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綠色文明的審美觀與價值觀，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劉志飛
一隨著環境污染、氣候異常、自然資源枯竭等問題的日益突出，生態問題已經成為當今人們普遍擔憂和共同關注的焦點。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迫使人們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反思人類中心主義主流意識支配下的自然觀和發展觀，并從多維視角探索有效解決生態問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道路。“由生態危機產生了一種新型的文化型態———生態文化（或環境文化），就是指致力于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關系，致力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型態。生態文化是人類的新文化運動，是人類思想觀念領域的深刻變革，是對傳統工業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層次上對自然法則的尊重。生態文化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基礎,是社會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引領傳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過渡,實現社會、經濟、自然全面和諧、可持續發展的杠桿和動力，它包含了保護生態環境的意識、觀念、理念等,比如生態哲學、生態審美、生態思維等，是建設可持續社會的文化基因。生態文化旨在使人類樹立牢固的環保理念,并通過文化的內在力量規范人們的生產、建設、消費等行為,使人們在生產、生活中盡可能地減少對環境的危害，從而建立一種遵循自然法則的環境倫理,對現存的經濟增長模式、消費方式、資源稀缺等問題重新進行思考和定位,從觀念上破解經濟增長和保護環境的兩難選擇,引導人類由工業文明邁向生態文明。”①說到底，生態文化是致力于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關系，致力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其核心思想是就是一種能啟迪人們的環境意識和覺悟，感染和凈化人們的心靈，塑造人們的環境素養和品格，培育和弘揚人與自然和諧、環境與經濟社會協調的社會氛圍和風尚的優秀文化。
人格，是人類社會生活中一個永恒的主題，倡導一種什么樣的人格，既是一種悠久的歷史現象，更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人格涵義非常廣泛，且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的特點。其實，人格不是與生俱來的自然屬性，具體的人格都是現實的，人格的形成與塑造，與特定的生產條件、社會環境、發展狀態和文化教育等因素密切相關。它既反映傳統文化的積淀和主體的內在特質、價值取向，還通過外顯的行為模式、生活方式等表現出來。在社會形態的更替，社會發展程度的變化過程中，如果沒有新的人格與新的社會時代相適應，在很大程度上將阻礙社會的發展。因此，在歷史發展長河中，人格也經歷了一個嬗變的歷史過程。今天，“我們所要塑造的生態人格，是對農耕文明時代依附型人格和工業文明時代物化的單向度人格進行反思,符合生態文明時展需求的一種新型人格。生態人格的塑造需要世人必須始終保持對自然的感激之心、懺悔之心、敬畏之心、謙卑之心和珍愛之心”，②并“由此引導主體自覺追求生態覺悟，樹立生態道德觀，倡導一種新的生存與價值體驗方式，建立一種“綠色文明”的世界觀，謀求并實現人與自然共存共榮、互利互惠的協調發展”。③在我們大力建設生態文明的今天，生態人格的塑造必須從生態文化的三重維度：生態哲學、生態審美、生態思維的培養來實現。
二環境危機的實質不是技術和經濟問題，而是文化訴求和價值取向問題。哲學是文化之源，生態文化（或環境文化）建基于哲學取向，環境危機根源于生態哲學思想。生態哲學的任務就是人們在自然———技術———社會的關聯中加強對人類生存基礎的反思，從而在技術的運用上趨利避害發，在順應自然的基礎上利用自然，重新確立人與社會發展的方向，創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生活。無疑，古今中外的生態哲學思想，為我們反思人類面臨的生態困境，塑造新的生態人格與踐行科學發展觀提供了有益啟示。“在中國傳統生態哲學中，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被稱為‘天人合一’，這種關系也許不在于它僅僅強調的是一種道德觀、宇宙觀，而在于它開啟了一種人生境界———一種“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境界，這是一種對生命真諦的把握。”④在中國古代，許多思想家和哲學家都認為“天地萬物是一體”。其實，這種萬物交融、并育不害的思想，正是中國傳統生態哲學中“天人合一”思想所提倡敬畏天命，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的生存智慧價值之所在。“‘天人合一’思想作為古代思想家人生追求的一種境界，要求遵循這一境界就會產生一種滲透于自然萬物的關切情懷和生命體驗，從而自覺地與自然同體同德，與自然萬物和睦相處。當然這一境界的擁有，必須喚醒人的道德自覺，在對待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要有寬廣的胸懷與視野，在不破壞自然，善待自然的同時使之自由發展”。①可見，中國傳統文化蘊涵“天人合一”的生態哲學不僅形成了我國古代獨特的生態文化風貌，更是一種人與自然平等的宇宙觀，是一種整體性的大生命觀，表現了熱愛生命、泛愛眾物的普遍“道德關懷”，超越了人類中心主義，為我們構建人與自然一體的現代生態觀，為生態人格塑造進而向更高級的生態文明轉型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資源。在西方傳統生態哲學思想中，同樣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的智慧價值。從遠古開始，歷經古希臘、古羅馬和中世紀，到文藝復興初期，大部分的人們相信整個世界都是有生命、有靈魂的。“宇宙萬物與人一樣，具有意識、意志、愿望和情感，都有精靈或神靈寄于其中。這些精靈和神靈掌握著神奇的力量，控制著世界的一切變化，如果人類違背和冒犯它們，它們就會降下災禍。人們通過各種各樣的祭祀禮儀，表達他們對神靈的敬畏和尊重，表達他們對神靈保護的期盼”，②這是自然附魅的觀點。
“萬物是活的”，這是早期西方人看待宇宙的基本眼界。世界是一個自身有生命、滲透著神性、處于生長過程的有機體，世間萬物都由其生長而來。③受自然萬物和人是同一始基所生的哲學構思的影響，古希臘哲學家始終把人與自然萬物看作一個統一和諧的整體。在這種生態文化的自然觀中，沒有主客二分的觀念，強調人類借神力來彌補自身力量的缺乏，對自然之母愛恨交織，畏懼難辨。這種自然觀對人類實踐認知能力產生了久遠的影響。“一方面人們乞求大自然神靈的庇護和保佑；另一方面，在認識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人類的理性思維能力逐漸從孕育它的自然母體中凸現出來，逐漸意識到是自己是大自然唯一有理智的存在物。阿那克西關尼和赫拉克里特還分別指出世界轉化形成的原則和內在動力。其特征是天人同構、萬物一體，人來自始基，人與始基、自然同構，根據人的境遇和狀況，安全可以斷定始基、自然的狀況。”④這種統一不僅表現為它們同為一母即始基所生，來源于同一個地方，而且表現為受這種觀念的支配，人能夠自覺地與自然和睦相處，把自然視為自己的朋友。當然，這種“附魅”的認識，反映了人對自然無奈的依附性，但是這種依附性也有“準積極”的作用，今天的依附是為了明天力量的壯大。無疑，西方傳統生態哲學中強調自然萬物和人是同一始基所生的哲學構思，為我們今天塑造生態人格，更好地建設生態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價值。#p#分頁標題#e#
三隨著牛頓力學的不斷發展以及向各個學科領域的滲透，對自然進行機械、還原的分析處理成為一種方法論和世界觀，同時隨著人類理性的覺醒和主體性的張揚，認識自然、征服自然和支配自然成為人們對待自然的態度。西方中世紀人既崇仰上帝的至善，又敬畏上帝的全智全能，但決不敢覬覦上帝的全智全能。“上帝死了”之后，西方人已不再崇仰上帝的至善，卻日益滋長起想與上帝并駕齊驅的“普羅米修斯式的欲望”。
文藝復興時期人本主義的價值觀，就是人類主體意識從神學的束縛下解放出來的開端；弗•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為人類征服自然、控制自然提供了理論上具；從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存在”，到康德的“人為自然立法”和黑格爾的“自然界是自我異化的精神”，對人的理性的弘揚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人的理性成了“上帝”，在自然面前可以無所不能。至此，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深受主客二分思維模式的影響。在主客二分的思維框架中，孕育發展了現代科技。在現代科技的武裝之下，現代人日益認為人就是宇宙的主宰，人就是上帝。只有人才是主體，非人的一切都只是客體。主體可通過認識客體而操縱與征服客體。在這樣的思維框架內，人們無法體認人對自然的責任，無法體認人類亦應該做對自然有益的事情，無法界定“自然或自然物的利益”這樣的概念，主體、客體被看作是完全不同的存在，主體是高級的，意味著能動、主動、積極，而自然界的事物，也就是客體，則是低級的，處于被動、受動、消極、受控等地位。這種思維意味著對主體的高度贊揚和對客體的極度貶抑，意味著自然界沒有資格獲得道德關懷，只是一個完全按照我們的目的加以利用、改造、操作、處理、統治的對象，成為人類達到自身目的的工具、手段。這是一種祛魅的生態文化與審美觀。
人是物質存在與精神存在密切聯系、相互作用的有機統一體。而在祛魅的生態文化與自然觀中，人要么是像霍爾巴赫、拉美特利所說那樣是一架機械的機器，包括人的精神活動都遵循機械運動規律；要么像笛卡兒、黑格爾所說的那樣是純粹的精神實體。將人當作機器的哲學家，把人以及整個宇宙看成是一個遵循機械運動規律的機器，可以利用機械力學的知識對自然進行機械的操作，而把人看成純粹的精神實體的康德、黑格爾則把人看成自然的立法者，人們對自然也失去了敬畏感。“可以說，‘上帝死了’之后，西方人實際上已不再有什么‘終極關懷’，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促使人與自然完全外在化、物質化、俗世化，自然變成了人類追求物質利益的操作對象，自然內在的神秘性消失殆盡，人對自然不再具有發自內心的敬畏，有的只是統治、征服和占有的欲望，他們不可能回到亞里士多德時代的美德傳統，更不可能如中國哲人那樣去追求天地境界，他們只追求‘凡人的幸福’。他們認為，工業的擴張和商業的繁榮最能保證‘凡人的幸福’。”①隨著人類對自然的“祛魅”，科學技術蓬勃發展，人類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力量也不斷增強，人類借理性和科學技術之翼瘋狂地向自然進軍。這種向大自然的進軍的方式雖然取得了物質文明的發展，但導致全球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和人的異化。全球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使人類生存的家園面臨著“死亡”的危險，人的異化讓人的生存意義喪失，僅僅滿足于當下的物質消費和享受，變成單向度的人格，而不再具有對大自然進化神秘性的敬畏，不再具有關愛呵護萬物和生存家園的道德、情感，人與自然關系出現了斷裂。其實，對于現代西方人而言，獲取知識是為了獲取力量，掌握“有效的工作程序”以便“無限地奴役生物”和“指揮失去魔力的自然界”。在現代西方人看來，自然和自然物都只是沒有主體性的客體，它們只具有工具價值，即僅在它們可為人所利用的意義上有價值。它們本身不可能是價值主體。這種價值思維是與現代生態學的建構格格不入的，更是我們今天建設生態文明的一大障礙。實踐證明：如果不破除這一障礙，現代生態學便難以立足，要喚起人類生態意識的覺醒，由此塑造一種健康的生態人格———“綠色文明”的審美觀與價值觀便無從談起。
實際上，大自然內在的奧秘是永存的，自然的神秘性和自主性是客觀存在的，人們無論何時都不能完全祛除自然之“魅”。這一切已迫使人們反思自然的地位、觀念和價值。西方的技術人文主義者對技術進行的人文批判和生態批判為自然的返魅提供了現實維度。馬爾庫塞指出，在工業社會，由于技術的極權主義迫使自然受到“壓抑的統治”，自然解放的實質就在于重新發現和釋放自然的本性，其途徑就是技術走出極權，實現技術的人道化。海德格爾指出，現代技術已經成為“遮蔽”自然的上具，人迷失于技術的“構架”就再也無法展現自然豐富的內涵，連自己也無家可歸。他主張在對技術本質的追問、沉思和體悟中尋求拯救力量，回歸“詩意的”的生活方式。西方的技術人文主義者揭露了技術的無限擴張必然導致生存狀況的異化，因此必須消解技術的“霸權”地位，這就表達出自然的倫理學期盼，對現代的人與自然關系批判性反思的結果，他們對人類的生存問題表現出極深刻的憂慮和極大的關注，具有深層的生態審美與人文關懷精神。與此同時，為了擺脫科學對世界的祛魅所帶來的危機，有利于自然的可持續性發展，以大衛•格里芬為首的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在懷特海的“過程論”的基礎上對祛魅的自然觀進行了多角度、多層次的批判，認為自然的基本單位是由創造性的事件構成，以此為基礎形成了返魅的自然觀。它揚棄了機械自然觀的機械性、可分性以及各部分關系的外在性，同時也是對古代自然觀中的整體性、神性、有機性和目的性的一種揚棄。自然之“返魅”既是自然客觀存在的神秘性和自主性使然，也是人們為了拯救自然之“沉淪”的使命。它是在后現代哲學家在現代科學和哲學的基礎上基于現實問題的思考，在扭轉近代以來主客二分思維的僵化思維模式，抑制主體性的過分張揚，增加人對自然進化和神秘性的敬畏，緩解人類的生存危機，找回人們失落的精神家園，重建了一個美好的棲息地。它既不是回到古代對自然頂禮膜拜的“附魅”時代，也不是對自然之“祛魅”的完全遺棄，是對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理性重建，更是人們更加主動掌握自己命運、塑造一種健康生態人格的必要表現。#p#分頁標題#e#
活躍于19世紀中期與晚期的馬克思與恩格斯作為當代人類精神的導師和偉大理論家，他們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敏銳的眼光對人與自然的生態審美關系已有所分析與預見：一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①強調人作為自然界一個組成部分的客觀地位，決定了人不應以自然界的征服者、統治者自居，而要把自己當作自然界的一員，人是自然界的產物。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自然界是社會存在的前提，人類社會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這個有機體中能動地發揮巨大作用的部分。二是人不僅作用于自然界，也要受到自然界的作用。人是從自然中分化出來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具有自我意識的一部分。脫離自然界的人，同脫離人的自然界一樣，都是空洞的抽象，現實、事物、感性都是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產物。人利用、改造自然的活動要受到自然規律的制約，同時人對自然界的不恰當的行為會引起自然界的無情報復。人與自然界的互動行為，內在地要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正如恩格斯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因此我們每走一步都要記?。何覀兘y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族人那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們對于自然界的全部統治力量，就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生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地運用自然規律。”②實踐證明，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唯物實踐觀包含著濃郁的生態審美意識，完全可以成為我們今天建設生態審美觀的理論指導與重要資源，對當代人與自然關系的調整與生態人格的重新定位以深刻啟示：就是引導主體自覺追求生態覺悟，喚醒人們對生態環境的關注，強化生態環境意識，提高愛護、保護生態環境的自覺性，從而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美好家園。
事實證明，“生態審美觀是一種嶄新形態的審美觀念，它的產生具有深厚的現實基礎，是與人類生存活動有機結合在一起的，主要針對資本主義制度盲目追求經濟利益對自然的濫伐與破壞，造成人與自然的嚴重對立，其核心是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一方面突破了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學觀點，同時也突破了‘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力主人與自然的和諧平等、普遍共生”。①由于生態審美觀的核心內容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協調，因此同生態哲學、生態人格的塑造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科學高度發達的今天，人們只有通過逐步把握對象世界與自身活動的各種規律和規律系統，使自身的生態活動與對象世界的運動，形成符合生態審美規律的耦合并進，更自覺地維護生態美和生態系統的有機結合與統一，才能使大自然中的真與美成為人類精神生態的永恒，才能使生態審美要素真、善、美、益、宜在有機結合中全面升華，人類家園才會實現真與美結合，進而實現與其他價值要素的統一與和諧。
四“就社會內部來說，生態思維就表現為任何一個個體的存在依賴于其它個體和群體的存在，同樣，群體或社會的發展也需要每一個個體的發展。個人和社會這種依存共生關系，并以此作為問題處理的方法，就是一種生態思維。”②生態思維揭示了生態系統的整體統一性、豐富多樣性和開放循性，它倡導一種全方位的生態關懷，強調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相濟，開啟了一種新的整體論思維方式。今天，經濟發展的全球化或全球化市場的形成，正把全人類的力量整合起來，但這種整體力量正通過工業擴張，以更強的力度破壞著地球的生態環境。“現代性所張揚的擴張性、宰制性的主體性雖因“冷戰”的結束而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得到了抑制，但在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上非但未得到抑制，反而得到了加強。而這種加強了的擴張性和宰制性又隨時可以再表現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當地球資源、能源、淡水都嚴重短缺，適于人類生存的空間也日趨緊張時，人與人、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戰爭又會一觸即發。人類若仍還一味張揚自己擴張性、宰制性的主體性，就可能自毀于生態災難之中。”③早在1962年，美國著名海洋生物學家萊切爾•卡遜在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名著《寂靜的春天》中就說:“現在，我們正站在兩條道路的交叉口上。這兩條道路完全不一樣……卡遜指出，一條是舒適的路，即我們習以為常的工業文明所堅持的經濟無限增長、最后引起生態危機的災難之路；而她所說的另一條路，則是唯一可選擇的保住地球環境的生態文明之路。1973年，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在《人類與大地母親》的第八十二章“撫今追昔，以史為鑒”的最后寫道：“人類將會殺害大地母親，抑或將使它得到拯救？如果濫用日益增長的技術力量，人類將置大地母親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導致自我毀滅的放肆的貪欲，人類則能夠使她重返青春，而人類的貪欲正在使偉大母親的生命之果———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價。何去何從，這就是今天人類所面臨的斯芬克斯之謎。”
卡遜與湯因比以其遠見卓識，從當代生態哲學的“生態圈”的理論高度，再一次提出了人類面臨何去何從的問題，給人類以深刻的警示。直面當代人類的生存境遇，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漫長歷程，今天人類之深陷生態危機與人類不再對任何存在心存敬畏———與現代人類生態人格的缺失密切相關。人類若想從生態危機中走出來，想安全地在地球上自然地生活著，就必須對原本該對之心存敬畏的自然心存敬畏，就應當培養生態思維，否則，物質主義、經濟主義和消費主義所激勵的生活潮流的巨大慣性會把人類拋進毀滅的深淵。只有這樣，才能重新喚起人類的“蘇格拉底式的智慧”，即對人類自身之有限性的體認，從而才能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方式。需要強調的是，人類中心主義之所以脫不了與現代生態危機的干系，就因為它缺失生態人格。中國傳統生態哲學提倡敬畏天命，從而產生一種滲透于自然萬物的關切情懷和生命體驗，自覺地與自然同體同德，與自然萬物和睦相處；西方中世紀人出于對上帝的敬畏而培養德性、惜守道德規范，從而抑制貪欲；現代西方人釋放了自己的貪欲。
貪欲的理性化釋放帶來了現代文明的輝煌成就，但也導致了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在成就與危機并存的今天，成就常常掩蓋了危機，所以人們不知道，必須抑制貪欲，才能真正地走出危機。出現了生態危機，生態人格也便應運而生。個體往往僅當迫于輿論和社會的壓力，才循規蹈矩，有對超越于人類之上的力量的敬畏者會更嚴格地遵循特定的規范。①馬克思曾經說過：“歷史的每一階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質結果、一定數量的生產力總和，人和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在歷史上形成的關系，都遇到有前一代傳給后一代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盡管一方面這些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為新的一代所改變，但另一方面，它們也預先規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條件，使它得到一定的發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質……人創造環境，同時環境也創造人。”②這說明了人類的認識、生存實踐與自然的形成、發展之間的互動關系。古代由于生產實踐水平的落后對人們視野的限制以及科學技術的不發達，決定了人們對自然附魅的認識，人在自然面前既小心翼翼，又無限敬畏，人與自然處于感性和諧階段；近現代由于商業經濟的推動和社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數理實驗科學的日新月異的發展，人類主體意識的不斷覺醒及過分張揚，這一切決定了神性的自然逐漸隱退，自然的祛魅開始登上歷史舞臺，自然失去了往日神性的光輝，沉淪為支離破碎的物料，人類變成了神性的無畏的上帝，人與自然關系出現斷裂；在現代，由于科學技術對人和自然的異化所造成的生存危機，物理學、系統科學和生態科學發展所提供的最新成果，以及有責任感的人文主義學者對人類行為的批判性反思，自然之“魅”又重新出現?？梢哉f，“自然之“返魅”是對自然之“祛魅”的辯證揚棄，是對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和主客二分的僵化思維模式進行的批判，是對主體性過分張揚的糾偏，是對古代自然神性的理性回歸，是西方經過理性反思之后的一種更成熟的選擇”。③可見，生態人格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不斷地認識自然、感受自然、理解自然、利用自然、開發自然的過程中形成并不斷完善的。在農業社會，生態人格表現為人對自然的依附關系;在工業社會，生態人格表現為人對自然的征服意識。人類發展史上的這兩種生態人格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生態人格。#p#分頁標題#e#
生態危機呼喚生態思維，呼喚真正意義上的生態人格。“作為生態文明中孕生的一種根本不同于本體思維的新的思維方式，生態思維超越了人與自然之間主客二分、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確立了一種從整體到局部的思維定向，把對局部的思考納入到對整體的思考之中，遵循著系統的、發展的、聯系的認知模式，強調世界是以不可分割的整體的方式存在的。”④因此，從生態思維審視，人作為社會性的存在必須能動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同時，人作為一種有意識的社會性存在應該珍惜養育著人類的自然界，自覺地承擔起修復、治理、保護、建設生態環境的責任。我們今天建設生態文明，當然不僅僅是一個制度與技術手段控制的問題，更需要有主體道德的參與，需要從價值上達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共識，形成善待自然的生態文明意識，建立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生態人格。從現實理論發展的表面角度來看，生態文明作為人類文明形態的一種價值實現方式對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的社會效用在于：“以求真為特質的科技知識型為基礎的物質經濟高速發展的當今社會，需要以求善的道德價值———生態人格，為其提供正當性的價值辯護，失卻價值合理性的社會在一定意義上是不具備達到生態文明社會的美境界的。生態文明無論是在物質生產還是精神生產亦或是政治文明的理性表達的方式上，都體現著生態人格的價值內涵，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而注重整體的協調發展，以實現共贏，人既有改造自然的權利與自由，也有保護自然的義務與責任：以尊重和保持生態環境為宗旨，以未來人類繼續發展為著眼點，強調人的自覺和自律，強調人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共存共融；不能急功近利，吃祖宗飯，斷子孫路，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取得經濟的暫時發展，從而以喚起人們對自然的‘道德良知’與‘生態良知’，”①使人們全面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契合了人民大眾對真、善、美的追求。
“生態人格的塑造作為解決全球生態危機，保持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之一，必然要求人們以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態度來對待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也要求把這些關系置于道德和理性的思考之中，科學理性地把握這些關系，弘揚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使科學精神內蘊于宏大的人文精神，使人文精神滲透于科學精神，使科學朝著生態化、人文化方向發展，養成生態化的綠色生存方式，提高人們的科學與人文素養和生態道德素質，為解決全球生態危機奠定基礎。”②當然，今天我們重塑生態人格并不是引導人們拋棄科學技術，恰恰相反，它要求人們追求科學，樹立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弘揚人文精神，把求真與求善結合起來，達到自然之美，走生態文明發展之路。因此，真正意義的生態人格蘊涵著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統一，是一種生態思維的鍛煉。人文精神是一種普遍的人類自我關懷，表現為對人的尊嚴、價值、命運的維護、追求和關切對人類遺留下來的各種精神文化現象的高度重視，對一種全面發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當前，人們往往受功利主義的影響，忽視人文知識的積累、人文精神的培養和人文素養的提高，這就容易造就“單向度的人”，從而必然對人、社會及自然缺乏一種人性化的科學認識。人文精神則強化了人對真善美及其內在和諧性的自覺追求，它關注的是人類價值和精神表現。這是一種生態審美的提升，更是一種生命境界的升華。無疑必將為我國環境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提供有力的思想先導和文化力量。結語生態人格不僅僅是道德觀念范疇，更是實踐范疇，是知行統一的道德人格樣態。生態人格塑造的目的就是要培育人對生命的敬畏之心，培育以對自然世界進行審美直觀為特點的詩性智慧，培育具有生命整體精神的棲居意識，由此還給人類一顆懂得敬畏和熱愛的心靈，一個有情感和有靈性的自然，在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中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并使我們的社會進入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