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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提出
本文試圖探討已有文獻中不曾注意到的一個影響因素，即企業的世代（cohort）和年齡（age）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世代是企業創立的年代，企業年齡顯然與其世代是完全相關的，但兩者對企業經營行為和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可以（也應該）分開來看。成立于不同時代的企業，創立時的經濟和政治環境、相應的國家戰略和產業政策以及創辦人或高管的經營理念、管理風格和企業文化等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呈現系統的代際差異，因而企業勞動收入份額也可能存在系統性的代際差異，即代際效應。不管是否處于同一時代，不同年齡階段的企業因自身生命周期而有不同的經營戰略和行為，這也可能導致企業勞動收入份額差異，即年齡效應。在經驗研究中，給定某一調查時刻，不同年齡企業差異既可能來自生命周期差異，也可能來自代際企業固有差異，因而并非“純”年齡效應，而是包括年齡和代際兩種效應。新近發展的隊列分析方法（Deaton，1985、1997；Glenn，1977）為分離年齡效應和代際效應提供了恰當的研究工具。
企業年齡影響其經營戰略和管理行為，在企業生命周期理論和經驗研究中被廣泛證實，因而將企業年齡作為勞動收入份額差異的來源之一是很自然的事。但將企業世代作為影響勞動收入份額的因素之一，我們尚停留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階段，因為目前缺少相關的理論和經驗研究。不過，基于企業發展的現實，我們相信代際效應的存在。在我國工業企業發展史上，我們可以看到每個階段都有其鮮明的時代特征（孫健，1992）：“一五”（1953－1957年）時期，工業發展戰略主要是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雖然確立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但重工業產值比重很低；“”和“”時期（1958－1965年），社會主義經濟曲折發展，重工業比重大幅提升，1960年8月黨和國家為擺脫國民經濟困境實行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提出放慢工業和基本建設發展，重點發展農業；1965年之后，經濟工作轉向備戰軌道，大搞三線建設；（1966－1976年）期間，大規模三線建設，向地方分權，實行財政收支、物資分配和基本建設投資大包干，實行簡化的稅收、信貸和勞動工資制度。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改革先后經歷了擴大經營自主權（1978－1994年）、制度創新和結構調整（1995－2005年）、以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推動國有企業改革這三個階段，私營企業、外資企業更是飛速發展。我們難以否認，企業會被打上時代的烙印，在實施簡化工資（精神激勵為主）的“”時代創辦的國有企業與改革開放時代創辦的國有企業之間存在較大的企業文化差異。同樣，以國有企業離職人員、城市待業人員、農村專業戶為創業主體的第一代民營企業家，以政府機關、科研院所、大型國企、高等院校“下海”人員為創業主體的第二代民營企業家，以海歸留學生和高科技人員為創業主體的第三代民營企業家，他們創辦于不同時代的私人企業也不可能沒有經營理念、行為和企業文化上的差異?？傊?，就像同代人在幼年經歷共同的沖擊有相似的反應一樣，同代誕生的企業會面臨相同的社會環境，或對相同社會制度變遷有共同的反應?？绱髽I則存在系統性差異。因此，“世代”是企業差異的來源之一，也可以是導致勞動收入份額差異的來源之一。
本文旨在從企業代際與年齡的新視角探索中國勞動收入份額變動的原因，這將是勞動收入份額研究微觀路徑上的又一項縱深研究。本文能夠為認識中國特殊制度背景下企業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提供重要線索，也能為人們理解宏觀意義的收入分配問題提供新的洞見。
研究方法、數據與基本事實
（一）研究方法。本文運用隊列分析方法定量測度勞動收入份額的代際效應與年齡效應。從方法上講，隊列分析多見于勞動經濟學和社會人口學研究領域，用于估計與人類年齡變化相關的微觀行為模式。與已有的針對微觀企業的研究類似（周黎安等，2007），我們運用這一方法研究中國企業勞動收入份額變動模式。本文數據源自中國工業企業調查，由于每輪調查通常會有新企業進入（誕生）或退出（死亡），加之對企業生產規模有明確界定，因而該調查無法對固定樣本企業進行長期追蹤。盡管如此，對“同一隊列”（如同年誕生企業）行為模式追蹤卻是可行的。因此，追蹤觀測同一隊列（cohort）的企業并估計其行為均值的方法即是隊列分析（cohort analysis）。通常，隊列依據樣本的固有特征來定義，該特征不隨時間而變化，又與常規面板數據要求相吻合，故可通過隊列構造偽面板數據（pseudo panel data）。為闡述基于隊列偽面板數據的基本思想，我們從下式開始（Deaton，1985；巴爾塔基，2010）：yit＝x′itβ＋ui＋vit；i＝1，2，…，N；t＝1，2，…，T（1）其中，下標i和t分別表示調查個體和時期，ui表示不可觀測個體特征。為表述方便，假設每期隨機調查相同數量的N個個體。定義一個由C個隊列構成的集合，在各調查期內每個隊列保持固定的成員，每個個體只屬于某一個隊列。將每個隊列的個體觀測值平均，可得：?yct＝x′ctβ＋?uc＋?vct；c＝1，2，…，C；t＝1，2，…，T（2）其中，?yct是在時期t出生組c中所有個體yit的均值。由于調查樣本包含個體固定效應，隊列經濟關系亦包含固定效應。隊列均值形成了真實的面板數據，因為在隊列的總體水平上，每個隊列的各時期包含相同的個數。但正如Deaton（1985）所言，在用隊列均值?yct的樣本均值去估計無法觀測的總體均值時存在測量誤差。因此，必須用從個體調查數據中得到的測量誤差的方差－協方差矩陣估計量去修正帶有測量誤差的組內估計量，利用測量誤差修正組內估計量是一致的。
實證過程中，盡管偽面板數據提供了特定隊列在特定年齡階段的經濟行為，但若要估測與企業年齡有關的微觀經濟行為模式，則需對企業隊列之間的系統性差異進行調整（周紹杰等，2009）。這是因為，并不是所有的隨企業年齡增長而出現的變化皆由個體生命周期引起。尤其在轉型過程中，企業并非處于一個靜止的社會中，而是成長于一個動態演變的社會中。隨著企業成長，社會文化和制度變遷會對其有影響，使其在生產分配方式等行為模式上發生變化，從而抵消企業年齡在靜止社會中的效應。換言之，若對企業隊列之間的系統性差異不施加控制，將會使其混淆于所估計的年齡效應曲線上，從而估計結果會產生偏差。企業誕生世代之間的系統性差異被定義為代際效應。從方法上，隊列分析將所考察變量（如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化分解為三項：代際效應（cohort effect）、年齡效應（age effect）和時期效應（year effect）（Glenn，1977；Deaton和Paxson，1995；Deaton，1997）。結合本文議題，代際效應反映了同一年代誕生的企業所面臨的相同社會環境，或對相同制度變遷有共同或相似的反應，進而導致代際企業在分配關系方面的系統性差異；年齡效應則源于企業“內在的”成長變化，或僅與企業年齡相關的生命周期過程。時期效應則指周期性或轉折性的歷史事件對所有世代和所有年齡組的共同影響（Glenn，1977；格倫，2011）。從這個意義上講，利用隊列分析企業行為，對于理解社會文化和制度變遷也是有益的。#p#分頁標題#e#
本文旨在測度工業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代際效應與年齡效應，參考Deaton（1997）的分解框架，模型設定為：模型1：LSct＝β＋αa＋γc＋ψt＋διZct＋uct（3）其中，LSct為被解釋變量，為工業企業勞動收入份額，β為常數項，下標a、c和t分別表示企業年齡、成立年份和調查年份，αa、γc和ψt分別表示年齡效應、代際效應和時期效應。Zct為控制變量，包括：企業規模（Size），用總資產（取自然對數）表示；資本結構（Lev），用期末總負債與總資產比值表示；信貸依賴（Credit），用應付利息與總資產之比表示，反映企業的銀行信貸融資情況；資本密集度（K／Y），用企業固定資本原價與工業總產值之比表示；企業出口行為（Export），以虛擬變量表示，出貨值大于0，取1，否則為0；同時，控制隸屬關系、行業特征、所在省份虛擬變量。通過模型1開展隊列分析，便可測度勞動收入份額的代際效應與年齡效應。但我們還希望探尋代際效應和年齡效應背后的影響力量。所有制變遷與技術進步是中國經濟轉型的核心特征（周黎安等，2007），兩者對企業要素報酬的代際效應與年齡效應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如果所有制因素是年齡效應的原因之一，則意味著對于同代企業，在它們的不同年齡階段上，所有制變化會導致勞動收入份額變化。如果所有制因素是代際效應的原因之一，則意味著同齡企業在不同世代存在系統性差異。檢驗技術進步的影響也沿此路徑。因此，我們在模型1中加入兩個核心控制變量：技術進步（Tech），用新產品銷售比重表示；所有制結構（Owner），分不同所有制企業類型。相應地，我們構建了以下2個拓展性模型：模型2：LSct＝β＋αa＋γc＋ψt＋ρ1Tech＋διZct＋uct（4）模型3：LSct＝β＋αa＋γc＋ψt＋ρ1Tech＋ρ2Owner＋διZct＋uct
借鑒周黎安等（2007）的做法，分別估計3個模型：模型1不包括技術進步和所有制變量，模型2在模型1中加入技術進步變量，模型3在模型2中加入所有制虛擬變量。如果技術進步和所有制確實對代際效應和年齡效應有影響，那么代際效應和年齡效應的估計系數便會和未加入這兩個變量時有顯著差異。因此，可通過比較兩個模型的估計系數來確認技術進步和所有制的解釋力。具體而言，模型2與模型1的代際效應（或年齡效應）之差即為技術進步對代際效應（或年齡效應）的影響。同理，模型3與模型2的代際效應（或年齡效應）之差即為所有制變化對代際效應（或年齡效應）的影響。實證分析中，由于企業成立年份、企業年齡和調查年份之間是線性相關的，其中兩個變量的線性組合構成另一個變量（cohort＝year－age），因此不可能直接利用統計方法將三種效應分離出來，這就產生了模型識別問題（identi－fication problem）。為此，Deaton（1997）提出識別問題的約束條件，假定時期效應的均值為零并與時間趨勢正交，可表示為：∑Tt＝1ψt×dt＝0，∑Tt＝1ψt×t×dt＝0（6）其中，dt為虛擬變量，當年份為t時取1，否則取0。計算得到ψ1和ψ2的解為：ψ1＝∑Tt＝3（t－2）×dt×ψt，ψ2＝∑Tt＝3（1－t）×dt×ψt（7）把ψ1和ψ2代入式（6），可重新獲得時期效應的系數ψt（t＝3，4，…，T），進而得到轉換之后的年份虛擬變量（從第3年開始）：d＊t＝dt－［（t－1）d2－（t－2）d1］；t＝3，4，…，T（8）其中，d＊t為轉換后的年份虛擬變量，其系數即是第t年的時期效應（t＝3，4，…，T）。第1、2年的時期效應可由式（7）得到。本文樣本中，最年老的企業創立于1949年，到2007年企業年齡為59年（共有94家）；最年輕的企業成立于2007年（約1萬家），故共有59個成立年份（1949－2007年），59個年齡組（0－59）。
（二）數據說明。本文數據源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我們對數據篩選處理如下：（1）以1999年為基期，使用價格指數進行平減；（2）剔除遺漏變量的樣本；（3）由于2004年調查數據缺失“工業總產值”、“新產品產值”等重要指標，將該年剔除。因此，本文實際使用數據年份為1999－2003年及2005－2007年，最后獲得1 218 101個觀測值。核心變量包括勞動收入份額、企業年齡、成立年代、調查年份、技術進步、所有制、企業規模、資產負債率、信貸依賴、資本－產出比、出口、隸屬關系、地區代碼、二級產業代碼等。（三）基本事實。借鑒白重恩等（2008）的做法，我們采用要素成本增加值概念來估算微觀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公式為：勞動收入份額＝（工資總額＋福利費總額）／（產品營業收入－產品營業成本＋工資總額＋福利費總額＋固定資本折舊）。我們據此公式計算得到1999－2007年我國工業企業勞動收入份額（見圖1，圖略）。由圖1可知，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盡管在2001年微弱上升，但整體趨勢是下降的，這一變動特征與GDP核算的宏觀勞動收入份額持續下降的事實相吻合。令人感興趣的是，企業誕生年代、年齡是否與勞動收入份額存在規律性的數量關系？圖2顯示，年輕組的年齡－收入曲線位于圖中左側，年老組位于右側。我們從中發現：（1）不同隊列年齡曲線呈不同形態，其中1960年前成立的老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隨年齡增長而下降，1995年后成立的新生代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基本穩定，而中生代企業呈現鮮明的“駝峰”形態。（2）在高年齡段，老企業的年齡曲線幾乎都位于新企業的上方，而在低年齡段，新企業具有更高的勞動收入份額?？傊?，圖2（圖略）直觀地告訴我們，代際企業在要素分配方面確實存在差異?！∵M一步看，圖3繪制了國有和非國有企業在不同年代成立的數量比例，大致反映了我國的經濟轉型過程：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數量雖有增加，但占國民經濟比重逐年下降，而非國有企業數量和比例節節攀升，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更是蓬勃發展。結合時代背景，1985年后我國在所有制理論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對非公有制經濟從限制發展轉向鼓勵發展。幾乎同一時點，國企改制試點也逐漸開展。90年代以后，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中國特色的所有制結構基本形成，并向更深、更廣的層面拓展（齊桂珍，2008）。結合圖2和圖3，我們發現，代際企業的分配差異可能與所有制變遷有著密切聯系。一般來說，同代企業往往面臨共同的制度環境，對相同的社會變遷會有大致相同的行為反應，因而同代企業在要素分配方面的表現更為接近，不同代際企業則存在系統性差異。這一經濟學直覺是否合理，我們將在下文進行驗證。#p#分頁標題#e#
工業企業勞動收入份額分解與變遷
（一）基本分解結果。結合模型1至模型3進行隊列分析，從企業代際和年齡角度解讀勞動收入份額變動模式，并揭示代際效應和年齡效應背后的影響力量（見圖4、圖5和表1，圖、表略）。第一，代際效應。圖4繪制了模型1至模型3中企業各個世代虛擬變量的估計系數。這里的代際效應衡量的是，某代企業群組與創立于1949年的企業群組在預期勞動收入份額上的差異。由模型1可知，代際效應曲線呈現典型的“U形”特征，可將其劃分成兩個階段：計劃經濟時期，企業勞動收入份額逐代下降；改革開放時期，尤其是在我國城市國有企業改革和第一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開啟的1985年以后，勞動收入份額逐代上升，成立時間越晚的企業，勞動收入份額越高。我們進一步分析技術進步與所有制變遷對代際效應的影響。與模型1相比，模型2增加的變量是技術進步，即可將其影響從所估計的代際效應中剔除。結果發現，模型2的各個代際估計系數有所增加，表明技術進步對代際效應有一定貢獻，但這種貢獻是很有限的（可從模型1和模型2估計的年齡效應曲線幾乎重疊的事實中做出推斷）。相對而言，所有制因素則是代際效應的重要源泉，這一點可由模型3和模型2比較得知。這表明所有制變遷的確是我國不同代企業間勞動收入份額差異的重要影響因素。第二，年齡效應。圖5繪制了以勞動收入份額為因變量分別估計模型1至模型3所得到的各個年齡虛擬變量的估計結果（即年齡效應）。從中可知，模型1估計得到的年齡效應曲線呈現先增后降的“倒U形”特征，表明隨著企業年齡的增長，勞動收入份額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線性變化。當企業年齡為30年時，勞動收入份額最高。企業內部的要素報酬分配與其成長－成熟－衰退的生命周期過程有著密切聯系：在成長初期，企業處于學習曲線起點，生產效率相對較低。在此階段，企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是物質資本和金融資本，雇員所從事的也大多為簡單和可替代的勞動，在勞資契約談判中處于劣勢地位，導致“利潤侵蝕工資”現象。隨著規模擴張，企業達到學習曲線成熟期，雇員逐漸成為企業專有性人力資本，擁有一定議價能力，勞動報酬分享比例得以提升。而到企業衰退期，生產設備和組織管理的落后引致經營績效下滑，勞動收入份額隨之下降。
因此，這種與企業生命周期相伴的企業內部要素分配問題可形象地比喻為“企業成長的煩惱”。我們進一步分析技術進步與所有制變遷對年齡效應的影響。模型2在模型1基礎上加入技術進步，發現模型1和模型2的年齡效應曲線幾乎重疊，表明技術進步對年齡效應的影響很有限。模型3在模型2基礎上加入所有制變量，發現所有制變遷能帶來年齡效應的顯著差異。年齡效應曲線反映的客觀事實告訴我們，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企業內部收入分配存在顯著差異，尤其是對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創立的年齡較小的企業，隨著員工薪酬契約機制的構建，市場機制對個人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日益凸顯，員工收入占企業收入的比重隨之上升。從控制變量的估計系數亦可獲得有價值的發現。首先，由所有制虛擬變量的估計系數可知，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有顯著差異，其中國有企業最高，外資企業次之，民營企業最低。那么，國有企業的高勞動報酬是否由高工資水平導致？數據分析否定了這一觀點：樣本期間，民營企業平均工資是國有企業的1．3倍，而外資企業則是國有企業的2．2倍。此外，較之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國有企業存在明顯的超額雇傭現象。①因此國有企業較高的勞動收入份額并非源于高工資，而是由超額雇傭與低效率帶來的；②民營和外資企業較低的勞動收入份額并非源于壓低工資，而是由與高工資對應的較高效率和較少雇傭帶來的。這一發現也印證了在我國“雙軌制”的經濟格局下，不同所有制企業經營目標、外部環境以及內部組織管理等的不同會導致職工工資和生產效率差異，進而導致要素收入分配差異。其次，模型中其他與企業特征相關的變量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方向和預期與已有經驗文獻基本一致。其中技術進步、企業規模和信貸依賴對勞動收入份額有負向影響，資本－產出比、資本結構和出口則對勞動收入份額有正向影響。根據上述分解結果，我們至少獲知三個事實：（1）勞動收入份額的代際效應曲線呈“U形”特征，1985年后誕生的企業呈逐代上行趨勢；（2）勞動收入份額的年齡效應曲線表現出鮮明的生命周期特征，呈“倒U形”態勢，當企業年齡為30年時達到峰值；（3）所有制變遷和技術進步對勞動收入份額的代際效應與年齡效應皆有解釋力，但所有制變遷的影響相對更突出。總之，不同代際企業在其成長過程中或多或少地被刻上了時代印記，進而形成勞動收入份額的代際與年齡差異。
（二）進一步討論。不同所有制工業企業有何不同？模型3與模型2的對比提醒我們，所有制因素是勞動收入份額代際效應的一個重要來源。為此，分不同所有制企業考察可以獲得更深入的認識。第一，代際效應。圖6（圖略）顯示，國有企業的代際效應曲線變化呈單調遞減趨勢，表明勞動者在新企業中分享的比例比老企業少；民營企業的代際效應呈現上升跡象；外資企業的代際效應較穩定，而后略有上升。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代際效應逆向分離現象的原因可能是：早期創立的國有企業可能更注重擴大就業和維持社會穩定（林毅夫等，2004），而對企業績效缺乏關注，從而形成大量冗員，造成老國有企業具有較高的勞動收入份額。但隨著國企改制和公司治理水平提升，冗員得以部分釋放，企業勞動報酬份額呈下行趨勢。與國企不同的是，民營和外資企業產權更加清晰，隨著企業薪酬機制的完善和勞動者保護政策的強制推行，非國有企業勞動者收入分享比例并未明顯下滑，反而出現逐代上升跡象。第二，年齡效應。從圖7可知，國有企業的年齡效應曲線呈現相對單調的遞減趨勢，表明勞動收入份額隨著企業年齡增長而下降；民營企業的年齡效應曲線相對穩定；而外資企業卻表現出另一種變動形態———在成立的前18年內波動性下降，而后逐步上升，這體現出較早進入中國制造業的外資企業在成長－成熟期間內部要素分配關系的變遷。
結論與啟示
本文基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運用隊列分析方法，從企業代際和年齡角度詮釋了中國勞動收入份額變動模式，主要發現：（1）勞動收入份額的代際效應呈“U形”特征，1985年后成立的企業具有代際優勢；勞動收入份額的年齡效應呈“倒U形”特征，反映了企業生命周期變化規律。不同所有制企業的代際效應和年齡效應皆有明顯差異，非國有企業表現出逐代上升跡象。（2）技術進步和所有制變遷對上述兩種效應皆有顯著影響，但相比而言，所有制變遷對代際效應和年齡效應變化具有更重要的解釋能力。顯然，從企業代際和年齡視角考察我國勞動收入份額變動，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議題。一方面，對處于轉型階段的中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世代演替”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日益深化；另一方面，與企業成長－成熟－衰退的生命周期密切相關，企業要素收入分配也會動態調整。本文印證了不同代際企業在其成長路徑上都帶有特定的時代色彩和制度印記，是形成要素報酬分配系統性差異的重要原因?；谏鲜鼋Y論，我們有以下政策啟示：首先，盡管平均而言，民營和外資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較低，但1985年成立的新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具有代際優勢，這應該是政府鼓勵非公有經濟發展所得到的結果。為此，應致力于營造良好的經商環境，鼓勵非國有企業發展，為改善要素分配狀況提供持久的支撐。其次，由于要素報酬分配最終在企業層面展開，因而政策落腳點應是企業，政府應有針對性地出臺相關的勞動保護政策并突出勞動者集體議價的意識和能力，同時注重構建動態的企業薪酬調整機制，獎勤罰懶，以推動企業穩定發展與分配關系的良性互動。#p#分頁標題#e#
本文作者：魏下海 董志強 單位：華南師范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