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自由主義的文化政治闡述，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唐文明 單位：清華大學哲學系
伊拉克戰爭無疑是21世紀伊始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這場戰爭之所以與我們有關,不僅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而且還因為我們不愿放棄對全人類的整體關懷。盡管迄今為止并未產生一個由全人類共同組成的統一而真實的共同體,然而“人類”絕不是一個虛假的概念。對全人類美好生活的向往一直作為一個道德理念在我們的精神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且也采取了像聯合國這樣的世界性組織、世界性聯盟等制度化形式。無須贅言,伊拉克戰爭是一個事關人類未來的公共事件。對于我們來說,理解這場戰爭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且看美國的自我主張。在美國國內的戰前宣傳中,對伊戰爭與“9•11”恐怖襲擊事件被直接地聯系在一起。美國宣稱伊拉克生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此調動美國人民的恐懼心理而作為社會動員的力量。在對戰爭的合法性訴求中,美國提出了“解放伊拉克”的戰爭口號,企圖將伊拉克戰爭塑造為一場正義的戰爭。
所以,打擊恐怖主義與推行自由民主理念是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主要的政治措辭。但是許多學者認為,這兩個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實際上只是借口而已,美國真正的目標是海灣地區的石油和建立全球霸權,推行帝國主義[1]。仔細分析一下就會發現,上述觀點其實是不得要領的。首先,石油固然很重要,但是,采取戰爭的方式去掠奪之則不符合美國的理性。靠武力掠奪來獲取財富是古代帝國主義的顯著特征,而對于高度發達的現代美國來說,則是不可取的。雖然美國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經濟問題,但美國并不缺乏經濟上的競爭力與自信心。對于現代經濟,一個廣泛的共識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美國作為一個科技高度發達的國家,并不缺乏科技上的競爭力與自信心。所以,美國并不需要采取戰爭的手段去掠奪財富,戰爭畢竟是高風險的行動,如果僅僅是為了石油去發動一場戰爭,對目前的美國來說只能是一種不理性的行為。
當然,在此我們必須首先明白,那種認為“美國已經瘋了”的說法只能誤導我們。無論美國對伊戰爭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這場戰爭首先必須看做是美國的一種理性的行為。盡管我們不能完全排除美國人對海灣地區石油的覬覦之心,但認為伊拉克戰爭“全是石油惹的禍”,則是一種極端片面之詞。
其次,美國要推行帝國主義也與它一貫主張自己是自由民主國家相悖。一個自由主義的帝國是不可想像的,這實際上包含著語詞上的矛盾。換言之,現代帝國主義不可能以自由民主為其政治理念。古代的帝國主義往往取決于某些君主強烈的優越意識與驕傲的精神氣質。古代的君主在采取對外擴張的政策時盡管也需要臣民的支持,但往往并不需要臣民的同意,而現代自由民主國家的總統則在許多重大問題的決策上都會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偨y并不能隨心所欲地行使自己的權力,在許多問題上他需要議會的支持、批準和民意的認可。古代君主與他的臣民之間的關系和現代西方國家的人民與他們的總統之間的關系不可同日而語。所以,現代帝國主義必須是一個需要借口的帝國主義。美國要推行帝國主義,除非得到美國人民的普遍認可。
如果美國人民珍惜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這種認可就是不可能的。換言之,自由民主恰恰不能夠成為帝國主義的借口,因為自由民主的核心訴求歸結起來其實就是人權,而人權的主張與帝國主義的理念則是格格不入的。另外,如果美國要推行帝國主義,那么,它將置歐洲于何處呢?在自由主義的政治理念中,政治的邊界正是通過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來劃分的。所以,盡管美國與歐洲在許多問題上存在分歧,但是,在將全世界的國家劃分為自由民主國家與非自由民主國家這一點上,雙方則是一致的。而在一個帝國主義的構想中,政治的邊界則是通過帝國的疆域來劃分的。盡管法國、德國在美對伊戰爭中表現出與堅決支持美國的英國、西班牙等國截然不同的態度,但是,毫無疑問,現在的歐洲仍然是美國最堅定的聯盟。那么,歐美聯盟的基礎是什么呢?正是以自由民主為核心的意識形態。盡管伊拉克戰爭主要是美國單方面的行動,其他盟國處于從屬地位,但是這場戰爭并沒有排斥歐洲。倒毋寧說是美國與歐洲一唱一和,有時則是一個唱白臉,一個唱紅臉。如果伊拉克戰爭意味著美國開始在全球推行帝國主義,那么,歐洲的行為就是不可理解的。所以,從目前西方的政治理念和地緣政治格局兩方面來看,美國人民和歐洲都有能力阻止一個帝國主義美國的出現。
讓我們回到美國的自我主張上來。我們常常聽到美國總統在一些國際事務上肆無忌憚地說“為了維護美國的利益”如何如何,這種赤裸裸的強權政治口吻從另一個側面也表明,美國根本就不在乎借口。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也許美國對伊戰爭的政治措辭主要并不是借口,恐怕多半還是出于真實的信念。“冷戰”結束以后,以美國、歐洲為主體的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失去了意識形態上的一個強敵。但是,意識形態的斗爭并沒有結束,在現代伊斯蘭世界興起的原教旨主義就成為以自由民主作為自身文化價值之核心的西方世界在意識形態方面的一個主要對手。對于經歷過長期宗教戰爭的歐洲人以及由歐洲人的后裔所組成的美國人來說,意識形態上的差異所帶來的恐懼曾是他們生活中非常熟悉的東西。而且正是在對宗教迫害的慘烈體驗中,西方人發明了宗教寬容的概念,進而發明了自由主義[2]。自由主義是由宗教寬容的概念發展而來的,指出這一點非常重要。盡管自由主義標榜普遍人權,仿佛是一種超越一切文化、一切宗教之上的政治理念,然而其背后卻是西方文化的特殊傳統。宗教寬容產生于西方文化的脈絡之中,是從西方文化內部發展出來的一個政治理念。正是西方文化的特殊性使得寬容自身表現出極大的局限性,只能算是一種不夠充分的承認之理性。寬容何以是一種不夠充分的承認之理性,這只能從西方文化的內部發展脈絡中得到恰當的理解。實際上,只有在寬容者認為被寬容者持有了錯誤的思想與觀念的前提下,才存在寬容的可能性?；蛘哒f,正是因為有人持有錯誤的思想與觀念,所以才需要寬容。
所以,寬容的潛臺詞是:人都是人,但是真理卻只能是真理。寬容的力量可能來自于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承認的精神渴望,但是,寬容的形式則表現出對這種平等承認之精神渴望的一種限制。由于寬容者認定他所要寬容的對象持有錯誤的思想觀念,所以,寬容作為一種承認的理性就表現為一種容忍。寬容是建立在求真意志之上的一種不夠充分的承認之理性,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將之與另一種更為充分的承認之理性———相對主義立場———作一簡單比較。寬容是在嚴格區分真理與謬誤的前提下出于對人本身的關懷而采取的一種對他者的承認態度,相比之下,相對主義立場則在根本上就擯棄了對惟一真理的嚴格信念,因而就蘊涵著一種對他者更為充分的承認態度。在這個意義上,相對主義立場不僅可以看做是對寬容的超越或揚棄,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相對主義立場可能意味著對他者作為精神存在(文化的人)的理性承認,而寬容則僅僅局限于對他者作為肉體存在(自然的人)的理性承認。所以,寬容的精神實質其實可能是抽象人道主義,而以寬容的方式承認他者就可能是一種非常脆弱的承認,甚至被表象為真理之持有者對被錯誤思想所迷惑者的一種同情。所以,寬容雖然是針對他者的一種承認的理性,但卻是在認定他者持有錯誤思想與觀念的前提下承認他者的,因而是對他者的一種不充分的、容忍性的勉強承認,或者說,寬容其實僅僅是對他者之為抽象的人的一種承認。#p#分頁標題#e#
由于寬容作為一種不夠充分的承認之理性有其內在的局限,所以,寬容所能涵攝的可能范圍就是有限度的。具體而言,作為寬容之基礎的求真意志必然會損害作為寬容之精神力量的抽象人道主義。其中,理性與非理性就成了劃界的標準,以此來劃定什么是可以寬容的,什么是不可以寬容的。也就是說,如果某種宗教或某種文化被認為是不理性的,那么,這種宗教或文化就可能不在寬容的范圍之內。寬容表達了西方文化的內在矛盾,而且這種矛盾到現在一直主宰著西方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倫理爭論。比如查爾斯•泰勒指出,關于“何謂美好生活”的問題在當今西方發達的自由民主國家中一直是一種說不出口的爭論[3]。那么,何以說不出口呢?因為這種爭論與寬容的理念、與自由主義的理念是沖突的,不符合“政治上正確”的規范。這里顯然可以非常自然地引申出一個“邪惡宗教”或“邪惡文化”的概念,而這恰是美國政府所謂的“邪惡國家”或“邪惡軸心”等外交觀念的思想來源。寬容不僅是一種承認的理性,而且更是對理性的承認。自由主義盡管常常被西方人當作政治領域中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性真理,但也一直被作為單純理性限度內的文化與宗教之間的相與之道來看待。自由主義這一隱秘的出身曾被羅爾斯充分關注。羅爾斯曾以一種驚訝的口氣感嘆長期以來在西方世界并未發展出一種他所謂的“政治自由主義”,這種說法對于已經習慣了將自由主義作為西方世界主流的政治理念的人來說,一定會感到非常突兀、甚至不可理解。然而,羅爾斯的感嘆其實給我們透露了非常重要的信息:西方的自由主義因為受到寬容之內在局限的影響而一直生長在西方世界共同的道德觀念之中,并未擴展為一種現代意義上的純粹政治理念。也就是說,以寬容為核心的自由主義是以共同的道德觀念為前提的,寬容并沒有被擴展到從根本上放棄真理的地步,而是以道德的真理與共識來消解宗教信仰、文化信念上的差異與沖突的。在這個意義上,一個自由公民的資格首先是通過認可共同的道德觀念來獲得的,直言之,如果一個人并不認可自由民主社會共同的道德觀念,那么,他就沒有資格成為自由民主社會的公民。如果說以往的這種以寬容為核心的自由主義是以道德的共識來容納宗教信仰、文化信念上的差異的話,那么,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就是企圖以政治的共識來容納道德上的差異。如果說以往的自由主義留意于宗教(或文化)與道德之間的界限,而將政治與道德放置在一起的話,那么,羅爾斯則更留意于道德與政治之間的界限,而將道德與宗教(或文化)放置在一起。所以,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的巨著中正是要建構一個文化多元主義的自由民主社會的政治理念,或者說,他所考慮的問題是,在一個文化多元主義的現代社會中,如何恰當地建立自由民主之合法性。換言之,是否能將自由主義的原則應用在一個社會內部的文化沖突、文化政治的問題上?是否能在一個已經具有自由主義傳統的現代民主國家中將寬容升華為一個哲學問題從而達到一種更為充分的承認之理性?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看做是一部以自由主義的文化政治為主題的著作。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求真意志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文化、道德觀念等意識形態問題一直是西方人精神生活中的重大事務。這一點不僅表現在西方精神生活的內部,而且也深刻地影響到西方世界對于東方世界的態度上。在這個意義上,西方與東方都是精神性的存在,而西方與東方的沖突則是精神的沖突。而且,盡管西方世界一直標榜自由主義的普適性價值,但是,至少就目前來看,西方世界所堅持的是以宗教寬容為內核的自由主義,而不是以文化相對主義為內核的自由主義。所以,我們有理由將伊拉克戰爭作為一個地緣文化政治的問題來看待。美國與歐洲對東方、尤其是伊斯蘭世界的不信任與恐懼,恐怕主要還是出于文化與精神上的信念。這與“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斗爭存在著某種類似之處,所不同的是,在“冷戰”時期,美國所針對的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而現在所針對的則是伊斯蘭教及其意識形態,尤其是原教旨主義的意識形態。
然而這個不同卻又非常重要,因為“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斗爭主要涉及政治觀念,而“冷戰”以后的意識形態斗爭則會由于某種偏見而指向文化。在伊拉克戰爭初期,有記者采訪逃難的庫爾德人,問他們是否害怕戰爭,其中的一個庫爾德人說出了他們的心聲:“我們害怕戰爭,但更害怕薩達姆。”然而如果我們就此說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是為了向全世界推行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是為了解放處于薩達姆專制之奴役下的伊拉克人民,那么,這就不僅是對這場戰爭的合法性論證,而且更是一種對戰爭的美化了。美國首先是要解除一種可能存在的威脅,而對這種可能存在的威脅的估計與判斷則來自精神領域的求真意志與價值立場。伊拉克戰爭絕不是一場由美國發起的自由民主的圣戰,而是由美國乃至歐洲對伊斯蘭文化的極端不信任所引發的一場“震懾”戰爭。美國已經慣于采用政治標準來看待各種不同的宗教與文化,在這一點上,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念以及被福山大加發揮過的歷史終結論實際上是美國的真實信念。黑格爾通過世界歷史的宏大觀念幾乎將全世界的各大文化都納入了他的思辨體系,其中,絕對精神的運動與歸宿就是世界歷史的核心。由于精神產生于自我意識,而自我意識又必須在他者的意識中獲得承認才可能達到,所以,精神的運動就表現為承認的斗爭。在精神發展的初期,力量的強弱不同必然會使人與人之間形成主人與奴隸的關系,這樣,作為歷史性存在的主人與奴隸之間的承認的斗爭就會貫穿整個世界歷史。而當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承認達到前所未有的平等時,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的主奴關系不復存在時,承認的斗爭就終結了,于是,歷史作為精神的運動過程也就終結了。黑格爾認為,自由民主的觀念就意味著人與人之間達到了完全平等的相互承認,所以,他宣稱,1776年美國獨立所蘊涵的自由民主精神,或者更具體地說,1806年拿破侖與普魯士的耶拿戰役的結束,就意味著歷史的終結。
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念及其歷史終結的論調以張揚自由民主為核心旨趣,這一點當然是有價值的,但是,其中仍然存在著非常嚴重的問題,即完全以政治標準來看待文化。比如,他將東方的文明直截了當地歸結為“東方專制主義”,實際上就是否定了其作為文化傳統的價值。人的政治地位固然重要,但是僅靠一種普遍、平等的政治承認并不能夠給人以共同體的歸屬感,而文化的意義正在于此。即使人類在文化上的差異屬于偶然性差異,但對人而言,文化的重要性卻是不可低估的。伯林甚至認為,人的共同體歸屬感實際上屬于人的本性。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被剝奪了文化所給予他的共同體歸屬,那就等于說他被剝奪了部分人性,甚至是最為重要的那部分人性。所以,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念及其歷史終結的論調實際上是一種反文化的現代虛無主義主張,似乎自由民主生來就是抵制甚至摧毀各種文化傳統的①。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念與歷史終結論極大地影響著西方人對歷史、對當今世界的看法,由此也自然地反映在政治、外交的理念上。1989年,福山發表在《國家利益》雜志上的《歷史的終結》一文所引起的巨大的轟動效應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這一點。而亨廷頓雖然并不是歷史終結論者,但他也是毫不猶豫地將文化沖突的問題作為未來地緣政治的關鍵問題。從歷史終結論者的立場來看,亨廷頓的觀點實際上意味著西方在后歷史時代的地緣政治中需要解決的是現存的歷史遺留問題,即通過抵制具有明顯專制主義特征的非西方文化來保衛自由民主國家的存在與發展。自由民主乃是歷史的歸宿,這是現代以來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信念。借此,美歐才能夠一致地采取政治標準將世界上的國家劃分為自由民主國家與非自由民主國家兩大陣營。所以,我們現在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盡管“冷戰”已經結束,但是在西方人的眼中,世界仍然被分為兩大陣營。而這一次,陣營的另一方不再是產生于西方文化內部的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而是黑格爾所謂的東方專制主義。#p#分頁標題#e#
我相信,許多西方人在伊拉克戰爭中肯定聽到了世界歷史的馬蹄聲,正如許多對美國以及西方充滿仇恨、怨恨的人是以一種幸災樂禍的心情看待“9•11”事件一樣。這場戰爭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對“9•11”事件的一次報復行動,因為“9•11”事件不僅使美國蒙受了生命與財產的損失,而且可能會助長伊斯蘭世界在精神上的自信心。也就是說,伊拉克戰爭并不是對恐怖主義的報復行動,因為沒有真實的理由證明伊拉克與恐怖主義有直接關系,而是對伊斯蘭世界的一個全面警告。以“解放”的名義打擊恐怖主義,就是將恐怖主義看成是一個文化反應。支持這場戰爭的自然也不是什么道德理念,而是對歷史之終極歸宿的確定信念。在世界歷史的“必然性”面前,人道主義問題就變成了一個微不足道的細節。實際上,除了伊拉克人民自己之外,沒有誰會真心去拯救他們。在這個意義上,自由民主既是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借口,又不是借口。
就其是借口而言,美國并不是為了將自由民主送給伊拉克人民而發動戰爭———因為伊拉克人民也并沒有簞食壺漿以迎之,而是出于自身的利益、出于自身的精神信念而不惜采取戰爭的方式打擊它所認為的“邪惡勢力”;就其不是借口而言,美國的確是出于自由民主的歷史信念而發動了一場理性的戰爭。然而,世界歷史是否還會有另外的可能呢?世界歷史是否真的具有如此鐵血的必然性?實際上,即使我們充分認可自由民主是人類值得追求的政治價值,我們也不能接受黑格爾式的世界歷史觀念。福山認為,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念其實并不是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觀,而是以自由民主為最終旨歸的歷史觀。這種看法雖然揭示了黑格爾對自由民主之普遍性價值的重視,但是,問題在于,由于黑格爾將世界歷史解釋為主人與奴隸之間的承認的斗爭,從而也把人與人之間是否平等承認作為判斷人類文化之價值的惟一標準,所以,黑格爾對文化、尤其是對非西方文化采取了一種非常片面的理解。文化的價值絕不僅限于承認的問題,文化不僅能夠給人以共同體的歸屬感,而且不同的文化也表現出人類生活方式的多樣性。就像生物的多樣性是一個具有倫理意味的生態理念一樣,文化的多樣性也是人類精神生態中一個值得捍衛的倫理理念。
顯然,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念不能擺脫以自由民主之政治理念為理由而消除文化上的多樣性的嫌疑。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念仍然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因為自由民主的背后其實就是西方文化。即使是持歷史終結論的福山也注意到,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念能夠成為毀滅文化的一個合理借口。伯林曾提到,赫爾德將亞歷山大大帝、愷撒、查里曼等人稱為“歷史的惡棍”,因為他們所到之處,當地文化都被消滅了。如果世界歷史的斗爭邏輯必將會帶來一場文化的劫難,那么,我們有理由說,這樣的世界歷史實際上是一種邪惡的歷史。如果美國執意要充當此種世界歷史的執行者,甚至不惜采取戰爭的方式助長此種世界歷史的進程,那么,毫無疑問,美國就將成為赫爾德所謂的“歷史的惡棍”。既然在人與人之間可以用承認的理性取代承認的斗爭,那么,在不同文化之間就不可以如此嗎?讓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百花齊放,難道只是一個天真的想法嗎?盡管文化相對主義被福山認為是歐洲的一項發明,但是,西方一直非常有保留地徘徊在寬容與不寬容邊緣處看待非西方的文化,一直在文明與野蠻的對立、自由民主國家與非自由民主國家的對立之上看待文化之間的差異。東西方真正平等的相互承認的理性,首先應當建立在文化相對主義、文化多元主義的立場之上。在這個意義上,伊拉克戰爭就是對文化相對主義、文化多元主義的挑戰。從文化政治的角度看待這場戰爭,它給予我們的啟示是:世界歷史已然成為一種惡,盡管自由民主仍是我們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