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六十種曲的團圓開場結構意義，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團圓開場”在明傳奇中幾乎已成為一個固定化絕對化的模式，被作家所反復運用。筆者在對明傳奇的經典選本《六十種曲》［1］進行詳細考察后，發現有將近一半的劇本在悲歡疊呈的跳蕩到來之前，皆先以團圓和樂的家庭聚會開篇。這些團圓聚會有什么深層蘊涵？為什么這么多作家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這種開場方式？這本身便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話題。 一、家庭聚會：團圓開場之形式依托 《六十種曲》之團圓開場多以家庭聚會為依托形式。詳見下表：所涉作品中，引發聚會的緣由一般有如下幾種：一，游賞。其名目繁多：賞春、賞花或賞雪等。其中又以賞春最為常見。這些作品開篇的時間往往設定在一年四季中占先得早的春天。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自古以來的天人合一觀念，以一年之始來開啟一段故事；另一方面，也與作者力圖營造一種喜樂氣氛相關，這恰恰也是傳奇的獨特藝術品味所決定的（詳見后文論述）。二，慶壽。或適逢父母壽誕，全家設宴慶祝；或者僅為雙親康寧，子女為之稱壽。以上兩種方式在聚會緣由中出現最多。此外，還有一種形式———歡度佳節。常見節日有元宵、人日、端午、中秋等，但其中也間或穿插賞春、賞花、稱壽內容，所以，這三種家庭聚會的形式并非彼此獨立、互不關聯，而往往是以某一種為主，同時旁涉其他。并且，具體的聚會內容也不盡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哪種形式的家庭聚會，都并非如它表象般雖熱烈卻單薄，而是涵納了深沉豐富的社會歷史文化的。 二、尊尊親親：團圓開場之倫理本位 團圓開場所依托的聚會，雖是家庭生活的一個橫切面，但卻是家庭包括社會縱深文化的體現，背后凝聚著強大的聚合軸?？傮w上說，它彰顯了儒家思想中的尊尊與親親之道，是對長幼有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和順等規范的實踐與演繹，切實體現了儒家禮教的道德對家庭的滲透，是對中國文化倫理本位的形象表現?，F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梁漱溟先生曾一語貫之：舉凡社會關系一概家庭化之，納國家于社會倫理之中，［2］174并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基礎就是社會關系倫理化，即以家庭關系架構全部社會關系，可謂一語中的。尊尊與親親，是個體家庭倫理相安的必然要求。前者側重于等級秩序，在家庭內體現為尊卑有序，長幼有別；而后者則更關注自然血緣親情，體現為家庭成員之間的情誼關系，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和順。 首先，親親之道。“親親之恩莫重于孝”，［3］孝道作為統治階級始終大力提倡和宣傳的中心內容之一，早已成為家族及社會活動應當遵循的原則?！杜糜洝凡滩?、趙五娘以春酒介眉壽；《還魂記》杜麗娘感念“寸草心”難報春光于一二，故明媚之日請父母寬坐后堂，“敢進三爵之觴，少效千春之祝”等，皆體現了對父輩的拳拳孝心。就連性素頑劣的非正面人物在牽涉到“孝”的問題上亦毫不含糊，如《蕉帕記》胡連，幾日見父親“眉頭不展，面帶憂容”，便特備酒筵，請父母到花園賞海棠以遣悶懷。這些聚會還擅長以女子對姻事的推緩來表達延長居家致溫情之禮、承歡膝下的意愿，如《荊釵記》中的錢玉蓮、《春蕪記》中的季清吳、《玉環記》中的張瓊英等，雖然這種行為多少帶有一些閨中少女對琴瑟之事本能的羞澀推脫之意，但從人之常情揣測，其孝道意義決非止于表面。對父母一方而言，也多能以“慈”之形象出之。梁漱溟有一段話頗能道出國人心聲：“于人生各種關系中，家乃其天然基本關系，故又為根本所重；謂人必親其所親也。人互喜以所親者之喜，其喜彌揚；人互悲所親者之悲，其悲不傷。外則相和答，內則相體念，心理共鳴，神形相依以為慰，是所謂親親也。人生之美滿非他，即此家庭關系之無缺憾。”［2］168傳奇作家所以設置如許多家庭聚會，其深層意味之一恐怕即在于此。另外，在聚會中，父母常在喜慶氣氛中表達一種“長自縈心”的“集體憂慮”———子女姻親未遂。對晚輩“婚嫁及時”的愿望固然牽涉對家族整體利益及形象的考慮，但就人情而言，不得不說這是父輩對子女終身有托的人性關懷。 對兄友弟恭、夫婦和順，家庭聚會亦多有體現?！肚G釵記》、《香囊記》、《雙珠記》等篇，皆是作家對兄弟（妹）之間倫理道德的正面描畫，所謂“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夫妻之道的呈現亦是作家不惜筆墨處。如《三元記》中的馮商，雖有無子之虞，卻無緒妾之想，與結發妻子感情甚洽。他廣有家財，卻最渴望“閨門伉儷恩濃，琴瑟調和”、“偕老夫妻，百歲和同”?！毒矣洝防锏脑里w，在宴會中展現的更是俠骨中頗具柔情，“鶯燕于飛”，“夫婦和諧”，充分體現了夫妻之好。此外，那些年邁父母同現于聚會中的出目，更是以華發蒼顏依然和順相契為子女上了一出成功相與之課，《琵琶記》、《懷香記》、《玉環記》即是如此。總之，這些聚會多能呈現夫唱婦隨、和樂美好的家庭圖景。其次，親親中實現尊尊。細加比較會發現，家庭聚會中的人倫關系存在這樣一個特點，即在表現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和睦的同時，著重突出強調了子孝于父、弟恭于兄、妻順從夫的這一方面，在原來自然的人倫關系基礎上加入了等級服從的因素。聚會中作為父或夫的主導地位和作用，子（女）對父、妻（妾）對夫的趨向于絕對道德的孝敬或順從等等。從而，這種關系也就標示了儒家倫理本位所具有的二重性：即它是自然與人為、等級森嚴與團結和睦的結合體。團圓開場中的家庭聚會，無論從哪一種具體類型中，我們看到的始終是家庭成員們在倫理關系上的各自到位達標、彼此相安，這種現象實質上圖解著明代文人的家庭乃至社會政治理想。雖然，明傳奇的家庭聚會多少會有些過于理想化的圖景，和現實尤其是明代后期的現實生活不可避免有一定的差距。但作家正是這樣，借家庭聚會之鮮明的重倫理、重道德的傾向性，來表現傳統倫理美德，并通過對傳統倫理觀念的弘揚促成社會統一倫理規范，以達到教化民眾的目的。 另外，團圓開場的倫理本位在整個劇本中具有一種“磁場”效應，或者說，它奠定了整部戲的“禮”之基調，不自覺地顯現出對全劇情理的導向功能。在以絕對倫理本位開篇的作品中，似乎預示了后面劇情對禮這一核心大磁場的縈繞。作家已經把“發乎情，止乎禮義”的文化觀念融入到了戲曲創作中，不管是自始至終皆自覺履行禮法規范，還是“始若不正，卒歸於正”的曲線回歸，都無一例外的與開篇所定下的倫理本位基調相吻合。對于劇中人而言，對愛情的追求可以忘卻一切禮法，訴諸于任何浪漫或夢幻的形式，但是對愛情的守護卻不得不回到現實，屈尊于倫理本位的社會環境，在對傳統倫理道德的遵守和維護中賦予情以合禮性?！哆€魂記》、《懷香記》等篇皆是如此，所謂“名教無傷，風雅斯在”。［4］當這些劇作搬上舞臺時，觀眾除了受到情的沖擊與點醒之外，同時也會有傳統倫理道德的教育與熏陶。#p#分頁標題#e# 三、冷熱疊出：團圓開場之結構意義 團圓開場模式的選擇體現了劇作家別具匠心的結構安排。首先，便于出場人物介紹。戲曲的舞臺表演性決定了作家必須盡量讓主要人物提早亮相。所以，成熟后的明傳奇體制，第二、三出便分別進入“生旦家門”，以交待劇中主要角色。其次，“開場團圓”融入了作家對劇情結構冷熱悲歡的總體性考慮。這又分兩種情況。一是關涉愛情戲的。除《玉鏡臺記》外，其余作品都只安排生旦中的一個角色家庭展開聚會，而涉及到較隆重的家庭宴會的，則更是只有旦角家庭。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客觀原因是，由于社會對性別角色的行為規定及價值期待不同，一般劇本開篇即從家庭走出求取功名的定是生角，故其家門戲以離別為常見，家庭成員由聚趨散。而旦角出身顯赫的家庭條件則使得隆重的聚會更為生活常事，并且，閨中女性“守”的傳統形象更有利于作家圍繞其展開家庭聚會。 另外一種情況是非愛情題材的作品。這一類中生、旦往往作為既成夫妻而非將來的戀人同時出現在聚會當中，它一般不涉及相鄰出目的冷熱搭配與沖擊，其緊要處在于與下文情節形成悲歡離合的對應。所以，此類家庭聚會常緊隨“副末開場”后出現。如《琵琶記》、《香囊記》、《精忠記》、《三元記》、《彩毫記》、《四喜記》皆是如此。這種結構安排使戲曲含蘊了更為深沉的意味，尤其當歡鬧的宴會成為一種固定模式時，讀者和觀眾會很容易模糊、跳過甚至誤讀了這種意味。聚會樂則樂矣，春光美則美矣，但這不是人生的常態。所以，多數聚會團圓本身便醞釀了分離，歡樂背后也潛藏著憂傷。尤其是這類生旦同宴的聚會，莫不是在極熱鬧處呼應著后文的分離甚至訣別。如《精忠記》岳飛一家宴會時的天倫之樂，《三元記》馮商與妻妾的極盡歡娛，無不對應著宴會之后巨大的落差———生離或死別。即便前文分析的愛情戲，也多在聚會中透露著不和諧因素（詳見上表“憂慮之念與離別之音”欄），它們要么點染了樂中的愁，要么指向了聚后的散。正如李漁所言：“骨肉團聚，不過歡笑一場，以此收鑼罷鼓，有何趣味？”［5］ 所以，在聚會結束之際甚至聚會當中，劇中人總有一些美中不足的憂慮。這些都是對劇中人而言特別具體的人生憂慮，要么哀嘆女未嫁，要么督促子趕考，這尚不包括幾乎每出歡聚都有的慨嘆青春易逝、美景難再的人類永恒的哀愁。需要指出的是，這種以家庭聚會為載體的開場團圓與所謂“大團圓”結局是有密切聯系的。明人卓人月曾在《新西廂》序中批判當世戲?。?ldquo;天下歡之日短而悲之日長，生之日短而死之日長，此定局也；且也歡必居悲前，死必在生后。今演劇者，必始于窮愁泣別，而終于團圓宴笑，似乎悲極得歡而歡后更無悲也；死中得生，而生后更無死也，豈不大謬哉！”“第如世之所演，當悲而猶不忘歡，處死猶不忘生，是悲與死亦不足以玉人矣，又何諷焉？”［6］ 客觀而言，他只說對了一半。當世之演劇者，并非都“始于窮愁泣別，而終于團圓宴笑”，還有不少作品始于團圓宴笑，亦終于團圓宴笑。需要注明的是，“始”和“終”，都只是劃定的人生的某一段狀態，而非全部。終場的團圓宴笑之后，可能是另一段窮愁泣別的開始。但最精彩的卻是一始一終的中間狀態，它占據舞臺時間最久，也是人生的最常態。并且，“世之所演”，除卻“當悲而猶不忘歡，處死猶不忘生”之外，也還有著歡時思悲，生而念死的演繹，這些都含蘊在開場團圓模式下的作品中。從這個意義上講，這類以團圓開場，并以團圓作結，中間經歷若干分散離愁的模式比起那些“始于窮愁泣別，而終于團圓宴笑”的作品更具發人深省的力度。 綜而論之，在以《六十種曲》為代表的傳統戲曲中，團圓開場已成為一種常見開篇方式，它以家庭聚會為依托，體現了以尊尊親親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倫理本位思想。作為一種絕對化結構，在彰顯戲曲獨特藝術品味的同時，又揭示了作家“家國同構”的文化心理，融進了作家對劇情結構冷熱悲歡的總體性考慮。這種團圓開場現象雖不如大團圓結局那樣普遍，但卻是中國傳統戲曲的重要特征之一，值得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