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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曹婧 單位：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共通感的喪失與通識教育的必要性
“教育的目的是將人與人，現在與過去聯系起來，增進人類的思維”［1］，在人與人之間、現在與過去之間建立起聯系的紐帶，有賴于共通感的生成。這種共同感知對于我們的認識有著特別的意義，它為不同的人提供了相同的背景，從而獲得對同一事物的認同?；谶@種共通性，人與人之間具有了一種可交流性。人文主義就存在于“可交流性”之中，因此在伽達默爾看來，“共通感”這一概念來源于人文主義的傳統。伴隨著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的裂縫的生長，尤其是人文學科江河日下，使得人與人之間溝通的主題正在逐漸地減少，人與人之間建立一種共通感的可能性也日漸衰微。人們到處都能顯示專門知識，每個人都僅僅在一個事情上是專家，知識的狹窄化使其無法進入那個超越一切的整體的關聯中。換言之，當我們越來越專業化，不同專業的人之間的交流變得越來越困難，甚至導致人們的淺薄和孤立。大學教育所面對的整全性關懷與專業化之間的緊張關系，正如古希臘神話中的戈爾迪之結，難以理清。僅僅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一所著名的大學應該代表著這樣一種氛圍，它能激發大學生們發揮才智，能使教授和學生重新煥發正在逝去的求知欲望，自由地探索那些人人都應關心的永恒問題，增強學生對整全意義上的敏感性。在一定程度上，通識教育對抗著大學的專業化，通識教育的意義就是把不同專業的學生聚在一起，通過對具有普遍性知識的共同關注而建立一種共通感，以緩解專業教育造成的孤立主義困境，斬斷教育中的戈爾迪之結。長久以來，盡管通識教育一直定義不清，充滿爭議，但它仍然不屈不撓，并且贏得了人們的尊重，喚起他們最勇敢、最熱烈地追求其獨特的莊嚴和深沉。
交流與融通：通識教育的價值所在
“通識教育”與“自由教育”一詞常?；煸谝黄穑踔两换ナ褂?。自由教育（LiberalEducation）也可譯作博雅教育，或通識教育。而出現得晚得多的通識教育（GeneralEducation）也可譯作普通教育。思想是大學的一切，大學的本性就是激發學生求知的熱情，因此不論是通識教育還是自由教育所面對的都是對“學習哪種知識？”這一基本問題的審思。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裂縫“是我們時代最具決定性的知識現象，而且沒有輕松彌合這種裂縫的辦法。它是自由教育危機真正的根源所在，而對那種危機的認真研究就是自由教育本身”［2］。隨著專業化的飛速發展，在今天談論LiberalEducation可能會有些不合時宜，我們一般使用“通識教育”一詞，但是對通識教育的考察必然要回到自由教育本身。自由教育的思想起源于古希臘，其教育對象是與奴隸、工匠相對的“自由人”。在我們論述自由教育時，總是試圖使大學回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回到紐曼，也就是回到對自由知識的不斷追求和探索之中。紐曼認為“自由教育從其本身來看，僅僅是對理智的培育”［3］。自由教育培養的是紳士“，具備有教養的才智，有靈敏的鑒賞力，有率直、公正、冷靜的頭腦，待人接物有高貴、謙恭的風度”，“這些都是廣博知識天生具有的本質。它們都是大學的目標。”［3］在紐曼看來，大學是傳授普遍知識的地方，因此知識選擇的標準是永恒性和普遍性，主要是神學和文學。大學要擴大所要傳授的學科范疇，通過學習這些永恒的普遍的科目以開闊心智，積極探索真理。在紐曼的自由教育理念中，就蘊含著對整全的關懷，對人類共通的、普遍的知識的渴求。
“在專業教育不可避免地強勢興起之后，自由教育的理念仍保留了自己的位置，這正是通過通識教育的形式而得以體現的；形式上是通識教育，精神實質上是自由教育。”［4］在此意義上，自由教育即通識教育的靈魂，因此通識教育具有自由學術或自由知識的基本特征，即普遍性和整全性。相對于專業教育，通識教育意味著我們有必要放棄欲望的直接性，放棄個人需求和私有利益的直接性，去追求那些普遍性的知識。基于此，通識教育的目標就是為不同專業的學生提供具有普遍意義的知識，這種共同的思想儲備有利于幫助學生回答“我們是誰？我們如何處世？”等人生的永恒問題。正如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在《大學一解》中明確指出：“通識之用，不止潤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論，則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在此意義上，“通識”即“通人”，通識教育就是通過對貫通性、普遍性知識的學習，使學生們始終盯住人類的永久價值，在整全性的觀照下面對人事和人生。從字面上分析，與“Liberal”一詞相比“，General”意指“普普通通，一般人接受的”，似乎有點形而下的味道。盡管我們把GeneralEducation譯作“通識教育”，或“普通教育”，但是在提倡通識教育的人士看來，并不是“普普通通，無關緊要”的，而是“廣博開通，人人必識”，即要求學習那些盡可能具有普遍價值的、能通達不同領域的知識。因此“通識”意味著共同的、核心的、必備的，通識教育的價值就是要發掘我們共同的人性要素，在人與人之間建立一種共通感，以應對當下專業化背景下的人與人之間的孤立主義困境。
通識教育自提出以來，它的一個最根本而且至今未變的突出特征就是以人文知識為重心，因為人文知識“關心的將不僅是‘心智’（mind）而且更是‘心事’（heart）。這種新的哲學對于今天和未來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種文化、各種共同體、各種人群的交往產生的問題可能更有積極意義”［5］?；?ldquo;他者性原則”的人文知識維持著對整全的關注，保持對人與人之間的基本的溝通與相互理解的開放性。此外，通識教育的課程大部分都是通過閱讀和討論經典著作的方式進行，一本名著給人們帶來共同的精神實體，并提供了一個話語的共同世界，使人們聯系在一起。換言之，真正的精神上的交流傳達著共同建構起來的認識、情感和價值，因而在這種精神狀態中生成的共通感是一種融通的能力，這種內在感覺使個體為他者、為更普遍的觀點敞開自身，進入人類生活的整體之中。
共通感的生成：通識教育中的經典閱讀#p#分頁標題#e#
“現在對教育來說重要的東西仍是某種別的東西，即造就共通感，這種共通感不是靠真實的東西，而是由或然的東西里培育起來的?，F在對于我們來說，重要的東西就在于：共通感在這里顯然不僅是指那種存在于一切人之中的普遍能力，而且它同時是指那種導致共同性的感覺。”［6］這種普遍的和共同的感覺，實際上就是人們脫離直接性和本能性，向普遍性的提升，是對教化本質的一種表述。“人類教化的本質就是使自身成為一個普遍的精神存在”，赫欽斯、施特勞斯、布盧姆等提出以閱讀經典這一出色的老辦法，以走向某種普遍性，實現人與人、過去與現在的理解和交流。赫欽斯認為，通識教育的核心就是“永恒的學習”，以此“發掘出我們人性的共同點”，并提出通識教育課程“應該由西方名著以閱讀、寫作、思維和說話的藝術組成，再加上數學，它是人類推理過程的最佳范例”［1］。通過這些課程，學生和教授們可以掌握共同的思想儲備及其處理方法，因為“如果教授和學生們都有共同的基本思想，那么從事生理學研究的人和從事物理學研究的人就有可能相互溝通，甚至法學和數學也會開始發現相互之間值得聯系”［1］，這樣便能有效地緩解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專業主義、孤立主義的困境。芝加哥大學的通識教育強調人文經典的教學，通過閱讀經典名著和統整性課程兩種方式發掘人性的共同要素，培養人們理智方面的優點。在赫欽斯看來，西方的名著涵蓋了知識的所有領域，如“柏拉圖的《理想國》是理解法學的基礎；在教育方面對于了解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同樣重要”［1］。在大學的四年中，花一些時間閱讀、討論和消化這類名著，不僅有利于為專業學習做準備，同樣有利于為進一步學習做準備。這種經歷將會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個人的品位和批判精神”，使年輕人能夠在今后的生活中進行明智的思考和行動。此外，人們在大學里讀過同樣的書，有一個共同的理智訓練，為人與人之間真正的交流提供了基礎。一所大學里有不同的學院和系科，除了擁有同樣的校長等其他管理人員，通識教育課程把它們聯系起來，使得學生和教授們相互交流，相互理解。
施特勞斯于1959年6月在芝加哥大學“成人自由教育基本計劃”第十屆畢業典禮上致辭，指出“自由教育在于以特有的小心，研讀最偉大的心靈所留下的偉大的書”［7］，這是對赫欽斯的經典名著課程模式的贊同與支持。如果我們說，只有名著是唯一值得閱讀的書籍，應該不會產生異議。假若我們說，只有閱讀和討論名著才能給人一個完整而全面的教育，恐怕會有不同的聲音。但是回到名著本身，它是人類通過文字保存的不同時代的對話，并且是有關根本性和普遍性問題，以及人的心智方面的主要議題的對話。“自由教育是某種讀寫的教育：某種在文字之中或通過文字進行的教育。”［7］在過去與未來之間，文字使人類的偉大得以顯現“，我們最好從這些最偉大的心靈中選取一位作為我們的榜樣，他因其共通感成為我們與這些最偉大的心靈之間的那個中介。”［7］通過經典閱讀，那些最偉大心靈的獨白成為人與人之間共通感生成的基礎，由此獨白轉換為對話，這種思想的共同交流贈予我們對美好事物的經歷。艾倫•布盧姆在他15歲那年第一次看到芝加哥大學，覺得那些仿哥特式建筑“是指向一條通往偉人相聚之地的學習之路”。面對通識教育的危機，他認為唯一嚴肅的解決方案就是閱讀巨著，即那些公認的經典文本。“只要巨著是課程的中心部分，學生們就會既興奮又滿足，感覺他們正在獨立完成著某件事情，從大學里學到了他們在別處學不到的東西。”［8］通識教育的目標就是幫助學生對自己提出“人是什么？”“、我是誰？”之類的第一位的問題，而名著提出了沒有答案的永恒問題，激發他們持續地關注這些基本問題，并對它們進行思考。“也許更重要的，學生們獲得了共同的經驗和思想儲備，以此為基礎建立起友誼。”［8］
人們哪怕是曾在大學里讀過同樣的一本書，這也是不薄的友誼，至少也為日后留下了共同的記憶。“以明智地運用經典文本為基礎的課程，是通向學生心靈的坦途”［8］，人與人之間更深刻的理解，來源于精神上的心心相印，而名著作為共通性的中介，為學生們提供了溝通的主題，使得基于思想和情感交流而形成的人際關系更為持久、豐富和美妙。在不同的時期，面對大學中人的整全性關懷與專業化之間的緊張關系而編織的“戈爾迪之結”，赫欽斯、施特勞斯和布盧姆的破解方法都是仔細研習文本、傳統的經典文本，但是他們的答案幾乎都遭受到人們的質疑。為什么閱讀名著的方案遭到普遍的反對？毫無例外，幾乎所有的經典名著都被稱作人文著作，在所謂的知識爆炸和科學的不斷進步的事實下，人文科學面臨著共同的敵人，即純粹實用主義者和極端科學主義者，工具化、技術化的學術研究使人們的閱讀變得快速而粗略。當代大學由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3個部分組成，他們對閱讀經典的教育方式沒有多少熱情，因此沒有什么東西可以把不同專業的人們緊密地聯結在一起。在我們的生活中，散漫隨意的閱讀取代了對那些能夠陪伴終生的著作的仔細閱讀，人們普遍認為經典著作對現世的影響力已降到最低點。盡管每個人都希望個性的充分發展，但是人與人之間需要共有的根基。通識教育中的經典閱讀提供了人與人、我們與人類以往的最佳思維聯系的基礎，在“幾何心靈”和“敏感心靈”之間搭建一條“通道”，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共通。
總之，共通感是一種富有生氣而敏銳異常的感覺，它以某種共同的東西為準則“，不把一切歸于自身的功利之上，而是注意到它所追求的東西，并有節制地謙遜地從自身去進行思考”，而這些思考基于“一種對共同體或社會、自然情感、人性、友善品質的愛”［6］。通識教育的確切含義就是讓我們切實地面對這些思考，它并不排斥專業教育，而是通過這些美好的事物，即人類共同的、基本的、必備的要素把人們聯系起來，緩解人與人之間的孤立困境，因為“成為一個人就是與那些各不相同又與我們相似的人一起生活”是基本的人類境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