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經濟拓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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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經濟拓展理念

本文作者:武 吳磊 單位:海南大學 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研究所

一個世紀前“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偉大辛亥革命,沖決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思想解放的大潮洶涌而來,從此開啟了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閘門,為中國追求和實現現代化鼓與呼的理念、思想、理論、學說正面地登上了中國的理論大舞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逐步創建并興起的一門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領域的新學科“,是研究并闡述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人民追求并實現現代化過程中的經濟理念、理論與學說、學派及其產生、發展、完善的條件、過程、特點與規律性的科學。”[1]回顧歷史,中國現代經濟理論在其產生與發展的過程中,經歷了與中國舊、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與現代化建設基本相一致的一系列發展階段,其中辛亥革命、、中國共產黨成立、新中國誕生、“”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辟歷史新時期是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發展過程的里程碑式事件。

一、辛亥革命開啟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閘門

辛亥革命是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260多年的專制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辛亥革命給了帝國主義沉重一擊,同時,促進了生產關系的變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也使得無產階級隊伍日益壯大。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對中國社會思想的變革有著無法估量的意義。其中的“民生主義”理論,更是再次撼動中國幾千年來封建經濟思想的基礎。孫中山最早用“民生主義”把中國的大同主義與西方的社會主義相聯結,從而使社會主義在中國有了自己的最初形態。在孫中山看來“,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人民真正達到民生主義,亦為達到社會主義,也就是跨入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孫中山在設計與闡述自己的社會主義過程中,既強調實業建國,提出了我國第一個經濟現代化思想,又主張實行開放主義,包括引進外國的資金、設備、人才、技術及經營管理方法等。孫中山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中,“民生”既不是貧窮,也不能封閉。在中國“,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所以,客觀而又科學地認識孫中山的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客觀而又科學地認識孫中山的民生主義。

孫中山早期的經濟發展思想已經初步奠定了其經濟發展思想的大致理論框架,辛亥革命之后,孫中山對其“舊三民主義”作了進一步的豐富與完善,構建了自己獨特的、完整的經濟發展理論體系,特別是其后來提出的具有代表性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即“新三民主義”。孫中山明確指出:“十月革命使人類產生了大希望,從今后只有沿著蘇俄指出的道路,革命才能成功。”兩國的“革命都是一條道路。”這是“聯俄”;中國共產黨要推翻“三座大山”,實行新民生主義,實質上是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實現社會主義的第一步。因此要實現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就必須與中國共產黨結成革命同盟,此乃三大政策的中心環節。這是“聯共”。“農民是我國人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來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后可以決勝”“,質言之,即為農夫、工人而奮斗,亦即農夫、工人為自身而奮斗也”。此乃聯俄、聯共的必然結果。這是“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提出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體現了此時的孫中山在革命斗爭中實現了他一生中極為難能可貴的三大轉變:一是他把學習的榜樣從西方的資本主義轉到了蘇俄社會主義;二是他把革命的聯合力量由大軍閥、大資本家轉向了中國共產黨;三是他把革命的基本動力由資產階級轉向了工農民眾。這三大轉變是根本性的。聯俄,走社會主義道路;聯共,干社會主義事業,扶助農工,喚起社會主義的力量。當年,列寧曾把孫中山的舊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稱為“主觀社會主義”?,F在,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已經實現了革命性的“三大轉變”,因此,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實際上已經具有科學社會主義的實質性內容。如果說,由于馬克思兩個偉大的發現———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使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那么,由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所引致的新三民主義的“三大轉變”就使得他的民生主義從主觀變成了現實。辛亥革命以及孫中山在革命前后經濟思想的發展與變化是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偉大事件,作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發端與起點,也為今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發展奠定了基石。特別是孫中山在“新三民主義”中提及的民生主義,更是為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二、孕育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主體

是新文化運動的繼續和發展,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同時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先聲。這是由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性質及的偉大歷史功績所決定的。從辛亥革命到,雖然只有短短八年時間,但在當時世界革命大背景下,特別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一種全新的思潮及一系列全新的理論誕生了。這些全新的理念也為兩年后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礎與組織基礎。自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創了人類歷史新紀元之后,科學社會主義及其經濟理論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迅速傳播,并以中國實際為依托獲得廣泛發展,它以自己無比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不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2],而且成為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指導思想。用的話概括“十月革命”的意義就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打開了禁錮“民主”與“科學”的閘門,馬克思主義思潮在中國迅速傳播開來。其“傳播的過程,是社會主義為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吸收、消化并使之中國化的過程,”也就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產生過程。#p#分頁標題#e#

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這種思想是完全的“舶來主義”或“拿來主義”,而要發現其自身的根基與特點:第一,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僅可以在蘇俄確立,在其他類似國家也可以發展。這對于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來說,顛覆了以往絕大多數傳統理論,讓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世界性社會思想的巨大變革“。十月革命”后,大量的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傳入中國,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中國的確立夯實了基礎,也為社會主義今后在中國的發展于理論層面上指明了道路。第二,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必然。近代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封建主義并改變其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反對帝國主義并取消其人———官僚買辦在中國的特權。這是由當時中國社會性質與基本國情決定的。但由于中國歷史環境的特殊性,這場本應由資產階級領導完成的革命任務卻被無產階級替代了,即新民主主義革命。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為實踐基礎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是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組成部分,也是科學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在中國的重大發展。這場特殊的革命也為中國走上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埋下了深深的伏筆。第三,中國自己特有的社會主義,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為現實。孫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與“”的民主與科學的精神是相一致的,都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結果。其本質都是為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消除嚴重的兩級分化、建立平等和諧社會。“民主”與“科學”是的基本精神。在追求這種基本精神的時代中,馬克思賦予了民主與科學全新的含義與內容,使得科學的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與實踐更有特色、更加廣泛、更加深入。

回顧中國特有的商品經濟思想發展的歷史,更能說明民主與科學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發展與創新過程中的巨大作用。之后,隨著更大范圍與更深層次對“民主”與“科學”的提倡,中國特有的商品經濟思想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對未來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必然離不開商品經濟的認識是甚為明確的。但這一理論與經典馬克思主義出現了矛盾,恰好說明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在這一時期的民主與科學精神,說明了這是從中國實際出發的馬克思主義。同辛亥革命一樣,雖然沒有對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本身提出什么創見,只是在介紹、傳播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并且由于介紹者立場與認識的局限性及沒有弄懂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真實內涵,使得這種介紹零散、孤立、不準確,甚至還有歪曲之處,因而這兩次事件并沒有從根本上產生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基本形態。作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不僅在于它開創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并且進一步推動了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創新與發展。的本質內容在于它所體現出來的基本精神,無數的前輩在這種精神的指引下奮勇向前,開創了一系列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經濟與社會思想。作為后人,我們應該繼續弘揚五四精神,更有力地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三、中國共產黨推動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創新

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成為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發展的又一重大里程碑式事件。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有了現實載體與實踐主體;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與理論基礎。事實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需要中國共產黨,而中國共產黨也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這就是中國的實際。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終于找到了其特有的組織形式。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就是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建立起中國式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和全民族的共同富裕。這一宗旨、使命與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本質是一致的。這一時期思想與理論的杰出代表人物是。他成功地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對中國特有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問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創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概念,形成了以為代表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共產黨人在思想的指導下,將新民主主義經濟進一步明確化,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義建設起到了積極的指導作用。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是“在舊中國獨特的國情環境中產生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這樣一個經濟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農業國的實際結合的結果,是中國共產黨人長期奮斗的智慧結晶與經驗的總結”[3],同時也是成功地探求與建設中國式社會主義過程中在經濟理論方面的首次概括“,其基本內容主要包括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及社會經濟關系的理論;關于農民及土地問題的理論;關于根據地、解放區經濟結構及建設方針、策略的理論;關于新民主主義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的理論等方面”。[3]

這些理論又可概括為三個主要問題,即對舊中國社會經濟制度的認識及對非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批判;對根據地、解放區經濟建設與發展的理論分析與概括“;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認識、預測及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條件、過程、方法、步驟、目的的理論分析與總結。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實踐表明,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不僅具有鮮明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而且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理論寶庫”。[3]依托中國共產黨這一強大載體,使得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體現出自身的新特點:一是具有宣傳性、批判性和實踐性,即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想,批判舊中國的經濟制度,勾畫在中國將要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輪廓,踐行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探討建立中國式社會主義的道路;二是采取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的形式。該時期的主要功績在于:一方面使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尋找到了最為合適的載體,有助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為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后期的社會主義革命鋪墊了道路;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依據馬克思主義,結合中國實際國情,使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使其獲得了特定形式并取得了實質性的內容,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貢獻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

四、新中國開創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新階段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人民終于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與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從此走上了獨立、民主、統一的道路,同時也意味著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進入了一個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登上政治歷史舞臺,成為執政黨,其指導思想與理論基礎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理論主體”[3],對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上升為中國現代化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從1949年至1956年,是我國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過渡時期。根據我國當時所面臨的經濟狀況和實際困難,為我黨制定了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并科學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從而為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鋪墊了道路。“在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與轉變,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具體形式”[3]。這一創新性實踐帶來了理論上的重大發展:“一方面,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偉大實踐直接推進著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創新與發展;另一方面,中國的具體國情必然賦予這一經濟思想以中國特色與中國風格。”[3]由于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轉變的過程中,采取了適合中國國情的中國式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才使得中國成功避免了經濟衰退與社會震動,比較順利地實現社會改革,促進了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國開始了工業化建設。1956年4月,在總結蘇聯經驗與教訓和研究中國實際情況的基礎上,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認為“片面地注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將產生嚴重的后果。隨后,于1957年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創造性地提出了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問題,強調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系問題,就是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業與農業并舉,重工業與輕工業并舉的道路。1959年,再次提出按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的原則。1962年,進一步將農、輕、重關系概括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這一系列論述從指導思想上正確解決了我國重工業同農業、輕工業的關系,深刻揭示了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間的本質聯系,創造性地豐富與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再生產理論。新中國的成立,既成為了中國式社會主義革命的開端,也成為了中國工業化建設的起點,、、陳云等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領袖人物將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不斷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開創了一系列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與發展理論。#p#分頁標題#e#

五、“”體現出對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洗禮

“”十年,使新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遭受重大挫折。“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發展到這一時期,由于科學的研究被唯心主義的說教所排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被一些莫名其妙的‘社會主義’理論所代替,幾乎喪失了科學性,打上了深深的‘神學’與‘辯護學’的印記。從總體上看‘,’時期的社會主義思想被從‘左’的方面推到了極端,它是服務于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這個時期經濟思想的特點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具有非科學性。這種非科學性首先表現在一些理論出臺的依據和判斷標準是不科學的;其次這種非科學性表現在這個時期的經濟理論的空想性。二是其研究方法充滿了唯心主義荒唐與形而上學的怪誕。”“全民族的思維僵化、凝固,經濟理論的研究被納入某種模式之中,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盛行,使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走入歧途,也導致了此時期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實踐不得不以鬧劇開場,而以悲劇結束。”[2]但在這場令人發指的民族文化大浩劫中“,不乏致力于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工作的同志,他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反復強調尊重客觀經濟規律的重要性,提倡或重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力爭將‘四個現代化’列入黨和國家的大事之中。有的利用重新工作的機會,提出進行國民經濟調整、整頓等政策;有的在撰文論述其他問題時,借題發揮而闡明一些正確的經濟思想;有的甚至身陷牢房和牛棚之時仍在構思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問題。因此,我們不能因為主體思想的錯誤而忽視科學思想的存在。”[2]中國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走出了一條具有自己特點的道路,并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時也孕育著挫折的萌芽。在自滿情緒日趨滋長的情況下,“”十年使剛剛走上振興之路的年輕共和國遭受了嚴重的挫折。

六、新時期催生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新內容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是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結束了粉碎‘’之后的徘徊,實現了歷史性的偉大轉折。”[3]這個轉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中國現代經濟理論也因此得以里程碑式的發展與創新。

1.初級階段論。“初級階段論的提出與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密不可分的。開創當代中國改革開放新局面的鄧小平經過撥亂反正,在完成了全黨工作重心的轉移之后,開始集中考慮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發展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這一戰略問題,在這一重大的歷史選擇上,素以務實著稱的鄧小平,總結了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模式選擇的經驗與教訓,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這一模式的提出,充分反映了鄧小平以國情為基礎,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經濟實際相結合的科學態度,從而也就決定了他能夠不斷地從國情出發,發現、提出和解決新問題,形成了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新認識。”[4]

2.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理論。中國特色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標志著我們不僅在認識上實現了從傳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飛躍,而且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認識得到全新的升華。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理論作為科學的理論體系,有著豐富的內涵和鮮明的時代特征。它吸收了一百多年來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創造的優秀成果,概括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的實踐經驗”,[6]同時也充分參考與借鑒了世界主流經濟形式與主體資源配置方式的成功。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理論,它是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創立與發展起來的。“我國所實行的市場經濟,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成份并存、允許和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為運行平臺,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特點與狀況。在中國特色市場經濟體制下,正確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不僅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課題,而且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的核心問題。”[3]中國特色市場經濟不僅具有普適性、時代性,而且具有特殊性。中國市場經濟的特殊性,亦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必然選擇的經濟運行方式的風格與特點,不能不在其運行與發展的具體進程中表現出來,因此我們在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必須給予充分的注意,尤其不能任其自由放任自身的缺陷與弊端。特別是當今世界,市場經濟的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不干預經濟,也沒有哪個國家的經濟不受政府干預。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既不能脫離世界大背景,也不能忽視自身的國情與環境的特殊性,要揚其所長,避其所短,以使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發展日趨成熟與完善。

3.科學發展觀。“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理論的指導下,我國的經濟迅猛發展,圍繞著30年來的成就,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新時期‘科學發展觀’的戰略性思路”。[3]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偨Y起來就是:以人為本,不折騰;全面、協調,可持續。”[3]科學發展觀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包括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來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經驗與教訓的總結,是理論的升華,同時也是關于中國現代化發展戰略理論的新飛躍、新概括,是新時期鄧小平理論的新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偉大實踐的必然產物。“科學發展觀與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理論是緊密聯系的,中國特色市場經濟是實現科學發展觀的運行平臺。”[3]“科學發展觀規定了中國特色市場經濟與現代化建設健康、穩定、協調、均衡發展的整體思路,是今后一個長時期內指導我國市場經濟發展與現代化建設的科學理論體系。”[6]科學發展觀是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總結我國發展實踐、借鑒國外發展經驗,適應新時期發展要求在實踐中逐步形成與發展的。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與實踐的必然產物,是應對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戰略選擇。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既是對國內外發展經驗的總結,也是對我國改革開放實踐經驗的總結,它的提出開拓了發展的思路,是對經濟社會發展一般規律認識的深化。同時,它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三大規律”的認識,正確回答了為誰發展、依靠誰發展、怎樣發展的基本問題,從戰略的角度第一次把堅持以人為本與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有機地統一起來,實現了對傳統發展觀的歷史性超越??茖W發展觀是中國發展戰略的正確選擇,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應當說明,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主要是指其主體理論的發展,即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部分的發展。中國國民黨方面的經濟理論由于過去眾所周知的原因,在大陸研究的難度很大。近幾年隨著海峽兩岸關系的逐漸緩和,為研究民國時期及臺灣方面的經濟理論創造了一些條件。我們要抓住機遇,深入研究,弄清楚民國時期非中國共產黨經濟理論的基本脈絡和臺灣經濟快速發展并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確切原因,將其有利于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經驗加以認真總結并切實借鑒,促進我國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進一步發展。這也是深入研究并科學完善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基本動因。辛亥革命、、中國共產黨成立、新中國成立“、”以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六大里程碑”式的事件不僅見證了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變遷,也見證了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的誕生與成長。每一次重大歷史節點與變革都使得中國現代經濟理論更加符合中國的國情,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此前,中國現代經濟理論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奠定了科學理念,指明了正確道路。相信未來,中國現代經濟理論依然會為中國現代化各方面的建設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撐,從而有效地推動我國新時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水平進入到一個新階段。#p#分頁標題#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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