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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可以涉及愛情、婚姻等各個方面,可以說每時每刻它都在發生變化,要全面更新、涅磐、異變必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五四的大沖擊是令人震撼的,那是一個懷疑一切又顛覆一切的時代,是一個暴躁凌厲的時代,但激情過盡終歸平靜,吶喊之后必是彷徨,承傳也好,異變也罷,這兩種存在是誰也離不開誰,相依相伴的,沒有了“愛恨交織”,沒有了“兩難選擇”,后果又能有什么意義,一切精彩盡在過程之中,盡在傳統與現代的矛盾存在之中,因此,我們不可以任加褒貶,只能寫出當時的事實存在,警醒讀者去領悟、思辨、認知。 一、自由戀愛的婚姻觀與夫唱婦隨的倫理觀的“愛恨交織” 五四是一個鼓吹自由、民主、博愛的時代,一個青春與個性張揚的時代,五四新文化的矛頭是直指傳統舊文化、舊道德的,其中尤為突出的一點便是提倡婦女解放與婚姻自主。這一旋律在整個現代文學中緩緩進行,這一主題也為眾多作家所青睞。 胡適先生的劇本《終身大事》較早提出了婚姻自主的命題,主人公田亞梅是時代的新女性,她爭取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的勇氣頗佳,雖然這個劇本多少有點理想化,但并未影響作者摯直單純的思想表達,我們也不能因此否認開拓者的篳路藍縷之功。丁西林的《一只馬蜂》中吉先生和余小姐處于新舊交替的環境中,但他們已流露出對于婚姻的自由追求的思想。吉先生希望通過自己的行動找到所愛,余小姐也喜歡上了吉先生,雖然他們不敢把自己的想法直接表達出來,但是這一切都是符合彼情彼景的。馮沅君的《旅行》中寫到:“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間或車上的電燈被震動而失去它的光的時候,因為我害怕那些搭客們的注意。可是我們又自己覺得很驕傲的,我們不客氣的以全車中最尊貴的人自命。”[1] 這篇作品描寫了兩位熱戀的青年外出旅行夢一般的十天甜蜜生活,最成功之處在于旅行中愛的矛盾心理的刻畫與表達,從而反映了“五四”青年反對封建家庭的包辦婚姻,大膽追求戀愛自由與婚姻自主。小說以簡潔清雋的文筆,細膩動人地展現了他們“將毅然和傳統戰斗,而又怕毅然和傳統戰斗,”遂不得不復活其“纏綿悱惻之情”的矛盾心理。這一主題不僅僅表現在小知識分子身上,在革命作家與農民作家的筆下也有表現。左翼革命文學青年柔石在他的小說《二月》中寫到:“你知道密司脫錢很想娶我底妹妹,當初母親大有滿意的樣子。我因為妹妹終身的事情,任妹妹自己做主,我不加入意見。”[2] 言語中流露出作者的婚姻自主的思想。解放區農民作家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表明婚姻自主的思想也滲到了農民的觀念之中,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生根發芽,傳統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為“自由戀愛、婚姻自主”代替,雖不是全部,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小說講述了解放區新一代青年男女自由戀愛的故事,小芹與小二黑在傳統勢力的斗爭中完成了自由戀愛,實現了婚姻自主。 在整個現代文學史的長河中貫穿了自由戀愛的婚姻觀,但是結婚之后的青年們怎樣看待夫妻關系,如何處理夫妻矛盾又成為一些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作家們也不惜筆墨反映了這些問題。 冰心的《兩個家庭》開頭與結尾有李博士的關于“家庭的幸福與苦痛,與男子建設事業能力的影響”[3]的講話。那么冰心理想中的幸福與不幸家庭的定位是怎樣的呢?三哥與亞茜的家庭應該是理想的。冰心在小說中是這樣描寫這個家庭的:我道:“三哥為何這樣忙?”三哥說:“何嘗是忙,不過我同亞茜翻譯了一本書,已經快完了,今天閑著,又拿出來消遣。”我低頭一看,桌子對面有兩本書,一本是原文,一本是三哥口述亞茜筆記的,字跡很草率,也有一兩處改抹的痕跡,在桌子的那一邊,還壘著幾本也都是亞茜的字跡,是已經翻譯完了的。我說:“正合了梁任公先生的一句詩‘紅袖添香對譯書’。”[3]這是一個夫唱婦隨的家庭,有著更多的傳統家庭的因襲與承繼,亞茜會教育孩子,會輔助丈夫,是一個賢內助,這便是冰心幸福的家庭的界定,像孟光和梁鴻一樣舉案齊眉,相敬如賓。再來看陳先生的家庭:陳先生冷笑道:“好容易回到家里,又看見那零亂無章的家政,兒啼女哭的聲音,真是加上我百倍的不痛快。我內人是個宦家小姐,一切的家庭管理法都不知道,天天只出去應酬宴會,孩子們也沒有教育,下人們更是無所不至。我屢次勸她,她總是不聽,并且說我不尊重女權,不平等,不放任種種誤會的話。”[3]無奈陳先生最后酗酒得肺病死掉了,他的才華與膽識因家庭的不和諧隨風而去。從這兩個家庭的鮮明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出冰心女士是這樣看待家庭中的夫妻關系的:她尊重女性,但不是女權者,她認為女性應永遠像大地之母一樣緊緊地將男性拴在大地之上,如若不然只能家破人亡,如陳先生那個不幸的家庭一樣。在這里,我看到更多的是傳統家庭倫理觀的因子,仿佛眼前有這樣一幅素描:一個古裝的女子站在自己的丈夫身旁給他裁紙研墨,那丈夫在宣紙上用毛筆臨著字,好一幅人間至愛之景!夫妻間的關系如此,夫妻間矛盾的調和也便可知一二,做妻子的必須對丈夫服服帖帖,這是不爭得天理,即使二人并不和諧,離婚這個字眼是萬萬說不得的。老舍在《離婚》中寫道:“張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作媒人和反對離婚。在他眼中,凡為姑娘者必有個相當的丈夫,凡為小伙子者必有個合適的夫人。”[4]他還寫道:“至于自由結婚,哼,和離婚是一件事情的兩端———根本沒有上過天平。這類的喜事,連張大嫂也不去致賀,只派人去送一對喜聯———雖然寫的與挽聯不同,也差不很多。”[4]老舍幽默詼諧的筆調傳達出的是對舊中國兒女傳統心態的批判,但也真實地表達出國人的傳統心態不是朝夕之間即可改變的事。自由結婚和離婚在青年們眼中并不新奇,但在老式市民心目中卻好比雷池,老舍寫道:“離婚?”吳太太似乎沒想到過,“你是什么話呀,李先生?這還不夠丟人的,再鬧離婚?”[4]青年女子喪夫后的改嫁也是為人所不齒的,從一而終的貞節牌坊還是深入人心的。柔石在《二月》中寫道:他卻向房內走了一圈,忍止不住地說出:“轉嫁!我勸你轉嫁。”婦人卻突然跳起來,似乎她從來沒有聽到過婦人是可以有這樣一個念頭的。她遲疑地似無聲的問:“轉嫁?”[2]連個念頭都沒有,實在可怕,可是有了念頭又能怎樣,也只不過讓念頭僅是一個念頭而已。施蟄存的《春陽》中的嬋阿姨有這種心理、這種念頭,但是只能是徒增一些心靈的焦躁、內心的掙扎,害怕最后像《饑餓的郭素娥》中的郭素娥一樣被火鏟活活烙死也是有可能的,至少應逃脫被人指罵的命運吧?一場五四新文化風暴沖刷走了國人許多舊思想,一些青年開始大膽追求自主的愛情婚姻,渴慕幸福的家庭。中國傳統“家文化”中的夫妻兩性關系出現了不同于傳統的變異。但這只是萬事之開端,國人心目中更多的是傳統因子的一些承傳,或有婚姻自主的想法而無那勇氣,或遭受非議而中途失敗。更為可怕的是對于傳統夫妻關系太為看重,承傳了太多的舊因子,因此使得夫妻兩性間的關系太為凝重,出現了新與舊的“愛恨交織”。一邊是“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2]的高聲吶喊,一邊是“彩線慵拈伴伊坐”[5]的傳統情懷。一邊是青年們婚姻自主的強烈追求,一邊是傳統民眾對傳統文化的極端保守。即使新的戰勝了舊的,在整個的大文化環境中也還是難逃宿命,像魯迅筆下的呂緯甫轉了一個圈又回到了原地。但是這些苗頭的出現已是可喜,我們不再奢望星星之火,因為難能,所以可貴。#p#分頁標題#e# 二、代際之間因傳統與現代沖突造成的“兩難選擇” 人類社會中存在的代際之間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每一代都有屬于自己的時代,時代變了思想未變當然會與新的一代產生沖突。五四之后尤為突出,這是因為五四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出現了太多太多不同于傳統的東西。新青年與老一輩在各個方面都產生摩擦,尤其是在家庭中,傳統的孝道等傳統倫理道德與一些新思想的沖突之激烈實在是前所未有。新青年們究竟應何去何從,他們在尷尬的境地中面臨著“兩難選擇”?，F代文學作品中也廣泛地涉獵了一些表現這種家庭矛盾代際沖突的篇章,其中也不乏許多優秀之作,讓我們更為透徹地理解了我們的“家文化”。 冰心的《斯人獨憔悴》父子之間是有矛盾沖突的,穎石、穎銘弟兄倆在學校當代表鼓動學生鬧學潮觸怒了父親,父親剝奪了他們繼續求學的權利,最后,小說結束于穎銘那低徊欲絕的唐詩之吟:“……滿京華,斯人獨憔悴!”[6]這個家庭象極了巴金筆下的《家》,父親與幾個姨太太一塊兒打牌,把兒子束縛在“家”中,遵從孝道,不準出外惹事,應該說動機不錯,但結果是兩代之間的隔膜與代溝越來越深,兒子要么像覺新一樣忍受家庭煎熬,守著那個千百年來為中國人所稱道的大家庭,要么像覺民、覺慧一樣徹底反叛,棄家而去,冰心言語之間流露出對家庭中兒子一輩的悲憫情懷,同時對父輩的做法是有所批判的。 老舍在他的《離婚》中通過小趙之口寫道:“少年要浪漫,也要老成。咱們的家庭都是舊式的,咱們自己又都是摩登的。我們就得設法調和這個,該浪漫的浪漫,該謹慎的謹慎,這才能有成功的希望,有真正的快樂。”[4]誠然這都是事實,但真正的快樂又有幾多,更多的是徘徊在舊家庭與新思想的十字街頭,在兩難選擇中忍受著冰與火的考驗,留還是去這是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不然怎會有巴金的《家》的經典名篇。《家》如一面大穿衣鏡,折射出了代際間的方方面面。它展現了一個四代同堂的封建大家庭的衰亡過程,“五四”運動猛烈沖擊著封建傳統觀念和封建秩序,動搖著封建專制的根基,封建宗法制家庭的瓦解勢不可擋,這文化思想也已影響到高家的第三代,但家庭內部仍是一個黑暗的專制王國。高老太爺是大家庭的家長,雖然中西文化的碰撞是他的文化心理有微妙的變化,例如為了子孫前途的著想,不像一般封建衛道士那樣死抱住“華夏優越”、“天朝中心”觀念不放,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一些不情愿接受的東西。 他送兒子克明到日本留學,讓長房長孫覺新進新學堂,允許覺民、覺慧進外語?？茖W校學習“夷狄”語言,購買商業公司股票,讓中學畢業的覺新從商業尋求發展而不走讀書做官讀書的老路。但他從根本上還是頑固地維護封建文化,克安、克定等人是高老太爺造就出來的蛀蟲,由此可見,高老爺與克字輩的兒子們還沒有太大的沖突,但與覺字輩的孫子們已是不可調和。我愿把覺新看作“家文化”的承傳,而把覺民、覺慧看作“家文化”的異變。 三兄弟都受到新文化的影響,但因為身份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命運。覺新是長房長孫,承擔著家族的重任,他要聽爺爺的還要聽父親叔叔的話,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遵從封建倫理與封建迷信,“包辦婚姻”拆散了他與梅表姐的姻緣,“血光之災”埋葬了他的賢妻,“中醫神圣”奪走了他的愛兒,面對這么多的“遵命”,他心中有千百個不愿意而只能如此。我不認為他懦弱,只有這樣寫才能寫出當時的真實。老一代的傳統思想與新一代的現代感知必是一個兩難的選擇,這符合覺新的身份,也符合時代的潮流,在亦新亦舊的時代,他是一個存在兩重人格的人,一個徘徊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兩難之人。 無獨有偶,老舍的《四世同堂》也涉及了代際之間的沖突?！端氖劳谩肥侵袊鴤鹘y文化的檢討書!祁老太爺是典型的舊市民,傳統文化的極力維護者,“祁老太爺什么也不怕,只怕慶不了八十大壽。……最值得說的是他的家里老存著全家夠吃三個月的存糧與咸菜。這樣,即使炮彈在空中飛,兵在街上跑,他也會關上大門,再用裝滿了石頭的破缸頂上,便是認定消災避難。”[7]祁瑞宣雖然最后覺醒抗日給整個人物帶來一絲光亮,但他主要的還是傳統文化的承傳者。瑞宣算是個有學問的人,且負載著忠孝節義、禮教廉恥的傳統大道,但他一向“不大習慣中國詩詞”、“他心中覺得他閱讀過的中國詩詞似乎都象鴉片煙,詩人消沉懶散”[8]。 老舍通過他的描寫告訴人們:瑞宣就是在這種文化空氣中長大的消沉者,在國家危亡之際,他掙不開傳統文化的索絆,只能囿于四世同堂的家庭堡壘,惶惑、茍安、自責!子一輩的痛苦大都來自婚姻,這是老舍與其他作家的共識,也是那個時代的流行病。但老舍寫他們婚姻痛苦的目的不是像巴金那樣批判舊式婚姻扼殺愛情、摧殘個性;他只是表現這一社會存在,如果說有所非議的話,也只是覺得父輩的越俎代庖有些不對,但隨即又因出以愛心為由寬諒了他們。瑞宣接受父母安排的婚姻,沒有反抗,因此,我們讀不出像覺新一樣撕心裂肺心痛的感覺,但這不能否認代際間的沖突,不然為何瑞宣對瑞全說:“只好你去盡忠,我去盡孝了!”這說明他本也有心抗日,但忠孝不能兩全,傳統孝道把他束縛太緊,他也因傳統文化的遵守而自由于此。瑞全的盡忠在這里與盡孝發生沖突,但他還是毅然的離家抗日,這是難能可貴的。瑞宣與瑞全是同胞兄弟,其性格和命運卻有很大差別。在老舍看來,差別的原因就是他們接受的文化知識不同,瑞宣讀的是中國線裝書,接受的是中國古老的文化知識,接受傳統思想觀念的制約,在民族危難之際,他只能背負著千年文化重負惶惑偷生;而瑞全更喜歡讀外國書,接受外國文化知識的熏陶,頭腦中沒有瑞宣那些思想觀念,所以能夠義無反顧地走出家庭桎梏,投身民族抗戰洪流中成為抗日英雄。對于瑞宣,老舍表示理解和同情,但并不放棄他的批判;對于瑞全則給予熱情歌頌。“瑞全讀線裝書,字都印得很清楚,可是仿佛都像些舞臺上的老配角,穿戴著殘舊的衣冠……當他讀外文的或中文的科學書籍的時候,書上那些緊湊的小字就像小跳蚤似的又黑又亮。”[8]兩兄弟代表著忠、孝兩種文化,忠、孝不能兩全,只好盡忠的盡忠,盡孝的盡孝了。#p#分頁標題#e# 五四是東西文化碰撞交流的時代,是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時期,在全面轉折的時代文化氛圍中,每個人都自覺不自覺地接受這兩種文化觀念、兩種意識形態的影響,在性格心理構成中也都具有現代和傳統兩種不同的觀念意識,碰撞的結果便是兩難的選擇、尷尬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