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論長利思維路徑影響下的韓非經濟思想，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通讀韓非的文集，不難發現，韓非是非常重視“長利”的，有時他也將之稱為“大利”。統計下來，“長利”和“大利”出現在韓非文集中的次數多達21處，其中“長利”6處，“大利”15處。不管如何稱謂，兩者所表達的意思是一樣的，即韓非要求統治者和民眾不要太短視，應以發展的眼光看到更長遠的利益，這就要求人們能夠理性地區分“長利”與“短利”，“大利”與“小利”，并能正確地取舍。
不過，韓非對于普通百姓的這種理性的存在性缺乏足夠的信心，他的“長利”觀更多地是圍繞其法治觀點而講給君主聽的。我們可結合其人性論來細細分析。韓非對于人性的看法很是冷峻客觀，他不止一次地指出了人求利避害的本性：“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奸劫弒臣第十四》）（以下有關《韓非子》的引文均出自此書）；“人情皆喜貴而惡賤”（《難三第三十八》）；“民之故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五蠹第四十九》）；“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心度第五十四》），可見，韓非眼中的人“德性”成分缺失而“自然”成分十足，類似自然界的弱肉強食，每個人都為了爭取最適合自己生存的舒適環境而努力，在這種前提下，喜貴惡賤、喜利惡害、喜佚惡勞、喜富惡窮、喜安惡危等選項自然成了人們的最佳選擇。在《備內第十七》、《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等章節中，他還列舉了社會中的種種現象來說明人“挾自為心以自利”的特點：國君以權位誘使大臣為其打理國事，大臣出賣自己的智力和勇力來獲取一定的地位與俸祿；父母和孩子因為彼此的簡薄而互相埋怨；醫生不嫌棄病人骯臟為患者吮吸傷口之膿血、做棺材的工匠希望天天都有人死掉、后妃和太子希望君主早死、地主為庸客提供美食和豐厚待遇、庸客深耨且熟耘、不遺余力地為地主效力等行為的指向只有一個———利益。“求利之心”成了“社會上一切人進行活動的最根本的動因”。雖然認定人心向利，但韓非覺得百姓的目光很短淺，他們所追求的只是眼前的蠅頭小利，不會考慮到長遠利益。《顯學》篇中，韓非將“民智”比喻成“嬰兒之心”：“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痤則益，剔首、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韓非認為，老百姓如同嬰兒一樣不明白暫時吃苦卻可以獲得長久利益的道理，所以必須有一位具有睿智的國君以其掌握的“法”“術”“勢”等工具為百姓硬性規定一些看似嚴酷但卻溫情的獎懲制度以驅使百姓按照國君設計好的路徑前行并最終獲得“長利”。
那么，何為“長利”與“大利”，如何才能實現呢？通考韓非文集不難發現，韓非的所謂“長利”即富國稱王。這一點從《史記》“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實之上”之論述也可以看出來。那么又該如何實現這樣的長遠目標呢？韓非選擇了和商鞅一樣的路徑：“利出一空”[1]（《飾令》）的農戰政策。顯然，在終極目標上，韓非繼承了前期法家的宗旨，其一切政策與主張都圍繞著能否使國家稱王稱霸而展開。但無論其目的如何，韓非著眼于長遠利益的思維路徑、犧牲“小利”“短利”以獲取“大利”“長利”的辯證思維方式卻使其思想具備了相當濃厚的理性。更難能可貴的是，這種理性也深深地滲透到其經濟思想體系中，他在生產觀、消費觀、分配觀等領域的相關思想都說明了這一點。
“長利”指導思想下的經濟思想
（一）生產觀
1“.前苦而長利”的指導思想。韓非特別重視農業，他的這種重農情結與其特別青睞的以“耕戰”為主要治國政策的思路不無關系。農業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在實際的生產實踐中，應怎樣指導農業生產呢？韓非選擇了富含生態因子的“長利”觀。在韓非看來，百姓如果能夠吃得一時之苦，“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勞苦”，那么以后即使碰到了大災之年、饑饉之患，也能過著“溫衣美食”的生活，此即所謂的“前苦而長利”[1]（《六反》）、猶如“刺骨”之“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1]（《安?！罚┑牡览?。反之，如果百姓平時過著舒適的生活，不去努力生產卻經常以得到他人惠助的方式得到財物，那么一旦遇到“天饑歲荒”的情況，“嫁妻賣子”也只能是他們唯一的選擇了，這是選擇“小利”而忽視“大利”的必然結果。2.實現“長利”的具體措施。為了得到“長利”，在具體的生產過程中又該如何操作呢？韓非強調了兩點。
第一，以獎懲為工具引導百姓積極從事農業生產活動。但韓非似乎明顯地青睞于以法律和刑罰作為主要手段，而把賞賜視為次要的輔助手段。在《心度》一篇，韓非明確地闡述了他的這種思想：“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飾令》篇也有類似的論述：“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在重刑輕賞的基礎上，韓非希望國君能使百姓都能“利出一空”[1]（《飾令》），所謂的“利出一空”是指對于全體國民而言，要想得到想要的財富與賞賜，只能通過“耕戰”這一種途徑來取得。當然，韓非將引導的主動權交給了國君，而且特別強調刑法的作用。對于一味勸告國君施行仁政而自身又不事耕戰且“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微子篇第十八》）的儒家學者，韓非是非常排斥的，在《八說》篇中他對擅長于“博習辯智”但又“不耕耨”的孔孟等學者很不以為然，認為他們“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為能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所以根本沒有資格在如何富民如何引導百姓積極耕種方面說三道四。第二，重視并利用各種影響農業收成的因素來保證農業生產的豐收。韓非有關這方面的論述主要有兩大段，一個可見于《顯學》篇———“今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也。侈而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一個可見于《難二》篇———“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于耕農，婦人力于織，則入多。務于畜養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則入多。明于權計，審于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于財用，節于衣食，宮室器械，周于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為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p#分頁標題#e#
綜合以上兩大段論述可以看出，韓非認為影響農業產出的因素無非以下幾條，一為天時與節氣，韓非認為只要人能順應并根據自然界的時節變化進行播種植樹等活動，同時如果自然界真能風調雨順，那么“入多”也是很順理成章的事情，《難二》篇之第一條和最后一條都圍繞這一點展開；二為人事，即老百姓應該一方面努力從事生產，努力生產并不等于一味地使蠻力，而是應該根據動植物的生長規律進行生產，根據耕地的具體情況因地制宜，另一方面還應注意節儉不浪費，節儉光是自己做到了也不夠，還應該不從事做奢侈品的生產，做到了這些，那么“入多”也并非難事了，上述《顯學》篇和《難二》篇的第三、第五條對此都有所涉及；三為外部環境，包括政治環境、科學技術與交通環境以及包括通商在內的經濟發展環境等等，具體內容為，政治環境方面，統治者應盡量為百姓的農業生產提供保障，不去因為營建宮室之類的事情妨礙百姓的正常生產活動，科學技術與交通方面，如能充分利用“舟車機械”等先進交通與生產工具就會事半功倍，經濟發展環境方面，也應充分利用“能以所有致所無”的商業活動。做到了以上各點，那么“入多”也就是必然的結果。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韓非對于影響農業產出的因素考察得是相當詳細的。
（二）消費觀1.避“亡”求“存”的長利觀。在消費思想領域，韓非也堅持了其注重長利的思維路徑。避“亡”求“存”是他在這一領域對長利內容的具體闡釋：短視的奢侈享受換來的是身心的嚴重損耗、百姓的離心離德、身亡與國亡這樣的結局，而暫時壓制一下過份的欲望卻可以換得國家的興盛繁榮與江山永固，而這正是所謂的“大利”與“長利”。韓非不止一次對此展開過論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1]（《八奸》）；“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太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1]（《亡徵》）；“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1]（《解老》）；“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捐精。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1]（《揚權》）。可見，韓非在消費思想領域的總基調是節儉，而在解釋為什么要節儉消費時韓非又總是將之與“長利”聯系起來，避“亡”求“存”的長利觀成了他消費觀的指導思想。2.實現“長利”的具體主張：靈活權變的消費思想。為實現所謂的“長利”，韓非在堅持節儉消費的前提下，又有著非常靈活權變的消費觀。具體而言，他主張應根據各個階層的具體情況制定符合本階層人士的“節儉”消費標準，這和孔子的消費觀比較類似，但韓非與孔子的區別是，他并不徹底反對國君的奢侈消費，但這是有前提的，即國君必須游刃有余地掌握“牧臣”與“牧民”之道，深諳駕馭民眾與大臣的為君之道。
這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他主張王公大臣應該在節儉的總原則下，享受符合自己身份等級與社會地位的消費水平，過高和過低都十分不妥，都會僭越秩序并起到“亂政”的消極作用，不利于國家的“長利”與“大利”的實現。在《外儲說左下》一篇，韓非集中闡述了他的這種思想。首先，他否定了居廟堂之高的卿大夫的刻意節儉行為，如果卿大夫所選擇的消費水平大大低于他所應該享受之水準，那么爵祿就失去了鼓勵有“功”者的作用，“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觀賞”。在韓非看來，卿大夫所享受的爵祿待遇是與其功勞相匹配的，是君主根據各個大臣對于國家的貢獻大小以功論賞的。待遇的差別不僅可以鼓勵大臣積極立功，還是大臣等級身份的象征，也與國家“備戎事”的軍事防備戰略等國策緊密相連，所以，國君賦予的這種待遇水準是不能輕易被加以改變的，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只能說明持這種行為的人有其比較自私的目的。韓非以孟獻伯為例來說明這個道理：孟獻伯因為看到“國人尚有饑色”，所以自愿放棄了其上卿身份所應享受到的“二馬二輿”這樣的交通工具配備方面的待遇，韓非對于這種行為很不以為然，他以“苗子”之口對之進行了否定，認為這是“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以潔私名”的行為，于公，破壞國家政策制度，缺乏積極備戰精神，于私，有成就自己節氣與私名之嫌，是一種不值得提倡的行為。同理，身為良大夫的孫叔敖也過著“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的生活，在韓非看來，這種行為和孟獻伯的節儉行為的性質都是一樣的，是一種“其儉逼下”的不符合國家法度與長遠利益的行為，很不值得倡導。
其次，韓非對于大臣超過其應享有的消費水平的奢侈享受行為也進行了否定。韓非以管仲為例來表明自己的態度。管仲經過三次口頭上疏而解決了其“貧”、“卑”、“疏”的問題，被桓公給予了相當高的待遇，過著“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出門講究排場，動輒“朱蓋青衣，置鼓而歸”，招搖過市，韓非對管仲這種奢侈消費行為和生活方式比較反感，以至于他深為贊同孔子之“良大夫也，其侈逼上”[1]（《外儲說左下》）的感慨，實際上他是以孔子之口陳述了他的立場。第二，韓非認為國君雖然應該“節儉”，但國君的本務是透徹領悟“法”、“術”、“勢”之道，懂得牧臣牧民之法，如果國君真的做到了這些，那么他們即使過著奢侈享受的生活也不為過。韓非列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奢侈消費并非必然導致國亂軍?。喝缫試脒M行“自養”、侈于桀紂卻仍能為“五霸冠者”[1]（《難三》）的桓公、“不修德行，而好縱欲，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弋，夏浮淫，為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筒灌其口”卻過著“兵不頓于敵國，地不虧于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1]（《說疑》）生活的趙之先君敬侯等等。在他看來，正是因為以上君主洞悉為君之道，牧臣牧民之法，所以才會有雖奢侈消費但仍能掌控政局的能力。#p#分頁標題#e#
反面例子也有，韓非以“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內不湮污池臺榭，外不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卻落得”身死國亡，奪于子之，而天下笑之“結局的燕君子噲為例說明只是一味節儉卻“不明乎所以任臣”之國君的必然結局，至此，韓非對于國君消費觀的結論也就呼之欲出了：“為人主者，誠明于臣之所言，則雖弋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1]（《說疑》）；“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1]（《難三》），顯而易見，韓非認為國君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奢侈消費，但這倒不是“把帝王的特殊優厚的消費看作帝王權利的標志之一，看作帝王權利的引申”，而是在韓非看來，君主放棄利用“法”、“術”、“勢”之道牧臣牧民的本務而去單方面地附和“節儉”之風的做法是非常背離為君之道的，那樣做不僅收效甚微而且還容易造成適得其反的后果，不符合避“亡”求“存”的“長利”宗旨。
（三）分配觀1.避“亂功”求“長利”的分配宗旨。和其整體思想體系相契合，在分配思想領域，韓非也堅持了法家固有的富國強兵的治國理念和其“長利”思維路徑，政局的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成了壓倒一切的分配衡量標準?！栋私洝菲汀秱鋬取菲膬啥巫h論很詳盡地說明了這一點：“上無度則官擅為，官擅為故奉重，無前則征多，征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人臣，非天下長利也”。避免分配不公以亂綱常、追求長利成了韓非在論述分配思想時的終極指向。《奸劫弒臣》篇也有類似的論述：“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為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眾，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說到底，韓非仍是擔心不以分配標準分配會造成國家的滅亡和社會的動蕩，這種嚴重后果當然是與國家的“長利”背道而馳的。韓非堅決反對任何導致這一后果的舉措。2.實現“長利”的分配途徑。那么，又該采取哪些途徑來實現國家的“長利”呢？韓非在分配的各個層次均有內容翔實的主張。概括起來，有三個方面：以“功”分配、征收“勿輕勿重”的賦稅與反對救濟。
第一，以“功”分配。在社會財富的初次分配方面，作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特別強調用刑賞的辦法驅使百姓都去從事耕戰，他認為國君只要掌握賞罰之利器就可使得群臣與百姓都臣服于自己。所以，在韓非看來，以“功”行賞、按照百姓對社會的貢獻來進行分配是最為合理的方式。這一方面可以激勵大眾為了獲得豐厚的獎賞都去建功立業，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通過建立合理的分配機制來維持穩定的社會秩序。韓非以“功”分配的論述在其文集中比比皆是：如“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術……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而天下莫之能侵也。”[1]（《飾令》）；“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1]（《外儲說左上》）；“爵祿生于功，誅罰生于罪，臣明于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1]（《外儲說右下》）等等，以上論述篇幅雖多，但總的意思簡單明了，即倡導國君按照百姓臣子的功業及對國家的貢獻授予爵祿，這和他以耕戰立國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分配財物的量化方面，韓非主張使百姓獲得的財物應處于能維持百姓日常生活但又“不足”的狀態。韓非反對百姓擁有過多的財物，因為這會大大影響他們繼續努力生產勞作的動力：“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于用力，上治懦則肆于為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已明矣。”[1]（《六反》）百姓畢竟是凡夫俗子，要他們達到類似神農那樣的“財用足卻依然力作不休”的境界比較難，所以，只能把百姓擁有的財物控制在可維持生活但又“不足”的狀態，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激勵百姓積極從事耕戰，并憑借自己的貢獻來獲得相應的獎賞。顯然，這仍然和其追求“長利”的宗旨是相通的，只有使百姓臣子永遠處于不饑不飽的狀態，他們才可能擁有不竭的動力去追求所謂的功業，而國家的“長利”也在他們的這種追求過程中得到了實現。
第二，征收“勿輕勿重”的賦稅。稅收是社會財產再次分配的一種重要手段。韓非的賦稅觀依然因循了其“長利”思維路徑，他對賦稅征收目的、用途的定性，反對對農業征收重稅等思想集中說明了這一點。韓非在《詭使》篇與《顯學》篇這樣解釋了政府征收賦稅的用途：“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征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即征收賦稅是國家為充實國庫以便防御外敵及各種災難而必須做的一項政府日常工作。對于為了“避賦”而“逃事狀匿附有威之門”卻使國家財政遭受重大損失的的士卒，韓非持強烈否定態度。從韓非在《六反》篇之“論其稅賦以均貧富”的論述來看，韓非將征收賦稅的目的明確定性為“均貧富”，從這個目的來推斷，他也應該非常贊同在稅收上采取比例稅制，這種比例稅制還應該是累進稅而不應該是累退制才是，不然就失去了“均貧富”的功能?？上ыn非沒有繼續下去，沒有更詳盡的內容來說明怎樣征收賦稅、怎樣來“均貧富”，但這一點也不影響韓非這一觀點的光輝意義。胡寄窗先生就對此進行了肯定：“只以采用租稅為工具以均貧富這一概念來說，雖然它并不能解決剝削與被剝削者間貧富懸殊的問題，但也是很新穎的，是先秦思想家中特有的創見。”
在稅收的征收標準上，韓非沒有正面給出確切的內容，但從《外儲說右下》記載的一段故事可以側面了解韓非的征收標準：“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于上，若輕則利歸于民，吏無私利而正矣’。”先不管這個故事的矛頭指向之所在，單以趙簡主能公然無所顧忌地昭示其稅收標準，且從韓非行文之態度的認可來看，這一標準是當時比較容易被接受且比較通行的，“勿輕勿重”的標準對國家和百姓都好，即對上，國庫可以充盈，對下，百姓可以解決溫飽問題。但到底該采用哪一個度呢，韓非又沒有給出一個確切的數字。但他反對征收重稅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1]（《顯學》），徭役方面也是如此，韓非反對過重的徭役，因為“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人臣，非天下長利也。”[1]（《備內》），說到底，賦稅仍是為實現“天下長利”服務的，只是國家治國的手段而已。第三，反對救濟。救濟賑災慈善等方式是國家財產再分配的另一條途徑，但韓非對之特別排斥。首先，韓非特別反感救濟貧民。他認為在自然稟賦等外部條件相類似的情況下，貧民之所以貧困是其自身的原因，非懶則侈，二者必居其一，而“上征斂于富人以布施于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也”，這樣做的社會影響也比較惡劣，辛勤耕作和節儉生活的百姓會大大減少：“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1]（《顯學》）。顯而易見，韓非反對“無功”的貧民通過救濟得到財物，因為這對于通過辛勤耕作和節儉生活才得以致富的富民來說是不公平的，還會打擊他們的積極性，使其怠于耕戰，這會在很大程度上妨礙國家“長利”的獲得。#p#分頁標題#e#
其次，韓非也反對救濟災民?！锻鈨φf右下》篇韓非特別贊同昭襄王的分配主張，秦國在遭遇大饑之年的狀況下，昭襄王駁回了應侯請求發“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棗栗”以幫助百姓度過災難的建議，他的理由就是“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可以看出，這里強調的仍是有功與無功的嚴明界限，努力耕戰，立下大功，授予爵祿；懶散無為，沒有功業，陷于貧窮，這就是韓非的邏輯，所以他認為救濟貧者混淆了有功與無功的區別，將使有功的人士再也無心建功立業，并使無功的人士產生對救濟的依賴，是亂世之舉，不利于國家的“長利”。綜上所述，在注重“長利”的思維路徑影響下，韓非的經濟思想充滿了睿智的思辨特色，圍繞著國家的“長利”，韓非在生產觀、消費觀及分配觀領域均主張剔除一切妨礙國家“長利”的因素、肯定并積極推廣一切可保證國家實現“長利”的舉措，即使是暫時犧牲一些“短利”和“小利”也在所不惜，因為正是這種犧牲，保證了“大利”和“長利”的實現。
對當代的啟迪
雖然韓非的“長利”更傾向于富國強兵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是服務于統治階層的，但他注重“長利”的思維路徑卻充分體現了他的高瞻遠矚和寬廣的視閾。在他看來，“短利”和“長利”是辨證存在的，當前的辛苦耕種、節儉消費、只征收適當稅賦的做法看似使某些利益及享受喪失，但有所失必有所得，舍棄一時的“短利”卻可以獲得豐厚的“長利”，稍有頭腦的人即可作出放棄“短利”、“小利”以選擇“長利”、“大利”的選擇。
韓非這種注重“長利”的思維路徑及其所體現出的思辨智慧給當代的人類以深刻的啟迪。當代人在一味追求所謂的經濟效益的道路上愈行愈遠，以致在悶頭趕路的同時忘記了趕路的初衷，說到底，人類發展經濟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詩意地棲息于這個美好的星球上，更好的生態、自由、尊嚴、醫療衛生、人際交往環境等是除了經濟之外更應被追逐的目標，但這一點被很多急功近利的當代人所忽視。僅就經濟與生態之間的關系來看，為了追求經濟發展速度，不考慮生態環保、不考慮代際公平、不考慮長遠效益的竭澤而漁式的發展方式被普遍采用，一系列的生態問題隨之產生：沙塵暴、酸雨、沙漠化、臭氧層空洞、泥石流、水土流失等等。恩格斯早就這一問題告誡過人類：“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人類先污染后治理的做法幾乎就是對恩格斯這段話的具體腳注，人類在治理污染和消除生態危機方面的投入幾乎將先前破壞生態環境而得到的所謂經濟效益消弭殆盡。這不就是典型的為追求“短利”和“小利”而忽視“長利”和“大利”的行為嗎？就這一點來說，當代人的確需要好好向幾千年前的韓非學習，培養著眼長遠的思維模式，為追求人類的“長利”，處理好經濟目標與其它目標的關系，從而為整個人類謀得真正的福利。這當是韓非注重“長利”的思維路徑給予當代人最大的啟迪了，值得每個人去深思。
本文作者：趙麥茹 單位：西北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