由，反而在傷痕累累中發現了西方的自由“悖論”。嚴歌苓不得不向第三個維度思索。 在遠離塵囂的非洲，在貧苦卻樂觀向上的非洲人身上，嚴歌苓受到了新的啟發。她開始探索既能實現著生命價值，又能免受社會異化的自然、自由的女性形象，于是那種沒有“覺悟”、缺乏恐懼、不怕生人、死心眼卻又善良寬容的自然“地母”———葡萄出現了（《第九個寡婦》）。在自然“地母”形象基礎之上，嚴歌苓進而書寫了在更為復雜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地母”形象，這種“地母”形象身上既有未異化的“圣女”因素，也有渴望自由的“叛女”因素，如癡女田蘇菲（《一個女人的史詩》）、“湊合”的小環和“不湊合”的多鶴（《小姨多鶴》）、及以毀掉愛情來實現愛情的May（《寄居者》），至此，三“女”結合的形象，表征著嚴歌苓對于多元寄居時代女性人生意義的追求與歸屬。用一句話來總結就是：以最令人震撼的“叛女”方式去承受苦難做出犧牲，來拯救他人的“地母”女性正是最偉大、最可敬可愛的“圣女”。 這一系列的女性形象———也就是本文強調的三角形“意象群”———呈現著對比和承接的結構關系，她們之間呈現出內在有機統合的邏輯。一些研究者已經意識到，這種邏輯（關系）的演變與嚴歌苓各個時期不同身份下的生活體驗息息相關。雖然“文化身份”問題是在嚴歌苓出國之后逐漸顯現出來的，可實際上，這個“身份”問題始終存在于作家全部人生中，也蘊含于其作品女性人物的“意象群”系列的邏輯展開中。“身份”一詞不僅指“文化”“種族”的一個維度，而且也指各種召喚人們“認同”的維度，如“政治身份”、“時代身份”、“社會群體身份”、“民族（種族）身份”“、地域身份”等等。嚴歌苓早期作品中女性人物苦苦追求或拼命掙脫的“人生境界”其實也是一種對于“身份”的“認同”或“疏離”。（如在《一個女兵的悄悄話》中，反復刻畫部隊生活里的“共性”與“個性”的矛盾，就是對于一種曾經崇拜追求的“身份”的反思）。嚴歌苓身份的每一次轉變都來自于她生活領域的轉變，而生活體驗與身份的不同又使得嚴歌苓對女性在追求個體生命自由的見解不斷變化、深化。 （二）與眾不同的“身份書寫” 移民們從出生國移居至另一個國家，到另一種文化體系當中生活，面臨的不僅僅是放棄國內既有的生活和地位到國外去重新開始的艱辛，更面臨著回答“我是誰，我與誰認同”的文化身份問題，很容易發生身份認同危機。海外華人作家們的創作普遍呈現著從各個側面向讀者們展示這種文化身份焦慮：20世紀60年代的臺灣留美留學生（於梨華、白先勇等人）主觀上無法認同西方文化，卻又因政治原因無法歸屬于中華文化，客觀上又遭到美國文化社會對他們的排斥，他們的創作中呈現出“無根”的彷徨。而80、90年代出國的移民作家們在經歷了“”后主動接納西方文化，去國離鄉之后更有著一種在異國打拼天下的雄心壯志。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各國對移民的接受態度也有了很大的改觀，移民們比較容易找到文化身份認同。對待中華文化，移民作家們雖然不至于全盤否定，卻可以以一種冷靜的眼光去審視。但是不管怎么樣，這些移民作家們的身份焦慮始終無法擺脫，雖然這種焦慮比之60年代的臺灣留學生們已經緩和了很多。許多移民作家的創作，如張翎在《望月》《交錯的彼岸》《郵購新娘》等小說中展現的溫州女子在溫州和異域多倫多生活的艱辛與苦悶；無論是自尊自強的望月，還是羸弱卻孤傲的蕙寧，抑或是自尊好強的涓涓，她們都在尋找———尋找家園，尋找歸屬，尋找慰藉。而她們的尋找模式也總是相同：以希望開始，以失望終結，最后總是在回歸母體文化中尋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園。又如虹影的小說《饑餓的女兒》中六六對“我是誰”的身份追尋，即使最后自己碰撞得滿身是傷，卻始終不放棄追問。她們都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身份認同的焦慮，然而不管是張翎筆下的溫州小女子，還是虹影筆下的女兒，她們都在某一類型的“小我”之中展示身份問題。嚴歌苓的獨特在于她跳出了某一類型女性的身份追尋，而融入到“大我”之中思索東西方文化夾縫中女性的人生意義：女性如何實現身份的主體性，實現女性的自由解放。 在多種文化交織的背景下，嚴歌苓早已不能簡單地歸屬自己的身份，中國、美國、歐洲、非洲等地的旅居生活也使得嚴歌苓的身份認同呈現多元化，如她強調的“我在美國生活了20多年，寄居者的心態依然”。［7］在小說《寄居者》中她更強調了移民的多重身份問題。身份隨著地域不斷變化著，在美國受白人歧視的有色人種，在上海卻因持有美國護照而備受尊敬。而在上海是難民的猶太人在美國的地位卻比中國人高。“我”的祖輩父輩甚至“我”在美國唐人街備受歧視，然而回到上海，因有美國護照“，我”有著別人沒有的優越感。“我”甚至指著父親的小夫人凱瑟琳罵她是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卻不能意識到自己其實也是一個上海小女人。嚴歌苓不僅僅是發現了身份歸屬的難題，更重要的是她還發現了身份的悖論———縱觀嚴歌苓迄今為止的全部創作，我們不能不深切感受到作家一雙敏銳犀利的眼睛和一顆苦苦尋覓又跳動不安的心。她的創作從一開始就在不斷發問：我是誰？該成為怎樣的人？為什么當我（或環境要求我）成為某種人的時候，卻常常發現“她”已滑到了反面？那么我應當如何重新找到“她”，恢復“她”或保持“她”？甚至在嚴歌苓創作這個由“圣女”“叛女”和“地母”構成的“意象群”系列的背后還隱含著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人們為什么總要確立或重構亦即“書寫”自己的“身份”？#p#分頁標題#e# 嚴歌苓一直在追尋著身份的主體性，對主體始終處在不斷地反思當中。她的創作總是企圖在女性的身份選擇中樹立一個不被異化的尺度，為女性實現其主體性尋找一條出路。12歲就參軍的她首先認同部隊里的政治文化身份，追求理想主義的英雄女性———“圣女”。在這種身份追求中，嚴歌苓敏銳地發現追尋這種政治身份的女性在現實生活中被異化、被扭曲。認同這種身份的陶小童、沈紅霞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失去了個體主體性，成為了被異化的“圣女”。本來，追求理想、為理想獻身這是非常偉大而高尚的行為，然而當我們只顧強調獻身，而忽視了“人之所以為人”的生命價值的時候，這種理想已經被異化了。面對被異化的身份，嚴歌苓不是直接地否定，而是以啟蒙者的身份去反思、批判。這樣的嚴歌苓自然而然地想要掙脫或叛離被“異化”的理想及公認的道德價值，追求個性解放和自由。 “叛女”在異國的生活中同樣再度面臨著身份認同問題，嚴歌苓很快敏銳地意識到：認同一種文化并不意味著獲得這種文化身份。獲得某種所謂的“官方認可”或“公眾認可”的文化身份，也不見得獲取這種文化中積淀的人的本質力量———人的主體性。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觀念總是打出某種“人性”真善美的招牌，實際卻偷運著壓抑、奴役、扭曲人的主體性（人的批判精神，愛與同情，創造與發現等）的“偽真”、“偽善”、“偽美”。在《無出路咖啡館》中的“我”很難改變房東夫婦和安德烈對“我”救贖的觀念。“我”也很難接受他們對我“太多憐憫的愛”，甚至無法讓他們相信“我”不需要憐憫。“我”在這種憐憫中失去了身份認同感。嚴歌苓關于文化身份悖論的思考也體現在扶桑的掙扎中。扶桑在中國貞潔禮教的婚姻中被壓抑了自我，失去了身份的主體性，于是她叛離了東方婦女傳統道德。然而當她試圖歸屬于克里斯的文化身份時，卻失去了東方文化土壤支撐，她失去了神秘，失去了吸引克里斯的魅力。并且，克里斯所屬的文化群體不認可扶桑的文化身份———她只是一個可憐、污穢且需要被拯救的妓女。因此，扶桑在追尋身份認同的道路上可謂是困難重重。 追尋身份是為了獲得主體性，實現主體解放。為了擺脫身份隨時可能被“異化”，嚴歌苓在“圣女”與“叛女”的基礎上，向更廣、更深邃的文化空間和歷史維度中追尋，她找到了卑微、純樸、歷盡苦難卻以無疆大愛回報他人與世界的“地母”———擁有主體性的葡萄是最自由的“地母”。嚴歌苓的獨特還在于她并不因此而停下腳步，她不斷警惕葡萄隨時可能存在的異化，并對“地母”形象不斷豐富和發展。她塑造了更多在社會生活的磨礪下形成的“地母”———田蘇菲、多鶴、小環，她們不受社會政治的影響，在被“異化”了的人群中堅持自我，堅守屬于自己的文化身份。在不斷地反思中，嚴歌苓以更廣的視野創造了“圣女”、“叛女”、“地母”三女合一的May（《寄居者》）———這個既要逐“圣”又能承受苦難做出犧牲來拯救他人的“地母”，以一種“叛女”姿態實現自我的主體性，不被社會環境所異化。 這些女性形象，這種文化身份反思是嚴歌苓小說創作的一大貢獻。從這種角度和層面上講，應當承認嚴歌苓的“身份書寫”在整個“新移民作家”文學中，在當代海外華文文學中都具有某種代表性與超前性，而嚴歌苓對文化身份的不斷反思也使她成為華文文學中一面獨特的旗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