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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葉雋
李石曾的基本定位，亦在于作為教育活動家的政治人。一方面，他既為國民黨元老、又是晚清高陽相國李鴻藻之公子，無論新舊，政治資本均甚雄厚；另一方面他以在教育/文化場域的活動為標的，而其主要方式則為“留法教育”[1]的推動。而正如有論者指出的那樣：巴黎的無政府主義者對中國革命思想的最根本貢獻則在于其“教育普及”的思想，且在他們所采取的各種革命措施中，“教育”亦為最基本的手段[2]。在我看來，這種以教育為革命的思路，非常具有特征性地表現為李石曾一力推動的“留法教育”方式。
針對吳稚暉認為“教育事業無濟目前”[3]的意見，李石曾強調“然舍教育更無他法”，他將所從事之工作分為政治、教育二途，認為政治“吾人既不能為，只好聽他人為，而我則專力于教育亦無不可”[4]。關于他在本土教育語境中的事功，諸如中法大學的創辦運營、北平大學區制的嘗試、作為北大教授的貢獻等等，自毋庸贅言；但在我看來，李石曾的特殊意義，更在于對留學教育的范式創新上，具體而言，則為留法教育的開創功勛。李石曾對中國的留法教育是有著整體思考和建構性思維的，他曾明確提出過要建設“中國留法師范學校”的構想，其具體思路在于：法國學風雖較好，然必更從而組織之，方能得最多之結果，否則來法留學者，或為自利之實業家，或為無宗旨之新學家，其將來發生于國內之效力必鮮，或且背馳。弟以為可由先生及蔡汪諸先生（學問道德為國人所信仰）組織留法師范學校，養成教授，遍布于南洋與內地。必有此機關，方能望新學風深入于國內而不搖，弟以為無論何事，皆無此種力量之堅強也。[5]不過這一構思或許過早于時代，事實上并無實現的可能。但由“留法儉學會”到“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展開[6]，倒確實有一種內在的邏輯脈絡在，值得細加辨析?？紤]到學界對后者已充分關注，此處主要從留法儉學會的角度略加梳理與申論。李石曾并不是一個純正的學者，作為身與暴力革命，并與共同組織京津同盟會、參與謀刺清末重臣的人物，他在民元之際，既不做官，亦不退隱。一轉身卻搞起了“留法儉學會”，初看費人揣摩。
可通過我們以上分析，即可洞穿其經由法國文化熏陶滋養之后所形成的獨特之“文化浪漫”情結與理念，也就是通過其諸種資本皆備的在野身份，實現自家的理想情懷。這種思路，至今看來，仍會覺得有些“匪夷所思”，通過個體與民間的力量如何可能實現這樣浩大的國際性教育交流工程？但李石曾等人的嘗試與勇氣，真地讓我們感覺到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可能。日后轟轟烈烈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其涉及地域之廣、提供機會之多、產生人才之眾、對中國歷史進程影響之深，倒真地是無與倫比。當然，那種政治史的“無心插柳”效應，是作為始作俑者的李石曾等人始料未及的?？稍诶钍?，其對留法教育活動的整體操作與實踐，并非只是心血來潮（當然不排除有時的“靈機一動”）而沒有一條可以貫穿的紅線。
由自家的留學經驗而掀起一輪新的留學潮流，并非自李石曾始，容閎從自家畢業于耶魯到推動留美幼童的實踐就是最好的先驅與榜樣[7]。可做到李石曾這樣大的規模和影響的，即便是容閎，恐怕也是自愧不如。這不僅因為自身的政治/文化資本的差異，乃至生性的先天有別，也還因為容、李二人因其留學國度不一、思想形成過程有相當之距離。表現在李石曾身上，主要是在留法時代與法國思想（尤其是與無政府主義思潮及相關人物）的接觸、新世紀時代逐漸形成的自家理念。當初他們辦《新世紀》，其思路就在“以教育為革命”[8]。這一理想，實際上在他們的日后實踐之中，尤其是李石曾的活動中，充分表現出來。既強調“社會革命”，又關注“以教育為革命”，這就必然推出將“教育問題”作為“社會革命”的核心內容。對李石曾而言，教育又具有極為特殊和重要的含義：“教育之為言廣矣。凡人生發展之事事物物，無一不與之密切相關，故謂教育為人類與社會之（金廬）鑄可也。”[9]所以，教育對人類和社會發展而言是具有根本性決定意義的。具體言之，李石曾因自身的留法經歷，故特別注重留法教育的推廣與應用。他編譯《法蘭西教育》一書，特別強調“趨重法蘭西教育之理由”稱：“吾常研究關于教育之問題，見中國多宜采取法國教育之旨。吾人留學亦以赴法為較宜。”然后他從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兩個方面論證法國的優勢，前者強調“泰西各國于體育智育均可得比較上之滿足，若德育則往往乖謬，惟法國教育，能脫于神君之迷信”；后者強調“發明新理之毅力，與各類學問之博通，均以法人為最著”。應該說，李石曾在1912年之時，即著手措辦留法儉學會，借助時任教育總長的摯友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使其迅即落實辦公地點與操作程序。再加他的人脈、理想與勤奮，終于使這項事業有了相當堅實的基礎。以留法預備學校為基地，開始他的個性鮮明的“教育事業”。這段時間很有趣，一方面是袁世凱大肆耍弄政客手段，將革命派玩弄于股掌之上，使得南京臨時政府被迫同意其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另一方面是蔡元培、孫中山、吳稚暉等相繼入京，與李石曾有密切之交流。當初已辭駐法公使之任，年紀初過而立的李石曾，進京本就不是有所專任（他與蔡元培、等不一樣，不是迎袁專使團成員）。當蔡元培在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職上奔波為難之際，當吳稚暉只為籌備全國讀音統一會而入京之際，當孫中山就任籌劃全國鐵路總辦之際[10]，李石曾也選擇了自家介入現代中國建設的方式，這就是發揮自家所長以推動留法教育的蓬勃展開。李石曾甚至與孫中山相約，一者籌劃全國鐵路暢通，一者籌劃全國教育文化增長。在他們想來，一旦交通教育各有成就，則國家之富強必計日可待也[11]。從這樣的思路去分析，則李石曾推動留法教育活動并非僅僅是就留法而論留法，而有其特定的文化政治意義，這其實也正是他文化浪漫主義的特色所在。一方面由于自家的留法背景，敢于在無人先行的道路上獨自嘗試；另一方面畢竟是政治世家出身，對政治有一種天生的敏感與獨到的把握。事實證明，逐步推進式地推動留法教育的開展，乃是李石曾介入現代中國文化/社會場域，并產生偉大的現代史意義的重要策略。#p#分頁標題#e#
就李石曾的留法教育運動設計來說，主要可分為三個階段，即：留法儉學會（1912-1916）、華法教育會（1916-1919）、留法勤工儉學會（1919-1922），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浪推過一浪的“擴大型事業”。第一階段的操作相當務實，無論是用人才，還是聘外教，乃至商借校址、聯絡留學（安排留法學校）[12]，都非常井然有序，而實際上這批學生當中確實產生了相當一批優秀的人物，如朱廣才（約1904年生）就是入巴黎綜合理工學校（EcolePolytechnique）學習，并獲得碩士學位，成為中國學人里相當早期獲得大學校文憑的學子（有論者稱其為第一人）、日后曾任中法大學物理系主任；更成了李石曾的“乘龍快婿”，娶的正是李氏的獨女李亞梅（約1910年生）。
1916年由李石曾主其事而成立的華法教育會，雖名義上是與法方合作，但其熱情主要來自中方，在具體方略上則足以顯示出李石曾的文化政治思路與眼光。這是中法雙方合作的理念第一次落實到實踐之中，而對法國接觸最久、認知最深、關系最熟的李石曾卻只將自己安排為“中方書記”一職，最多也就是秘書長的角色，且與李圣章并列。而將蔡元培、歐樂（Aulard,Alphonse,1849-1928）分別推出作為中、法方會長[13]，一方面這是場域運作的資本要求，另一方面畢竟有李石曾自家的氣度和文化政治邏輯在起作用。華法教育會的根本思路，其實包容甚廣[14]，留法教育只是其中一項而已。“勤工儉學”的理念早就由吳稚暉提出（所謂“苦學”），可吳氏的理念并不能算特別新穎與獨創，在法國我們同樣可以尋出相類的思路，當初傅立葉（Fourier，Fran?oisMarieCharles，1772-1837）就特別看重教育與生產勞動的相結合[15]。早在1915年6月，李石曾就曾在巴黎與吳稚暉、張靜江發起過“勤工儉學會”，明確主張以工兼學[16]。但真正將這種思路推廣而成為現代中國場域里的一起轟動性的事件乃至運動，仍要等到1919年1月，李、吳再度聯手，發起組織“留法勤工儉學會”。借助巴黎和會的國際背景與的浩蕩威力，留法勤工儉學蔚然成為風尚。但必須指出的是，在李石曾心目中，他從來就沒有，也不可能以勤工儉學為工作的唯一選擇或重中之重。我們必須注意到，在1910-1920年代的留法教育中，李石曾作為一個核心主導人物，其思路一脈相承，雖歷經挫折，但初衷不改。如果說留法儉學會的功用主要在敢于實驗、提供經驗的話；那么華法教育會的意義（在勤工儉學方面）則主要立足于設立機構、鋪開場面，這一機構在推動“勤工儉學”方面之作用實不可忽略[17]。請注意，1917年時，北京的華法教育會成立并在教育部、內務部立案；僅僅一年時間，到了1918年前后，在該會推動下，各地紛紛成立分會、各種赴法留學預備學校先后創辦，成“星羅棋布”之勢[18]。
而正是這些因素，直接導致了“幾年之中，申請赴法青年達五百多名”，到之后則“迅速超過一千五百多名”。以1919年“留法勤工儉學會”成立為標志，借助五四東風，到了1920年，留法人數達1600多人，成就了留法勤工儉學高潮。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日后的勤工儉學演化成一場難以收拾的“國際鬧劇”與“政治事件”，但那畢竟是后話，這且置諸不論。對于李石曾個體而言，通過留法教育活動的一力推動，成就了他自己在中國現代留學史上的地位固毋庸置疑，但更重要的則是他由此而確定了自家在民國文化政治場域里的重要地位。我們可以看到，整個1910年代，李石曾都以相當謙讓的態度將蔡元培“禮讓在前”，包括他自家極為熟悉、人脈相當良好的中法文化教育交流場域。之所以如此，還是顧及到自家的資本聲望問題，雖然今日看去，蔡、李均名列四老，似為并駕齊驅，但那是事后追加，尚非事物本相。如果放置入歷史語境之中，會知道這非常不一樣，李石曾雖然世家清華、有留法背景，但畢竟不過而立之年、閱歷經驗均尚嫌淺，更無法與蔡元培前清翰林、教育總長的重磅資本相比?？傻搅?920年代，整個情況就起了變化，1927年以后，李石曾與蔡元培基本上就是分庭抗禮的局面，因為此期的李石曾已年在不惑、知命之間，其文化/政治資本都非昔日可比，無論是社會事業的積累，還是政界交誼的聯絡，都使其身價非同舊日（不要忘記，蔡元培與北洋軍閥交惡之際，還是李石曾從中斡旋，使其得以公派出洋考察而化解）；而此中砝碼增加固然原因眾多，但其中留法教育活動的推進與國際聲譽的積累，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所以，李石曾雖不為官，但卻是“身在曹營權在漢”，其政界影響一點都不容忽視，而除了日后的“有功”之外，他自身通過文化/教育活動累積的政治資本其實也應當予以足夠重視。文化政治的意義，就在于兩者間的相輔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