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農村道德生態發展研究，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道德的變遷與人類社會始終息息相關──社會變遷推動著道德的演變，反過來，人類社會發展的每時每刻都要受到道德的制約，無論是人們自覺地追求道德進步還是被動地遵守道德律令，道德在人心和社會肌理中普遍存活著，是推動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人文力。從這種視角看，道德顯現出一種植物性，有根須，有枝葉，像植被似的養護著社會生活的土壤，自然而然地形成道德生態。西北農村文化生態環境復雜多樣，又具有多民族、多宗教的特點，道德呈現出多邊性與豐富性。因此，本文在研究中不僅注重研究西北農村地區道德問題自身及其有形外觀，更注重它們所依賴的結構性環境，以期對西北農村地區道德生態的內涵達到真切的理解。
一、改革開放以來西北農村地區道德生態的變化及其特點
改革開放以來，西北農村地區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人的生產與生活積極性得到很大的提升，在勞動和財富創造中尋求著自足與幸福，人際關系、道德風氣好轉。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廣大農村人的思想道德觀念不斷更新，科學、健康、文明的現代生活方式開始進入農村社會，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型人際關系開始在農村構結，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與體現時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觀念相融合，成為西北農村地區道德發展的主流。
變化之一：從重義輕利走向義利并重
義與利的關系是道德觀念的核心內容，任何道德體系對這個問題無法予以回避，必須做出相應的回答及充分詮釋。不同時代的不同道德體系對此問題有不同的解答，而這往往體現著道德流變的具體歷程。
中國傳統儒家倫理思想家大多主張“重義輕利”?？鬃诱f：“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②孟子主張“去利懷義”，并在生與義發生矛盾時，“舍生而取義者也”。③董仲舒說：“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④朱熹說：“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⑤中國傳統倫理將道德與物質利益要求對立起來，把“義”高懸于“利”之上。尤其是宋明理學，將“義”與“利”絕對對立起來，要求人們放棄對“利”的向往而追求個人道德的完善⑥，從而在社會個體的道德意識中形成逐利為惡、棄利為善的觀念和意識。在許多老輩農村人心里，多多少少都存在“抑商”情緒，羞于言利。長期以來，西北農村地區的商品交換基本上是在集市、商店（供銷社的代銷點）和貨郎手中。集市在時期被取締了，上世紀70年代末才悄然萌動。搖撥郎鼓、挑著擔子的貨郎是經常在鄉間游走的身影，農村人既可現金交易，也可以用皮張、毛發、山藥材、糧食等與他換取自己所需的東西。他們所持的觀點就是公道和兩廂情愿。由于農村人對貨郎這樣的外來人保持著警惕，一般人家不會讓他留宿。既使有姑娘看中了才貌都好的年輕貨郎，家里人也不會同意，因為他們認為貨郎四處游走，職業不穩定，重利而輕親情。在他們眼里，善取利者必然薄情寡義。
按照馬斯洛“層次需要論”的學說，“生存的需要”是人的第一追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是世俗意義的道德觀。人們的求利之心與生俱來，只要是正當的，那么就不能被遮蔽或者遏制?？梢钥隙ǖ卣f，當小農經濟被商品經濟所取代，傳統道德領域中的“重義輕利”也就走到了它的歷史盡頭。市場經濟具有求利性，它以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為目標，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求利性驅動了人的內在潛能最大限度的發揮。市場經濟的道德體系與倫理價值觀在處理義利關系時，就不能否定人們對物質利益的合理追求，更應當為人們以正當手段、正當途徑獲取物質利益的合理性進行道德辯護，為經濟發展注入道德動力。道德不必也不能服從于經濟利益，經濟利益每一次的獲取都并不必須蘊含著道德價值。
當代社會，追求的是“義”與“利”的有機統一。歷史事實和近些年來西北農村地區的發展邏輯一再證明了道德與物質利益本身是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這兩個方面都是人的全面發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物質財富的增長并不理所當然地帶來道德進步，但為道德進步準備了必要的物質前提。在如今多元化的社會，正確的價值導向是鼓勵人們在追求物質利益的同時追求道德進步，并要求個體道德境界隨著物質生活的日益豐富而提升。與此同時，要自覺地對經濟活動予以道德規范，以義獲利，以利促義，義利并重。
變化之二：從道德律令的刻板走向道德法則的寬容
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總是將道德作為人生最高目標的驗證碼，凌駕于一切價值之上。由于道德要求設立過高，社會主體往往難以身體力行。在西北農村地區，“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倫理思想僅僅在讀書人階層流動，但“三綱五常”仍有一定的存量。在這里，最容易聽到的詞是“家法”、“家教”、“族規”，是農村道德懲辦的根據。事實上，“宗族”正是中國傳統倫理思想賴以生根的重要土壤。一些傳統道德觀念至今還潛流在西北農村人的血液里，比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父在前，子不言。”“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等等。那些上歲數的老輩人，還尊崇著原有的道德律令，規勸鄉鄰，教育子孫。他們內心深處抱守著“傳宗接代”的俗約，對自己生命未來的延續就像他們一年四季面對的莊稼和樹木一樣，必須留下根，那樣才能保證人生鏈條的完整與傳遞。
從本源上說，道德不是苛刻、刻板的，應當跨越圖騰、巫術等階段，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發展。道德的進步是人的發展的重要尺度，沒有道德的制約與牽引，人類社會就不可能跨越血緣家庭與氏族公社而向文明形態邁進。從這個意義上說，道德是人類為了發展而必需的束縛，是一種社會的必要，但不應當成為一種人為的束縛⑦。早些年，有一首臺灣校園歌曲在西北農村也很流行，年輕人嘴里總會哼唱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很無奈。……”這其實在敘說一個個農村人離鄉背井，體驗著一種城市游牧精神的復雜的心靈歷險：陌生的生活路徑，陌生的街市，陌生的文化氛圍，陌生的人，陌生的社會交際，陌生的道德場域，初入城市的農村人，感覺到一種疏離、空落和無盡的鄉愁。很快，城市人的許許多多又被這些進城又返鄉的農村人帶回家鄉，變成時髦、新鮮的生活元素，影響并改變著農村社會生活。#p#分頁標題#e#
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和信息化浪潮的拍打，外界的文化思想、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正從各個方面滲入廣大西北農村地區，傳統道德的苛刻所賴以存在的社會根基被一點點消解，道德的苛刻所依托的社會制度和經濟基礎已不復存在。那種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逐漸被市場經濟所取代，生產方式的變更潛移默化而又是絲絲入扣地改變著農村人的觀念意識，⑧當然也改變著農村人的道德觀念。那些已落后于時代抱殘守缺的道德觀念和道德標尺，其社會影響力漸漸式微。以前的農村人，穿的衣服也是藍、白、青三種顏色，還要一年四季在頭上戴頂帽子，沉悶而單調。上世紀80年代初，全國流行喇叭褲，男女都穿，農村地區的年輕人也跟著時尚起來，后來有人說“喇叭褲”是改革開放的象征，這或許有一定道理，因為從穿喇叭褲開始，整個中國人的思想自由起來了。市場自由，才會帶來自由的議論、自由的生活程式、自由的思想，社會的各個方面就能產生勃勃生機。
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公正、平等意識等新思想不斷滋長并影響著人們的道德觀念，個體的善惡意識也發生改變。就是在這種改變中，道德寬容成為當然的要求和現實可能。嘴叼香煙、留長發、燙發、帶女朋友回家、打響指、買一束鮮花……這些行為逐漸被農村人接受，就像土地很寬厚地容納著從遠方飄來的蒲公英種子。市場行為主體利益的實現，必須要有一個寬容的社會環境，道德的任務不再要求社會主體為了道德而道德，而是把個體道德的完善作為至高無上的善，為社會主體權利的獲取與維護服務，為人的全面發展服務。
變化之三：道德價值取向從重整體本位走向集體與個體的統一
總體來看，傳統的倫理思想是以高揚整體主義、神性、理性為出發點的，因此在價值取向上，突出整體主義本位，輕視個體的需要與滿足。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政治氛圍中，龐大的政權組織以絕對的權威將觸角伸向鄉村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在自然經濟狀態缺乏必要的社會組織與其制衡的情況下，定然會造成對個體的無情擠壓而使之處于卑微狀態。在整體利益面前，個體的利益要求顯得異常渺小與微不足道，全社會偽化為一種以為個人謀利為恥的社會心理，影響、制約著社會主體的善惡觀念與道德行為⑨。這種道德規范千百年來一直留在西北農村地區的人們的歷史記憶里，比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顧大家而忘小家等等。在傳統的農村社會，人們心里要時刻惦記的是皇上、國家、祖宗，唯獨沒有自己。吃飽、穿暖、住好，這是大多數農村人的人生理想。許多人成家全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沒有戀愛的經歷，缺少戀愛的機緣，嫁漢是為了穿衣吃飯，娶妻是為了生孩子、傳宗接代。農村人對人的評判也是比較單一的：善與惡，忠與奸。在秦腔、隴劇這些地方戲里，忠臣、奸臣，好人、壞人，從臉譜上就能顯現出來，比如：紅臉的黃飛虎、關羽，白臉的魏忠賢、董卓、曹操……。農村人的道德評價往往黑白分明，簡樸、直接，缺少過度帶。
近些年來，隨著社會的發展、經濟的富足、道德的反思，西北農村地區倫理道德思想的價值取向也逐漸由重整體本為走向集體和個體的統一。農村改革使得以農民家庭分散經營和集體統一經營同時并存的雙層經營體制同時并存，農民走出了“以糧為生”的傳統勞作程式，在不斷增加糧食產量的同時積極調整生產結構，尋找機會從事農業以外的二、三產業。農民與土地的依附關系變得若即若離般寬松，農民可以比較自由地選擇謀生手段和生活方式。農閑時節，他們可以去磚瓦廠、煤礦、建筑工地、鄉鎮企業去打工，掙些外快，以補貼家用，有些人甚至出縣、出省去務工。上世紀80年代中期甘肅作家邵振國的小說《麥客》寫的正是這方面的故事，拍成電影后風靡全國。顯然，農村人不再是原來單純的種地者身份，而是通過社會打開的渠道尋找著適合自己的新角色，生活也日益豐富起來。
個性是共性的重要元素，沒有突出、精彩、多元的個性，就沒有豐富、厚重的共性。經過30多年的社會變革，社會組織或集體與農民個體關系呈現出契約化的傾向，個體不必終身依附于一個集體，集體與個體之間出現雙向選擇。所有這些都對社會個體善惡觀念的變化產生重大影響，從而使西北農村地區道德的流變也深受影響。反映在道德流變的軌跡中，就是將集體利益的維護與個體利益的尊重在價值觀層面上予以統一。
變化之四：道德追求從內斂型走向積極進取型
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呈現出明顯的內斂型特征。它主張“修己”、“克己”，要求經常“三省吾身”，推崇溫、良、恭、儉、讓，重視團結、和睦的人際關系效應，推崇與世無爭、與人為善的個人私德，要求人們成為文質彬彬的追求道德的內在超越的“君子”或“好人”。⑩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強調個體的道德內省與踐履，漠視對外部世界的探求，人們的道德視野趨于狹窄、短促、保守，對道德的追求呈現出封閉性的內斂特征。西北農村地區是傳統的以家庭為細胞的小農經濟，“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生存的壓力使他們除了對小塊土地的精耕細作之外往往無法去思索與追求更廣闊的出外世界，這是西北農村地區內斂型道德產生的經濟基礎。國人都熟知這么一個故事，說有記者問一個在山坡上放羊的孩子：“你怎么沒上學，放羊哩？”“沒錢。”“你放羊干啥？”“下羊羔，掙錢。”“掙了錢干啥？”“蓋房子，娶媳婦。”“要媳婦干啥？”“生孩子。”“生孩子干啥？”“放羊。”這里雖然有戲謔的成份，但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由于西北農村經濟相對落后，生存環境局促，人們的觀念難免傳統、保守而又單一。
一個人要發展，一個地方要發展，抱守窮廬、原地轉圈沒有出路，必須勇敢地走出去，積極面對外面的世界，從挑戰中尋求機遇。按這里的俗話說，“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在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下，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持續發展，商品流通像血液一樣深入社會生活的肌體，商品交換更加頻繁，社會工作越來越豐富，社會分工日益擴大與精細，農村人不可能再被限定、隔離為封閉的個體，而是在經濟與社會交往活動中彼此發生深入聯系，又彼此影響著。社會交往活動的擴大與加深，熟人社會與陌生人社會，相互疊加，又被利益的鏈條串聯在一起。這一切，必然促進農村人思想的松綁與釋懷，道德視野便漸次打開，也勢必引發對原有的道德價值重新進行衡量與批判。#p#分頁標題#e#
近些年來，西北地區農村的人們，尤其是年輕一代，選擇了到沿海發達地區、大城市去務工，選擇了去外地辦企業、辦工廠、承包工程等等。據調查，一些村子里的青壯年勞動力幾乎都有外出務工經歷，有近八成的年輕人常年在外打工。他們在把財富帶回家鄉的同時，也將先進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帶回了家鄉。另一方面，隨著國家政治改革的徐徐推進，一些現代民主政治的元素，開始在西北農村地區蔓延，“選舉”、“選民”、“代表”、“權利”等等，這些詞匯已被農村人耳熟。他們也通過電視或報紙關心著政治和國家大事，也議論美國、朝鮮或伊拉克，他們更關心誰被選為村干部，這些當選的村干部能為老百姓帶來什么好處。在調查中，我們發現，西北農村地區的社會主體道德觀念正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從內斂型向積極進取型嬗變。
二、西北農村地區道德發展所面臨的現實難題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西北農村地區的道德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但是由于我國農村社會正處在深刻的轉型時期，物質文明不斷發展的同時，精神文明建設仍相對滯后，農村的思想道德建設尚處于發展過程中，西北農村地區思想道德建設與經濟社會的發展還存在著很多不相適應的地方，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經濟與倫理的雙向效應困擾著西北農村地區的道德建設
雖然，經濟的發展與道德的構建是在不同的序列里，但都是圍繞“人”這個核心展開的。利益是道德的基礎，作為思想上層建筑的道德建設要以物質為基礎。離開物質談道德，屬于“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引導農民道德素質的良性發展決不能忽視農民的利益要求。如果農民不能增收，農村貧富差距懸殊，兩極分化嚴重，集體主義就會在農村失去物質基礎，先進的道德精神，也就會面臨著失去農村陣地的危險。如果人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基本的生存問題都解決不了，遑論其他。正如世界銀行在2000年的貧困調查報告指出的：貧困是一種痛苦。窮人要承受來自食物缺乏與機會而帶來的屈辱和心理上的痛苦，以及由于隨被迫做出某種取舍而帶來的道義上的痛苦。當一個社會的經濟因素發生激烈變動時，社會主體對新的道德觀念的汲取以及對原有道德觀念的修正也必定處于劇烈的波動期，也勢必導致道德呈現出變動狀態。物的肯定與獲取，本來就是人生價值最為重要的方面，如果個體的切身利益因為經濟關系的變動受到損害時，個體對伴隨著新的經濟因素而產生的道德現象與道德意識往往會采取排斥的態度，賦予其非善甚至是惡的屬性，并自覺或不自覺地抗拒著道德的變更。另一方面，西北農村地區與中東部農村相比，經濟處于落后狀態，這勢必造成心理上的落差，進而對社會道德文明中的一些積極因素采取排拒。與此同時，隨著近些年來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推進，西北農村地區社會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在這一社會轉型過程中經濟與倫理的困惑日益引發了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市場經濟的內在本性和運行機制對道德進步有雙重影響，它在推動西北農村地區道德進步的基本趨勢下，也會誘發出某些消極的道德現象。
2．過度的逐利思潮侵蝕著西北農村地區的道德主體
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在西北農村地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市場經濟的趨利性原則，在充分調動農民積極性的同時，也使部分農民的人生價值取向發生了變化，產生了唯利是圖、急功近利、見利忘義等負面效應，導致一些農村人人生價值取向功利化、個體化和本位化。受市場經濟影響，有的農民拜金主義、極端利己主義有所滋長，他們一切向錢看，在經濟利益的誘使下，亂砍濫伐、恣意破壞環境、浪費資源的行為屢禁不止。有些農民集體觀念淡漠，對政治漠不關心，對集體公益事業視同陌路，缺乏社會責任感，無政府主義思想濃厚。這種狀況，既不利于農村的經濟發展，也不利于農村人的思想素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影響著農村社會的道德建設。
3．西北農村地區的道德教化空間正被分割
粗線條地劃分，西北農村地區道德教化空間主要是家庭道德教化空間、宗教道德教化空間、祠堂道德教化空間、生活場域道德教化空間、娛樂道德教化空間等。家庭是人類社會不同的歷史階段共有的道德教化空間，它恒常存在，無時無刻不在起著道德教化作用○11。“族規”“家法”，正是高懸的達摩之劍，時時在警醒每一個家庭成員。宗教的道德教化空間主要是廟宇和道場，這既有政府物質與精神資助，也有民間力量的支持，被農村社會普遍認同。這些處所，往往在世俗生活面前顯得莊嚴、神秘，農村人群總會在這里尋求安慰、庇佑，躲避災禍，他們燒香、請愿、懺悔。娛樂道德教化空間在西北農村主要是戲臺。人們往往從這里較為輕松地獲取道德感知。一般情況下，人們會選擇農閑時節安排唱大戲或地方小曲。如甘肅武威一直傳唱著“涼州賢孝”，具有很明顯的道德教化意義。獲取道德教化，主要是聽和看。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傳媒的迅速發展，電視、網絡進入千家萬戶，這些媒介把世界各地、各民族的道德精神、生活方式、思想觀念帶進了西北廣大農村地區，產生了新的道德教化空間，原有的道德教化空間正被分割。分割使得原有的道德理念產生了碎片化，如何重構鄉村道德新秩序，這是擺在人們面前的一道課題。
4．農民階層的分化導致西北農村地區道德建設的復雜性、艱巨性
30年來，中國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開始轉型，社會成員的角色、身份、地位的大幅度分化與重組，社會階層結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大調整、大重組。在這個社會裂變中，農民階層的分化最顯著、最引人注目。社會制度的變革總會引起人群的分層，也導致利益的分割與再分配。在西北農村地區，各行業、多樣化的從業人員取代了清一色的種地人，社會角色開始轉換。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往山外面的世界，在強烈的致富愿望、較寬松的政策環境和比較利益的引導下，擺脫土地、身體與傳統價值觀的束縛，跨地區、跨行業甚至跨國界去尋找致富機會和施展自己能力的舞臺。那隔絕了幾十年的城鄉壁壘被時代洪流沖開了，曾經鐵板一塊的二元結構社會松動了，傳統的身份社會向現代契約社會邁出了可喜而又艱難的步伐，洶涌的民工潮、龐大的民工群體即是明證。
農村的人群流動、居住特點、工作種類，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農民的身份也有了極其復雜的特點，農民已經不再是原來純粹意義上的“農民”。原本僵硬的戶口制度也在改革，它不再嚴格地將農民固定在那片世代生活的土地上。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農民在城市打工、結婚甚至定居，戶籍上的農民過起了實際上的城市生活。原本是最穩定的、以地緣關系和居住生產形成的群體，現在卻成了流動非常頻繁和復雜的群體。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形成，農民被土地的約束減弱，大部分的勞動力出外打工，離開了不能使他們致富甚至是生存的村莊。田地已經不能承載數量巨大的農民對現代生活的需要，鄉村人開始在異鄉尋找自己的未來生存和發展路徑。#p#分頁標題#e#
多少年來，農民的概念和土地緊緊綁縛在一起，但是現在已經有很多人完全不經營土地，無論是時間上、空間上還是精神上，都已經和土地漸漸失去了聯系，農民身份僅僅表示著擁有土地的一種資格。即便是一些農民不外出打工，他們僅把土地經營當作一種“副業”，往往主要經營商業，如販賣牲畜、糧食、蔬菜、衣服等。有的在本地農村打工，他們組成了村鎮的商業活動主體。還有一部分農民，雖然擁有土地，但是他們有的在當地企業工作，有的從事商業活動。道德秩序的構建有明顯的地域色彩和文化氛圍，在實際現存的“二元化”結構的社會中，要進行的是“一元化”的公民道德建設。如何合理的解決這一矛盾，是西北農村地區道德建設成敗的關鍵點。在道德建構中如何做到既要充分兼顧全體，更要注重實效，使道德建設具有整體性、連續性，如何使西北農村地區道德建設既能貼近農民的現實生活，又能注重農民的道德內在需求，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三、尋求農村社會道德秩序的創造與超越
中國文化有著優良的道德傳統，這個傳統是中華民族一代代人對民族基本精神的創造與沿傳。每一代人都從前輩那里繼承既定的文化傳統，又在自己的生活實踐中進行改造、補充，并將之傳給下一代。所以，傳統是一種流變、一種革新、一種創造和超越，而并不意味著守舊。當代中國人在對待傳統文化上肩負著一個重要的歷史使命，那就是對道德傳統進行更新、創造和超越?，F代人的任務既不是粗暴或幼稚地遺棄傳統，也不是簡單地恢復傳統，而是在繼承中創造和更新傳統，從體悟、反思中與流變的社會生活實際結合起來，準確把握時展的脈搏，創設有中國特色的道德思想體系，形成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念和新傳統。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的建立，標志著傳統道德的現代轉型已經完成，前者歷史地取代后者而成為中國社會生活的指導思想和人們普遍的價值觀念。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警惕道德傳統中優秀因子在當今時代的流失所引致的對整個社會道德生態的破壞，必須警惕潛藏的雙重人格演繹出的社會意識與人生價值的分裂，必須警惕崇高理想與世俗社會生活之間存在的偏差，只有在清醒認識的牽引下，才能營造出具有普遍性、包容性、當代性、開放性和多樣性的社會價值體系，使人民利益、國家利益、政黨利益有機地凝聚在一起。
道德的流變既是客觀現象又有主觀原因，其中經濟、宗教、階層、主體需要等因素對道德流變的影響較大，必須站在“中觀”立場，辯證地考量與推究，才能得出趨近于真理性的結論。這是一個日趨程式化的時代，城市化、網絡化、制度化從時間和空間上把現代人的精神層面切分成格子狀碎片，需要每個人保持清醒和警覺。我們既要承認契約的規范性、安全度、約束力，也要認識到它對于社會生活缺乏溫暖感。人情更適宜在熟人社會流通，隨著社會交往逐步向陌生人社會過渡，應當看到人情的背面潛藏著保守、風險和利益磨損。雖然，在道德的封閉性與開放性問題上，落腳點應是開放性，但如何達致二者兼得，需要現實為人性再做證明。這是因為，長期以來，西北農村地區處于落后與封閉性的狀態，農村人對道德的接受也一直是被動態勢，而外在的沖擊與擾動從沒有停息過，加之西北農村地區的道德傳統是根植于封閉性封建小農經濟的，這與西方的道德傳統是根植于宗教和三四百年歷史之久的開放性市場經濟截然不同，現在的問題恰恰是我們必須構建與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道德文明。
當今世上人們很難找到一個單一文化環境的社會，同一社會里不同代際之間、不同社會階層之間會出現越來越多“我們”和“他們”的差異。即使是在西北農村地區，由于人口、商品、信息等流動的加速，也變得日益多元化了，這也加速了文化的碰撞與交流，文化交流的過程是：接近、交流、碰撞、沖突和融合。文化交流本質上是文化心理不斷成熟的過程，是以“我”為主的交流。歷史已經證實，不同文化要得以長存，最重要的條件就是它是否能在人類文化發展的進程中做出自己特有的貢獻而有益于其他文化。如果一個區域的人們以封閉求生存，只追求回復自身固有的模式，而無視如何將自身獨特的文化發展為當今世界文化發展的有益資源，從而參與未來世界文化的建設，那就難免被所遺忘。1○2傳統道德文化的復興是當今與同樣值得人們關注的社會文化實踐。兩種實踐是共存的、互動的。因此，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我們要以開放的心態對待現代道德傳統，保持良好的主位意識，守護、借鑒、整合各類積極道德因子，多體共融，形成符合當代中國社會健康發展的道德體系。
我們對西北農村地區道德傳統時代價值的研判，放置于世界多元化文明的大格局下，重新體認了傳統文化的原動力，并自覺反思和探尋其精神指向在社會運行中的重要契合點，通過倫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方法，再現與還原了一個涌動于底層民眾之中的真實的道德生態圖景和發展態勢。道德生態與自然生態有著極其相似之處，都需要不遺余力地去養護、修繕，以及“潤物細無聲”的植入，這也正是本課題最原初、最樸素的想法。只有科學地把握農村社會復雜的道德現象，才能辯證地去認識道德的流變，充分解析道德意志的現實作用與實踐意義。構建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的道德體系，只能以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的現實與發展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