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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鑫 單位：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
一
“影響研究主要研究那些經過吸收、消化之后，與自己的作品水乳交融的外來影響。影響研究，從大的方面可以研究一個民族的文學或者一種思潮和運動給另一個民族文學帶來的影響;從小的方面也可以研究一個民族作家和作品對另一個民族作家和作品的影響。”［3］艾略特作為英美認可的現代派詩歌大師，承前啟后的功績中，必不可少地帶有“被影響”與“影響”的成分，這在艾略特自己的詩的主張中也是可以得到印證的。葉公超根據艾略特自己的陳述推斷出后者對英語傳統文學具有自覺的承傳意識。艾略特“竭力提倡英國16、17世紀的宗教散文，尤其是胡克和安德魯斯的文章。他說:‘胡克和安德魯斯的文章，正如伊麗莎白朝代大體的政策，都明示著一種不離本質的決心，一種明白時代需要的知覺，對于重要的事抱定一種求明晰、求精確的愿望，而對于無關緊要的事只取一種冷淡的態度’。”［4］
因此，葉公超認為艾略特的“散文似乎也向這方面走”［5］的具體含義其實是表明艾略特的創作積極地向古典的散文風格靠近，他反對19世紀末那種囈語似的散文。美國青年批評家兌取女士對艾略特的詩歌藝術手法也有一番論述，認為艾略特的詩“一方面得之于精密地研究英法的前輩的作家，一方面從他們的終點繼續下去……他最近也承認了他比較成功的作品很可以當作一種自由詩。這自由詩是脫胎于伊麗莎白時代的無韻詩和朱爾•拉福格的自由詩的……就是從這種16世紀的英文和法國19世紀后期的影響的熔合中，他得到前者的戲劇的活力和后者的柔軟與諷刺的技巧。”［6］無論從艾略特本人的藝術追求還是別的批評家對他的評價中都可以看出，艾略特的理論主張體現出他對前人的學習吸收，以及在歷史意識中體現出來的創新精神，也正是對前人的借鑒與對傳統的堅持，他找到了詩歌的出路。艾略特的傳統意識除了在創作中有所體現之外，在他的文論主張中也表現得更加明確，他影響廣大的《傳統與個人才能》一文便是例證。“首先，傳統是應該追求的，而且應奮力追求。原因如下:傳統不只是意味著過去，而是過去與現在的統一，這就是文學傳統的歷史意識:文學傳統從過去連續不斷地傳下來，同時又同化著現在，并對現代的影響至今猶存。因此，任何人，尤其現代詩人和作家不可無視傳統的意義，而應從傳統中汲取滋養，使傳統的東西與現代意識融在一起，從而形成一個有機整體。”［7］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關于艾略特詩歌寫作中的“宗教”信仰。葉公超用那么多文字來論述馬克格里菲的論斷不是沒有道理，這和艾略特家庭一直保持新英格蘭加爾文教派的傳統可能引起的影響假設是存在關聯性的。從比較文學影響研究方法來說，對于一種文學現象我們可以提出影響存在的可能性，但是更為重要的是搜求材料和證明假設，為進行深入研究提供客觀依據。從葉公超《愛略特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到葉公超比較客觀地對這一影響存在的可能性做了分析。他最后引用艾略特曾經說的話對馬克格里菲的批評猜想做了否定式的回答:“Everymanwhothinksandlivesbythoughtmusthavehisownskepticism，thatwhichstopsatthequestion，thatwhichendsinadenial，orthatwhichleadstofaithandwhichisintegratedintothefaithwhichtranscendsit.”［8］由此可見，馬克格里菲所做的宗教信仰方面的論斷，于艾略特來說只不過是一種思想的結論和一種理智的悟覺。艾略特的出現為英文詩壇開辟了生路，他是一個有明確主張和有規定公式的詩人，而且他把自己的主張與公式確然地運用到創作中。他主張用典、用事，把古代的事和眼前的事錯雜著，主張以一種有代表性的簡單動作或情節來暗示情感的意態，即他所謂的客觀關聯物。艾略特認為詩人的本領在于化觀念為感覺和改變觀察為境界;同時，他采取了英國17世紀玄理派與法國19世紀象征派運用比較的技術產生的驚奇反應，打破了人們習慣上的知覺，使之從驚奇轉移到新的覺悟上。艾略特的詩和他的詩論造成了一種新傳統的基礎，該勢力“明顯地在近十年來一般英美青年詩人的作品中表現出來”［9］，以致人們認為那個時代“英文詩只有愛略特派與非愛略特派兩種”［10］，由此可見其影響之一斑。葉公超把艾略特的影響分為技術和思想兩個層面，同時認為:“現在青年詩人所受的艾略特的影響大致全是技術方面的。在思想與性情方面，他們不但沒有受他的影響，而且多半是處于類乎反對的地位。”［11］
像劉易士、格列高里、亞當斯等都可以說源于“艾略特傳統”，但是他們有自己生活的信仰、主張、希望。這樣的繼承也是合理的，畢竟影響研究可以從影響的放送、接受、傳播途徑等方面展開，作家可以借鑒、模仿、改編外民族作家作品，自然也可以自由吸取外民族作家的理論和技術。文學的影響并非就是一個民族的作家對另一個民族作家的完全挪用。雖然葉公超在其中講述到，艾略特不接受青年詩人放棄宗教與哲學也能寫詩這個觀點，但是筆者認為這與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中論述的對傳統的繼承和在歷史意識中對傳統的創新與完善并不是背離的。對于艾略特來說，他有深遠的信仰背景和宗教淵源，他的創作中融入宗教思考與哲理可想而知。但是對于艾略特之后的青年詩人而言，他們的宗教情節明顯沒有艾略特凝重，因此在表達中僅僅吸收艾略特的詩的技術性影響而非宗教情結實在是時事所驅。
二
比較文學是從研究各民族文學之間的事實聯系和相互影響起步的，影響研究是它最早、也是為比較文學這一學科奠定堅實基礎的研究類型。平行研究是繼影響研究之后出現的另一種比較文學研究類型，它將那些“相似”、“類似”、“卓然可比”，但是沒有直接關系的兩個民族(或幾個民族)文學，兩個(或多個)民族的作家，兩部(或多部)屬于不同民族文學的作品加以比較，研究其異同，并導出結論。在研究一種文學現象時，研究者可以借用一種或同時借用幾種類型方法進行研究。在《再論愛略特的詩》中，葉公超成功地運用了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兌取女士談及艾略特的自由詩時提到，要注意區分艾略特的自由意義與法國自由詩和美國自由詩的自由意義。她說“艾略特的自由是任意取用各種格式的自由”，“艾略特感覺一種格式自有一種格式的功用，因為以往的關系，有一種特殊的情緒寄托在它身上，所以當我們要表現那種情緒的時候，我們盡可以用那種格式，但是當情緒轉變的時候，格式也應當隨之改編。”［12］葉公超在解釋兌取女士總結的艾略特用事與用舊句的主張時，運用平行比較的方法，和我國宋人的奪胎換骨之說做了比較。#p#分頁標題#e#
《冷齋夜話》里說過:“山谷言，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面形容之，謂之奪胎法。”［13］艾略特所處時代與我國宋代自然相差甚遠，然而在創作的追求中，葉公超先生認為《冷齋夜話》中的這段話與艾略特關于傳統的理論是一種互相補充，“艾略特的歷史的意義就是要使以往的傳統文學能在我們各個人的思想與感覺中活著，所以他主張我們引用舊句，利用古人現成的工具來補充我們個人才能的不足。”［14］另外，艾略特在《菲力普•馬生格》中說，“未成熟的詩人摹仿;成熟的詩人剽竊;手低的詩人遮蓋他所抄襲的，真正高明的詩人用人家的東西來改造成更好的東西，或至少不同的東西。高明的詩人把他們所竊取的熔化于一種單獨的感覺中，與它脫胎的原物完全不同;手低的詩人把它投入一團沒有粘貼力的東西里。一個高明的詩人往往會從悠遠的，另一文字的，或興趣不同的作家們借取。”［15］葉公超認為這和北宋人的論調是一致的。正是因為平行研究強調的是作品內在的諸種因素和作品本身的美學價值，因而葉公超才能將艾略特的詩論與我國宋代的文學理論進行比較。從這樣的比較中，我們看到，為英文詩歌找到出路的艾略特思想與我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相似之處。這不僅是葉公超對比較文學研究方法的大膽成功運用，也引發了這樣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現代派詩歌熱行的西方，其領頭人的理論我們也可以從民族的傳統文化中找見，而在一味追捧西方文學理論的現代，我們是不是也該回過身去發掘自己的民族文化?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中重視傳統的觀點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也為我們發展民族文學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葉公超在論述艾略特《菲力普•馬生格》中的那段話與我國唐宋詩人之關系時，也涉及到了影響研究方法的使用。影響研究可以從影響的放送、接受和傳播途徑來進行。但是從放送和接受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對外國作家作品移植、改編和模仿的情形進行研究。葉公超談到，我國唐宋時期，有唐人說:“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蘇東坡后改為:“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涼。”又談到杜甫《夢李白》中“落月滿屋染，猶疑照顏色。”黃山谷改成:“落日映江波，依稀比顏色。”進而提到艾略特《荒原》第三部《火訓》中同樣運用了比較文學影響研究中改編、模仿的方法。他的原句也是從17世紀玄理派詩人馬佛爾那翻造的。影響研究一直面臨挑戰，其中關于作者獨創性和外界影響的關系也一直被人們提及。其中劉象愚和陳惇兩位教授已經做過論述，這里葉公超對我國“奪胎換骨”和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的領會經歷了由影響到創新的轉變，也算是對影響研究所面臨的挑戰的正面回應。
三
文化研究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很多新的學科和領域都在不斷地被比較文學學科吸收和嘗試。在葉公超評論艾略特詩的文章中，尤其是他對馬克格里菲尖銳的指責(像馬克格里非這樣，可以說是一種趁火打劫式的批評家)和對威廉生溫善的指正(對于威廉生理解的艾略特詩的技術理論中的重點之處)，可以看出他對于艾略特的研究之廣和理解之深，以至于在“新月派”聚會時，徐志摩給胡適介紹葉公超時說他是一位T.S.艾略特的信徒。也就是在對艾略特的“過從甚密”的研究中，葉公超在思想和理論建構方面也在艾略特的影響下逐漸明顯。中國的現代文學批評在20世紀30年代形成了一個高潮，在各種批判風潮中，葉公超的文學批評理論獨具特色:他把“新批評”理論引入到思潮迭涌的時期，并運用到自己的文學評判實踐中;此外，當時葉公超雖然屬于新月派，可是在理論主張方面又與新月派其他帶頭人迥異，他的批評理論主要受當時英美新批評派的影響，尤其是該派的理論大師艾略特對其影響深遠。葉公超在《艾略特的詩》中談到艾略特答問情緒的傳達方式:“惟一用藝術形式來傳達情緒的方法就是先找著一種物界的關連東西;換句話說，就是認定一套物件，一種情況，一段連續的事件來作所要傳達的那種情緒的公式;如此則當這些外界的事實一旦變成我們的感覺經驗，與它相關的情緒便立即被喚起了。”［16］
這與葉公超推崇新批評派理論家對于主觀感受的重視，推崇艾略特的“客觀對應物”的創作原則相一致。他也認為文學表達的僅僅是一種感受，“詩人只不過是在‘不斷地組合完全不同的感受’，他們具有‘能夠把思想轉化成感覺，把看法轉變成為心情的能力’”［17］，葉公超指出艾略特的這種主觀與客觀、感覺與思想的“契合”、“對應”或“關連”的理論，是詩論中“最重要而又寫得最精彩的部分”。另外，葉公超強調了“隱喻”的象征方法，這在艾略特的觀點中也有跡可循。艾略特指出，“我們的文明包括極端的參差與復雜的成分，這些參差與復雜的現象戲弄著一個精敏的知覺，自然會產生差異的與復雜的結果。以后的詩人必要一天比一天的包括廣大，必要更多用引喻的方法，必要更加間接，為的是要強迫文字，甚至使它脫榫，去就他的意思。”［18］葉公超認為艾略特技術上的特色全在于“強迫文字脫榫”的象征功效中。葉公超對艾略特的詩歌及其詩論的解讀是深刻的，而在其批評文集中，對于《艾略特的詩》和《再論艾略特的詩》所采用的比較文學研究方法也是成功的。對于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文學批評來說，“新批評”的理論是較為陌生的，而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葉公超對艾略特理論的介紹也為后來研究艾略特和“新批評”理論留下了獨特的一面。如葉公超所說，艾略特的方法是要造成一種擴大的錯綜的知覺，要表現整個文明的心靈，要理解過去的存在性。而在葉氏探究的帶領下，我們也從比較文學的學科研究方法中找到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