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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同舫 單位：華南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
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1885—1977），是20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與西方哲學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同時把西方與東方的現實境況作為研究對象納入自己的學術研究體系，并從政治、哲學、宗教、藝術、心理學等多學科領域交叉加以研究，研究領域廣博。他對20世紀初德國知識傳統的全面繼承，特別是對馬克思所開創的人類解放思想的縱深拓展，是人類精神文明領域中絢爛奪目的奇葩。布洛赫的人類解放思想是通過他的希望哲學體系而呈現的，在價值取向與思考人類解放的實踐態度上，他與馬克思主義是一脈相承的。他從馬克思人類解放思想中汲取理論營養，并繼承了馬克思的人類解放思想。布洛赫受俄國十月革命深刻影響，對二戰期間俄國人民的革命道路及后來的俄國社會主義實踐在總體上持支持態度，同時他又深度改造了以“蘇聯版”的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傳統馬克思主義。在對人類解放道路的選擇上，布洛赫強調救贖要靠人自身的力量來完成的內在反思的途徑，但并不完全排斥諸如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等現實革命斗爭的作用。他試圖通過揭示現代性處境下人類精神枯竭的悲慘狀況，強化哲學反思的內在道路與希望哲學的作用，呼吁喚醒人類內心深處的希望精神來達致解放。
一、希望的本體論哲學體系的建構
布洛赫認為，希望的蹤影客觀地貫穿于人類文化歷史的始終，寄托著人類的文明，集中體現了人的本質與人類走向更美好未來的意圖，希望范疇在布洛赫的理解中獲得了開放性內涵。但是，希望總是被人們遺忘，布洛赫由此感嘆，人類的歷史就是希望被遺忘的歷史，因此必須重新反思歷史。他渴求以希望哲學的精神重構西方形而上學發展史，摒棄靜態、僵化存在的形而上學體系，喚醒人類內心深處的烏托邦精神，建構起一種希望的本體論哲學體系。布洛赫希望的本體論哲學體系主要由兩部不同時期的關鍵性力作組成。第一部是《烏托邦精神》（GeistderUtopie），它反映了青年布洛赫時期的希望哲學思想，標志著希望的本體論哲學體系初步形成。第二部為《希望原理》（DasPrinzipHoff-nung），它是布洛赫在美國流亡的壯年時期，花費近十年時間撰寫的長達1600多頁的鴻篇巨著，是布洛赫成熟時期對早期思想的深化，標志著希望的本體論哲學體系的完成與成熟。布洛赫的《希望原理》延續了《烏托邦精神》中的核心精神與根本理念，基本保持了前后思想的一致性與整體性。
布洛赫的希望的本體論哲學體系的基本思路與基本框架是明晰的。他首先以探討恭敬而有誠意的深奧、神秘的宗教信仰為出發點，反思戰爭、強權、剝削以及現存社會制度對人的個性的壓抑，進而進行主題論證——謳歌人類覺醒和黎明，倡導人性復歸和道德重建，喚醒沉睡于內心深處的希望精神與美好的夢想，拯救人類的希望精神并實現人類解放。圍繞這一主題，他揭示出喚醒希望精神需經過兩個階段：通過內在道路的哲學反思達到自我面對；在自我面對的基礎上使內在發展成為外在，使世界充分展現為靈魂的世界。通過這兩個階段與過程，希望精神從內心的最深處，從“覺醒的夢的最真實部分，也是唯一值得保留的部分中升起”〔1〕3。在人的“覺醒的夢”中，有一種躍出黑暗、刺破黑暗，朝向光明的力量沖動，它發酵著、躁動著，它朝向前方、沖向光明〔1〕191-192。最后，布洛赫對歷史總體發展做出了自己的判斷與設想，滲透了對馬克思所提出的“自由王國”的美好狀態的向往。在布洛赫的希望的本體論哲學體系中，“覺醒的夢”是其論證主題的核心范疇，它所指向的是人類的解放與回歸。布洛赫所期望的是讓處于苦難中的人們通過喚醒內心“覺醒的夢”，獲得救贖與解放，重新回歸到自身，回歸到完滿的道路上。他雖然并不完全排斥階級斗爭與暴力革命的作用，但他認為，解放與回歸的主要依靠力量是人類內心烏托邦精神的覺醒、“夢想”的不滅與升華，是希望超越現存的哲學反思，這是布洛赫對人類解放實現方式的理解與選擇。
布洛赫以希望哲學為核心超越了抽象的烏托邦構想，匯集、解釋和系統化了人類的偉大希望方案。在布洛赫的兩部著作中，喚醒烏托邦、拯救末世論、人類解放論等多種哲學思潮奇異般地匯集在一起，呈現出一幅多彩而龐大的哲學—宗教幻影。他試圖把希望哲學體系建立在經典作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的理論基礎之上，純化經典作家的理念，揭示精神與物質、理論與實踐、理想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倡導應將精神轉化為物質、理論轉化為實踐、理想主義轉化為社會主義的理念，進而把自我內在力量轉化為世界“自然主體”的存在動力。人們不斷走向“發現美好”的超越運動，是人們尚未形成的人類希望的豐富內容的真實展現。
二、接受俄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政治信息”
在尋求人類解放之道上，布洛赫對二戰期間俄國人民的革命道路及后來的俄國社會主義實踐總體上持支持態度，積極接受了俄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政治信息”。其深刻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俄國十月革命加強了布洛赫從思想上親近馬克思主義的趨向，使他的思想內在具有與馬克思主義的親緣性與深層關聯。根據布洛赫自己的回憶，他的激進思想——反資本主義和親馬克思主義思想，決定性地被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所加強。以至于很多英美學者習慣把布洛赫稱為“關于十月革命的哲學家”〔2〕。十月革命使布洛赫對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滿懷崇敬之情，并開始關注馬克思主義，在探尋人類解放的現實實踐道路上也毅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他把革命的“賭注”都壓在了十月革命上，認為十月革命就是救贖西方社會、解放西方社會的有效途徑。
第二，與盧卡奇的交往，加速了布洛赫從行動上向馬克思主義靠攏的步伐。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由于布洛赫與盧卡奇處境與成長經歷較為相似，從而使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帶有共同感情地相互呼應。在布洛赫與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盧卡奇（CeorgLukacs，1885—1971）的密切交往中，布洛赫更加堅定地邁上馬克思主義道路。尤其是盧卡奇在1923年出版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深深觸動了布洛赫的內心。他開始認真研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自覺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并把自己稱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布洛赫的《烏托邦精神》修訂版的出版（初版于1918年，1923年修訂并再版），是他成為被人們接受的“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性標志。#p#分頁標題#e#
第三，受到馬克思以“批判”為靈魂的社會批判理論的啟迪。面對世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兩大陣營的對峙的現實，布洛赫選擇了支持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道路，認為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道路符合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能夠拯救全人類。從接受理論（ReceptionTheory）來說，這是布洛赫對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社會批判理論的領悟使然。批判性是植根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一種深刻的反思模式，馬克思通過對黑格爾的“自然權利”（NaturalRight）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批判，即通過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正當性的基礎與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基礎的批判，戳穿了資本主義社會表面上標榜人人都有天賦的“自然權利”的虛偽性，揭示了資本主義必然走向滅亡的歷史規律，實現對資本主義制度存在合理性的追問。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運行規律——剩余價值規律出發，把資本主義社會納入到人類社會歷史運行中，即生產關系適應于生產力的規律中揭示一般的現實可能性。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是在批判中展開的，批判意識構成了他的學說的靈魂。而布洛赫在充分理解馬克思資本主義社會批判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了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權利、尊嚴范疇的批判，把權利、尊嚴與人類解放相結合，這種結合在布洛赫的《自然權利和人類尊嚴》（NaturalRightandHu-manDignity）一書中得到了全面展現。布洛赫對馬克思主義的熱情、對俄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支持，與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魅力密切相關。
第四，對世界革命政治運動的清醒判斷和對工業資本主義批判性反思的結果。布洛赫認為，不支持法西斯國家民族主義的政治運動而支持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是我們的唯一選擇，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代表著通向未來的光明之路。他堅定地強調，“在今天的形勢下，為反對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所發表的議論都只會為邪惡提供服務。”“沒有俄國，就沒有反法西斯戰爭，也不可能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3〕5。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俄國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主要戰場，俄國人民是反法西斯戰爭的主力軍，1941年，俄國衛國戰爭的勝利，改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形勢，構成整個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轉折點。布洛赫對俄國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充滿極大的希望，甚至直到臨終時，他還對俄國“國家官僚社會主義”（國家權力和財產私人所有制的結合）模式抱有希望〔4〕426。布洛赫對當時世界革命政治運動的思考和對工業資本主義造成的無靈魂世界的強烈憎恨與批判是其執著的信念及其清醒的判斷的基本前提。不過，布洛赫并不是毫無保留地支持俄國社會主義實踐。由于斯大林的決策方式與專制統治，造成全國人民的生活被統一設計與統一規劃。布洛赫提出，真正的民主、正義應該是“自下而上”的；在社會主義實踐中，每個人應該充分張揚個性，不再需要對社會堅守某種莊嚴的承諾，個人的尊嚴不能隨便被玷污，否則個人的個性就會被扭曲〔5〕43。同時，布洛赫在吸取、接受馬克思主義，接受俄國社會主義實踐時，帶有自己明顯的烏托邦思想色彩。
三、深度改造傳統馬克思主義
由于自身性情、經歷和所受哲學教養的綜合影響，布洛赫認識到，就資本主義遺產而言，以“蘇聯版”的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傳統馬克思主義犯下了極端的錯誤，應該修改和彌補其理論缺陷，來適應歷史的發展，進而深度改造傳統馬克思主義。
第一，批判一切舊的異化的社會關系，形成一種新的人的自由的社會關系。布洛赫認為，迄今為止的人類一切自由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而僅僅是異化條件下的自由，他對斯大林主義以自由的名義剝奪人的權利、尊嚴而形成的自由異化關系進行了深刻反思。他認為，人始終是特定的社會關系中的人，必須從社會關系的視野中來解決人的問題。我們要致力于批判一切舊的、異化的社會關系，克服傳統馬克思主義所具有的專制主義精神，形成一種新的、本質在于人的自由發展的社會關系。要實現的是一個自由與秩序、個體與集體協調一致的無階級社會，這種“無階級社會”是自由和秩序、個體和集體和諧共生的新關系社會。個體與整體、個體性與整體性、自由與秩序關系的科學處理成為并行不悖的原則。布洛赫認為，人類的最高理想就是要實現人類解放的共產主義“自由王國”，他把未來人類解放“自由王國”的“嶄新家園”視為沒有異化的理想之鄉。他強烈追求沒有異化、沒有奴役的真實共同體及其新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社會關系。
第二，批判傳統馬克思主義單向度的狹隘經濟決定論，回歸與塑立多向度、包容性的馬克思主義。布洛赫認為，傳統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單向度的、狹隘的理論。它為了維護自身政治統治的需要，嚴格規劃社會整體的秩序及每個個體的生活，在理論上將馬克思主義限定在一種單調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框架之中，以機械論的方式闡釋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窒息了的內在性，是機械論的絕對“枉然”。它把馬克思主義局限于實證主義化的思維模式中，不可避免地陷入經濟決定論的泥潭。馬克思主義本身具有強大的包容性，是一種多向度的，蘊含異質性、非一致性的辯證唯物主義，允許多維度的革命想象。布洛赫提出，必須擺脫傳統馬克思主義狹隘的經濟決定論，在分析問題的框架中吸收宗教的“希望財富”。在對抗資本主義制度上，既要以政治經濟學理性批判為視角，也要以道德、宗教批判為視角來審視資本主義市民社會。他強調要充分重視道德、宗教等感性因素——不僅要重視“物的因素”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更需注重“人的因素”的能動性。不能只迷戀“生產”而否定每個夢想因素，否定希望想象〔1〕190。布洛赫提出在考察人民生活的宗教性時，應該引入希望精神來修正、補充和發展傳統馬克思主義，批判傳統馬克思主義單向度的狹隘經濟決定論，回歸到多向度的、包容性的馬克思主義。
第三，批判資本主義技術性專制統治所導致的人的“物化”和“異化”，呼喚人們內心的希望精神和革命的想象功能。布洛赫認為，傳統馬克思主義雖然反對資本主義的政治—文化遺產，卻默默地承繼了資本主義的技術遺產及其附加理念。傳統馬克思主義在社會建設中否定人的個性，尤其是去個性的大眾化和自我劃一化，將具有不同質的、自然特性的個體抽象成具有同一性的個體，這無疑是一種技術性的專制統治。布洛赫強調要批判資本主義的技術遺產，應該著重批判資本主義技術性專制所帶來的人的“物化”和“異化”。他指出：“令人驚訝的是，這個時代不但更容易相信可見的東西，不太信任不可見的東西，而且在可見的東西之中，孤立的、分化的東西似乎比總體更真實。長期以來一直由技術支撐的這一趨勢，將要定位于更容易移動的、更容易改變的要素，為的是挪開總體。換言之，為了用可能的最低觀點去解決問題。其后果是，原有的一切都被掀開了面紗，只知道世俗的、可計算的乃至最原始的沖動，只知道它們可改變的內容，只有這些東西被承認為現實。”〔1〕166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過程導致了一個“物化”世界，而法西斯的上臺就是“物化”的一個極致。因此，只有通過喚醒人們內心中的希望精神和革命的想象功能，才能推翻資本主義的技術性專制統治。#p#分頁標題#e#
此外，布洛赫還主張重塑宗教的希望精神遺產。他認為要通過重塑遺產中的宗教，而達到重塑宗教的本質。宗教遺產是希望的遺產基礎，因而同時也是宗教的本質〔6〕43。他甚至認為，人類的宗教功能在于自身的希望中，宗教的本質就是希望。宗教不僅是忱于幻想的，它還是指向未來的希望。布洛赫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與他對人類解放實現方式的理論選擇密切相關。他并沒有將自己的視角限制在對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分析上。在他看來，歷史中的每個時刻都與救贖、解放相互關聯，而人類解放不僅僅是階級斗爭和對資產階級法權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對人類內心深處的希望精神的喚醒，是希望的形成，是夢想對現存的超越。現在和未來存在著過去沒有實現的希望因素，“希望剩余”是無法窮盡的——過去沒有實現的“潛能希望”可以在現在實現，現在也不是過去的全部展現，它仍然存在著希望原理、未來的向度，其光亮指引我們走向“共在”的世界。他倡導通過批判一切舊的異化的社會關系、單向度的狹隘經濟決定論、資本主義技術性專制統治，形成一種新的人的自由的社會關系，塑立多向度、包容性的馬克思主義，呼喚人們內心的希望精神和革命的想象功能，重塑宗教烏托邦的精神遺產，最終達致人類解放。
四、希望的辯證法與辯證法的希望
布洛赫的哲學思想一直遭受到國內學界的冷遇（至今尚未有中譯本就是很好的證明），甚至出現了各種“批判模式”：有學者指責布洛赫對宗教倫理過于強調，試圖為宗教倫理在馬克思主義體系中找到合適的安放位置，陷入了彌塞亞主義、神本主義、烏托邦主義、博采主義之中；有學者指責其哲學具有唯心主義、非馬克思主義、哲學修正主義的特點；有學者認為其哲學是在理想主義基礎上形成的“哲學性的馬克思主義”，從而把馬克思帶回到快樂主義的幻想當中；有學者認為，他把馬克思主義與抽象的人性論、思辨的人道主義、先鋒派的哲學現代主義、宗教人道主義、神秘主義等混同起來，沒有把自己的哲學建立在對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分析的基礎之上〔7〕。造成學者淡化、無視甚至低估布洛赫哲學、布洛赫著作的價值以及否認其具有馬克思主義性質的悲劇性局面的原因，有學者認為同他的晦澀文風、難懂的詞匯、非正式寫作方式有極大關系。美國學者羅納德•阿倫森（RonaldAronson）就認為，布洛赫的著作根本就不可能讀懂，對讀者是一種折磨〔8〕223。比利時學者盧多•阿比希特（LudoAbicht）也指出：“布洛赫錯綜復雜的方法除了要求高水平的智力支出，還要求情感的、充滿想象力的、藝術啟發力的投入。”〔9〕還有學者將被指責的原因歸結為布洛赫所擁有的復雜知識背景與社會背景。
不管如何評價布洛赫的哲學思想，他的深厚的思想底蘊、敏銳的問題意識、創新的思維方式、獨到的理論闡明以及非凡的理論勇氣都是值得肯定與贊賞的。布洛赫是一個以哲學辯證法的形式表達其思想的烏托邦主義者，他的主張是具有“問題意識”的，因為他試圖把馬克思主義與自己的希望哲學相結合，“調整大眾意識的解放行為，借助對現存世界的革命性改造，改天換地，建立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10〕。在人性的本真意義上，布洛赫關注人的尊嚴與價值，倡導生存的理想與意義。在政治方向判斷上，布洛赫雖然積極接受俄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政治信息”，認為俄國社會主義實踐是人類未來的一種出路，卻也批判“傳統馬克思主義”，深度改造“傳統馬克思主義”。在價值取向上，布洛赫堅定不移地繼承了馬克思關于人類解放的精神訴求，他所主張的呼喚希望精神是對全人類解放追求的鮮明表達，他的“革命浪漫主義”精神明顯帶有救贖、解放全人類的特征。
布洛赫的政治傾向與價值取向的明朗程度反映在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上。他認為只有馬克思主義才真正地給出了能夠實現的人類解放。在布洛赫希望哲學體系中，在回答人類解放與希望精神如何可能的問題上，他在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辯證法方案中尋找“具體的希望”，即在辯證法中尋找希望；同時又將希望精神與馬克思的人類解放理想相結合，即在希望中運用去形而上學化的辯證法。布洛赫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賭注不是將來，而是對現實的分析，或者說將來是過去的東西的實現。理性與希望的統一，這就是馬克思主義”〔11〕。他指出了人類艱難處境與人類危機的實質——希望精神的萎縮。揭示了走出危機、實現人類解放的具體道路——喚醒人們所曾經擁有的希望精神。
人類解放的政治計劃不是世界的自我實現，它是人類解放道路選擇之后面對可怕的命運的勇敢行動的落實。這種理念充分體現了布洛赫對在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辯證法中尋找希望的強調。布洛赫在理論主題和未來實踐意圖上，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傳統與精神實質進行了深度分析，用自己創新的馬克思主義思維方式，在辯證法中尋找希望，在希望中運用辯證法，卓有成效地開啟了馬克思主義的新的廣闊視閾?？v觀布洛赫一生的思想發展與行動軌跡，他為人類精神解放而孜孜不倦地建構希望的本體論哲學體系并努力付之于實踐，我們因此稱其為“勇敢地承擔拯救人類精神使命的思想者”，無疑是確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