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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任力 單位：陜西省歌舞劇院有限公司
“踢鼓子”流傳于榆林地區西北部橫山的一種民間舞蹈。表演時在場中大鼓的兩旁，又放置著數量相等的小鼓，舞者可用鼓槌擊鼓作舞。舞至高潮，表演者可跳上大鼓，用腳踢鼓作聲。動作剛勁有力、灑脫大方，氣勢不凡。頗象陜北出土的漢畫象石中的“盤鼓舞”，縱跳盤鼓之間，時而“卻蹈”、時而“反彈”的舞蹈形象。“安塞腰鼓”流傳于延安市區安塞縣。它以其熱烈歡快的節奏，粗獷奔放的形象而聞名中外，觀后給人以振奮和鼓舞。“安塞腰鼓”是反映古代駐守邊塞軍旅征戰、習武時的一種軍陣樂舞，傳說古時的將士征戰，人人皆備兩件武器，即“弓箭”和“腰鼓”。腰鼓的作用在于擊鼓報警、擊鼓助戰和擊鼓歡慶。久而久之，形成一種具有強悍粗獷的民間舞蹈形式。安塞縣位于延安北部，古代因其是邊陲要道，有著重要的軍事戰略位置，因而史書上有“上郡咽喉”、“北門鎖鑰”之稱。據考古專家對由陜西咸陽至內蒙陰山秦直道考察結果證明，最具有代表性的安塞腰鼓，出自安塞縣西河口鄉的山王河村，該村立于秦直道的邊緣地段。就目前該村的建筑風格民俗習慣來看，仍然保留著濃厚的秦漢風格。
“小纏腰”、“十梅花”等典型動作，更是熱烈奔放，大有古代將士馳騁疆場之勢。另外鼓手的服裝和頭飾，都具有古代將士英武古樸的風姿，與馳名中外的安塞民間剪紙藝術、農民畫等粗獷豪放的秦漢藝術風格，頗為一致。“洛川蹩鼓”是新近從延安南部洛川縣挖掘出的一種非常古老的民間舞蹈。洛川蹩鼓可由幾十人組成，舞者個個頭扎英雄巾，背扎四面靠旗，腰束戰裙，扎裹腿，胸前橫掛一面大鼓，雙手握槌，上下頻頻擊鼓的同時，雙腿呈馬步蹦跳不止。舞至高潮，大有猛虎下山和萬馬奔騰之勢，猶如一幅古代軍卒操練、習武布陣的壯麗畫卷。仿佛將人帶到在古時軍卒征戰的沙場上，觀后頗使人為之振奮。洛川在歷史上就是關中通向邊塞的交通要道和戰略重鎮。該縣至今尚留存著春秋戰國時期的魏長城和漢墓群、烽火臺等古代文化遺址。廣為流傳的洛川婦女群眾的剪紙、面花、刺繡等民間美術工藝，更以其獨特的秦漢藝術風格而著稱，受到了中外美術家和考古學者們的的贊賞。“龍燈舞”是長期流行于陜北各地秧歌隊中的一種民間舞蹈形式，至今我們常以“龍的傳人”、“東方巨龍”做為我們中華民族的象征。而“龍燈舞”則明顯的具有我國古代圖騰舞蹈的印記。黃帝的氏族原本以“蛇”為圖騰。
由于諸多氏族的不斷聯合，給“蛇”的身軀又不斷地增加了諸如鹿角、馬尾、魚須、魚鱗、鷹爪等，使“蛇”成了一虛擬的綜合性神靈———即“龍”，做為我們華夏民族最受崇拜的圖騰。在民間流傳“龍燈舞”，以及在陜北大秧歌中經常出現的“龍擺尾”、“雙龍出水”等隊形圖案，均可以說是我們民族古代圖騰影響的一種表現。“厲鬼舞”，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民間祭祀性舞蹈。它流傳于陜北米脂、綏德、子洲、子長等縣，由古代“儺舞”演變而成［1］。據《論語•鄉黨》記載:“鄉人儺朝服而立阼階”。就記述了早在兩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時代，孔子就已身著朝服敬立在迎候賓客的阼階上，觀賞過鄉人所跳的“儺舞”。“儺舞”傳至漢代宮廷，被稱為“大儺”。唐代的“驅儺”其規模較之漢代有所發展，宋代宮廷的儺儀，將傳統的方相氏率十二獸改為土地、門神、判官、小鬼等人物，使儺儀更貼近現實生活。這種古老的驅儺一直流傳至清末，并在民間也廣為傳播。如《西湖老人繁勝錄》中記載的“裝神鬼”與至今流行于陜北民間的“厲鬼”，就是“儺舞”的一種活動形式［4］。
“厲鬼”是由吹鼓手于每年秋收之后，受人之邀去進行表演的。表演“厲鬼”時只有四人，一個吹嗩吶，一個擊馬鑼，一個口中念念有詞，另一個身著紅袍，頭戴面具和鬼帽，手拿黑虎鞭，狂奔亂跳，以求祈神祭祖、消災免難、歡慶豐收、保佑平安，這和宋代民間舞隊中的“裝神鬼”非常相近。說明當今陜北流行的民間“厲鬼”，和古代“儺舞”是一脈相承的。陜北綏德、米脂等地曾挖掘出土了四百多塊我國東漢時期的畫像石，它不僅再現了東漢陜北的社會生活和禮儀風俗，又栩栩如生地記載了我國古代樂舞和百戲等許多形式，是研究我國古代舞蹈和陜北民間舞發展的珍貴活史料［1］。1982年在綏德出土的一尊東漢舞俑，高達9．5cm，系一北方胡人形象，其造型頗似當今“踢場子”中掛鼓表演的“金雞獨立”動作。它的出土既證實漢代的陜北亦有類似當今“踢場子”的舞蹈活動，又說明陜北舞蹈與北方少數民族舞蹈有著密切的關系，以此證明限陜北民間舞蹈所具有的民族多元化因素。東漢畫象石中還有“七盤舞”、“建鼓舞”以及“巾舞”等形式。
“巾舞”源于周代的“?①舞”。鄭玄注《周禮•地官•鼓人》說:“列五彩繒為之，有秉(柄)，皆舞者所執。”［5］說明周代“舞”，以五彩繒為道具。“舞”傳到漢代，據鄭玄注《周禮•春官•樂師》說:“、析五彩繒，今靈星舞之持之是也。”［5］說明漢代的“巾舞”是由周代“舞”演變而來的。“巾舞”傳至漢唐時所出現的“長袖舞”“白?①舞”，以及當今陜北秧歌中的扭紅綢、舞彩絹、紅綢舞等，均具有古老“巾舞”的表演遺風。1983年在延安地區南部的甘泉縣距離城百余里外，雨岔鄉李圪嶗村出土的宋金秧歌畫象磚，是陜北秧歌淵源考證的一件重要文物史料。磚上畫有一陜北小伙子手握彩綢扭秧歌的形象，栩栩如生，非常類似現代陜北秧歌的風姿神韻［1］。由此可見，古代的“巾舞”在經歷了不同的歷史繁衍過程后，又從宋代“撲旗子”演變為甘泉宋金畫象磚上所表現的陜北秧歌舞綢形象，不僅證實我國宋金時代的陜北已有類似當今民間秧歌活動的存在，還可以進一步證實陜北秧歌的綢舞與漢唐時代流傳的“巾舞”有著密切關系。宋代的民間舞隊，是我國民族民間歌舞藝術廣為民展的一個高潮，也是在繼承漢唐樂舞藝術的基礎上，走向更為通俗和普及的過程。宋代民間舞隊表演不僅規模大，而且已有高度的組織紀律性。教仿十三部中“色有色長，部有部頭”［3］。#p#分頁標題#e#
當時無論表演百戲或雜劇，先后次序均有嚴格的規定和形式。從百戲雜劇表演中派生出的“竹竿子”，即由一個人或二人，手執竹竿拂子，執行著勾放的使命，念“口號”、“致語”、“祝辭”與“花心”問答等，這和當今陜北人秧歌中“傘頭”(一或二人)執傘領唱、對唱、輪唱、祝辭、指揮高度猶為類同。“竹竿子”和“傘頭”不僅是表演的組織指揮者，同時在演員和觀眾之間起著橋梁作用。1943年，在延安新秧歌運動中，剔除了秧歌舞中原有的封建迷信、打情罵俏等內容，代之以革命內容和積極向上的內容，使其貼近實際，反映革命斗爭生活，表達了工農兵的思想情感，娛人育人的功能集于一身，成為政治斗爭的武器［2］。新秧歌運動是在《文藝座談會講話》指引下，廣大文藝工作者深入群眾，發掘整理，修編改革的結果，如安塞腰鼓被帶回延安后，改編為集體舞———“勝利腰鼓”，之后這雄壯的腰鼓舞舞向全國，被稱為“解放秧歌”、“勝利腰鼓”，那震天的鼓聲，飛舞的紅綢，極大的鼓舞了全國人民走向解放的決心，也成為陜北民間舞蹈走向舞臺的開端。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現代陜北民間舞蹈藝術———陜北秧歌，植根于黃土高原，流傳于陜北勞動人民的日常生活當中，飽含著顯著的古代軍事、文化、宗教、禮儀的烙印，并深受歷代文化藝術，特別是秦漢文化以及唐代、宋代和明清文化的藝術風格的影響。是在古代歌舞的基礎上，萌發于秦漢時期的散樂、百戲之中，發展于唐宋，成熟于明清兩代，通過勤勞智慧的勞動人民的不斷發展和演繹，逐步演化而來。特別是經過延安新秧歌運動之后，使其更加著重反映了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賦予了古老的陜北秧歌藝術以新的生命，成為鼓舞中國人民打碎舊世界，建立新中國有力的政治武器，并使陜北秧歌以它那優美矯健、粗獷奔放的藝術風格而聞名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