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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紀，小紅帽的形象更是與時俱進千變萬化:她是傳奇漫畫家艾維利(TexAvery，1908－1980)筆下性感的夜總會脫衣舞娘;是羅納德•達爾(RonaldDahl1916—1990)作品中果敢的強悍女子，她射殺野狼并穿上狼皮外套;在英國女作家安吉拉•卡特(AngelaCarter，1940—1992)的《與狼為伍》(TheCompanyofWolves)中小紅帽主動與狼同眠，“她甜美地睡在祖母的床上，被摟在溫柔的野狼的爪子中”，徹底顛覆了女性矜持被動的刻板形象?？v觀這300多年間不同版本的“小紅帽”，不管小紅帽經歷了多少次變身，有一點卻是亙古不變的，那就是她身上所承載的時代元素。安妮•薩克斯頓的《蛻變》則將經典的格林童話故事融入她所熟悉的二戰后美國家庭日常生活中。著名批評家威廉•路特(WilliamPittRoot)指出:“這些故事被搬離黑暗的德國森林，被重置于燈火通明卻同樣黑暗的美國消費文化的中心。”那么，“小紅帽”這首詩歌如何在對傳統童話解構去魅的同時又注入時代特色的呢?
消費文化的欺騙性
法國哲學家讓•鮑德里亞(JeanBaudrillard，1929—2007)把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以消費為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定義為“消費社會”。其主要體現為電視時代、汽車時代的到來和超級市場購物的流行。“汽車是大眾消費的象征，而電影則是大眾消費的強有力的催化劑。……廣告的全面滲透更為大眾消費火上澆油。”其結果是大眾的品牌意識空前加強，現代社會的消費“已從對物的消費轉化成對符號的消費”。人們購買某一件商品更多的是因為它內在的身份地位象征。在“小紅帽”的開場白，詩人如同放映幻燈片一般將現代人的生活圖景呈現給讀者:超級市場購物的家庭主婦們手里拿著采購單，尋找著Duz牌清潔劑和ChuckWagon牌狗糧;數以百萬計的人們深夜守在電視機前觀看“今夜秀”(TheTonightShow)，喜劇演員對副總統的滑稽模仿笑翻了主持人約翰尼•卡森(JohnnyCarson，1925—2005);“我”位于安海角的夏季別墅的廚房里是現代化的電器……
然而，對詩人來說，在這個表面浮華的世界之下是一個如同狼腹般的“模糊不清、混亂不安、且暗示著更大的黑暗”的空間。朱曉慧在所著《新馬克思主義消費文化批判理論》一書中指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文化背景下，我們生活在拉康所提出的“鏡像階段”，其特點是“主體與客體、自我和他人在想象中的等同，這種想象中的等同，他稱之為想象界，想象界屬自戀、鏡像或幻想領域”。而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一書中更加明確地指出了消費社會所鼓吹的虛假的民主與平等:“因此，民主原則便由真實的平等如能力、責任、社會機遇、幸福的平等轉變成了在物以及社會成就和幸福的其他明顯標志面前的平等。……而將民主的缺席以及平等的不可求的真相隱藏了起來。”
詩歌第一節只有一句“許多人都是騙子”，簡單干脆擲地有聲，道出了消費文化衍生出來的不可回避的問題。超級市場里面的家庭主婦看似一本正經地挑選著商品，心卻早已飛到了教堂外的停車場那里與情人幽會。諷刺的是教堂本是很神圣的地方，可那里的停車場居然成了主婦們偷情的地方。消費文化所倡導的享樂主義成為人們新的信仰，新教所奉行的勤儉與禁欲早被拋到九霄云外。兩個女人給老珍妮看裝滿錢的信封，并聲稱只要她出一萬塊錢表示忠心就讓她入伙，結果卷走了老太太一生的積蓄。“道德哪里去了?”這雖是一個問句，但表達的卻是一種無奈:“并非所有的刀子都是用來刺戳暴露的肚子。巖石堆積巖石，只形成海岸。”詩人在這里也對格林兄弟版本的“小紅帽”所傳達的寓意提出了質疑。令無數觀眾開懷大笑的“今夜秀”節目中的喜劇演員清晨在浴室割腕自殺，上演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充滿黑色幽默意味的表演，墻壁和尿壺是不知名的觀眾，浴簾如同他懶散的橡膠人觀眾。“Rubberman”橡膠人一詞是詩人杜撰的一個詞，用以指在電視機前度過大部分閑暇時間的電視觀眾，他們沒有思想也沒有感情。雞尾酒會上的“我”外表鎮靜自若內心卻仿佛在經歷一場開胸手術，自己的心臟如同卡夫卡《變形記》中的那只蟲子驚惶不安奔跑不停。人與人之間表面親熱內在疏離的現實躍然紙上。
消費文化對于人的本質的消極影響
安妮•薩克斯頓的詩歌“小紅帽”中還流露出作者對于現代消費文化下人本質的思索。致力于社會批判的法蘭克福學派認為通俗文化、電影、流行音樂、廣告等的批量生產、重復和單一性使大眾獲得感觀的滿足與享受卻喪失了對社會的思考。“人不再是能認識自身、具有活生生創造精神的主體本身，而是被加工著、其意識被操縱著的、失去了真正需要的單面對象。”在一次采訪中，詩人表示:“在現代社會中，空洞的文章、遍布的廣告和千篇一律的超級市場將我們洗腦，令我們伏貼，甚至連樹木也變得平庸。”在此大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失去了思想的主動性與能動性，進而變得平庸愚蠢。
小紅帽在安妮•薩克斯頓筆下是一個典型的都市小孩，每天穿著祖母給做的紅色連帽斗篷，因為“那是她的來納斯毛毯”。來納斯毛毯是著名連載漫畫《花生》(Peanut)里主人公查理•布朗(CharlieBrown)的朋友，他無論走到哪里都要隨身帶上他的毛毯，否則就不知所措信心全無。小紅帽帶上酒和蛋糕去森林里看望生病的祖母并在路上遭遇了野狼。詩人從這里開始為我們重塑了一個與以往大相徑庭的小紅帽。看到野狼她并不知道害怕，覺得他的危險不會超過市內有軌電車或路邊乞丐，甚至主動與狼打招呼。讀到此處，我們禁不住會問:這個小女孩是怎么了?過馬路一定要看車因為可能會被撞上;見到路邊乞丐要繞著走以防上當受騙，這些不都是自我保護的最基本常識嗎?尤其在野外遇上野狼避之唯恐不及怎么能主動問候呢?難道她是笨蛋嗎?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讓我們認識了一個令我們大跌眼鏡的小紅帽。她不假思索甚至是熱心地告訴野狼祖母家的地址并如野狼所愿去林間采花，直至最后與祖母一道葬身狼腹。當獵人最終將她們從狼腹中解救出來后，她并沒有獲得我們所期待的重生，而是像什么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一樣與祖母、獵人在野狼的尸體旁吃起了蛋糕。#p#分頁標題#e#
安妮•薩克斯頓對小紅帽形象的改造還體現在她對于消費文化下死本能的詮釋。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Marcuse，1898—1979)在對資本主義文明進行剖析時指出發達工業社會商品和服務的大量增加并沒有使人獲得自由，反而使其受到全面控制和操縱，進而大大增加了死本能的能量，使整個社會表現出攻擊性。就個體而言，人們“心理上對戰爭習以為常，再殘暴的行為也不會激起人們的反抗，…最終使理性麻木不仁”［4］(P92)。死里逃生的小紅帽和祖母一改以往童話中單純的受害者形象，轉而變成了冷酷的復仇者。他們認定野狼太卑鄙不能就那么簡單地一槍結果了他，因此在他的肚子里填滿了石頭并將其縫合。對于這一切，不管是狼腹之行的驚險還是逃生后報復的殘忍小紅帽的反應都是默然的，甚至是麻木的，仿佛對這一切早已習以為常:獵人、祖母和小紅帽坐在他的(野狼)的尸體旁，享用著美酒和糕點。祖孫二人不記得任何裸露的和殘忍的事從那次小小的死亡，那次小小的出生，從她們滑進滑出狼腹。
消費文化中的身體消費
此外，詩歌“小紅帽”還以戲謔式的語氣對后現代消費文化背景下的性別、性欲進行了探討。身體作為消費社會中的一種特殊商品，“成為一種文化事實，一方面作為主體而存在，另一方面是作為消費品而存在”。女性通過服飾和化妝品創作美，雖然那是“通過對某種范例進行模擬并根據某種創建了的編碼來進行自我賦值的”。然而這種本來以女性為中心的身體消費因為男性的加入使男性和女性的差異變得模糊了。從牛仔褲到沐浴露的產品廣告中，到處可以看到裸露的男性軀體。“這些男人可以自豪地炫耀其發達的胸肌，招搖、吹噓其像小軍鼓一樣富有彈性的腹部和二頭肌。”孤芳自賞與矯飾已經不再是女性的專利，男性化妝品以及服飾是新型男士消費的重心。安妮•薩克斯頓在講述“小紅帽”的故事時出人意表地將偽裝的狼放在了開頭:很久以前有一個奇怪的騙局:一頭狼穿著荷葉邊兒的衣服，像個異狀癖。
詩人采用倒敘的目的一方面承接了前面所提及的種種騙局，另一方面則強調了現代社會中性別差異的模糊尤其是男性對于女性特質的占用。野狼吞下小紅帽之后肚子大了起來，好像懷胎九月，而“小紅帽與祖母/像兩個約拿起起伏伏/伴著他的呼吸”。獵人到來后將狼腹切開，像作剖腹產手術一樣，用的是一把“情欲之刀”(carnalknife)。“情欲之刀”也是詩人杜撰的一個詞語，含有男女交媾生子之意。就這樣，格林童話中高大威武的獵人被去除英雄的光環并與性、性欲聯系起來。然而這種看似粗俗的描寫既消解了傳統童話中宣揚的男性的權威又應和了時代的特征。性的膨脹與色情的升級構成了消費文化的一大突出特色。1953年《花花公子》創刊，引領美國大眾以一種更加輕松自然的心態來看待性問題;裸體劇院的火爆驗證了色情業的廣闊市場;色情廣告充斥電視屏幕操縱著大眾的沖動與幻覺。誠如鮑德里亞所言:“性欲是消費社會的‘頭等大事’，它從多個方面不可思議地決定著大眾傳播的整個意義領域。一切給人看和給人聽的東西，都公然地被譜上性的顫音。”如果說格林兄弟筆下的獵人是維多利亞時代典型的家長，那么安妮•薩克斯頓筆下的獵人則是消費文化下中產階級男人的寫照。
結語
雖然以心理分析學家布魯諾•班特海姆(BrunoBettle-heim，1903—1990)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認為童話蘊涵著超越時空的永恒真理，但大多數學者更加看重童話的歷史性，認為童話的魔力在于不僅記載了廣泛的人類經驗，更是為我們提供了可以窺見某個時代特殊事物的平臺。安妮•薩克斯頓改寫的“小紅帽”被放在后現代消費文化的背景下，在對原有的格林童話予以大膽否定的同時，又恰如其分地將消費文化的特征融入其中，成功地實現了主題和人物性格的重建，因而，承載了消費文化諸多特點的“小紅帽”得以在后現代諸多改寫版本中脫穎而出、卓爾不群。
本文作者：回春萍 單位：天津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