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態危機的根源及解決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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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態危機的根源及解決戰略

作者:張笑揚 單位:中共廣東省委黨校

肇始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EcologicalMarxism)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方法、觀點和立場,并加以補充和發展,重新闡釋全球性視閾下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把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生產方式視為當代生態危機根源,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的意識形態化,認為徹底解決生態危機就要實現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的徹底變革,實現生態社會主義的“綠色烏托邦”的生態政治理想。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的內涵拓展和視閾重建,為解決全球性生態問題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

2011年3月發生在日本東北部海域的特大地震引發了巨大海嘯和七級核災難,人們一時間談核色變,核恐懼陰云彌漫。但是,自然災害只是引發核災難的外部原因,而其人為原因是人類長時間受科技理性主義支配,對核技術的利用盲目樂觀,導致對可能誘發的生態風險重視不夠;人越來越控制自然,越來越依賴科技,人類就愈加深陷技術營造的牢籠,不斷地制造并打開“潘多拉魔盒”,人類重新墮落到了一種非理性的野蠻狀態。不容置疑,一切與技術有關的發明創造都會帶來副產品,科學技術的創造并沒有很好地解決全球性問題,反而加劇了生態危機。所以,我們必須擺脫依靠科技控制自然的傲慢與偏見,正確對待科學技術。生態問題絕不單單是一個自然問題,而是一個深刻的人類社會發展問題,它與“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和人的異化緊密相關。

一、啟蒙理性、技術祛魅與工具理性批判

西方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用理性驅散了黑暗的中世紀陰霾,恢復了人的主體地位,同時也確立了理性的權威。人具備了技術和知識,更加能動地改造自然界。弗蘭西斯•培根提出了“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認為人們只要掌握了科學知識,憑借技術、工具,就能從宗教神學和自然崇拜中掙脫出來,就能控制自然進而成為自然的主人。啟蒙理性把理性歸結于理性的技術化、工具化、實用化,把人和自然對立起來,把人與自然的關系歸結為控制與被控制、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這些導致了自然的異化和生態問題的產生。工具理性并沒有實現人的解放,反而導致了理性的異化和技術權力的高度信仰化,導致了人和自然的徹底決裂。這種把人凌駕于自然之上的生態價值觀,使得科技崇拜盛行,加劇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使人陷入了生態問題的囹圄之中??傊?,脫離了價值理性引導的科學技術不僅沒有給人們帶來福祉,反而帶來了無盡的災難和危機。正如恩格斯指出:“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1]

人類文明進程就是一部人化自然的歷史,從遠古時代對自然的崇拜和敬畏,到控制自然、人定勝天的盲目迷戀,人們借助于工具的發明和運用來改變自然界的面貌,表面上人類控制自然的能力在加強,事實上人越來越被自然和權力欲望所支配,人逐步喪失了自我,墜入了虛無的深淵??茖W技術的廣泛使用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水平,帶來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和消費享受,卻并沒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解放,沒有帶來人們的精神文明生活的提高、人口的合理控制和人的全面多向度發展,而是成為資本奴役人、機械排擠人的工具。“商業化了的自然界、污染了的自然界、軍事化了的自然界,不僅在生態學意義上,而且在實存本身的意義上,切斷了人的生命氛圍。”[2]

建立在近代主體性哲學主客二分思維方式基礎上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把自然僅僅看做滿足人類需要的被動客體,從而導致了人類和自然之間的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關系,導致了人類對自然的濫用。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繼承了法蘭克福的批判精神,對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異化、消費異化、技術異化以及必然出現的生態危機進行了尖銳揭露,為我們探索人與自然合理的物質交換提供了新的方法論。但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并沒有囿于技術批判和純粹的道德說教,其對技術理性的批判,并不是僅僅針對技術本身的批判,他們所批判的是被資本主義所控制的技術理性所導致的技術的非理性運用,以及對自然的無止境掠奪。他們對技術理性展開批判的目的是想把技術從被資本的控制之下解放出來,通過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壞性方面置于理性控制之下。當技術非理性地運用與控制自然時,當人們頻頻利用技術暴露滿足虛假意識時,當人們在林林總總的商品消費之中釋放壓抑時,當盛行的技術合理性導致人的片面、畸形和單向度發展時,生態問題表面反映的是人與自然的矛盾,其實質體現是人與人的之間矛盾關系。只有“控制自然”理解為享受自然,技術革新應用于人道化,工具理性服務于價值理性,生產發展體現為人的全面發展,才能處理好科技進步和自然生態環境的二重關系問題。

其實,馬克思主義早就指出資本主義在產生巨大的現代性文明的同時造成了人的異化和生態危機。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和其他西方馬克思主義一樣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現實精神和批判精神,同時另辟蹊徑地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同生態學結合起來,并從社會制度、消費文化、技術操作等層面展開對當代社會生態問題的剖析和探析。要想實現生態問題的解決和自然的解放,必須把人與自然界從為剝削服務的破壞性濫用的科學技術中解放出來,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在資本的邏輯之下,科學技術只能異化為特殊利益集團謀取更大利潤和控制壓迫他人的工具,對技術理性展開批判的目的把技術從被資本的控制之下解放出來,通過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壞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反對西方其他綠色思潮拘泥于價值觀非歷史地探討生態危機產生的原因和解決之道,而且體現在他們始終聯系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來考察生態危機的本質。”[3]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解讀,以及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態危機內在聯系的揭示,把對生態問題的考察沒有簡單停留在技術層面,而是把其產生的根源深入到深層次的制度層面,從資本的邏輯本身、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等幾個方面批判性地分析生態危機的本質和根源。

二、追尋制度正義與生態帝國主義批判

安德列•高茲(AndreGorz)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生態危機根源在于“經濟理性”的過度膨脹,這種經濟理性,把人與人的社會關系變成了赤裸裸的金錢利益關系,這必然導致人與自然的關系工具化。日本核電站超期服役運行,出現危險后東京電力公司為了保住利益處置不及時,瞞報信息,最終導致事態的惡化,等等,這些歸根結蒂都是資本主義企業唯利是圖的本性造成的。#p#分頁標題#e#

后工業化時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靠先進科技在一定程度上注重國內環境保護,但為了改善國內生態環境,緩和國內矛盾,將一些高污染、高排放的落后產能轉移到其他國家,甚至把一些危險物和化學垃圾向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國家轉移,把禍水向全球擴散,使其他國家淪為發達國家的“垃圾場”和“廢水池”。為了減少核泄漏事件對國內生態環境的污染破壞,日本將上萬噸的核污染廢水傾倒入太平洋,這種“以鄰為壑”的行為正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批判的“生態帝國主義”行徑。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認為這種全球化背景下資本主義矛盾的隱形轉嫁,并不能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應該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進行徹底批判。“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新發展新矛盾做出了當代意義的闡釋,對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中新出現的全球生態危機作了積極回應,試圖進行馬克思主義解釋,給出了當代生態社會主義解決方案。”[4]

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正義性就在于它的生產目的不是為了消費,而是追求利潤,使得使用價值從屬于交換價值,導致價值觀的裂變或異化,所以說資本主義制度根本上是反生態的。“人的滿足最終在于生產活動而不在于消費活動”,被資本邏輯所控制的商品拜物教和虛假意識,驅動著人們源源不斷地進行消費,這加劇了業已存在的生態問題。也就是說,資本主義依靠貌似豐富的商品維持其虛假的合法性,異化技術及隨著而來的異化消費不僅導致人的批判能力的消解,而且加劇了現實的人的勞動異化,導致技術信仰超越道德精神,引發環境破壞和生態失衡。也就是說,只有從資本主義制度上根除技術異化和消費異化,才能徹底解決生態問題。“西方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既沒有把生態危機的根源歸結為抽象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也反對把科學技術看做是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而是把生態危機的主要原因歸結為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生產方式的存在,認為只有立足于制度維度的基礎上,才有可能談論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和科學技術對生態危機的影響。”[5]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強調應當建立一個“以人為本”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價值觀,只不過這種人類中心論的價值觀是建立在對人類整體利益和“以人為本”這一基礎上的,是和建立在資本追逐利潤的個人中心主義價值觀相對立的,這和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價值觀是契合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也并非是反生產主義,而是要求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增長一方面應當建立在人類社會和自然界和諧發展的基礎上,另一方面應該有利于改變資本主義制度下形成的對商品消費無止境的需求結構,從而在滿足人們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礎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6]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不同于西方傳統生態中心論,它不是把生態文明訴求于社會道德的提升和個人生活方式的變革上,而是把生態文明的實現真正落實在人類的實踐活動中,而是從制度層面出發,把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和全球權力關系看做是解決生態危機的關鍵。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清除了后現代主義對環境保護的消極影響,把環境生態保護重新回歸于人的尺度,為我們正確解決環境問題和生態危機提供了一條現實途徑:不能把生態問題簡單歸因于科學技術和人類中心主義,而是要求從深生態學走向社會正義,以全人類的整體利益為價值尺度,樹立正確的發展觀、消費觀、勞動觀和幸福觀,最終實現人和自然、人與社會、人和人的和諧發展。然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企圖超越資本主義和現存社會主義制度來構建一種生態社會主義的政治理想是一種空中樓閣,因為生態環境問題的實質是現代性問題,對生態問題的研究并沒有離開對資本主義的總體性批判,同樣在馬克思人類學的視野之內。只有從全人類整體利益出發,在世界范圍內審視全球性問題與生態危機,合理保護利用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才能實現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

三、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的歷史重構與價值維度

馬克思主義高度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早就提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7]92但是人類通過現實的實踐活動能動地改造自然、變革世界歷史的同時,“人化自然”與“異化的人”之間的矛盾卻日益凸顯。尤其是近代工業化進程以來,許多國家和地區出現了以資源、能源高消耗和犧牲環境為代價來換取一時經濟增長的現象,這種發展是以犧牲環境、犧牲個人的全面發展為代價的,結果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災難。只有摒棄以“支配自然”“控制自然”為核心的生態價值觀,擺脫對自然的掠奪式的占有,把人看做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才能解決生態困境。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把“人與自然的新陳代謝”作為其認識對象,“這種意義上的‘新陳代謝’,很大程度來源于馬克思,它體現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唯物主義基礎特征”[8]。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生態問題根源的揭示以及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分析,為我們解決全球性問題與生態危機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無論是西方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文明理論,還是自然中心論的深生態理論,都不應拘泥于抽象的價值觀視角來探討生態危機產生的原因和找尋解決生態危機的途徑。“當代西方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繼承和發展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危機理論,通過剖析當代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成因,力圖尋求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的化解之道,形成了具有鮮明理論個性的生態危機理論。”[9]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通過對人類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相互關系的理性分析,展開對全人類生存困境的哲學反思,為人類正確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提供了嶄新的理論視角。馬克思主義本身是一個開放的、不斷發展的理論體系,在與各國具體實際結合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呈現出多種理論形態,其理論主題也會隨時生轉換。我們必須立足于全球化和我國現代化的基本國情,廣泛地借鑒西方生態文明研究的前沿理論和實踐,建構中國形態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重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生態價值觀,使我們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更好地踐行科學發展觀。生態文明、可持續發展以及低碳理念的提出,都是人類對工業文明消極后果進行反思批判的結果,是人類尋求科學發展模式的理性自覺。從我國現實情況來看,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在經濟增長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資源和環境代價,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面臨著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生態惡化的挑戰。只有大力調整能源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能克服資源難以支撐、環境難以容納、社會難以承受、發展難以為繼的窘迫局面。在十七大報告中,黨中央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把堅持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經濟社會永續發展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盡快使我國經濟發展可持續發展軌道,促進生態、經濟和社會有機體的持續健康發展。“同時發展中國家要防范西方發達國家借‘環保’‘低碳’等話題推行‘生態帝國主義’‘綠色霸權主義’,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絕不能為西方國家前工業化時期造成的嚴重污染‘買單’。此外,中國應加快自主創新步伐,掌握生態環保領域核心技術和國際話語權,從而在全球經濟發展中占據一席之地,并力爭引領世界經濟發展潮流。”[10]#p#分頁標題#e#

“以人為本”的生態價值觀不是要求鞏固人類中心主義思維,而是在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反思中擺脫主客二元分立的思維范式,將人類的發展放置于自然世界的宏大圖景中去考察,它是一種新型的生態價值觀,它正確地擺正了商品生產、欲望需求、勞動、幸福的關系,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強調發展方式的轉變。馬克思認為,只有人類文明發展到高級階段———共產主義社會,人才能真正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真正和諧的狀態。“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7]82人的自然本質只為人類的聯合而存在,共產主義不再因為私有財產的建立和財富的積累等這些資本主義工業的推動力而異化,是人同自然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科學合理的社會制度,是價值觀變革和生態問題解決的根本前提。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中國解決生態問題提供了制度保障。日本發生核泄漏事故后,中國政府借鑒日本核電教訓,國務院迅速果斷采取決策,以審慎的態度對待核電發展,并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這些舉措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的體現,也是堅持以人為本理念的切實行動。我們要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使人民在良好生態環境中生產生活。

四、結語

總之,作為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中最具影響力的一個理論思潮,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并沒有盲目地否認現代科技的進步作用以及理性的啟示意義,它針對當代生態危機尤其是全球性生態問題的根源分析批判及解決方案,對我們思考和解答當今時代的生態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十二五”期間我們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要加強對全球化視閾下生態問題的研究,不斷拓展馬克思主義生態問題域,將生態問題的解決置于全球化、資本主義后工業化以及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宏大背景下去考察;要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積極推進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化,正確處理現代化進程中特別是轉型期經濟發展、環境保護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關系,促進“四個文明”全面協調發展,并努力為全球性生態問題的解決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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