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農村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社會生態論文，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社會生態系統內容及特征
（一）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社會生態系統內容
社會生態系統理論是社會學以及社會工作吸收了生物學、生態學后形成的一套分析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互動關系與指導社會工作實踐的基礎理論。該理論在質疑和拋棄了不良社會行為的“個人歸因”模式后，轉而在更為系統、更為廣闊的社會環境中尋找“病態”行為產生的原因以及助人方式。在社會生態系統理論的形成過程中，查爾斯•扎斯特羅（CharlesH.Zastrow）與布朗芬布倫納（Bronfenbren-ner）作出了巨大貢獻，二者都把人類行為的主體與包繞于其的社會環境劃分為不同層次。扎斯特羅按照個人—周圍群體—社會設置順序，把社會生態系統分為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次；而布朗芬布倫納則在此基礎上，把宏觀系統進一步分解為外部和宏觀兩個系統（這種說法是一種大約的區分）。根據他們對社會生態系統的描述，結合莫拉萊斯（ArmandoT.Morales）與謝弗（BradfordW.Sheafor）對社會生態系統的分析與我國隔代撫養留守兒童問題實際，為方便分析，文章把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的生態系統分為以下幾個層次：個人系統。主要包括農村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的生理、心理系統及特點。家庭系統。隔代撫養留守兒童所處的“祖代—孫代”家庭形式以及家庭關系模式。實踐操作系統。指除家庭成員外，隔代撫養留守兒童日常在生活實踐中能夠直接產生互動的同齡群體、班級、老師等社會因素。外部環境系統。指包繞于隔代留守家庭的社區、學校、教育或其他公共機構等可以為隔代撫養留守兒童提供服務的社會設置。文化系統。指流行于我國農村的價值觀、信仰以及其他社會認定的社會準則。歷史系統。兒童價值的歷史認識及變化，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的生活經歷，主要是父母離開的生活事件特征以及他們對事件的認知。由內及外、由微觀到宏觀，是影響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社會心理因素的不同層次系統，當然每個層次都不會獨立發生作用，總是處于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情境中。即微觀系統中的個人行為涵聚著生理、心理以及社會因素，是這些因素的個體表現方式，系統之間存在著開放式的互動關系。反而言之，對某一群體或個人的社會生態特征進行分析，也能夠關照到這些特征最終會給群體或個人施加何種影響。查爾斯•扎斯特羅認為，了解每一系統的正常成長標識（Nor-malDevelopmentalMilestones）是至關重要的，這個標識就是個人成長狀況的衡量標準，即符合社會期待的個人心理、生理、社會功能的行為方式。因此，和諧的社會生態系統的特征總是與正常的成長標識緊密聯系在一起，而社會生態系統中的缺陷也會較多地導致群體或個人行為對社會期待的偏離。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厘清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的社會生態系統特征，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為預知他們可能出現的問題提供可鑒材料，也可以在預防、矯正他們偏離社會行為時做到有跡可循。
（二）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社會生態系統特征
1.個人系統特征
當前研究成果大多數認為留守兒童在心理發展上與普通兒童存在差距，但是筆者通過與兩種兒童直接談話與問卷調查，發現隔代撫養留守兒童與一般留守兒童以及非留守兒童在生活認知、言語表達上并沒有表現出較大差距。與同年齡段兒童相比，隔代撫養留守兒童比較突出的心理特征主要表現為個人自主能力較強，自尊水平較高。生活中的小事大多是自己做主，并且能夠堅持自己的意見，應對來自家庭、學校的壓力事件表現得更有信心。生活能力上呈現性別差異與年齡上的兩極分化，即女性生活能力相比男性稍弱，吃飯、洗衣等生活問題對祖父母依賴較大，初中兒童生活能力很強而小學兒童很弱。從學習能力上看，隔代撫養留守兒童學習自主性稍有欠缺，但學業成績與普通兒童差異不大。
2.家庭系統特征
在家庭結構上，隔代撫養留守兒童在日常生活空間直接與祖父母產生互動，而祖孫代際之間年齡差距過大，生活歷程與信息接受程度大不相同，使得二者在互動中出現諸多困難。在筆者所調查的隔代留守家庭中，祖父母具有初中以上學歷的不足10%，絕大部分是小學及以下文化水平。在與祖父母的互動中，生活上高度依賴而情感互動又極不充分。與父母親生活距離的拉大，造成親子之間的情感互動相對匱乏，情感互動的形式多為電話溝通，父母對子女的教育多來自于“言傳”而非“身教”，較多的互動產生于父母對子女較為寬松的經濟支持。值得一提的是擴展性家庭成員，比如叔伯、姑姨等在家庭系統中的作用相比普通家庭更加明顯，在生產幫助、節日團聚以及日常探望中與隔代留守家庭的互動更加頻繁。隔代撫養留守兒童與一般留守兒童、非留守兒童的最大區別，就是他們的家庭系統所表現出來的特征，父母對子代負有的撫養、監管、教育與情感功能，絕大部分都轉嫁給了祖代，但除撫養功能尚可替代外，祖代對監管與教育功能的承擔實屬力所不逮，而父母與子女間的情感互動不是其他情感方式所能代替的。
3.實踐操作系統
實踐操作系統是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社會互動發生強度與頻率最高的生態系統。同齡群體由于學習經歷、心理發展水平相近，彼此間更加容易交流，因而具有其他人群無法替代的獨特作用。分析隔代撫養留守兒童與同齡群體的關系，主要考察以下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隔代撫養留守兒童能否主動適應并融入同齡群體；第二，同齡群體會不會對隔代撫養留守兒童進行“標簽化”，對他們的接納程度不夠。經過調查，發現隔代撫養留守兒童對同齡群體的融入與其他類型兒童沒有區別，同齡群體也沒有對隔代撫養留守兒童“標簽化”的傾向，接納程度主要依賴于兒童的個性表現。但是，隔代撫養留守兒童在同伴關系中具有“自我標簽化”傾向，即更容易接納那些隔代撫養留守兒童成為自己最好的朋友，尤其是小學階段，這種特征更加明顯。以上分析同樣適用于兒童與班級的關系，班級不僅是學習組織，更具備自我管理的功能，有班干部、課代表、組長至普通學生的層級結構，隔代撫養留守兒童能不能具有在層級上端扮演角色的資格以及會不會受到這種層級結構的排斥，都對他們的行為產生較大的影響。師生關系是學習生活中最為重要的社會關系，建立良好的師生關系，是兒童社會化的重要內容，也是學生發展的基礎性條件。在隔代撫養留守兒童與老師的雙向關系中，老師不會對他們在情感與心理上具有排斥感，相反，都對這些兒童進行了格外的關照。調查中老師普遍認為，如果拋開個體，整體來看隔代撫養留守兒童在學習上還是與普通兒童存在差距的，但老師將此歸因為缺乏了父母對學習的監督而祖父母自身知識水平較低，無法對兒童在學習上提供幫助。在兒童對老師的認知、情感與行為的聯系中，總體來看老師充當了學習“監督者”的角色，小學階段師生之間的情感聯系較多，容易形成“依賴型”與“親密型”師生關系，而初中階段，由于學業加重而兒童自主性增強，兒童對老師的情感互動明顯減少。
4.外部環境系統
外部系統是延伸于實踐操作系統之外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會組織，它們一般不會直接影響隔代撫養留守兒童，但它們卻會對兒童的家庭系統以及實踐操作系統施加影響，從而影響他們的行為方式。在正式設置中，社區是距離隔代撫養留守兒童最近的社會設置，但遺憾的是，農村社區基本沒有對這些兒童額外照顧。在訪問社區（村）干部時，他們解釋的原因是隔代留守家庭數量較多，社區（村）收入較少且村里也沒有人手對他們進行照顧，更為重要的是，上級政府既沒有針對這種家庭的相關政策，也沒有額外的財政投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報告中，黨中央明確提出要健全農村留守兒童、婦女、老人關愛服務體系，但是，相應的具體配套政策與措施從中央到地方還沒有出臺，政府對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的關愛大多是通過團委、婦聯等組織進行。比如山東中部某縣，婦聯對各級學校提出必須建立“留守兒童工作站”，工作站要配有專門的心理咨詢老師。但是，幾乎沒有學生主動到工作站尋求幫助，原因可能是學生對心理問題的忽略和認識不足，有時感覺到心理上有問題也羞于表露。很大程度上，對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的關注成了一種儀式性活動，即每到六一兒童節期間，婦聯或團委都會為留守兒童提供籃球、羽毛球等體育用品以及圖書、文具等學習用具。教育行政機關也有專門的文件要求學校對留守兒童包括隔代撫養留守兒童提供力所可行的照顧。應該看到，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的問題引起了整個社會的高度關注，但是基本上還處于提出問題階段，解決問題的措施仍然處于“零敲碎打”狀態，當前的關愛行動還不能為隔代撫養留守兒童提供實質性的幫助且覆蓋面較小。學校層面基本是在教育行政機關或者婦聯、團委等組織的政策框架內自主進行活動。在隔代撫養留守兒童較多的地區，很多學校都針對性地開展了一些活動。大部分學校都是針對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的祖代進行關于兒童心理發展、安全防護等知識的培訓。一些非正式組織已經開始對留守兒童開展社會工作，但是專門針對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的社會工作開展不夠。相對來說，我國兒童社會工作的專業從業人員匱乏。據《京華時報》的報道，截至2004年，我國擁有資質的兒童社會工作者僅486人，占社會工作者總數的0.3%。而美國2004年服務兒童的專業社會工作者就有27萬人，占社會工作者總數的48.6%。針對性的社會工作主要來源于高校的志愿行動，很多高校將“關愛隔代撫養留守兒童”作為暑期社會實踐活動的主題，尤其是開設了社會工作專業的高校。
5.文化系統
根據費孝通先生對社會關系的描述，家庭在我國傳統社會關系中處于絕對核心的地位，而家庭的結構在于“兩人間的關系靠了第三者的存在而得到固定”，即父母與孩子構成了穩定的家庭三角，而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延綿符合“撫養—贍養”的“反饋模式”，父母對孩子的撫養是婚姻與家庭的基本功能，這與西方單向的撫養模式大有區別?？梢?，在傳統文化中，父母對子女的撫養是一種絕對責任，但是祖父母對孫子女不是傳統上的應有責任，何況我國一直就有“隔代親”的俗話，因此，對孫子女的監護，（外）祖父母處于比較尷尬的角色，太嚴了會引起孫子女的強烈不滿，太松了則很難對他們產生應有的約束力，由“含飴弄孫”到全面監管，無論是（外）祖父母還是孫子女，都難以接受這種角色的轉變。
6.歷史系統
子女的價值認識在我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前后截然不同。在這一制度實行之前，“多子多福”不僅僅是一種理念而且也在實踐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以至于在20世紀80年代前我國的生育水平居高不下，致使在單個孩子身上，父母難以付出更多的精力與經濟投資；但在1979年開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后，家庭中孩子的數量急劇減少，孩子對于父母的意義則急劇上升，孩子成了整個家庭的唯一重心，這造成了家庭不僅更加注重孩子的質量，也更注重孩子在成長中的安全，也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隔代留守家庭中的祖代對孩子的心理、情感上的忽略。對隔代撫養留守兒童自身來說，他們自己所經歷的事件也是對他們行為產生影響的重要因素，最重大的生活事件莫過于父母的離開。不同年齡段兒童對父母離開的認知不同，對于低年齡段的隔代撫養留守兒童來說，很容易產生被父母“拋棄”的感覺，但是對于高年齡段的隔代撫養留守兒童，雖然在心理上難以承受，但是由于能夠理解父母外出打工對于個人以及家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父母外出對他們的心理影響就顯得不是非常強烈。當然，把歷史系統置于社會生態系統的最高端，這是因為其他系統都受到歷史系統的影響，無論是微觀系統還是其他宏觀社會系統，呈現的特征不僅僅是當前各種社會因素復雜交匯的結果，也是這些系統歷史發展的必然。舉例來說，當前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雖然相比計劃體制下有所松動，但是，戶籍制度自身的發展也一直深受歷史條件的制約。
二、進一步的討論
通過對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社會生態系統的分析，不難發現各個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從歷史系統來看，農村經濟的發展水平與原有戶籍制度使得他們的父母不斷走進城市而又很難融入城市，但孩子價值的與時俱增造成（外）祖父母對兒童過多的保護甚至溺愛，這些又和傳統價值中祖父母的角色相互疊加，致使祖父母與孫代角色的認知與承擔之間產生矛盾。外部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歷史與文化的產物，長時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模式導致了黨和政府對社會建設的忽略，當社會問題出現以后，針對社會問題的制度與實踐措施都有一定的滯后性，這也壓縮了非正式組織在幫扶隔代撫養留守兒童中的活動空間。至于微觀系統，包括個人系統、家庭系統以至實踐操作系統無不深受以上宏觀系統的制約，但是微觀系統畢竟是隔代撫養留守兒童可以直接面對的社會互動系統，除了受到系統的制約之外，隔代撫養留守兒童也會主動性、創造性地建構自己的社會生活空間，反過來對微觀系統產生一定的影響，比如兒童可以策略性地與祖父母、老師以及同學進行社會互動，從而改變他們的監管、教養或相處方式。問題的分析是為解決問題服務的，通過對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的社會生態系統特征分析，可以看出在幫扶隔代撫養留守兒童時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1.歷史與文化系統本身具有緩慢演進的特征，而且這種演進是建立在與其他層次社會系統不斷互動的基礎之上，因此歷史與文化系統在整個社會生態系統的能動性不足，通過改變歷史與文化系統對兒童進行幫扶屬于“遠水不解近渴”。但是，個人歷史系統雖然無法改變，仍然可以為幫助隔代撫養留守兒童提供可鑒之處，即在工作中要格外留意父母外出時兒童所處的年齡階段，因為年齡階段不同，生活事件對兒童心理的影響也不同。
2.外部環境系統對幫扶隔代撫養留守兒童起著巨大作用。首先，外部環境中的正式社會組織可以為幫扶提供政策性框架，甚至有組織可以做到親力親為，提供具體的幫扶行動計劃，吸引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其次，要加強社區建設，將社區管理當做社會管理的重要內容，發揮社區在民生問題中的基礎性作用。再次，學校可以在隔代撫養留守兒童幫扶中大有可為。學校在正常的教學活動之外，應加強留守兒童包括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的生活、學習、心理發展的監控，并為培養健康的班級文化、同齡群體營造良好的校園氛圍。
3.實踐操作系統中，應充分發揮老師的作用，注意與兒童尤其是低年齡階段隔代撫養留守兒童建立“親密型”的師生關系，為兒童提供良好的情感支持。個人與家庭系統的特點是祖代在監管中的力不從心，以及絕大多數隔代撫養留守兒童都處于自我概念形成并成熟時期，家庭中情感互動不足，因此，要對祖代進行兒童發展特點的一般知識教育。祖代與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父母經常性溝通，讓他們及時了解兒童學習、生活狀況，對兒童出現的問題及時解決。
作者：孫奎立 吳珊珊 程詩楠 單位：泰山醫學院管理學院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 泰安市英雄山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