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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電影作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大眾傳媒之一,集藝術價值與商業價值于一身。作為國內民眾喜聞樂見并習以為常的一種娛樂消費活動,電影藝術以其風姿獨具的魅力感染受眾,扮演著東西方文化交流使者的重要角色。影片名猶如電影商標,在進口影片的國內推廣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電影片名不僅凝聚著影片本身的文化價值內涵,也是商業票房價值得以實現的重要保證。上乘影片名翻譯應是影片文化價值、藝術價值與商業價值的完美融合,能為影片推介錦上添花。近年來,有關電影片名翻譯的研究如雨后春筍不斷涌現。相關研究主要從以下幾個角度展開:從嚴復“信、達、雅”三字標準規范片名翻譯[1];關注具體翻譯方法分析,如直譯、音譯、意譯、擴譯等[2][3];采用西方各派翻譯理論來評述內地片名翻譯質量[4][5]。盡管各方學者已對片名翻譯進行了一定研究,但綜觀國內電影翻譯行業,其翻譯質量現狀仍不盡如人意,對電影片名翻譯的基本原則仍缺乏深入闡述,電影片名漢譯仍缺乏相關規范準則引導。本文以德國功能翻譯理論為指導,以奧斯卡經典影片名漢譯為例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嘗試為如何翻譯出高質量影片名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議。 二、關于電影片名翻譯原則的理論探討 1.電影片名翻譯目的 電影片名既是電影商業價值實現,也是文化藝術價值傳播的重要手段。電影片名就其商業價值而言,如同商品廣告,承擔著宣傳推廣吸引觀眾的重任,影片名翻譯成功與否與電影票房息息相關。影片票房是翻譯活動的發起者(制片方)追求的首要目標,這就決定了影片名需要以目的語觀眾效應為主要側重點。為實現片名商業價值,片名文本翻譯一般強調其訴求功能,在翻譯中使用奪人眼球的詞語來迎合潛在觀眾的需求和欲望。在譯介影片時,譯者常將并不帶有過多感情色彩的原片名改頭換面,譯為極具視覺刺激的譯名。如第64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原著劇本獲獎影片Thelma&Lo-uise,講述兩位平凡女子遭受男權社會侵犯至瀕臨絕望的邊緣,被迫奮起反抗,在對抗與逃亡過程中相互扶持倚靠的故事。試想國內觀眾對一部叫做《塞爾瑪和露易絲》的影片定不可能提起多少觀看的興趣。譯者遵循目的準則,改寫影片基本劇情,將其譯為《末路狂花》,賺足觀者眼球,很好地達到了刺激觀看欲望,提升票房的目的。除了商業價值以外,片名的文化價值和藝術價值也是電影作為跨文化交流使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如何更好地保留和傳遞影片名的文化、美學價值,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如第77屆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獎獲獎影片EternalSunshineoftheSpotlessMind,其原片名出自英國詩人亞歷山大•蒲柏的詩《艾洛伊斯致亞伯拉德》(EloisatoAbelard)。原詩寫道:“Theworldforgetting,bytheworldforgot./Eternalsunshineofthespotlessmind!”詩歌與影片中一對情侶飽受失憶困擾的情節暗合,如此片名可謂構思奇巧。內地多將此片名譯為《美麗心靈的永恒陽光》,讀來頗為繞口,不符合中文名稱習慣。港臺譯者紛紛拋棄原文本,轉而凸顯影片主題,將之譯為《無痛失戀》(港)和《王牌冤家》(臺)。相較冗長的內地譯文,港臺譯文更簡潔精練,但仍流失了原文本獨具特色的文化、美學內涵,顯得流于俗套。且幾乎任何一部愛情主題影片都可以被冠之以諸如“王牌冤家”一類的名字。比較之下,該片的另一譯名《暖暖內含光》在意境與韻律上都頗有可取之處,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文本的風味。 2.德國功能翻譯理論內涵 德國功能派試圖把翻譯從原始奴役中解放出來,將翻譯視為一項須考慮讀者和客戶要求的全新目的性交際活動。功能目的理論的這一內涵,與電影片名翻譯以觀眾效應為導向,追求商業價值的目標不謀而合,在探尋影片名翻譯良好準則的問題上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和指導意義。目的論(SkoposTheory)是功能派翻譯理論中最重要的內容,最早由德國的漢斯弗米爾(Vermeer)提出。該理論認為譯文取決于翻譯目的,翻譯目的不同,采用的翻譯方法策略也有所區別,因此翻譯首先應遵循目的準則。除此之外,功能理論要求翻譯還應當遵循“篇內一致”(intratextualcoherence)和“篇際一致”(intertextualcoherence)。“篇內一致”原則要求接受者能夠理解譯文,譯文在其介入的交際環境和文化中應有一定意義。“篇際一致”又稱“忠信”,指譯文和對應的原文存在某種聯系。篇際一致從屬于篇內一致,而兩者又都從屬于目的準則。[6]因此翻譯中應首先考慮譯文在目的語語境、文化背景下是否有意義,是否能為讀者接受,其次再考慮譯文是否對原文“忠信”。根據以上原則,譯者按照翻譯綱要,從源語提供的信息中選取一定內容,并加工成目標語信息提供給讀者,目標語文化讀者又從中選擇對自己有意義的部分[7]。 因此譯者無需刻意將原文本信息全部照搬至目的語文本,而是可以根據目的語讀者和譯文發起人的需要,選取信息進行翻譯的再創造。但若僅遵循前述原則,一味追求讀者效應,鼓勵譯者進行無拘束的再創造,則翻譯未免顯得太過隨意,缺乏必要的規范性,給低質量翻譯以可乘之機。針對此,諾德(Nord)又提出功能加忠誠兩大原則,將目的論指導下的翻譯進行了有效規范。他提出,功能目的論應建立在功能加忠誠這兩大基石之上,將兩者結合考慮。兼顧功能與忠誠,就是要兼顧翻譯中三方的合理利益:發起人(影片引進商)、譯文接受者(國內觀眾)以及原文作者(影片劇本作者、影片制片方)。如三者間有任何利益沖突,就需要譯者從中協調,尋求共識。 三、電影片名翻譯的原則 基于功能翻譯理論基本內涵以及電影片名的翻譯目的特殊性,針對國內奧斯卡經典影片名翻譯實例,筆者嘗試提出規范片名翻譯的建議,以供西方電影漢譯者參考。 1.翻譯中首先應以“觀眾響應”為導向 電影片名區別于一般文本的獨特性決定了其以觀眾效應為導向的原則。任何時候,譯名能否在目的語中有意義,能否為觀眾喜聞樂見,是衡量片名翻譯質量的重要因素之一。譯名以當地觀眾為目標接受者,其策略必須根據他們的欣賞趣味與習慣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整。在我國大陸,電影長期以來是寓教于樂的一種重要手段,因此片名翻譯也相對顯得嚴謹規范,平實雋永;而在影視娛樂業成熟發達的港臺地區,觀念相對開放,片名翻譯更多追求煽情刺激,用語也多方言化。例如80屆奧斯卡獲獎影片Juno在大陸直譯為《朱諾》,而在港臺地區則分別被譯為《Juno少女孕記》和《鴻孕當頭》。大陸譯文平實簡潔,港譯以“少女孕記”主題奪人眼球,臺譯則巧妙利用雙關語制造幽默效果,達到取悅觀眾的目的。大陸港臺三地譯者因其觀眾群體欣賞趣味及習慣的不同,而對翻譯策略進行適當調整,是以觀眾效應為導向進行翻譯的成功嘗試。#p#分頁標題#e# 2.注重相似語境效果的制造 英語和漢語分屬印歐語系和漢藏語系,兩者在詞法句法層面、語義層面都存在一系列差異。原文本中的修辭技法、文化美學價值因無法在漢語中找到對應項,將不可避免在翻譯過程中或多或少地流失。根據功能目的論,翻譯最重要目的是使譯文在譯文語境中有意義,從而達到預期交際效果。因此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無需刻意追求如何將原文本中精妙修辭或文化、美學元素照搬至譯文,而應關注如何在譯入語允許范疇內制造相似的語境效果。如第83屆奧斯卡獲獎影片Inception在國內譯為《盜夢空間》,便是追求相似語境效果的典范。初見片名,觀眾易對含義模糊的原片名產生神秘虛幻之印象,這是因為原片名中的Inception表達的并非字典上所能查到的一般含義,而是命名者創造性地“發明”出來的含義。筆者試從構詞法角度拆分該詞,結合影片具體對白,將這一盜夢行業內部術語理解為“takein”(in+cept),即“以向某人腦中植入理念的方式欺騙某人”。而原片名中這種構思精巧的文字游戲,幾乎不可能通過翻譯以原樣呈現在漢語讀者面前。此時,譯者所需關注的,就應是如何在譯文中制造與原文相類似的閱讀體驗與閱讀效果。《盜夢空間》這一譯名,就很好地詮釋了影片情節,并同時保留了由“inception”一詞傳遞給原文觀眾的神秘感與虛幻感,四字短語精煉順口,不失為上乘翻譯典范。再如第82屆奧斯卡獲獎影片TheHurtLocker,大陸譯為《拆彈部隊》,港譯《拆彈雄心》,臺譯《危機倒數》。三地譯者在無法實現字面信息對等,無法協調篇內與篇際關系的情況下,選擇向目的語讀者負責,力求使譯名讀者與原片名讀者產生相似的閱讀體驗。原片名中的“thehurtlocker”事實上是軍中俚語,指“有著極度痛苦的地方”。美國參議員兼作家JamesWebb在其描述越戰的作品《FieldsofFire》中,就曾使用過這一隱喻。后此說法也多次為采訪巴格達拆彈小組的戰地記者所引用。在譯入漢語過程中,由于漢語中并不存在對等含義的俗語,若遵循對原文本忠信而硬譯,則不可避免導致目的語觀眾迷惑不解。在此情況下,三地譯者放棄原片名中俚語的直譯,轉而尋求效果對等。尤其是臺譯和港譯,將伊拉克炸彈區的拆彈小組成員在生命時刻遭受威脅的情況下執行任務的緊張節奏感呈現在觀眾面前,讀來頗有心跳加速之感。 3.協調發起人、譯文接受者及原文作者間利益關系 影片名翻譯重視商業價值的實現,但在滿足翻譯發起人(制片商或影片引進商)商業利益的同時,不能損害譯文接受者(觀眾)和原文作者(影片劇作者、制作者)的利益。一般來說,影片觀眾和影片制作者都期待影片名與原片名或者影片本身內容有著較好的關聯度,因此在譯介過程中要避免一味追求票房而進行過度再創造。尤其要注意的是,不應為追求商業利益、適應潛在觀眾口味而隨意歪曲、夸大影片主題、內容,否則則有欺騙觀眾之嫌。忽視功能與忠誠的再創造在注重影視娛樂效果的港臺地區俯拾即是。出于迎合市場需求,港臺譯者常偏好具有視覺沖擊力且帶有煽情色彩的譯文,由此產生一些誤導觀眾的誤譯。例如,第68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勇敢的心》(Braveheart),在引進到香港時被譯為《驚世未了緣》。影片主題原是講述蘇格蘭民族英雄華萊士為民族自由平等與英軍頑強斗爭的傳奇一生,香港地區片名翻譯則出于潛在觀眾熱衷愛情片這一需求的考慮,肆意將片中華萊士與英王妃的感情線索提升到主題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該感情線索在影片中僅是若隱若現地存在。這樣將戰爭歷史片曲解成愛情片的翻譯,有欺騙潛在觀眾的嫌疑,是譯者未能協調好翻譯三方主體利益的結果,在影片名翻譯實踐中,應注意避免。 4.譯文應符合中國文化價值觀及審美觀 在將英文影片名譯入中文時,譯者的任務是使所譯片名充分為中國觀眾所接受,因此必須考慮中國文化在審美觀、價值觀上與西方文化的不同之處,并基于此對原片名表述進行合理修改。1961年美國奧斯卡最佳配樂提名影片Let’sMakeLove在引進到國內時,被分別譯為《讓我們相愛吧》(大陸)、《我愛金龜婿》(港)和《愿嫁金龜婿》(臺)。三地片名都避免英文片名中東方人不慣接受的直白表述,而取代以“相愛”、“金龜婿”等符合國人傳統價值觀的詞語,但在主題含義上仍與影片保持一致,使譯名更為中國讀者所喜聞樂見,是迎合目標語價值觀的良好體現。在片名審美觀上,國人通常偏好簡明精煉、朗朗上口的四字短語,因此在翻譯中應盡量避免冗長繞口的譯文出現。例如,將81屆奧斯卡獲獎影片TheCuriousCaseOfBenjaminButton譯為《返老還童》,就比譯為《班杰明的奇幻旅程》(臺譯)更點題,也更符合中國觀眾審美觀。 德國功能翻譯理論將翻譯視作一項目的性行為,將考慮讀者和發起人需要提升到了翻譯過程中的重要位置。電影片名作為一類特殊的文本,其翻譯過程也具有一定特殊性。功能目的論在指導影片名漢譯中具有較高實際可操作性,易于為譯者所領悟和接受。本文認為德國功能翻譯理論雖然強調以翻譯目的為主導,但具體實踐中譯者仍需掌握尺度,切不可脫離上文所述各項原則進行毫無拘束的自由創造。要想獲得形神兼備、意韻雋永的佳譯,還要在遵循功能翻譯理論幾大原則的基礎上,選用適當譯法,仔細推敲、反復揣摩、精益求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