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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經濟的到來,世界各國(各經濟體)的關系也隨之越來越密切,人民幣匯率問題是各國關注焦點,也是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熱點話題,升值的效應主要體現在對外貿易領域。對外貿易中采取何種貿易模式與結構,取決于其經濟發展特征和政策導向。劃分貿易結構需要從貿易品的性質入手,根據制造的復雜程度可分為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本文擬采用此種方式,選取進出口商品結構的指標來詮釋我國對外貿易結構的情況。在人民幣可能升值的背景下,借助歷史數據資料研究分析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人民幣匯率變動歷程與我國對外貿易情況回顧 改革開放以來,為推進我國的出口創匯,調節貿易收支逆差,結合當時的國內外經濟形勢,我國采取了人民幣貶值策略。從1980年的100美元兌149.84元人民幣,到1994年100美元兌861.77元人民幣,14年間貶值82.61%。此間人民幣呈現貶值趨勢,在趨勢性匯率貶值的影響下,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從資源密集型出口商品結構轉變為勞動密集型出口商品結構為主導,這反映出我國基于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國際分工地位已經形成。1994年以前,我國先后經歷了固定匯率制度和雙軌匯率制度,從1994年1月1日起,實現匯率并軌,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05年7月21日,我國開始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自1994年起,人民幣匯率呈現穩步上升趨勢,匯率由1994年的100美元兌861.87元人民幣升值到2010年的100美元兌677.04元人民幣。①購買力平價理論認為,兩國貨幣的匯率等于兩國價格水平之比。兩國貨幣間的實際匯率是一國商品和勞務價格相對于另一國商品和勞務價格的一個概括性度量。本文所指匯率是在直接標價法下,100美元兌人民幣的值。 其中EX為中國出口商品總額,NEER表示人民幣名義匯率(即年平均匯率中間價),CPI*指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為美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REER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中美兩國的居民消費物價指數均是以2000年為基期。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PurchasingPowerParity,PPP),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計算公式為。由圖1可以看出人民幣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在1980—1994年呈現整體上升趨勢,盡管在1988年和1993年出現小幅的波動,但整體上揚且二者變化趨勢基本一致;在1994年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后,人民幣匯率變動趨勢平穩,呈現窄幅波動趨勢,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全球化戰略的推進和國際經濟形勢的影響,人民幣升值現象顯著。另外,2008年8月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從金融市場向實體經濟領域的傳導對世界經濟造成重創,人民幣在此背景下持續升值對我國產品出口影響日趨明顯。據海關統計,2010年我國外貿進出口總值29727.6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了34.7%;其中出口總額15779.3億美元,增長31.3%;進口總額13948.3億美元,增長38.7%;貿易順差為1831億美元,同比減少6.4%。對外貿易順差自2008年創造了歷史紀錄2981億美元之后,2009年收窄了34.3%,2010年進一步收窄了6.4%,貿易順差與進出口總值的比例從2008年的11.6%,降至2010年的6.4%,對外貿易總體上繼續向著基本平衡的方向在發展。在2010年,在加工貿易繼續保持穩定增長的同時,一般貿易的進出口加速發展,取代加工貿易占據了半壁江山。 另外在出口商品的結構上,2010年我國主要傳統大宗商品出口增勢良好,而高附加值機電產品出口增長達到30.9%,占到當年我國出口總值的近6成,可見我國對外貿易的增長方式轉型升級初見成效。如圖2所示,我國進出口商品總額自1980—2008年呈現出持續上升趨勢,1980—1994年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的增長速度較緩,呈現穩步上升趨勢。出口總額從1980年的181.19億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1210.06億美元;進口總額從1980年的200.2億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1156.1億美元;1980—1994年間存在貿易順差和逆差年份不相伯仲,1985年出現貿易逆差最大為149億美元,1990年貿易順差出現最大值87.4億美元,1994—2002年進出口額增長加速,2002年出口額達到3256億美元,進口額2951.7億美元,貿易順差304.3億美元,在此期間均為貿易順差并在1998年達到最大值435.7億美元。其中,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其它國家通過匯率貶值來促進出口,實行貿易保護來限制進口,改善國際收支。面對如此國際環境,人民幣沒有貶值,但我國的進出口卻保持持續的增長,究其原因是1998年以后幾次提高出口退稅率,保證了出口的穩定增長,我國經濟發展的需求造就了進口持續增加。隨著我國加入WTO,進出口貿易獲得突破性的進展,出口增長速度迅猛,據海關統計,2008年全年,外貿出口達14285.6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7.2%,鑒于2008年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以及世界經濟的蕭條,2009年全年外貿出口總額12016.1億美元,同比降低15.89%,2010年出口總額15779.3億美元,同比增長31.3%。由此可見,我國對外貿易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及世界經濟環境的改善實現了較大幅度的增長。 本文根據國際貿易標準(StandardInternationalTradeClas-sification,縮寫SITC)分類法,將第五類商品(化學品及有關產品記為S5)和第七類商品(機械及運輸設備記為S7),歸為資本密集型商品,兩者出口額之和記為S57,將工業制成品總額減去第九類未分配商品(S9)和資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額代表勞動密集型商品(即GM),參考曾錚、張亞斌運用的出口商品結構S57T的計算公式為:同理,將第五類商品(化學品及有關產品記為S5)和第七類商品(機械及運輸設備記為S7),歸為資本密集型商品,兩者進口額之和記為S57*,將工業制成品總額減去第九類未分配商品(S9)和資本密集型商品的進口額代表勞動密集型商品(即GM*),S57T*的計算公式為:短期的匯率變動對貿易結構調整幾乎沒有影響,匯率變動引致進出口商品結構調整一般與可維持的趨勢性匯率變動有關。 二、人民幣匯率變動與我國進出口商品結構關系實證分析 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實際有效匯率與進出口商品結構之間的關系可以通過數量方法進行分析,設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為NEER,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為REER,出口商品結構為S57T,進口商品結構S57T*樣本區間為1980—2009年的年度數據,對S57T、S57T*、NEER、REER進行相關性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果。根據表1可以看出,出口商品結構與人民幣名義匯率、實際有效匯率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656和0.523,進口商品結構與人民幣名義匯率、實際有效匯率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722和0.731。由此可見,人民幣名義匯率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進出口商品結構都具有較強的相關性。假設回歸方程:lnS57T=墜1+墜2lnREER,lnS57T*=β1+β2lnREER樣本區間為1980—2009年的數據,利用E-VIEWS6統計分析軟件對起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下:根據回歸分析表可以得出:lnS57T=7.86+1.10lnREER(-3.95)(3.62)R2=0.32S.E=0.49回歸分析結果表明人民幣實際匯率波動對出口商品結構的影響比較顯著。總體而言,實際有效匯率與出口商品結構存在同方向變化關系,通過計算表明隨著實際匯率的上升,出口商品結構也呈現上升趨勢(即趨于優化)。一般說來,實際有效匯率貶值(REER上升)表示本國產品在外國市場上的實際價格下降,競爭力上升;而外國產品在本國市場上的價格卻上升,其競爭力下降,其結果是刺激出口抑制進口的。實際匯率升值(REER降低)則相反。lnS57T*=7.87+1.29lnREER(-5.03)(5.40)R2=0.51S.E=0.38回歸分析結果表明人民幣實際匯率波動對進口商品結構的影響比較顯著??傮w而言,實際有效匯率與進口商品結構存在同方向變化關系,通過計算β2=1.29表明隨著實際匯率貶值(REER上升),進口商品結構也呈現上升趨勢(即趨于優化)。此結論與一般貿易理論結果相異。工業制成品的進口與生產相關類別商品進口所受影響較大。我國加工貿易進出口占我國進出口總額的比例約一半左右,因此可推斷,匯率變化影響我國進口,尤其是服務于生產的進口傳導路徑為:匯率對進口影響的傳導路徑圖:人民幣升值(即人民幣實際匯率REER下降),引起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進而影響加工制造的競爭力,促使加工貿易出口下滑,從而影響加工貿易進口增長放緩。根據數據整理和分析可知,人民幣實際匯率波動與對外貿易結構的優化存在正比例關系,即人民幣貶值(REER上升),有助于對外貿易結構升級,反之,人民幣升值(REER下降)會惡化我國對外貿易結構。本文主要研究工業制成品出口中根據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資本密集型產品計算的進出口商品結構的變化,不包含初級產品的出口范疇,在此概念下,匯率變動對進出口商品結構轉變具有一定影響,國際市場價格和外商資本的流入以及貿易伙伴國居民的購買力都將對其產生影響,在此不做贅述。#p#分頁標題#e# 三、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商品進出口影響的結論 通過相關性分析可以看出,人民幣名義匯率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進出口商品結構都具有較強的相關性。另外回歸結果表明: 第一,人民幣貶值(人民幣實際匯率REER上升),出口商品結構也呈現上升趨勢(即趨于優化),對出口商品結構轉型升級有利;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實際匯率REER下降),出口商品結構呈現下降趨勢(趨于惡化)。此結論與一般貿易理論及商品出口現狀一致。 第二,人民幣貶值(人民幣實際匯率REER上升),進口商品結構也呈現上升趨勢(即趨于優化),對進口商品結構轉型升級有利;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實際匯率REER下降),進口商品結構呈現下降趨勢(趨于惡化)。此結論與一般貿易理論相左,以占我國主要貿易份額的加工貿易為例,將匯率作用于對外貿易的傳導路徑進行分析,可得出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實際匯率REER下降),將對加工貿易的進口產生反作用,進而降低加工貿易的進口。 本文主要研究工業制成品出口中根據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資本密集型產品計算的進出口商品結構的變化,不包含初級產品的出口范疇,在此背景下可得出,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實際匯率REER下降),不利于我國對外貿易結構的優化升級,反之,人民幣貶值(人民幣實際匯率REER上升),有利于我國對外貿結構的轉型升級。 四、在人民幣匯率升值趨勢下,促進對外貿易發展的政策建議 在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趨勢下,轉變出口商品結構、推動貿易結構升級對于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谖覈唐愤M出口結構現狀,我國應在繼續推進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貿易同時,增進原材料和高新技術產品進口,進一步加大對機械、電子、化工等高附加值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加大研發與人力資本投入力度,提高先進技術吸收和自主研發能力,逐漸推動我國進出口商品結構轉型,帶動對外貿易結構升級。 第一,加快產業結構升級,促進對外貿易結構優化,抵消人民幣升值的消極影響。根據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和俄林的要素稟賦論,可以認為,一國的出口是由一國的專業分工帶來的,即可認為出口商品結構與產業結構是高度相關的。產業結構決定出口商品結構;出口商品結構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和影響產業結構的變化。在全球化和開放經濟的時代,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我國應改造提升制造業、培養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動能源和利用方式變更,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在人民幣升值的趨勢下,我國應當繼續加強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引導和調整,發展高附加值、低能耗的新興產業,大力推動產業技術創新,提高先進技術的吸收能力和自主研發能力,加快產品升級,擴大在國際競爭中的相對優勢,利用產業結構升級帶動對外貿易結構優化,通過優化對外貿易結構抵消人民幣匯率升值的消極影響。 第二,進口原材料和高新技術產品,調整主要出口產品比例,推動我國技術創新,促進對外貿易結構升級。人民幣升值對一般貿易的影響較大,對加工貿易的影響小,因為加工貿易從國外進口原材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沖人民幣升值對出口形成的壓力。二十多年來,加工貿易出口額占我國出口總額比重的穩定上升,為我國商品出口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總體出口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由于各種產品的中間投入不同,其對于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影響較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影響小。因此,在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趨勢下,進口原材料和高新技術產品,合理調整勞動密集型商品和技術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比例,提高出口產品附加值,優化我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促進對外貿易發展。 第三,發展多元化的出口市場。根據中國國際海運網統計,中國主要貿易伙伴為歐盟、美國、日本、東盟、香港、韓國,就出口市場而言,出口額前四位為歐盟、美國、香港、日本,分別為3112.3億美元、2833億美元、2183.2億美元、1210.6億美元,占2010年我國出口總額約60%,可見我國出口貿易過于依賴這四大出口市場,對出口貿易結構的長期發展不利。中國向美國、歐盟、日本出口較多的相同類別商品分別是紡織、服裝、機械和運輸設備、鋼鐵等,加劇了同類產品在市場上的過度競爭,影響我國出口商品的價格和收益,同時這也是紡織、服裝等出口貿易引發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對中國進行反傾銷和貿易制裁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國各行業出口企業應該在穩固主要出口國市場的同時,積極拓展國際市場,與潛在貿易國家建立合作關系,實行貿易市場多元化戰略,避免出口市場過于集中的不利影響,同時減少貿易摩擦的產生,擴大產品出口的發展空間,實現我國出口市場的多元化。 另外,深化外貿體制改革也是促進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重要課題。外貿體制大體上可以細分為管理體制、經營體制和促進體制三個層次。經過多年改革,我國外貿體制中的管理體制和經營體制已經基本接近國際慣例(除了外貿制推進較緩慢外)。但外貿促進體制比之美國、日本及歐盟等貿易大國,仍明顯存在缺陷。商務部、務部貿易發展局及中國貿促會、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信用保險公司以及地方外經貿部門應各司其職,分工明確,更好得為我國對外貿易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