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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不僅是一種有自然力、生命力的自然存在物；而且還是從事實際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現實的社會個人。作為自然存在物，人們首先要吃、喝、住、穿，要生存，就必然和自然界發生關系。因為只有“自然界才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處于持續不斷的交互作用過程的人的身體”，[1]所以“人在肉體上只有靠自然產品才能生活，不管這些產品是以食物、燃料、衣著的形式還是以住房的形式”，[2]人都把整個自然界作為直接的生活資料以及人的生命活動的對象和工具。因此，可以說人的發展史也是人與自然關系的演變史。
一、人的主體性及其發展
馬克思關于主體性的明確的論述，應該可以追溯到《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提綱》第一條講到：“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陷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3]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理解事物、感性、現實時，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的實踐活動，是從主體的方面去理解。也就是說，人類現存的包括生產力在內的一切事物、現實，都是人的感性實踐活動的產物，是作為主體的人在對象性活動中對客體的認識和改造的結果。那么，主體總是相對于客體存在的，在主客體尚未分化時期，一直是“萬物有靈論”處于主導地位，在人類意識中，自然界及其萬物和人類一樣，都是具有靈性的。因此也就沒有主體性這一說法。直至實踐和科學的發展，人類經歷了一個“自然的祛魅”過程，此時，也就否認了自然具有任何經驗和靈性，主客體才實現了真正的分化，人的主體性地位才得以確證，相應地，自然界則被視為客體世界，是人類實踐和科學認識的對象。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生產能力和與之相應的社會關系的狀況，制約著人的主體性的發展狀況。與一定的社會生產能力和社會關系相適應，馬克思認為，人的主體性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首先是古代社會建立在以人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以人依賴性為特征的發展階段；其次是現代社會建立物的依賴性關系基礎上的以人的獨立性為特征的發展階段；再次就是未來社會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其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基礎上的以人的自由個性為特征的高級階段。
古代社會是人的主體性發生和發展的最初階段，處在人的依賴關系中的主體還不具有人的獨立性。由于當時生產能力極端低下，人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點上發展，受著血緣關系、宗法關系和階級關系等的束縛，因此人主要是生活在由這些關系所形成的人群共同體之中，可以說古代社會的人的主體性，實質上是一種群體的主體性。
在現代社會，一切產品和活動都轉化為交換價值，社會生活“既要以生產中人的（歷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賴關系的解體為前提，又要以生產者相互的全面的依賴為前提”，“這種互相依賴，表現在不斷交換的必要性上和作為全面媒介的交換價值上。”[4]也就是說在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是以交換價值或貨幣為全面媒介的互相依賴，更直接地說，就是人對具有交換價值的活動、產品、商品、貨幣等等的依賴。馬克思將現代社會人的主體性表述為“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
實際上，不論是古代社會的“人的依賴關系”，還是現代社會的“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人的主體性更多的是通過人與人的社會關系表現出來的，但我們知道，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是受制于人改造自然的生產能力和改造生產力活動中所確立的生產關系的，所以說，探討不同主體性發展程度中的人與自然關系是更為基礎性的。
二、“人的依賴關系”：人從屬于、受制于自然
人的主體性發展的最初階段，即“人的依賴關系”階段，在這一階段，從歷史形態看，一般處于前資本主義時期，但不包含“萬物有靈論”階段。因為在“萬物有靈論”階段，人和大自然的所有物都是具有靈性的，人實際上不具有任何意義上的主體性。從“自然的祛魅”開始，到資本主義之前，人的主體性都表現為群體的主體性。
從奴隸社會開始，人類就進入了文明時代，在文明時代首先發展起來的是農業文明，農業文明時期人對自然的控制能力依然有限，勞動仍以人的體力支出為主，但由于單個人在生理上的有限性決定了必須把勞動者大規模地集結在一起并以一定的集合方式進行勞動。馬克思說過：“生產越是以單純的體力勞動，以使用肌肉等為基礎，簡言之，越是以單個人的肉體緊張和體力勞動為基礎，生產力的增長就越是依賴于單個人的共同勞動。”[5]土地就是這種共同勞動的基礎，“土地是一個大試驗場，是一個武庫，既提供勞動資料，又提供勞動材料，還提供共同居住的地方，即共同的基礎。人類素樸天真地把土地看做共同體的財產，而且是在活勞動中生產并再生產自身的共同體的財產。每一個單個的人，只有作為這一共同體的肢體，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6]這種以土地為基礎的共同勞動，并且伴隨著鐵質工具的廣泛使用使得社會的整體生產力水平大大提高。古希臘時期，人類社會的生產力有了巨大的發展，不但農業、畜牧業、手工業有了很大的進步，而且在冶金、航海等方面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古代中國在釀造、青銅器和鐵的鑄造、紡織、水利、建筑等方面都有了長足的發展。雖然說相比較于原始社會時期，進入文明社會之后，人類社會生產能力有了巨大的發展。但是，就歷史的長河來說，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水平仍然是相當低下的，因此個體只有從屬于一個共同體才能存在，即“各個人通過某種聯系——家庭、部落甚至是土地本身，等等——結合在一起，”[7]個人才能真正得以生存和生活下來。
但是在西方的古希臘時期，由于神化自然力而來的超自然的神力思想，使得人仍然是匍匐在神的腳下的奴隸。古代中國的自然從一開始就體現在天這個概念之中，天有無限的權威（“成事在天”），祖先的靈魂也有“天”的意志，成了天的意志傳達者和體現者，所以祖先崇拜觀念在中國幾千年文明中根深蒂固（如“法先王”意識）。因為人認為，只有順從天意，崇拜祖先，才能得到自然的恩賜。西方中世紀和中國秦漢以來的封建專制社會，人受著雙重自然力的壓迫。在西方，一方面，人依然膜拜自然的威力，另一方面，人受著由統治階級編織的“神意”基督教“第二自然力”的壓迫；在中國，人受著“君權神授”思想的束縛。當然，這一階段，中國樸素的“天人合一”理論渾然一體，也曾閃爍著智慧的光芒，預示著以后人與自然關系的豐富發展。#p#分頁標題#e#
總的來說，處于群體主體性下的人，對自然有所認識和征服，人不斷向自然的主人地位邁進。人依然受他人支配和統治，聽命于神諭、迷信和命運，受制于自然或其他外力和外在權威，缺乏自覺性、只講共性（普遍性）而不講個性（特殊性），以人的出身血統為依據來衡量人、評價人，婚姻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此等等，所有這些都是缺乏“主體性”的表現。
三、“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人類中心主義困惑
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人類通過生產實踐和科學實踐，加速了對自然的改造和認識的過程。從而逐步恢復了人對自己力量的認識和信心，進而重新提出了要駕馭自然，成為自然的主人積極進取的思想”。[8]培根和笛卡爾都強調人能認識和控制自然，康德講“人為自然立法”、“人是目的，不是手段”。黑格爾用“絕對精神”創造了自然界，將人的理性提高到至高無上的地位。與此同時，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繼成為工業革命的中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加速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財富增長，僅僅幾百年時間，資本主義社會所創造的財富比以往任何社會創造的財富加起來還要多得多，實現了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
這一時期，“人的行為對地球環境的影響相對于地球的空間和時間范圍而言總是局部的。但是自20世紀中葉以來，人類同支持它的環境——地球之間經歷深刻的質的變化”，“人類突然發現按照人類狹隘的、短期的目標改造了的地球似乎不再適合人類居住”。[9]大氣污染、水體污染、森林銳減、氣候變暖、物種滅絕加劇、土地荒漠化、自然資源枯竭等環境問題最為突出。專家指出，自工業革命以來，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了25％；世界水資源和礦產資源不斷枯竭，世界60％的地區面臨著淡水不足的困境；森林慘遭毀滅，導致沙漠化趨勢日趨嚴重，植被破壞；海洋被污染，生物物種不斷減少，至20世紀末，地球上的物種已經滅絕了1/5等等；就連人類的生存也受到了威脅。如同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中的作用》所指出的：“我們不要過分的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10]恩格斯預測到，今天人類因為對自然肆無忌憚的掠奪，導致了自然對人類的報復。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些關注人與自然關系的先行者開始反思人類的行為，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卡遜發表的《寂靜的春天》開始反思人類的行為，70年代羅馬俱樂部發表了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1987年布蘭特林夫人發表了研究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這三部著作都是對地方的或全球的環境現實狀況的關切和研究，反映了人與環境、人與自然關系的問題。
強調后現代觀念的美國哲學價值學者大衛•雷•格里芬指出，這是一種激進的人類中心主義，它在決定對待自然的方式時，人類的欲望及其滿足是唯一值得考慮的東西。其實，“激進的人類中心主義”是極度膨脹的、沒有節制的、不計后果的人類中心觀念和行為。“在這種極端的人類中心主義下，人類征服和掠奪自然界，破壞了自然生態系統，實際上是從根本上摧毀了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前提。這是一種狹隘和短視的人類中心主義，是人類整體失去理智的近乎自殺的行為，其實，這種極端的人類中心主義是對真正的人類中心主義的背叛，因為真正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核心價值理念是人類世世代代的生存和發展。正是人類這種核心價值遭受到了極端的人類中心主義的威脅。”[11]
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其根源在于人的主體性的增長突破了人與自然關系平衡、穩定、共生的質變的范圍，正如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認為，人與自然是辯證統一的歷史過程，他們各自是對方的一部分，既相互規定，又相互作用。也就是說，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存與發展要依賴自然，要依賴自然給人類提供直接的生活資料和生命活動的材料、工具等；另一方面，自然對社會與人也有依賴，自然依賴人與社會對它的認識和開發，依賴人對它的尊重，自然史只有依賴人類史才能成為歷史的組成部分。但是，由于人的主體性的無限增強，使得人類的思維方式、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只看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導致人無限制地開發、攫取自然資源，卻忽視了自然也是人的一部分。
四、“生態人類中心主義”：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生態人類中心主義”實際上是一種理智的、適度的、有節制的、有遠見的、負責任的人類中心主義。“生態人類中心主義”只是要做到合理地保護和利用自然界，是要做到真正的人類中心主義，并不是一概而論地反對或取消人類中心主義。因為，自然界和人相比，它永遠是處于客體的地位，永遠是為人服務的，人永遠是這個世界的主體，是這個世界一切成果的享有者。
實際上中國傳統文化中豐富的人與自然和諧理念，是值得今人學習借鑒的。中國古人在處理天與人的關系時倡導“天人合一”，認為天地萬物是人類生存的母體，人類只有依賴自然才能生存下來，同時認為自然和人都有其內在的價值，天人應該形成和諧、統一的價值關系，只有天人之間的這種和諧統一的關系，才符合人類生存、發展的要求，也符合自然的發展規律?？鬃訌娜吮緦W的角度出發，向人提出“知天”、“則天”的要求，《中庸》用“誠”確立了人的主體價值，同時強調了人的主體性必須是和客體協調和諧地處于統一體中。張載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程顥也認為：“人與天地一物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道家崇尚“道法自然”。“自然”既指自然界，又意味著順從自然法則，“道法自然”是說自然法則不可違，人道必須順應天道，人只能是“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馬克思明確指出了人與自然關系的密切。馬克思說：“人把自然界首先作為人的直接的生活資料，其次作為人的生命活動的對象和工具，變成人的無機的身體，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靠自然界生存。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處于持續不斷的交互作用過程中的人的身體，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即就是說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自然界是人的無機的身體，自然界是人賴以生存的唯一對象，離開了自然，人類就無法生存。同時，馬克思還說：“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進行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把內在的尺度應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尺度來構造。”[12]即人類優越于動物的地方就在于，人既按照自己的尺度，又按照客體的尺度進行實踐活動。人在處理與自然的關系上，必須平衡人在自然面前的無限主導性，必須真誠與之進行交流，要充分尊重自然的發展規律和承受能力，杜絕濫用、過度性開發自然、破壞自然。堅持走可持續發展戰略，在實踐活動中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統一，實現目的性與和規律性的統一，達到雙贏。#p#分頁標題#e#
當我們把中外關于人與自然和諧的理念運用到實踐之中時，我們首先要從觀念上確立人對自然的環境倫理。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上，倫理學給我們提供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新理論：環境倫理。環境倫理是指人與自然的倫理，即人類在處理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時,何者為正當、合理的行為,以及人類對于自然界負有什么樣的義務等問題。提倡環境倫理，源于人類對以往人類文明的反省，以及當代全球性環境問題產生的危機意識。環境倫理是對人類中心主義反思的理論成果，人類應當把環境倫理觀念內化為人們行為的規范，使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其次，要加強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中華文明有著悠久的“環境文化”意識。四千年前的夏朝，就規定春天不準砍伐樹木，夏天不準捕魚，不準捕殺幼獸和獲取鳥蛋；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剛剛發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獸，禁止毒殺魚鱉。面對今天環境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我們應當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精神，改善人與環境的緊張關系?；谌藢ψ匀坏沫h境倫理以及中國悠久的“環境文化”意識，在環境保護的基礎上，中國政府提出了生態文明建設的主張。生態文明是“綠色文明”,是對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重塑，是對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的超越。生態文明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共生、良性循環、全面發展、持續繁榮的文明形態,它與我們長期提倡的環境保護、污染防治、節能減排、清潔生產等概念相比,具有更深刻、更豐富的內涵。再次要建立節約型社會。西方工業文明引發了消費主義價值的強盛，引發了“傳統斷裂、資源浪費、環境惡化、社區解體、主體性喪失、人的單向度化”等社會和文化問題，西方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此展開了批判，例如凡勃倫的“炫耀性消費”、馬爾庫塞的“虛假需求”、弗洛姆的“消費異化”、鮑德里亞的“符號宰制”等不同理論。節約是對資源的充分利用，倡導節約有助于和諧人與自然關系的建立。我國目前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在相當程度上主要是依賴資源的高投入來實現的，浪費現象比較嚴重。因此，要以科技創新為手段，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完善再生資源回收利用體系，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節約型增長方式；在生活方式選擇上，我們要以有益于自然的生活方式回應節約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