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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曉聃 陳敬坤 單位：山西大學哲學社會學學院
一、羅蒂認識論中的反主體性傾向
后現代主義認為，主體是現代性的一個發明或“杜撰”，這種“杜撰”的主體自發地需要一個客體，由此導致了主客二分。后現代主義者反對主客二分其實主要是反對主體性，對主體性的超越和消解自然也就擺脫了主客二分。一般認為，這種反主體性傾向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反對二元論和人類中心主義;反對以認識主體為核心的反映論;反對理性中心主義、邏各斯中心主義和普遍主義。這幾個方面在羅蒂的認識論中都有充分的體現:
第一，羅蒂認為，反二元論是現代西方哲學中一種重要的思潮，這種二元論傳統具體表現為“本質和偶然、本體和屬性、表象和實在之間的對立”。然而，如果不消除這種二元論，就無法擺脫真理符合論及其面臨的困境，也無法避免笛卡爾式的懷疑對認識論造成的危害。19世紀以來，一些哲學家認為可以通過語言的澄清來填補這種鴻溝，然而羅蒂不贊成這種觀點，他強調語言不是再現客體的工具，而且認知主體不可能通過語言來再現客體。
第二，在羅蒂看來，反映論預設了主體與外在對象的符合以及做出判斷的正確標準，而主體對客體的反映其實體現了主體對外在世界的控制和支配，因而傳統的反映論在本質上預設了真理標準的存在，進而也和權力相聯系，這就為權威和獨斷權力的存在創造了可能。羅蒂反對把知識看成反映外部世界的鏡喻式的知識論哲學，反對傳統的表象主義、基礎主義和反映論，認為主體性哲學必須要被終結。
第三，羅蒂反對理性中心主義，要摧毀傳統的“中心”、“基礎”和“原則”。他認為沒有人能達到永恒的基礎和絕對的真理，不存在凌駕于一切之上的、予人以指導的永恒原則和模式。他要消除“大寫的哲學”，挑戰宏大的柏拉圖式精神氣質，提倡“小寫的哲學”和后哲學文化。
由此可見，羅蒂的認識論中蘊含著后現代主義對主體性的顛覆。他在《哲學和自然之鏡》一書中指出，柏拉圖主義、康德主義與實證主義者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致力于發現各種本質是人具有的一種本質。因此在這些傳統哲學家看來，哲學的根本任務就是張揚人的主體性，在人的鏡式本質中去準確地映現周圍世界。羅蒂認為，“心靈為自然之鏡”的認識模式是完全錯誤的，與認知主體完全分離的客觀現實并不存在，也沒有永恒的本質、普遍的真理或道德法則。
此外，分析哲學也遭到羅蒂的批評。他認為分析哲學是另一種形式的康德哲學，它并沒有展示哲學觀念的根本變革，仍是要為認識提供一個“基礎”。在分析哲學中，心靈與世界之間的再現模式不再是心理的而是語言的，然而這種模式實際上并沒有改變笛卡爾－康德式的哲學氣質，因為它也在致力于將一切知識與文化納入一種永恒和中立的構架之中。分析哲學預設了人的一切認知活動必然遵循某種恒定的理論結構或模式，這就仍然無法脫離“認知主體”、“外部實在”和“表象論”框架，只不過將認識論的分析與綜合方法代之以語言分析方法。
總之，分析哲學并未消除鏡式的反映，它只是通過“檢查、修理和刨光這面鏡子”來提升心靈對外部世界映像的精確度。因此羅蒂認為，如果說分析哲學構成了對笛卡爾－康德式認識論傳統的一種挑戰，那就是一場失敗的革命。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小寫的哲學”與后哲學文化，試圖為處于困境中的傳統哲學開出療救的藥方。
二、“小寫的哲學”與后哲學文化
如果將后現代主義看做一種新的哲學形式，那么它是對宏大的柏拉圖式精神氣質的挑戰，這里不需以任何形而上學的普遍范疇作為前提或基礎。因此，后現代主義并不尋求“真”或“善”的本質、人的本性與普遍真理，語言也并非要表達某種不變的實在。羅蒂認為，后現代哲學的這些觀念蘊含著療救哲學藥方。柏拉圖、康德、黑格爾、馬克思等人都是“大寫的”哲學家，他們追問某些規范性的觀念，追問“大寫的”真理、善和理性，以使人們遵循這種普遍的規則，使日常的事變得更為合理。類似于這種追尋普遍性和規范性觀念的哲學可被“大寫”，它可以檢查文化的各構成部分以某種方式認識世界是否正確，并告訴我們應該怎樣精確地描述實在。這種“大寫的”哲學、真理、善和理性是彼此聯系的柏拉圖主義概念。實用主義者不主張去實踐“大寫的”哲學，因為它無助于我們去言說“小寫的”真和從事“小寫的”善。“小寫的哲學”實際是一種與實用主義相結合的解釋學，要與其他意識形態進行平等的解釋學對話。羅蒂進而提出要以一種“后哲學”和“后哲學文化”來取代堅持基礎主義與表象主義的鏡喻哲學。
羅蒂指出，后哲學的出發點在于克服這樣一種傳統信念，即認為我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與某種永恒的東西建立聯系，諸如上帝、柏拉圖的“善”的理念、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實證主義的物理實在本身或康德的道德律等。他認為，“傳統的、前實用主義的哲學充滿了德里達所謂的‘出現的形而上學’，即希望發現某種固定不變的、使我們有可能用認識來代替意見的東西。”因此，只有“放棄這樣的希望，連同現象與實在、意見與知識之間的對立”，后哲學以及后哲學的文化才是可能的。羅蒂強調他的“后哲學”是一種“無鏡的哲學”，它代替了鏡喻式的傳統哲學，不再把知識看做是外部世界的反映，擯棄了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間的無謂爭論。在后哲學時期，哲學的思維并未終止，它應該以與實用主義相結合的解釋學形式存在。在后哲學文化中，哲學不是文化其余部門的基礎并給予它們以指導，而是與其他文化形態和諧共存，彼此促進;哲學不再體系化，而是一種蘇格拉底式的教化哲學。每個人都不會認為自己比別人更“理性”、更“科學”、更“深刻”，沒有一種文化的特定部分可作為其他文化的衡量標準和普遍規則。畢竟在“后哲學文化”中，個體是“松散而靈活的，以感覺、情緒和內在化過程為旨歸的，并持有一種‘成為你自己’的態度。”所以人不是通過追求永恒真理，而是通過不斷克服舊我并努力創造一個新的自我來塑造和完善自身。這里沒有普遍性規則可供遵循，也沒有一個“理念世界”中的實在或“形式”讓我們去追求，我們不需假定一個永恒真理的領域，也不存在絕對的關于人性的任何說明和社會道德的基礎。#p#分頁標題#e#
對于后哲學文化中的科學、文學和政治狀況，羅蒂同樣有自己的見解。其一，實證主義者十分推崇科學，但羅蒂認為科學與文學藝術應具有同樣的地位。羅蒂在這里并不是要貶低自然科學家的地位，而只是說把他們當做牧師一樣來看待。其二，他認為文學語言是隱喻性的，這種隱喻性意味著語言的邏輯空間永遠是敞開的，具有創新性，但是文學不能替代哲學或科學，哲學也不能消融于文學，二者應互相合作，因而“后哲學”仍有自己的話題。其三，在后哲學文化中，政治是自由的，它既不是其他文化形態的基礎，也無需其他文化形態作為其基礎，哲學、文學、道德等不會對其加以限制?？傊?，羅蒂的“后哲學”不在于尋求終極真理、普遍性規則或規范性，而是倡導不同范式之間的開放和平等“對話”，以擴大交流和促成共識。
三、普遍性規則的缺失與后現代個體的困境
由以上分析可知，羅蒂的后哲學文化具有強烈的后現代主義色彩，然而我們要追問的是:這種“后哲學文化”是否可能?擯棄主體、顛覆主體、反對任何永恒的判斷標準會帶來什么后果?如果人們不再有一些共同的規范性去遵循，也與某種永恒超越的東西失去了聯系，只有自己的意見與見解與他人進行“對話”，這種文化能否維持下去?羅蒂本人也曾表達過類似的憂慮，即:如果我們完全拋棄“大寫的”哲學，而只有純粹偶然性和約定性的真理，一種文化是否還能有所進展?畢竟，“大寫的”哲學消失后，“隨著主體和作者的被消滅，諸如因果性和人之類的現代研究的核心工具也消失了。”沒有哪一種最終的詞匯可成為文化各構成部分的核心和真理，所有準則都只是一個共同體為促進其成員的對話而構造的臨時支撐物，那么人們的行為如何能有一種評價性規則來加以約束?實證主義者尚且把科學方法作為一個衡量標準，而羅蒂這樣的實用主義者卻擯棄類似的準則，那么他們所擁護的實用主義者真理觀本身是否合理?后哲學文化究竟能否存在以及應該以何種方式存在?我們擔心在這種后哲學文化中，薩特的預言可能會變成現實:“明天，在我死后，某些人可能決定建立法西斯主義，而其他人可能很膽小，很可憐，讓他們為所欲為。這時，法西斯主義將是人的真理，而這樣我們就會更糟糕。”美國學者羅斯諾曾說:“我們有充分理由為后現代個體擔憂。假如后現代個體認為存在只是‘散亂的蹤跡和碎片’，或只是某個‘源于過去的正在消逝的標記’，那么他(她)將只能有一種‘無個性特征的’生存方式;按照現代性提倡的指導原則，他(她)將不具備有關某種實際個性的積極統合感。他(她)將更成為一個人格面具的胡亂湊合，那個人格面具具有一個分裂的人格和一個潛在地混亂的統合。”我們對這種“后哲學文化”中缺乏一種普遍性規則的憂慮也體現了現代人面臨的道德困境。遙想中世紀，真理和準則是源之于上帝而見之于我們的心靈和理性，然而現代和后現代中的個體正在逐漸喪失普遍性準則，道德也由天啟和神的感召逐漸轉變為個體的自我選擇和確立。我們強調人的自決能力和選擇的自由，真理、道德的終極原因也隨之轉到了人的現實生活和經驗之域，人們憑借各自的實際經驗做出道德選擇和道德判斷。人切實感受到自己被拋擲到一個世界之中，不再有一種評價性判斷的標準，可能會聽命于自己或一部分人的召喚，屈從于一部分人的權威，這也是人尋求安全感和歸屬感的體現。人成為自己道德律的根源，喪失了生存的根基與對生命的仁愛和尊重。我們看到，普遍性道德和價值標準逐漸轉變為主體性意識主導下的自我選擇，人或者無視道德評價任意妄為，或者本身缺乏對道德的認同感卻又自欺欺人地做出某種“道德”行為以掩飾其實際的自利意圖。人們也常被一種深刻的孤獨感困擾，與社會共同體的聯系不再穩定，從而在心理上產生疏離感。因此，后現代個體的價值取向看似多元化，卻經歷著整體性意義與自我價值的喪失，以及由此帶來的惶恐不安。
另一方面，“后哲學文化”和后現代主義的反主體性傾向固然令人憂慮，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其中的可能性和希望所在。當我們看到一個舊的秩序行將瓦解，現代主義者的態度是飽含憂慮，迫切希望在這片廢墟上重建生存根基與精神家園，重構一種普遍性規則;而后現代主義者卻將其視為一種創造性的契機，他們不再眷戀已失落的家園，而是堅定地面對不確定的未來。因此，“后哲學文化”中的個體在面臨困境的同時也并未喪失希望?，F代社會的異化使人們有選擇的自由卻喪失了安全感，但在后現代主義者看來，這種異化的現實也成為個體自由得以實現的條件。因為這種異化具有開放性的動態結構和具體過程，其多元性必然決定了人的存在具有無限的選擇性與可能性，規則、規范性與后現代個體的自由正在這種異化中蘊含著重構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