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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試圖運用可持續發展和生態經濟理論，在已有的評價可持續發展指標研究基礎上，探討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社會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這一指標體系以系統方法構造，分四個層級，對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社會經濟發展的評價具有一定的價值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發展；指標體系
一、構建生態經濟區評價指標的基本原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人類提出了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根據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1987）的描述，可持續發展應建立在生態可持續能力、社會公正和人民積極參與自身發展決策的基礎上。它是在協調人口、資源、環境、經濟與社會相互關系的基礎上，促使人類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沙掷m發展所追求的目標是，既使人類的各種需要得到滿足，個人得到充分發展，又要保護資源和生態環境，不對后代人的生存和發展構成威脅；衡量可持續發展主要有經濟、環境和社會三個方面的指標，缺一不可[1]。龔建華（1996）把可持續發展分為低、中、高三層次：低層次的可持續發展是指在資源和環境得到合理的持續利用、保護條件下，取得最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低層次的可持續發展理解著眼于區域的，它具有可操作性。中層次的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需求能力，既符合局部人口利益又符合全球人口利益；最高層次的可持續發展就是要保持人和自然的共同協調進化，達到人和自然的共同繁榮。為達到這些層次，楊多貴等認為（2002）必須對可持續發展的能力進行建設：即決策能力建設、制度能力建設、人力資源能力建設、經濟發展能力建設、生態環境能力建設、社會進步能力建設和道德約束能力建設。
生態經濟是可持續發展思想的具體體現。它是自然生態與人類生態相統一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其核心是“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2]。自然生態涉及到環境保護與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利用；人類生態涉及到人口、人類的文明程度和社會和諧程度等。在我國目前情況下，發展生態經濟應該重點考慮生態保護、生態恢復和生態產業三方面問題，首先進行生態保護，在此基礎上，進行生態恢復，建立生態型產業；它的理想狀態是在生態得到很好恢復后，建立生態和經濟動態平衡發展。李周（2008）認為實現生態經濟有三個切入點：一是以生態系統作為對象，考察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二是通過利益相關者的協商、合作和學習，形成具有多贏性質的解決生態問題的方案；三是進行技術和制度創新，規范人類行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經濟與生態協調。
生態經濟區，理論上是指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實現了協調發展、各個領域達到了可持續發展目標要求的區域；但在我國社會經濟建設實踐中，生態經濟區也可以是指，將一定范圍的行政區域劃作一個生態系統，在這個系統內，以經濟社會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為基礎，以經濟生態化、生態經濟化為主攻方向，集經濟、社會、文化、制度、環境和人類行為方式的生態化轉型為一體的生態文明建設[3]。生態經濟區建設以可持續發展和生態經濟為理論基礎，是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類型及其演進
（一）單指標類型。這一類型是使用一個指標來評價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整體或某一方面可持續發展狀況與趨勢。
20世紀70年代，人們提出了綠色GDP指標，以確切表達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量和質；公式表示為：綠色GDP =傳統GDP-自然部分的虛數-人文部分的虛數，其中“自然部分的虛數”包括環境污染所造成的環境質量下降、自然資源的退化與資源配比不均衡、長期生態質量退化所造成的損失、自然災害所引起的經濟損失、資源稀缺性所引發的成本和物質、能量的不合理利用所導致的損失等。“人文部分的虛數”包括因疾病和公共衛生條件導致的支出、失業造成的損失、犯罪造成的損失、教育水平低下和文盲狀況導致的損失、人口數量失控導致的損失和管理不善（包括決策失誤）造成的損失[4]。
1995年，世界銀行提出“擴展的財富” 指標（也稱新國家財富指標）來衡量全球或區域的發展，“擴展的財富”包括“自然資本”、“人造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它們一起構成了評判各國或地區真實“財富”和發展的動態變化的標尺。綠色GDP指標和“擴展的財富” 指標是評價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整體可持續發展狀況與趨勢。
Brown M.T.和Ulgiati S.（1997）提出了能值可持續指標ESI，它基于“能值”理論，該理論用環境負載率衡量系統過程的環境影響；Daly和Cobb（1989）提出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福利指標(WMDS)，它以個人消費為基礎，用來衡量社會成員的生活質量。這兩個指標都是從某一方面評價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可持續發展狀況與趨勢。
（二）復合指標類型。這一類型比單指標復雜些，由幾個指標共同評價可持續發展問題，但是指標結構相對簡單。復合指標類型的研究很多，然而比較典型的是下面兩種。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DP（1990）提出人文發展指數（ HDI），是測定可持續發展的復合指標，由預期壽命、教育水準和生活質量三項基礎變量所組成。英國政府（1994）提出的可持續發展指標，它涵蓋4方面，即必須保持經濟健康發展、不可再生資源優化利用、可再生資源可持續地利用和人類活動對環境承載力所造成的損害及對人類健康和生物多樣性構成的危害最小化。
（三）系統性指標類型。這類指標體系試圖從理論層面去解析可持續發展的本質特征，并將它們統一在一個系統模型中。人們以系統理論和方法去構建指標體系，它們突出的特點是綜合協同，很好體現了“發展度”、“協調度”、“持續度”三者的協調關系。#p#分頁標題#e#
牛文元等（1993）提出的可持續發展度，是從生存支持系統、發展支持系統、環境支持系統、社會支持系統和智力支持系統等五大方面測度一個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共213項測算指標。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UNCSD）（1996）提出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包括 134 個指標：社會指標（41個）、經濟指標（23個）、環境指標（55個）、機構指標（15個）四類，每類指標都包括了檢驗影響可持續發展的人類活動、進程和模式的驅動力指標、用于檢測可持續發展過程中各系統狀態的狀態指標和用于檢測政策的選擇和其它人類活動的響應指標。
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2002）根據人口、資源、環境、經濟、技術、管理相協調的基本原理，通過對各要素外部關聯和內部自洽的邏輯分析，設計了一套“五級疊加，逐層收斂，規范權重，統一排序”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具體為為總體層、系統層、狀態層、變量層和要素層五個等級?？傮w層表達可持續發展的總體能力；系統層包括生存支持系統、發展支持系統、環境支持系統、社會支持系統、智力支持系統；狀態層為代表系統行為的關系結構；變量層為47個“指數”，反映狀態的行為、關系、變化等的原因和動力；要素層有249個指標，為可測的、可比的、可以獲得的指標及指標群，對變量層的數量表現、強度表現、速率表現給予直接度量[5]。
此外，還有其它類型的評價可持續發展的方法，例如構建模型，在此也稍作說明。William Rees（1992）和Wackernagel（1996）提出的生態足跡模型，衡量人類對自然資源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界為人類提供的生命支持服務功能的方法；Prescott和Allen（1995）提出的可持續性的晴雨表模型等，這類方法為可持續發展的定量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單指標類型便于從宏觀角度考察，目前有一些國家或地區便用綠色GDP衡量其發展狀況；復合型指標體系具有很好的可操性，因此它是到目前為此，研究和應用最多指標類型，但它們難以對各具體事項的跟蹤評價；屬于多層次的、龐大的和具有理念性結構的系統性指標體系，還只有少數的幾個，并且操作起來較復雜。針對生態經濟區建設的評價指標，到目前為此并沒有系統的研究。下面本文想在前人對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的研究基礎上，初步探索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評價的指標體系。
三、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鄱陽湖生態經濟區位于我國中部省份--江西省的北部，它以我國最大的淡水湖--鄱陽湖為核心，包括該省38個縣、市、區，國土面積為5.12萬平方公里，按2008年末的數據，區內人口有2006.6萬人。這一區域還屬于我國欠發達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我國東部比較有相當大的差距；水土流失依然嚴峻，特別是由水土流失帶來的面源污染比較嚴重。不過它的自然資源優質豐富，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較強，其中有機食品產量居全國前列，是魚米之鄉和我國重要的商品糧油基地。隨著2009年國務院對《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的批復，該生態經濟區發展規劃上升為國家戰略層面。
顯然，從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現狀可以看出，該生態經濟區還沒有達到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區內大多數領域還沒有達到可持續發展；這個生態經濟區的設立，目的是要在區內實現經濟、社會、文化、制度、環境和人類行為方式的生態化轉型。因此，該生態經濟區前期建設的重點應該是在生態保護基礎上，進行生態恢復，規劃和建立生態產業，使經濟生態化；這個生態恢復包括自然生態的恢復和人類社會生態的建設。本文也主要探索這個時期的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的評價指標體系。
（一）建立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評價指標體系的原則和基本思路
生態經濟區是“社會—經濟—自然”的復合系統，區內一般人口眾多，地域廣闊，生態環境復雜，既有眾多的城市，也有廣闊的農村。因此，評價指標的遴選要符合指標選取的一般原則的同時，還應該有更嚴格的要求。
1、建立該指標體系的基本原則
(1) 科學性原則，各指標能反映區內生態恢復和經濟生態化的程度以及可持續發展的內涵。
(2)全面系統性原則，能夠反映區內人口、資源、環境、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情況。
(3)可操作性原則，各指標必須概念明確，選取時充分要考慮數據的可獲取性、可靠性與穩定性。
(4)層次性原則，生態經濟區系統宏大而復雜，全面反映問題的指標體系一定要結構清晰、層次分明，能夠說明不同層級的問題。
(5)相對獨立性原則，在同一層次的指標要相互獨立，上下層對應的指標要相互關聯。
(6)區域性原則，要考慮到生態經濟區建設的地方特色。
(7)動態性原則，一定時段內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相互作用不斷演進，作為評價指標，一方面要客觀地描述發展現狀，另一方面，要在動態過程中，較為靈活地反映區域發展的程度。
2、建立該指標體系的基本思路
鑒于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本身的復雜性和建設的分階段性（前期主要是生態恢復和生態產業建設），如果建立單一指標或復合指標類型的指標體系，都不能從微觀上督促人們方方面面的生態恢復和生態產業建設工作，因此本文試圖用系統的方法建立評價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狀況的指標體系，不過特別注重具體指標的可操作性和對各主要事項的跟蹤評價。在總的體系下，按生態區內環境、社會與經濟協調發展理論，建立三個子系統：自然生態恢復與保護子系統、社會發展子系統、經濟發展子系統；每個子系統均以狀態指數、活力指數和協調度來分別描述自身的發展現狀、可持續發展的潛力和對環境與社會的影響；然后每個子系統分別在狀態指數、活力指數和協調度的下一層級構造具體的行為度量指標。#p#分頁標題#e#
（二）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科學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架構
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科學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由四個層級組成，第一層級為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社會經濟發展綜合指數，第二層級為三個子系統，第三層級為狀態指數、活力指數和協調度，第四層級為具體的行為度量指標，每一指標都經過反復比較和篩選，在優先考慮它的可操作性基礎上，力求能對第三層級進行描述。
1、自然生態恢復與保護子系統
（1）自然生態狀態指數。這一指數主要是為了說明環境與自然資源等在評價時點的狀況，特別是自然生態的恢復情況。它由以下具體指標構成：① 天然濕地面積；② 鄱陽湖水質指數；③ 植被覆蓋率或森林覆蓋率；④ 生物種類或標致性生物總量；⑤ 區內耕地總面積；⑥ 可再生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率與再生率之比；⑦ 不可再生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率與可持續性替代品開發速率之比。
（2）自然生態活力指數。這一指數主要是為了說明環境與自然資源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潛力，它由以下具體指標構成：① 土地產出增長率；② 水資源產出增長率；③地均綠色GDP；④ 城市單位建筑用地第二、第三產業產值；⑤ 資源生產率，指當年區域GDP與直接物資投入量的比值。
（3）自然生態協調度。這一指數主要是為了說明環境與自然資源恢復和保護程度，它由以下具體指標構成：① 退化土地恢復率；② 廢棄物的循環利用率，不僅包括消費后廢棄物的循環再利用，還包括生產過程中對生產過程產生的廢棄物的循環利用；③ 污染物的可持續排放率與被回收、吸收或由環境無害處理速率之比。
2、經濟發展子系統
（1）經濟發展狀態指數。這一指數主要是為了說明經濟發展的現狀，特別是生態產業的建立情況。它由以下具體指標構成：① 綠色GDP；② 工業增加值；③ 第三產業比重；④ 生態產業產值占GDP比重；⑤ 人均GDP；⑥ 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⑦ 農民年人均純收入。
（2）經濟發展活力指數。這一指數主要是為了說明社會經濟發展的潛力，它由以下具體指標構成：① 經濟增長速率；② 科技投入占GDP比重；③ 信息產業產值占GDP比重；④ 公路里程數；⑤ 年外商（區外）投資額；⑥ 年對外（區外）貿易額；⑦ 區內金融、資本市場籌融資增長率。
（3）經濟發展協調度。這一指數主要是為了說明經濟發展對環境的影響與社會的作用，它由以下具體指標構成：① 單位GDP能耗；② 環保投資占GDP比重；③ 單位GDP水耗；④ 單位GDP污水、廢氣、廢物排放量；⑤ 人均生活用電量；⑥ 教育資金投入增長率。
3、社會發展子系統
（1）社會發展狀態指數。這一指數主要是為了說明社會發展的現狀，它由以下具體指標構成：① 城市化率；② 恩格爾系數；③ 基尼系數；④人均醫療資源；⑤ 社會犯罪減少率或刑事案件發生率；⑥ 人口結構。
（2）社會發展活力指數。這一指數主要是為了說明社會經濟發展的潛力，它由以下具體指標構成：① 平均受教育程度或人均教育資源；② 萬人中具有高等學歷人數；③ 萬人中科技人員人數；④ 人均地方財政收入，它反映政府的調控能力，這一指標應該有一動態的標準值，但也并非超高越好。
（3）社會發展協調度。這一指數主要是為了說明社會發展對自身與環保以及經濟的影響，它由以下具體指標構成：① 社會保障覆蓋面；② 中等教育普及率或高等教育普及率；③ 萬人中環保工作人數；④ 人口自然增長率。
至此，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科學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已構建完畢。在此基礎上，可以通過相關領域專家確定第四層級度量指標的分值標準，依此可以對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過程中的各個方面進行跟蹤評價與監督；然后，咨詢相關專家確定不同層級各指標的權重，利用指標評分法和層次分析法就可以算出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社會經濟發展綜合指數，對整個生態經濟區建設又能進行宏觀的評價。在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前期建設過程中，這一指標體系應該具有一定的評判價值。
參考文獻：
[1] 譚崇臺等，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M]，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0，p.625.
[2] 王松霈，生態經濟學為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基礎[N]，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0.8.19
[3] 江西省社科院課題組，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欠發達地區經濟生態化與生態經濟化模式的探索[J]，江西社會科學，2008.8
[4] 楊多貴、周志田、陳劭鋒，發展觀的演進——從經濟增長到能力建設[J]，上海經濟研究 2002.4
[5] 陳明等，可持續發展概論[M]，冶金工業出版社，2008
[6] 龔建華，論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與概念[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1996.9
[7] 李周，中國生態經濟理論與實踐的進展[J]，江西社會科學，2008.6
[8] 劉傳詳、承繼成、李琦，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論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1996.6
[9] Daly.H., Beyond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M] Boston: Beacon Press , 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