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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古典經濟學強調資本積累和勞動分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這是從供給的角度來分析經濟增長問題。一般認為,這種分析方法受薩伊定律的影響,忽視了總需求的重要性。馬克思繼承了古典經濟學注重國民財富增長過程研究的傳統,即注重資本、勞動及技術等供給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決定作用。馬克思同時也深入探討了產品實現危機的可能性:需求不足導致生產過剩,但馬克思并沒有進一步建立起包含總需求因素的經濟增長理論。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增長理論仍然堅持經濟增長取決于總供給的論點,這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增長理論更為接近,而與卡萊茨基、凱恩斯、哈羅德和羅賓遜等人強調的總需求作用的經濟增長模型,在理論基礎和方法論層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毫無疑問,供給因素是經濟增長的源泉。然而,經濟增長的動力既離不開供給,也離不開需求。本文主要目的在于考察總需求因素在馬克思經濟增長理論中應有的地位。為此,第一部分評述了馬克思增長模型的特征;第二部分簡要分析了迪梅尼爾和賴維構建的模型,該模型試圖綜合凱恩斯的短期分析和馬克思的長期分析,得出結論:總需求影響了短期的經濟增長,但對長期無影響;第三部分重新審視了模型的前提假設,探討了收入分配等內生性變量的影響,由此得到總需求與長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論部分為總結性述評及簡要的政策建議。 一、馬克思供給分析傳統中的需求 在《剩余價值理論》中,馬克思從供給的角度深入探討了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生產逐年擴大是由于兩個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產的資本不斷增長;第二,由于資本的使用效率不斷提高。”[1]如果不考慮經濟增長中所包含的資本主義基本的勞動雇傭關系,馬克思的觀點和古典經濟學是一致的。古典經濟學家大都沒有考慮總需求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李嘉圖指出,“任何人從事生產都是為了消費或銷售,銷售則都是為了購買對于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于未來生產的某種其他商品。”[2]247一個國家“其所積累的資本多少,都不會得不到有利的運用”[2]247。馬爾薩斯與李嘉圖的觀點相反,“對積累的異常熱情必然會使商品的供給超過這種社會的結構和習慣所能容許的有利的消費的程度”[3]。李嘉圖的觀點顯然是暗含了消費無限和投資無限的前提假設。但因李嘉圖論證的前提假設是錯誤的,因此其結論也是錯誤的,這已為歷次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危機所證明。 馬爾薩斯客觀地描述了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不一致的現象,但是也沒有從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入手。馬克思對于過度生產問題的分析更為透徹,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曾指出,由于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在簡單商品交換中存在過度生產的可能,由此他重點分析資了本主義生產中過度生產及危機現象。顯然,馬克思否定李嘉圖對薩伊定律的支持。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中又指出,過度生產及危機短期內是可能的,但持續的危機是不可能的。在恢復增長的路徑上,總需求并沒有產生影響。馬克思認為,首先,競爭的壓力會使得企業盡最大可能進行資本更新,使其產品價值低于一般價值以提高競爭力。其次,存在工資下降機制。工人之間的競爭會促使工資下降,工資下降提高利潤率,進而投資增加。另外,還存在價格下降機制,這樣,“周期將重新通過由于職能停滯而貶值的一部分資本,重新獲得它原有的價值。而且,在生產條件擴大、市場擴大以及生產力提高的情況下,同樣的惡性循環將再次發生。” 馬克思認為,在危機時刻,企業不得不進行固定資本更新以保持競爭力。實際上,固定資本更新在危機時刻的作用是發展變化的,必須用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這一問題。在19世紀,固定資本更新的確有提高企業競爭力、促使經濟走出危機的決定性作用。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于壟斷占統治地位,以及由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固定資本更新對于克服危機已經不是決定性的因素了,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了。關于工資下降,馬克思認為,在經濟危機時,失業增加,實際工資下降,利潤率上升,進而投資增加。然而,存在失業的同時,如果產能也過剩,那就不是這種情況了,投資不會增加,總需求也不會自動提高。同時,實際工資下降,將存在收入再分配效應,即消費傾向相對較高的工資收入下降,將減少消費需求,進而減少投資。如果投資函數與產能利用率及利潤份額高度相關,工資下降可能意味著經濟會復蘇。然而,這種結果不一定會發生,在深度衰退中產能高度過剩,即使利潤提高,企業也會減少投資。羅賓遜(1962)和卡萊茨基(1971)曾深入研究了總需求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對馬克思的模型進行了修正。羅賓遜和卡萊茨基均認為,儲蓄和投資獨立決定、非自動相等,因此資本和勞動等供給因素就無法單獨決定經濟增長,這顯然和凱恩斯的觀點是一致的。 二、凱恩斯與馬克思的“綜合” 迪梅尼爾和賴維(1999)構建了一個兩部門離散時間模型,試圖綜合凱恩斯的短期分析和馬克思的長期分析,以探討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該模型認為總需求對短期經濟增長有影響,而對長期沒有影響。達特(2011)把該模型簡化為一個部門,且假定時間連續,產品市場通過產能利用率(用產出與資本存量的比率計量)的變化而出清,在此基礎上討論了總需求對短期和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 在短期內,由總需求決定的產能利用率是內生的,企業投資與自發投資、產能利用率和貨幣供給等變量高度相關。資本家的儲蓄由資本存量、利潤率和儲蓄率決定,當投資與儲蓄相等時,可以實現經濟增長的短期均衡。在長期內,迪梅尼爾和賴維認為,企業根據實際產能利用率和計劃產能利用率(小于技術上可能實現的產能充分利用率)的差來調整價格。貨幣工資和價格按同一比例調整,以保持實際工資不變。長期貨幣供給是變化的,與實際產能利用率對計劃產能利用率的偏離及物價指數有關。當貨幣供給變化率為零時,可以實現長期均衡,進而可得經濟長期均衡增長率。此時,產能實際利用率等于計劃利用率,否則貨幣供給將擴大以調節投資。在迪梅尼爾和賴維的分析中,經濟長期均衡增長率僅由儲蓄率、計劃產能利用率等實際變量決定,與投資、貨幣供給量等總需求因素無關。#p#分頁標題#e# 顯然,迪梅尼爾和賴維的模型綜合了凱恩斯和馬克思模型的特征,即短期總需求的增加可以提高產能利用率。因為產能利用率提高,可以促進經濟增長,這顯示了凱恩斯模型的特征。在長期內,產能利用率的提高使貨幣供給提高,以順應較高的經濟活動水平。然而,當實際產能利用率超過計劃產能利用率時,通貨膨脹使央行限制貨幣供給的增長。如果后一效應較強,經濟將收縮,并回到長期均衡(此時,實際的和計劃的產能利用率相等)。因為利潤率和增長率也將回到最初水平,反之亦然。這顯示了馬克思模型的特征,即總需求對長期經濟增長并無影響。 在迪梅尼爾和賴維的模型中,央行充當了理性調節者的角色。實際上,貨幣供給與產能利用率及價格之間的變化關系無法得到精確計量,進而央行也無法作出反應,迪梅尼爾和賴維的分析顯然具有新古典化傾向。而且,即使央行控制了名義利率,也不一定能控制實際利率,因此調整貨幣供給量以改變實際利率,進而影響產能利用率和經濟增長的程度便要大打折扣。另外,貨幣供給對總需求的影響并非是雙向的。當經濟高漲時這種機制容易起作用,但經濟蕭條時并不一定會增加總需求。更為重要的是,迪梅尼爾和賴維模型的長期分析沒有考慮收入分配的生成機制及其衍生效應。如果收入分配內生化,總需求的變化會導致勞動及資本的收入份額發生變化,進而對長期經濟增長產生影響。由此我們必須對迪梅尼爾和賴維模型的長期分析進行重新審視。 三、模型的重構 我們對迪梅尼爾和賴維的模型進行修正。短期分析和迪梅尼爾—賴維模型沒有區別。在長期內,名義貨幣供給M以外生給定的速度增長,實際貨幣供給m的增長率由下式給定:m^=M^-K^-p其中,^表示增長率,K為資本存量。當m提高時,投資增加,相應的也將增加總需求和提高產能利用率;通脹率依賴于m的水平,較高的m將提升總需求、產能利用率和通脹率;而m的提高也將直接或通過提升產能利用率增加投資和資本積累。當產能利用率達到其計劃水平時,名義貨幣供給增加率比實物資本增加要快。在迪梅尼爾和賴維的模型中,收入分配是不受通脹影響的,因為價格和工資被假定為同比例變動,如果二者變動不成比例,結果會怎樣呢?為此,假定工資隨價格變動并非完全一致,收入分配是內生的。名義工資W根據下式進行調整:W^=pT+δ(p-pT)-δ<1,表明貨幣工資根據目標通脹率變化而調整,但調整對于實際通脹率和目標通脹率的偏離是不完全的。這樣,迪梅尼爾和賴維的模型中的實際工資便不是常量,用名義工資W和價格水平P來表示,即WP,可得長期經濟增長率g為:g=sc1-α0(WP[])ud(1)式(1)中,sc為資本家的儲蓄率,α0為單位產出的勞動需求,ud為計劃產能利用率。當產生通貨膨脹時,如果名義工資提高的幅度大于價格上漲的幅度,WP將提高,勞動份額上升,經濟增長率則下降,反之亦反。這說明經濟增長是利潤導向型的,其前提是儲蓄必須自動地轉化為投資,這需要合理的貨幣政策等手段予以解決,否則便會出現凱恩斯的“節儉悖論”。投資需求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主要依靠儲蓄的增長,當經濟發展到比較高的階段,投資需求將改變對儲蓄規模的依賴,并受到儲蓄如何轉化為投資機制的約束。勞動份額的上升不但不會抑制經濟增長率的提高,反而會擴大總需求,從而提高經濟增長率。此時,經濟增長便不是利潤導向型而是工資導向型的。假定工資收入全部轉化為消費需求,式(1)則改寫為:g=1-α1(1-WP[)]ud(2)式(2)中,α1為單位產出的資本需求。同樣,當產生通貨膨脹時,如果名義工資提高的幅度大于價格上漲的幅度,WP提高,勞動份額λ上升,經濟增長率則上升,反之亦反。綜上,不論是利潤導向型還是工資導向型的經濟增長,這個模型都意味著總需求在短期有影響,對經濟的長期增長也有影響。需求和供給有不同的決定因素,資本、勞動等供給因素能否進入生產過程成為經濟增長的實際決定因素,與總需求高度相關。同時,收入分配狀況的不同也改變著經濟增長速度。 結論 本文考察了總需求在馬克思增長理論中扮演的角色,馬克思沒有考慮總需求在長期增長中的影響,這一點和古典及新古典模型相似,和羅賓遜、卡萊茨基等人增長模型的結論則相反。以迪梅尼爾—賴維模型為代表的一些理論,引入貨幣政策來研究馬克思增長理論的長期均衡,試圖證明長期經濟增長與總需求無關。迪梅尼爾和賴維的模型有著完美的邏輯形式,但結論卻是與事實相悖的。假定與事實不符,模型的變量與參數也無法確定和計量,因此理論上的長期均衡無法在現實中實現。而且,如果在長期內受價格變動影響的收入分配是內生的,盡管有央行的穩定政策,長期增長也并非獨立于總需求。實際上,總需求對長期增長無影響只在特定的條件下成立,這些條件與長期內收入分配、產能利用的外生有關。如果放棄這些變量的外生性假定,總需求將影響長期經濟增長。 總需求不僅與短期經濟增長有關,而且也影響著經濟的長期增長,因此,對于長期經濟增長,不但要關注資本、勞動及技術等供給要素的貢獻,大力增加生產要素的有效供給,而且必須通過貨幣、收入分配等政策手段,提高產能利用率及改變需求結構,以調節總需求,進而實現經濟的長期均衡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