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官德思想合理內核與作用探索，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唐凱麟 龍興海 單位：湖南師大 湖南省委黨校
一中國歷史上以皇權為中心的國家治理體系并無“政治”與“行政”的二分,其政治體系和行政體系是高度重合的。當時的“行政”,本質上是執行皇權意志的統治行政和高度政治化的行政。與此相關,當時有關國家治理的倫理也并無“政治倫理”與“行政倫理”的區分,其行政倫理與政治倫理是溶為一體的,并且是高度政治化的行政倫理。這種高度政治化的行政倫理,實際上主要是有關皇帝以下的各級各類官吏如何執行皇帝意志、行使統治權力、履行行政職責以及處理各種政治性社會關系的倫理?？梢哉f,中國封建時代的官德或官吏角色倫理,是中國傳統行政倫理存在的基本形式。因此,研究中國的傳統行政倫理觀就不能不集中關注傳統的官德思想。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在國家的治理方式上,主張實行“德治”,并推行“仁政”和“德政”,要求各級各類官吏“為政以德”;在政德和官德的建設上則是理想主義者,認為為官從政者應當追求并(經過心性修養的努力)可以達到“內圣外王”的境界。因此,儒家不僅十分重視以德治政、以德治官和官德的建設,而且對官德建設的內容、目標和途徑等均有相當完備而系統的論述和闡釋?？梢哉f,儒家的官德思想,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完備成熟的官吏角色倫理思想,也是最具形上特質和超越性的官吏角色倫理思想,其中所內含的行政倫理思想最為豐富。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儒家的官德思想主要是關于各級官吏的行政道德及其建設的思想。
儒家的官德思想,其內容極為豐富。從官吏的行政規范倫理到官吏的行政德性倫理;從處理君臣關系、官民關系和公私關系的倫理方針到為政處事的應有道德態度和道德立場;從忠君、愛民、尚公、正直、廉潔和勤政等美德條目到這些行政美德的培養;從維護官吏合倫理行為的外部控制方法到維護官吏合倫理行為的內部控制方法;從官吏面對利益沖突和責任沖突的行為選擇到官吏在官僚體系中如何保持一定的倫理自主性等,都有深度不同的論列和解說。在傳統與現代、歷史和現實的結合點上對其加以理性地審思,我們可以發現,其中盡管有不少“代表過去”的“封建糟粕”,但也不乏超越“過去”的、可以批判繼承的“合理內核”。
二對于儒家官德思想“合理內核”的解析,學科視角不同,往往會有不同的判斷或結論。我們認為,在行政倫理學的視野中,其“合理內核”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以民為本的思想。忠君與愛民,都是中國封建社會對官吏的基本道德要求,也是儒家官德論的基本主張。然而,在忠君與愛民的義務要求發生沖突的情況下官吏的行為取向應當是什么呢?或者說,官吏究竟應當把君主還是民眾作為最根本、最重要的效忠對象呢?不少儒學思想家明確主張官吏愛民的義務高于其忠君的義務,官吏應當把民眾作為更重要的效忠對象?！渡袝氛f:“民惟邦本”。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①,荀子則指出,天生民并非為君,而君卻是為民而立。如果君王不愛民,不行仁義之政,則可以主殺奪其位,即所謂“奪然后義,殺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貞,功告天地,澤被先民”②。明末清初的著名儒學思想家黃宗曦在抨擊“君為臣綱”的倫理理念時也明確提出,為官者應當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這種以民為本、以民為重乃至是舍君(即暴君)為民的民本主義官德思想,盡管在歷史上并未普遍轉化為封建官吏的行政德性和德行,但我們卻不能因此否定它的合理性和進步性及其發生的積極影響。實際上,這種官德思想對于官吏乃至人民抵制和反對君主的暴政起過非常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2)“致公無私”的思想。在中國封建時代盡管并未出現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明顯分野,但家與國、己與群、小我與大我的利益矛盾是客觀存在的。這表現在官吏的行政活動中,便是孝親和事君、為己和為國、私利和公利的矛盾。這使當時的官吏常常要面對生命二重化的事實和二難選擇的道德困境。對于官吏在“公門”生活中如何處理公私利益矛盾,儒家一貫而基本的主張是:“天下為公”、“公而忘私”、“致公無私”以及“先公后私”。這可以理解為處理公私關系的基本倫理方針。具體而言,在忠孝選擇問題上,儒家主張“忠先于孝”,當忠孝不能兩全時,則應舍孝存忠;在職責與私利矛盾的處理上,儒家提出的要求是“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③;在做官為何以及為官應有的思想境界問題上,儒家主張“應舉將以行義而不志乎得祿”、“仕將以行其道也”④,做官要出于愛民之心,報效國家之心,要有“樂以天下,憂于天下”以及“遺其身,忘其家以急民”的精神境界。儒家的這些思想主張,其精義在于“致公無私”一說。這種“致公無私”的官德思想,在歷史上所起的積極教化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3)立身惟正、處事公正的思想。在實行“人治”而非“法治”的封建時代,官吏行為是否端正、處事是否公正,對于維護起碼的社會公正至關重要。因此,儒家不僅把官吏處事的公正無私視為“人臣之公義”,而且強調當官從政者必須立身惟正,做“行公行正”的表率。魯國的執政大臣季康子向孔子請教政事,孔子回答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熟敢不正?”⑤。唐太宗也反復告誡其臣僚:“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⑥。這里講的實際上就是從政者必須立身惟正的主張。當官者何以立身惟正?在儒家看來,做官者立身惟正,除自身,“行公行正”外,還必須體現在“臨民治事”的公正上。其一是舉法或執法公正,即秉公執法,“不阿親戚”,不循私情,不避權貴,為民除害伸冤。其二是賞罰公平。如諸葛亮那樣“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⑦。其三是舉薦人才和用人的公正無私,即“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不循私舞弊”⑧,用人則出以公心,不任人惟親。此外,儒家還強調當官者應當具有為維護正義而勇于自我犧牲的精神。儒家的這一正義論官德主張,在歷史上盡管并未得以真正徹底的實踐,但這卻是其官德思想的一大精華所在。#p#分頁標題#e#
(4)事上有度的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儒家盡管是忠君道統的維護者,像董仲舒等人甚至把忠君要求絕對化,但絕大多數儒學思想家所肯定的“事上以忠”,并不是對君主無條件、無限度的效忠,同時也不是對“君命”的惟命是從,而是有條件、有限度的忠誠,其中包括對“君命”的“有所不受”。荀子說:“從道不從君”,是“人之大行也”⑨,并認為對“君命”的服從要看其是否合乎禮義的要求,可以對不行仁義的皇帝殺奪其位。孟子所說“事君之義”,包括勸君為善為忠、諫君之過,并認為異姓之臣在諫君之過無效后可離他而去,同姓之卿在諫君之過無效后可以“易其位”⑩。這兩位儒學大師所講的事上之道,實際上包含這樣幾層意思:其一,認定臣下所忠之君必須是遵守王道、勤政愛民、“公天下”的“仁義之君”。對于昏庸無道或大逆不道的昏君和暴君,臣下不但可以不承擔效忠的義務,而且可以“易其位”;其二,對于君王之過,臣下有勸其糾正的義務,也有批評的權利;其三,臣下對“君命”是否服從,要看其是否正確或是否合乎義理的要求。對于錯誤的“君命”,臣下可勸其予以糾正,甚至可以不予接受。這三層意思概括為一點,就是事上有度的思想。這一思想,不僅對后世產生了持久而深遠的影響,為不少封建士大夫所信奉,以至演變成一大思想傳統,而且還為后世所發展。所謂“臣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說,便是對荀孟上述思想的一種發展。“臣在外”而對“君命有所不受”,這意味著臣下在執行“君命”時有“權變”的自由。這種“權變”的理念,也就是有選擇地或創造性地執行“君命”的理念。這用現代語言說,就是肯定下級在上級面前應當保持倫理自主性的思想。
(5)修身養廉的思想。儒家從其道義論和德治論的立場出發,極為重視官吏的廉潔,將其視為“國之大維”、“政之本”、“仕者之德”、“人生大綱”。宋代著名思想家呂本中在其《官箴》中把“清”、“慎”、“勤”視為“當官之法”的要領,清,居于其首。之后,人們普遍認為“居官首推惟清”。而所謂廉者,就是“臨大利而不易其義”、“不受嗟來之食”,不取不義之貨利,做到立身清白。更具體說,就是“甘心淡薄,絕決紛華,不納茍苴,不受賄賂,門無請喝,身遠嫌疑,飲食宴會,稍以非義,皆謝去之”○11。對于如何使官吏保持清廉,法家注重行“懲貪獎廉”之法,而儒家則注重修身養廉,其中特別是儉以養廉。在儒家看來,通過修身養性,可以抑制貪欲,培養淡泊貨利的心志和不受不貪的氣節。而修身養廉的一個關鍵環節,就是節制自己的生活享受欲望,學會過儉約的生活。當一個做官者習慣于儉約的生活時,他就不會接受不義之財了。所以,古代的官箴特別強調節儉,認定“不節必貪”,“惟儉足以養廉”。三國時代的諸葛亮和清代的康熙皇帝,都是篤信儒學的著名政治家,他們不僅十分注重保持節儉的德行,而且常以此教育自己的后輩或臣下。諸葛亮在其《誡子書》中告誡其子:“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而康熙則以自身修養儉德的體會與臣下共勉,要求臣下與自己一起共修儉德。儒家提出和倡行的修身養廉法,其中特別是以儉養廉之法,在歷史上對于清官廉吏的造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6)注重內部控制的思想。對于官吏德行或負責行為的維持,儒家盡管并不忽視必要的制度性外部控制,但更注重道德意識或良知良能的內部控制。在儒家看來,從天子乃至庶民,其行為是由內在的道德意識引導的,為善為惡并不決定于他人或外部因素而是決定于他自己的選擇。孔子所謂“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5,講的就是德心引導德行的道德主體性思想。正因為儒家認為“為仁由己”,因而他們特別注重道德的教育和修養。荀子把道德教育視為“化性直偽”,引人向善的重要手段;孟子把保存和擴充“仁、義、禮、智”四端的修為視為培養“四德”的重要途徑;儒家經典《大學》強調“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以修身為本”。這體現在官德的建設方面,就是歷代儒學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十分重視官德的教育和修養,甚至將其視為整頓吏治的重要方式和關鍵環節。如孔子提出為政者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孟子強調當官者為擔負天下重任,“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把自己修養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大學》所講的“內圣外王”之道為歷代封建士大夫所信奉;武則天親自組織人編寫《臣軌》一書;康熙皇帝把宋儒呂本中《官箴》所講為官三要“清、慎、勤”當做整頓吏治的內在價值目標,并“御書清、慎、勤三大字刻石,贈內外諸臣”。歷代儒學思想家和政治家之所以十分重視官德的教育與修養,在直接意義上主要是因為教育與修養是實現官德要求內化進而達成內部控制的方法?？梢哉f,儒家對官吏道德培養和修養的重視,實質上就是注重用內部控制的方法維護官吏行政行為的道德性。
三儒家官德思想的“合理內核”,即便是抽去其特定的社會政治內涵,仍然具有體現那個時代特征的思維局限性,這是不言而喻的。但它作為對官吏行政道德及其建設具有一定歷史超越性的積極思想成果,作為一種在一定程度上溶入了民族道德精神乃至民族性格的傳統行政倫理資源,對于當今中國的公務員行政道德建設,無疑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1)儒家的民本主義官德思想對于今天的行政人員堅持公眾至上的行政價值取向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啟迪意義。對現代社會的行政人員來說,他們面臨的一個最基本的行政道德問題仍然是;究竟應當把誰作為最終的或至高無上的效忠或服務對象。有關文獻對這一問題的回答盡管是明確的,即應當把人民群眾或公眾作為至高無上的公共服務對象,但在實際的行政活動過程中特別是在行政組織利益與公眾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這一效忠的責任沖突問題卻使行政人員倍受折磨和考驗。不少行政人員往往倒向組織利益一邊。這說明堅持把公眾或人民作為最高服務對象的行政價值方向,不僅是個道德理論問題,而且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道德實踐問題,即行為選擇問題。儒家“以民為本”的價值選擇思想,盡管是服務于“統治行政”的倫理選擇方針,但它有關忠君應從屬于愛民的行政倫理致思方式,對我們今天的行政人員在行政過程中堅持公眾至上的行政方向卻無疑是富有啟發性的。#p#分頁標題#e#
(2)儒家倡行的“致公無私”、“秉公執法“、”立身清白“等傳統行政美德,對于今天的行政人員具有重要的教育價值。在當今社會,行政人員在行政過程中所面臨的角色沖突、利益沖突和責任沖突以及制度環境盡管與封建時代官吏的際遇不可同日而語,但正確處理公私關系,恰當使用自由裁量權,做到廉潔奉公、行公行正、立身清白,仍是行政人員必須履行的最基本、最主要的行政道德義務要求。要使這些基本道德要求為行政人員所認同、接受和踐行,借助各種有價值的道德資源對其加強行政道德教育,無疑是必要的途徑。儒家的行政美德思想,并不是“無果之花”,它在歷史上造就了不少賢臣廉吏,并構成了中華民族的行政美德傳統。因此,它對于培養今天行政人員的行政美德,是一種值得珍重的教育資源,并具有重要的教育價值。
(3)儒家關于為官從政者應當事上有度的倫理觀點,經過改造提升可成為具有重要價值的現代行政倫理思想,即行政人員在政府組織中保持倫理自主性的思想。對現代社會的行政人員來說,他們在政府組織中仍然要履行尊重組織和上司并服從和執行上級指令的道德義務。但這種忠誠要求不能是絕對的。當行政人員面對不道德的上級乃至不道德的組織(微觀)和錯誤的上級命令時,對其提出簡單的忠誠要求便不適宜了。在此情況下,至關重要的是行政人員勇于堅持真理和正義、勇于維護組織純潔和公共利益的倫理自主性。行政人員有了這種倫理自主性,他就會去揭露不道德之上司的罪惡以及組織內部存在的非法勾當,同時也會設法抵制和糾正錯誤的命令,糾正上司的過錯以及創造性執行上級和組織的決定。反之,如果行政人員只知一味地惟命是從,沒有或缺乏倫理自主性,他就不僅不能承擔純潔組織的責任、不能創造性地執行上級和組織的決定,而且他還有可能成為不道德的上級和組織內部罪惡的維護者以及錯誤決策的堅定執行者。因此,行政人員繼承并提升儒家關于事上有度以及重道守節的倫理精神,并能在組織中保持一定的倫理自主性,對于維護政府組織的純潔和健康以及增強行政工作的創造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4)儒家有關“儉以養廉“,注重內部控制的思想,對于今天的廉政建設以及旨在實現行政人員道德化的行政道德建設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在當今中國,強化對權力尋租行為的制度約束,固然是非常必要的,通過提高行政人員的生活待遇來抑制其尋求灰色收入之動機,盡管也具有一定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行政人員的廉潔自律,其中包括儉以養廉就成為多余的了。事實上,今天的不少行政人員能夠在制度約束很不完善的情況下能夠保持清正廉潔,靠的主要是廉潔自律和甘于淡泊的精神。在政府組織如何維持行政人員的負責任行為或合倫理行為的問題上,那種過份強調外部控制的主張,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在外部控制系統還很不健全的時下中國,強化外部控制體系的建設固然是很有必要的,但卻不能因此忽視內部控制。應當看到,內部控制不僅是維持行政人員負責任行為的重要方法,而且也是外部控制發生作用的基礎。所以,我們必須在加強外部控制的同時強化內部控制,即實現行政人員的道德化。這樣,行政倫理的教育與修養就成為實現內部控制的重要方式。在上述意義上可以說,儒家的“儉以養廉”法以及內部控制方法是我們必須繼承和借鑒的行政道德建設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