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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以數字和光導技術支撐的互聯網時代已經到來,圍繞互聯網發展起來的各種新媒體為我們創造了各種新的可能性,也給職業新聞人、一般草根民眾提出了新的挑戰和要求。從新聞傳播看,近年來行內業外,每每傳出“去專業化”的呼聲。有人認為,因為有了新媒體,傳統媒體將逐步萎縮并很快退出歷史舞臺;還有人認為,因為自媒體的存在,職業新聞人也會變得可有可無了。我們的觀點是:新舊交替將有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傳統和現代傳媒的并存應是更為普遍的現象。何況現在的新媒體,并沒有在揚自身之長的同時,把傳統媒體的全部“優點”包攬無遺。傳統媒體不可能很快退出歷史舞臺,職業新聞人更不會變得多余。有“業余”必有“專業”。這個道理很簡單:書畫愛好者不同于書法家、畫家;音樂演奏雖然很普及,但絲毫不影響音樂家的地位。業余者越多對專業工作者的要求越高。問題在于傳統媒體如何揚長避短,職業新聞人如何進一步強化職業素質,提高職業水平?職業新聞人在新媒體環境下應有更高的職業追求。下面這些貌似老生常談的職業要求,在所謂自媒體時代將顯得越發重要。 一、實事求是的作風 應該說這是新聞職業要求的題中之義,而在今天的新媒體語境中,這一點相對傳統媒體顯得更為突出。“實事”就是要求職業新聞人的報道要真實、可信,必須嚴格遵守新聞真實性原則,才能在信息大爆炸的新媒介環境中立于不敗之地。在“實事”的基礎上,職業新聞人應該有明確的自身定位,即報道應該為了“求是”。什么是“是”?就是職業新聞工作者所報道的內容對社會文明、進步和發展的意義。“實事求是”就是要求職業新聞人嚴格遵循新聞真實性原則,善于發現新聞事實的社會意義。網絡為自媒體使用者提供了“擴音器”的功能,同時也發揮了其“放大鏡”的功能,很多信息在得不到甄別的情況下就可以被廣泛傳播和擴大。如果沒有傳統媒體對信息的進一步篩選證實,在新媒體平臺上就難免會出現很多魚龍混雜甚至混淆視聽的信息。以微博為例,單就粉絲數而論,微博平臺上人氣指數最高的是姚晨。而姚晨等人顯然不是職業新聞工作者。姚晨等一批自媒體輿論領袖的信息也有很多來自于轉發,轉發缺乏對信息真實性的嚴格把關。微博博主的身份也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像職業新聞人那樣去認真采訪新聞、嚴格核對事實、深入挖掘真相。明星名人在微博上的傳播力或許大于傳統媒體,但傳播力不等于影響力,受眾在知曉信息的同時還會追求誰的信息更權威、更真實可靠。傳統媒體的這一優勢是“業余”的自媒體所無法替代的。新媒體雖然強大,但也有其軟肋,譬如信息傳播中的“娛樂化”。在網民自發進行信息傳播的過程中,“娛樂化”的彰顯特征尤為明晰。很多在網絡上熱起來的“新聞”往往多以娛樂、八卦的形式出現,如2009年網絡上的“賈君鵬事件”、2010年的“犀利哥”等。這個時候,職業新聞人的“求是”職責就顯得尤為重要,如何發掘各種新聞信息的社會意義,不但考量著一個職業新聞人的新聞敏感,同時也在檢驗著一家媒體的整體專業水準。職業新聞工作者應該把握“求是”的核心:為社會發掘有意義的事實,用有價值的新聞對社會做出有意義的監測、預警和監督。 二、客觀公正的立場 之所以要重提客觀公正的立場這一要求,是相對于自媒體的自發性而言。我們看到,網絡上的重大事件,往往會出現引起輿情一邊倒的現象。究其原因,是自媒體網民大多站在局部或個人的立場去看問題,大部分網民都是帶著自己的好惡傳播信息、分析問題。例如發生在去年冬天的韓寒事件,網絡上出現了各種聲音,支持韓寒、支持方舟子、態度模棱兩可者皆有。事件一度引起了微博上一些輿論領袖撰文參與辯論。但稍加瀏覽就不難發現,無論是哪一方的“陣營”,都難免帶有不少的個人感情、私人好惡。即使有理性的辯論,也容易在大量網民眾聲喧嘩的“轉發”、“評論”過程中被扭曲,甚至演變成人身攻擊。這個時候,傳統媒體的“發聲”相對來說就有很大的引導意義。如果傳統媒體與職業新聞人在類似這樣的事件中忽視客觀公正的立場,那么就很容易從“專業”淪為“業余”,從而失去自身的優勢甚至存在的“合法性”。既然新媒體目前看來難以做到客觀公正的傳播信息,作為有著專業性的職業新聞工作者就應該以自身的客觀公正立場取勝??陀^公正的立場能夠為傳統媒體贏得公信力和權威性,而公信力和權威性才是社會化媒體的立身之本。失去了這個根本,依賴于行政權力的傳統媒體會風光不再,新興媒體則難長久保持住上升的勢頭。社會賦予我們新聞職業工作者報道與解釋社會問題的權力,媒體工作者應該客觀公正地完成這項責任。在這一點上,傳統媒體因報道不客觀、不公正而在與新媒體的競爭中“吃虧”的例子不勝枚舉。去年的“八毛門事件”就是一個因媒體報道失衡與不客觀公正而引起網民、醫患雙方不滿的典型例子。為什么一起普通的醫療糾紛事件會被某些新聞工作者采用預設觀點,進而出現一邊倒的失衡報道呢?這表現了在新媒體沖擊下,某些新聞工作者的浮躁、從眾或媚眾心態?,F在很多職業新聞人既是傳統媒體的工作者,同時也注冊了自己的個人微博。如何使自己在微博上的發言也能體現出一個職業新聞人的素質,不僅代表了職業新聞工作者自己的職業水平,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其所在媒體的專業水準。 三、高瞻遠矚的眼光 新媒體環境中自媒體的信息傳播迅捷便利,但往往目光“短視”。自媒體平臺的博主傳播某條信息時,很難意識到它對整個社會文明、進步和發展有何深遠意義。自媒體的私人性質決定了其關注的話題,很多時候未必具有重要性和普遍性。即使某條新聞因為其重要性或顯著性而引起廣泛關注時,也很快便會被更新的話題所覆蓋或替代。例如,“吳英案”因為恰逢“方寒論戰”,在自媒體平臺上就被大部分人忽略了。我們不能苛求每個業余的自媒體使用者具備高瞻遠矚的眼光,但職業新聞工作者若不具備這樣的眼光或眼界,其專業性就會大打折扣。職業新聞工作者既然是時代的?望者,就應該站得比別人更高、看得更遠些。要成為合格的?望者,就不能只顧眼前一時之利,跟在新媒體信息傳播的步伐之后,僅僅把新媒體當作自己的信息源。職業新聞工作者應該是社會觀察家,既要能發現、挖掘、甄別新媒體平臺上的信息,又要能夠把握時代脈搏,開啟“新聞眼”,察一般人所不察,道普通人所未道。即便是為市民閱讀的都市報,也不能流于網絡的眾聲喧嘩。新聞關系國計民生,關系每一個人的全面發展。新聞選題的策劃應該從長遠出發、兼顧眼前,做出更多為受眾所接受而又有深度的選題。有深度不代表選題大而空,比如去年《合肥晚報》做的市民出行交通文明的選題,既有現實意義,也關系整個城市文明的發展,選題緊密結合市民生活,也能得到市民的認可。而同城另一家報紙所做的“普京哥”、“合肥王寶強”或許就需要斟酌。某個市民長得像普京或者奧巴馬,都市報做個報道并無不可,但這類以趣味性見長的“新聞”不值得被整版且連篇累牘地跟進炒作報道。我們不反對都市報追求新聞的趣味性,只是想強調在趣味性和重要性的權衡中,專業媒體和職業新聞人心中應該明確孰輕孰重。高瞻遠矚的眼光還要求我們的新聞工作者提高自身的新聞敏感和報道素養。有些新聞為什么讓新媒體搶了先機?除了技術上的時效性外,是否也有我們媒體人自身的專業能力問題?“合肥磨店好人”最初是一家傳統媒體微博上的一個小帖子,可惜這家媒體并沒有發現帖子的新聞價值,等到其他媒體報道出來才后悔莫及。同樣,發生在去年9月份的合肥少女毀容案同樣是被新媒體最先挖掘出來的。如果缺乏高瞻遠矚的眼光,傳統媒體就會在新媒體的輿情風向標下亦步亦趨,而無法發揮本應有的輿論引導力量。#p#分頁標題#e# 四、悲天憫人的情懷 重提這一點是想強調職業新聞人應該具備自身職業道德。自媒體是個人的媒體,就目前看,多數網民在網上發言還很少考慮責任、道德問題。這可能還需要一個過程。網絡上也不乏真知灼見,不少網友也是抱著希望提高生活質量、社會進步的心態自覺或不自覺地傳播信息,一些網友也的確用行動來證明自媒體的價值,例如網友自發發起的“隨手拍解救乞討兒童”等行為。但是這些自發性的行為也帶來了新的問題:隱私權問題、合理討論的范圍問題、人與人之間的尊重問題、道德審判的問題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傳播的理性和職業道德就顯得尤為重要。自媒體由于剛剛發展,公眾和網民的綜合素質和道德水平還有一個提高的過程。專業媒體和職業新聞人則不同,如果不強調報道中的職業道德,受眾會對我們的媒體產生什么樣的情緒呢?我們知道去年深圳發生了一起聯防隊員強奸婦女,丈夫在一旁不敢反抗的新聞。除了在沒弄清事實經過之前應該秉持客觀公正的態度以外,我們一些媒體做到了對人的起碼尊重、具有悲憫情懷嗎?某省城報紙的副標題是“我窩囊,我沒用,我是世界上最窩囊的丈夫”——這是引述,沒什么大問題,可是大標題是什么呢——《是的!你還好意思說!》這條標題引起了讀者的強烈不滿,該報第二天進行了道歉。為什么讀者不滿?因為這樣的標題除了道德審判的意思,毫無悲憫之情,客觀上對當事人構成了一定程度的二次傷害。悲天憫人還表現在,職業新聞人要挖掘我們社會中能夠打動人心的主題。有些小人物或小新聞,于細微處彰顯了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人文關懷。比如今年網上一張環衛工人靠墻休息的照片①,為什么能夠感動受眾?因為它體現了我們媒體的人文關懷。很可惜,這張照片卻不是出自我們職業新聞人之手,而是出自一名職業為交警的85后網民之手。紐約時報的口號:刊登一切適宜刊登的新聞。哪些新聞“適宜”刊登,哪些不很“適宜”,哪些很不“適宜”?需要我們進行綜合判斷,其中包括價值判斷,也包括道德判斷。 五、協同作戰的能力 新媒體誕生后,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都受到了挑戰。現在無論是學界還是業界都不斷提“融媒”。在此趨勢下,有人提出了報紙消亡論、電視滅亡論。這些“預言”究竟是杞人憂天還是即將成為現實,姑且不論。但它們則在提醒我們:作為一個專業的新聞報道者,要善于發揮集體組織作用,善于利用各種技術手段,加強整體的協同作戰能力。 過去我們提傳統媒體,說的就是報紙、廣播、電視,其中報紙是代表,是傳統中的傳統。事實上,“報”與“紙”的聯系并非必然,而是技術發展的偶然。這樣看來,我們今天的傳統媒體也應該多管齊下,重視讓技術為我所用,而不是在抱殘守缺,或者向新技術繳械投降。從記者編輯的分工合作到報紙的圖文編排和組稿都要體現協同作戰的能力。過去我們也提記者編輯的協同作戰能力,在新媒體語境下提這一點有更高的要求。要使用技術,但不是用技術當花拳繡腿。這幾年,合肥各家報紙的記者基本都進入了人人使用蘋果手機采編的階段,但這離所謂“全媒體報道”恐怕還有較大差距。我們認為,職業新聞人在新媒體時代的協同作戰能力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職業新聞人要充分意識到自己是“組織化的個人”,是職業組織的一員,是有組織的新聞人。這也可以說是職業新聞工作者較之于業余網民的一個重要優勢,也是與自媒體的博主的根本區別之一。任何“組織化的個人”都應該在組織里協調行動。在選題討論、采訪分工、報道策劃等具體環節中,都應該有組織的協同作戰。如果說網民們是“游擊隊”,職業新聞工作者就應該是王牌的“正規軍”。任何一個職業新聞人還應該意識到,或許自己同時是一名博主,一名互聯網網民,但在新聞信息的傳播行為上,自己更是媒體機構的一員。 另一個方面是技術層面的多媒體協同。技術發展無止盡,任何能夠提高我們傳統媒體傳播力和影響力的技術都可以被吸納采用。新媒體雖然有強大的技術平臺做支撐,但這是否就一定意味著傳統媒體在競爭中處于劣勢了呢?也不一定。相信在未來的采編中,新媒體的技術會逐漸被職業新聞工作者們所掌握和吸納,這種掌握不同于業余網民的技術使用,打個比方:攝影器材的發展雖然讓攝影更加大眾化了,但真正能夠專業掌握和表達攝影技術的人依然是專業攝影師?,F在各大報紙也都在做網絡媒體,各家報紙基本都有了電子版。同樣的平臺、同樣的技術,誰協同作戰的能力更強,誰的技術才更能發揮更好的效果。新安傳媒網(新安晚報旗下)在關于去年安慶地震的選題策劃過程中,全媒體報道做得就比較出彩。技術總是在進步,多媒體協同非一朝一夕之功,職業新聞人作為新媒體時代的一員,要站在職業的隊伍里,用多種新媒體“武器”全副武裝自己。 有人或許認為,上述五個方面都是些老問題,但在我們看來,老問題中有新內容、新意義。要而言之,新媒體環境下對職業新聞工作者的職業要求將更嚴格、更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