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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與阻滯，與清末新政進程中的各種矛盾相互糾葛。全國教育會聯合會作為重要的教育團體之一，對于推動近代中國教育改革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①它的成立，與清末民初教育事業發展主導權的爭奪有密切的關系。正因政府與教育界之間對發展教育主導權的爭奪，導致各省教育總會聯合會與中央教育會的先后誕生。民國成立后，這種對立態勢依然延續。圍繞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的研究，廣泛涉及教育立法、教育社團、學制演變、課程標準、國語運動和庚子賠款等領域。然而，深入探討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成立背景及其復雜過程，仍以資料性簡介居多，深入的研究論述相對較少。本文利用官方檔案、報刊雜志、資料匯編等文獻，重點對該會成立的歷史過程進行考察，探討教育主導權的爭奪與全國教育會聯合會之間的關系。 一、新式教育會社萌生與各省教育總會聯合會成立 伴隨著清末新政的不斷深入，新式教育逐漸開始取代傳統教育。對于各級教育主管機關(學部、提學司、教育總會、學務公所)來說，辦理新式教育沒有前例可鑒，由此帶來的管理、經費、師資等問題也是前所未遇，不是通過一紙公文就能夠完全處理和解決。例如，興辦新式學堂，需要增添許多儀器設備，財政需求比以往興辦書院更為迫切，政府卻因財政支絀無法解決；新式學堂中的教學內容增添了許多科學知識，如何教授成了最大的問題，政府明顯缺乏這方面的專門人才。時人尖銳地指出，中國教育未見發達，關鍵在于傳統士大夫以為教育是政府的事業，而不去主動推進地方教育。他們主張，教育只是地方行政之一，政府不過有監督之權與補助之責，其設施如何應該悉聽地方之自為。②所謂的“地方”，是指趨新知識分子及其興辦的新式教育會社。③政府無力解決興辦新式教育中的各種問題，就為新式教育會社得到清政府的承認提供契機。與中央政府束手無策不同，趨新知識分子在辦理地方教育過程中積累豐富經驗。他們或是熱切關注獻言獻策，或是慷慨出資捐款興學，利用地方官、紳、商、學界的力量推進新式教育的開展。他們認識到，國家自強之道在于結合群力，列強競存之道在于講求學術，通過普及教育、開辦學堂、傳播知識、開啟民智。①群體觀念和共同利益的驅使趨新知識分子團結起來，各地的新式教育會社如雨后春筍般涌現。 據統計，清末新式教育會社到1904年達21個。②一種新事物的出現，總是會引起新舊勢力的沖突。起初，這些新式教育會社規則各異、涉足范圍不一。致使地方官“懼其侵占官權”，地方紳董則“怒其奪利”。③為了緩和各方之間的矛盾并保證政府對這些新式教育會社的控制權，清政府對陸續出現的教育會社加以承認并進行整頓。④1906年7月，學部公布《教育會章程》。根據規定，“教育會為全省所公立，而設在學務公所所在之地者，稱某省教育總會；為府廳州縣所公設而設在本地方者(府有專轄之境地，如貴陽安順之類，得于州縣教育會之外另立府教育會，其無專轄之境地者不必復設)，稱某府廳州縣教育會。凡一處地方只許設教育會一所，但如省會之地既設總會．復設同城某府某縣之會者，不在此例”。⑤學部承認教育會的合法地位后，各地新式教育會社紛紛遵章改制為“教育總會”或“教育會”，就連那些原來沒有新式教育會社的地方也開始設立教育會，全國出現興辦教育會的高潮。到1909年各地公開成立的教育會已達723個，會員達48432人。 發展新式教育的困難。迫使清政府希望得到頦式教育會社的幫助。新式教育會社在發展新式教育中與官方的對立，又使清政府擔心發展教育事業的主導權旁落。這種矛盾的心態，在《教育會章程》中有明顯的表現。清政府一面呼吁“中國疆域廣遠，人民繁庶，僅恃地方官吏董率督催以謀教育普及，戛戛乎其難也；勢必上下相維，官紳相通，借紳之力以輔官之不足，地方學務乃能發達”，⑥一面又強調“教育會設立之宗旨，期于輔助教育行政，圖教育之普及，應與學務公所及勸學所聯絡一氣”。⑦教育會輔助教育行政的功能被過分強調，而對教育本身的研究反變成次要目標，學部通過《教育會章程》控制教育事業發展主導權的意圖一覽無余。 清末建立起來的教育會只存在于省以下政區，省級教育會是最高層次的教育會組織?！督逃龝鲁獭奉C布后，除江蘇學務總會改組成教育總會外，其他省區的教育總會也紛紛成立。到1912年前后，江蘇、安徽、福建、江西、浙江、河南、奉天、湖南、云南、直隸、貴州、山西、廣東、四川和湖北等省已紛紛建立起省級的教育總會。⑧限于《教育會章程》，當時并沒有全國性的教育會組織可供各省教育界人士進行交流，各地教育會之間“所從事于聯絡者，函簡往復已耳”。⑨清政府對于教育會的種種限制，特別是全國性教育會組織的缺失，使各省教育總會大為不滿。 在這關鍵時刻，組建時間最早的江蘇教育總會擔負起組建全國性教育組織的聯絡重任。江蘇教育總會前身是1905年11月成立的江蘇學務總會，1906年遵照《教育會章程》更名為江蘇教育總會。 江蘇教育總會大力倡導推行新式教育，是當時各省教育總會中最活躍的一員，其重要成員張謇、唐文治、沈恩孚、袁希濤、楊保恒和黃炎培等人都曾辦理過新式教育。為了推動江蘇教育事業的發展，江蘇教育總會還在省內組建各屬勸學所教育會聯合會。 江蘇教育總會會所設在上海，活動范圍大多局限在上海附近。且各省教育總會與各府州縣教育會并非上下統屬，只是“聯絡統合，以圖擴充整理”的關系。由于沒有統一協調的機構，江蘇教育總會對省內各地的教育事業不免鞭長莫及。1910年10月，江蘇教育總會發起組建江蘇各屬勸學所教育會聯合會，“以審度世界之趨勢，以自定教育之方針，并研究社會之現情，以力圖教育之進步”⑩。該會成立后，不但將江蘇教育總會的影響由上海推進到全省各地，還形成了一個覆蓋全省的教育信息網絡。 對于全國教育事業，江蘇教育總會也頗為關注，其章程中包括有“聯絡各省教育總會，以期共同進化，合于國民教育之宗旨”。⑩江蘇教育總會會長張謇對建立全國性的教育團體有深刻的認識，認為但凡經營每一種事業，“均須有世界之眼光，而后可以擇定一國之立足地；有全國之眼光，而后可以謀一部分之發達”。①1910年3月，江蘇教育總會響應第二次國會請愿風潮，號召各省教育總會及學界選派代表晉京請愿，以解決教育經費問題。②在江蘇教育總會的號召下，各省教育總會及學界在這次國會請愿活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③江蘇教育總會在興辦新式教育中風頭甚勁，具有組建江蘇各屬勸學所教育會聯合會的經驗，且對全國教育事業抱有熱誠態度，組建全國性教育聯絡組織的重任因此落在它的上。1910年初，江蘇教育總會發起各省教育總會聯合會④。廣西、安徽、江西、山東、湖北、直隸、福建、湖南、浙江、河南和山西等11省的教育總會或學界代表共22人(奉天代表因防疫中阻)在1911年4月至5月齊集上海，召開了為期近半月的各省教育總會聯合會⑤。此次會議的組織代表全國教育界的意向，“今聯合會成立，則所謂聯絡各省者，固少見之于事實，而省之見乃無復有存焉者矣。此與會之十一省所聯絡者，猶僅全國之半，而全國教育界精神之交通，蓋自此始”。⑥各省教育總會聯合會發起目的，是為了“溝通各省教育界之知識與情誼，以期對于學部可發表共同一致之意見，對于內部得酌量本地方之情勢，為各方面之進行，務使所持之教育主義勿入迂途，適應于生存競爭之世界”。⑦各省教育總會聯合會成立以后，對涉及全國教育的共性問題，由聯合會呈請學部參酌施行；對各省教育興革則著眼全國，立足地方，由各省代表共作磋商，“全國教育界總聯合，此為第一次?，F在之省教育會聯合會(即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引者注)，即由此遞嬗而來”。⑧它溝通了教育界同仁的信息．密切了全國教育界的相互聯系與合作。⑨二、中央教育會的成立與中央教育會議的籌辦各省教育總會聯合會以代表全國教育界自詡，極度刺激了學部，使其不得不考慮應對之策。學部擬定《教育會章程》時，并無意成立中央一級的教育會。學部成立后的六年里，除設立教育研究所和學制調查局行使教育會的某些功能外，從未建立全國性的教育會，也沒有召集過各地教育會開展任何活動。雖然各地教育會曾有將辦學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通過各種途徑反映給學部的先例，但各省教育總會的大聯合并非清政府所愿意看到。，在各省教育總會聯合會召開不久后，學部即奏請設立中央教育會，“議者至謂中央教育會為各省教育總會聯合會所促成”。⑩各省教育總會聯合會召開以后，學部急急忙忙籌備中央教育會，未免使大家產生各種遐想。消息傳開以后，“人言噴嘖，贊成茲會者有之，嘲笑茲會者亦有之”，使學部大感尷尬。⑩1911年7月至8月，中央教育會在北京正式開會。學部在籌備中央教育會的奏折中指出，“教育理法極為博深，教育業務又益繁重，決非一二執行教育之人所能盡其義蘊”，希望通過中央教育會“匯集無數名家，開議教育事項”。@學部要求召開中央教育會，固然是緩解發展新式教育困難的需要，但通過中央教育會牢牢地掌握發展教育事業的主導權、防止各省教育總會聯合會與之分庭抗禮應是其真實意圖。學部對中央教育會的定位是“召集各項學務人員，在京師設立會所，由臣部監督，會議中學以下各事宜。其中難解之疑問，滯塞之情形，均可藉以溝通，取便措注，以為臣部教育行政輔助之機關”。o這種定位，從中央教育會的代表組成結構可見端倪。與各省教育總會聯合會“以各省教育總會公推之代表為會員，每省各二人(教育總會未成立省份暫由諮議局公推之)”不同@，中央教育會代表分為10類：1．學部丞參及各司司長、參事官、各局局長；2．學部曾派充視學人員；3．學部直轄各學堂監督；4．民政部內外廳丞及民治司司長；5．陸、海軍部軍學司司長；6．京師督學局二人；7．各省學務公所議長或議紳及教育總會會長，副會長，由提學使推舉一人或二人；8．各省學務公所科長及省視學，由提學使遴派一人；9．各省兩級師范及中學堂之監督、教員及兩等小學堂長，由提學使遴派二人；10．著有學識或富于教育經驗者，由學部酌派三十人。①學部本無誠意解決實際問題，不過利用此次會議來保證發展教育事業的主導權。中央教育會的成員主要由相關各級機構選派，大部分屬政府官僚。#p#分頁標題#e# 即使是學部酌派“著有學識或富于教育經驗者”，亦備受外界質疑——“此數十人者，或為政客，或為舊學家，或為實業家，或為古董之鑒賞收藏家。言乎學識，則誠哉有學識也，然而所議非其所學，無怪人且以大請客譏之”。②中央教育會開會期間，學部企圖憑借有利地位使會議按照其意旨進行，引起教育界各方的強烈不滿。教育界要求借中央教育會落實各省教育總會聯合會的議決案，使會議上分歧與沖突頻起。此次中央教育會所通過的十二件議決案，各省教育總會聯合會呈請學部施行的五案(除變更高等教育方法案未曾通過外)，均獲得不同程度的支持，學部的意圖最終落空。③中央教育會上的分歧與沖突，實質上隱藏當時政府和教育界之間發展教育事業的主導權之爭。此舉開了教育界與政府角力的先例，并為以后兩者之間的較量埋下了伏筆。 辛亥革命爆發后，一度作為學部咨詢輔助機關的中央教育會無形消亡。1912年7月，教育部“為謀教育改良進步，亟欲征集全國意見、討論方法”，在北京召開臨時教育會議。④時任教育總長蔡元培對臨時教育會議期望甚高，在會議開幕之時表示：今日之臨時教育會議，即中華民國成立以后第一次之中央教育會議。此次會議，關系甚為重大。因有此次會議，而將來之正式中央教育會議，即以此次會議為托始；且中國政體既然更新，即社會上一般思想，亦隨之改革。此次教育會議即是全國教育改革的起點。此次議決事件，如果能件件實行，固為重要關系；即使間有不能實行者，然為本會已經議決之案，將來亦必有影響。⑤臨時教育會議有繼承清末中央教育會的味道，當時出席會議的有各省區及華僑代表56人，來源有四：由教育總長延請者，由各行省及蒙藏各推舉二人、華僑一人，由教育總長于直轄學校職員中選派者，由教育部咨行內務、財政、農林、工商、海陸軍各部派出者。因政黨派系和地域差異的原因，各界代表無論討論什么問題都要大起爭執。某些議題須由總長裁決才能暫時平定下來。在一個月的會期中，原定九十二件議案只議決了二十三件。到了原定的閉會日期，大部分提案還沒有討論就草草收場。 臨時教育會議閉幕不久，中國陷入混亂局面，許多教育方針政策還沒有來得及實施便成為一紙空文。戰端頻開和國庫空虛使教育部變成天下“第一窮部”，“富有勢力者，類唾棄不顧”。⑥繼蔡元培之后，范源濂也在1913年1月辭去教育總長職務。此后繼任的各屆教育總長除1916年重任的范源濂外大都為政客官僚，而非教育專家。劉冠雄以海軍總長兼署，陳振先以農林總長兼署，董鴻秫、汪大燮和蔡儒楷則是科舉出身的舊官僚，對新式教育并不十分熟悉。嚴修倒是曾專門出洋考察教育，可惜未能到任。以上諸人對新式教育皆無濃厚興趣，出掌教育部大多存“三日京兆”之心。這一時期，教育部不僅沒有經濟能力應付耗資巨大的新式教育之需，而且根本無暇規劃和控制教育的發展，大部分教育問題只得交由教育界自行處理。教育部“原定于每年夏間招集各省現司教育官員開設教育會議，討論各種問題，以資教務進行”，卻并未如期在民國二年(1913)召開中央教育會議。 1914年5月，曾短期留學日本、對新式教育有一定認識的湯化龍出任教育總長。湯化龍上任之后，決心仿照臨時教育會議召開中央教育會議。但“教育部現時雖有開議之意，奈因時期已遲，不便招集，且復有預算之關系，竟難實行”，只得“決于年內先籌辦議事之準備，俟明春通告各省再行開會”。⑦8月，湯化龍開始籌備中央教育會議，人員組成包括立法院議員二人、教育部司長二人、視學員一人、內務部民治司長一人、財政部會計司長一人、陸海軍部軍學司長各一人、農商部代表一人、國立圖書館和博物館館長各一人、教育部直轄各校校長各一人、各省及蒙藏行政員教育總會各選代表一人、華僑教育界代表，南洋推選二人，美洲、日本各一人，中央教育會議的雛形似已呼之欲出。①1915年2月，湯化龍又表示“對于小學、師范、中學、實業、社會五項教育有許多討論之點，擬召集中央教育會議”，“關于五項教育各議案，湯總長已親自書出”。②教育部召開中央教育會議，其目的就是控制發展教育事業的主導權，會議人員的組成也充分體現了這個意圖。只是民初政局的動蕩注定中央政府重視教育不過是口頭承諾，并無實際行動。湯化龍對此十分失望，不久之后提出辭職。后雖經袁世凱挽留而留任，中央教育會議卻無疾而終。正當中央教育會議的籌備陷入僵局時，各省教育會籌組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的呼吁卻進行得如火如荼。 三、直隸省教育會與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的成立 政府即將召開中央教育會議的傳聞散播之時，各省教育會開始謀求聯合。與中央教育會一樣，清末成立的各省教育總會聯合會只召開一次會議便停止活動。“此次呈學部之五案均極重要，而影響及于民國初元之教育”，給各省教育界留下深刻印象。③臨時教育會議閉會后不久，北京政府教育部在1912年9月公布了《教育會規程》。按照《教育會規程》的規定，教育會“以研究教育事項，力圖教育發達為目的”，分為省教育會、縣教育會和城鎮鄉教育會，“得互為聯絡，不相統轄”。各級教育會以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為研究事項，研究所得建議于教育官廳并處理教育官廳委任事務，“不得干涉教育行政及教育以外之事”。④《教育會規程》頒布以后，各省教育總會紛紛更名各省教育會。與《教育會章程》將教育會定位為“輔助教育教育行政機關”的角色相比，《教育會規程》將教育會完全置于教育行政機關的控制之下，局限于研究教育的范圍內。 此后事態的發展卻與教育部的意愿大相違背。 根據《教育會規程》規定，教育會“不得干涉教育行政及教育以外之事”，教育界人士大多采取置之不理的態度。1914年4月，直隸省教育會“以教育司設于行政公署之內，非獨立機關，恐于教育進行見效較難”，呈文袁世凱“請規復提學使司舊制”。這份呈文引發了全國各省教育會倡導組織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的熱潮。當時“奉政府批示，允交政治會議與教育部之規劃、各省教育司說帖并案核議”，但“新省官制公布，教育僅為政務廳內之一科，名位更不逮教育司”。⑤直隸省教育會未達到目的，繼續聯合北京、山東、奉天、山西、黑龍江、陜西、湖北、安徽、江西、湖南和廣東等省區教育會共同呈文袁世凱，要求教育行政獨立。⑥各省區教育會要求教育行政獨立的要求送達袁世凱后，“袁總統與徐國務卿日前開會”，“謂將與湯總長熟商以后，取決于中央教育會議云”。⑦顯然，北京政府并不愿意各省區教育會插手教育行政，才以中央教育會議作為擋箭牌。對于各省區教育會來說，中央教育會議完全以教育部為主導，這個結果是難以令人滿意的，反而更堅定各省區教育會聯合的決心。繼各省區教育會聯合要求教育行政獨立以后，浙江和奉天等省教育會一度有意聯絡召開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最終促成此事的，是在教育行政獨立事件中起帶頭作用的直隸省教育會。#p#分頁標題#e# 1914年8月，直隸省教育會會長張佐漢上書教育部要求召開全國教育會聯合會。⑧中央教育會議既仿清末中央教育會為“輔助中央教育行政機關”，各省教育會另仿清末各省教育總會聯合會而組一聯絡機構“為中央之補助”亦屬應然之舉。對于直隸省教育會要求召開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的要求，教育部不久便批復，“據詳擬開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共同討論教育事宜，可謂知所先務，事屬可行，即悉心籌備，屆時由部派員蒞會可也”。獲得教育部的批準后，直隸省教育會便向各省區教育會發出邀請，“推選代表三二員，于明年陽歷四月二十號前后，一律到津與會，并請將代表人員額數推定后，先行函達，以便籌備一切”。⑨某些未曾成立教育會的省區，則商請各省巡按使公署教育科“指派代表赴會”。由于事關教育，直隸省教育會還先后致函宣武上將軍、陸軍部、北京蒙藏院、內務部和農商部，要求派員參加。各方對于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的籌備寄予厚望，“然則我國教育真有感奮之希望耶?前清時開教育聯合會，刺激未甚也。今則對外對內莫不受無限刺激而人皆有窮而思本之心，故教育界尤宜注全神于此會。”①江蘇省教育會因為未曾接到直隸省教育會的邀請書，情急之下致電該會要求解釋。②其他各省也反應熱烈，“全國人士舉表同情，數月之間，函電往來，推選人員”。③除貴州、廣西兩省未派代表外，其他各省及察哈爾、綏遠各代表陸續到會。④教育部、陸軍部和宣武上將軍均派代表列席，連不打算派員參加會議的北京蒙藏院也表示，“倘貴會對于邊屬教育辦法有研詢事件，仍希函達本院，以憑隨時答復”。⑤1915年4月21日，各省區教育會代表先開關于成立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的預備會議，討論章程。4月23日開成立大會，推舉張佐漢為臨時主席，討論聯合會會章，標志著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的正式成立。 結語 從新式教育會社的蓬勃興起到《教育會章程》的頒布實施，從各省教育總會聯合會的召開到與中央教育會的對立，從中央教育會議的籌辦到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的成立，事實上一脈相承，無不滲透著政府與教育界之間對發展教育事業主導權的爭奪。 每當政局動蕩不安、政府更迭頻繁時，中央政府權威性降低，很難建立起強有力的集權統治，無法對社會進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民間組織往往能夠獲得發展。清末民初處于政局動蕩之中，“教育問題，早已置諸腦后。一般望風承旨之徒，至創為廢學校說。教育行政當局絕不敢有所作為，惟日以‘維持現狀’四字安定人心，俾無沮喪而已”。⑥對于各種教育事務，政府無法處理，教育界卻如魚得水。正當中央育會議的籌備陷入僵局，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得以成立，發展教育事業的主導權最終倒向了教育界。 一旦國家力量得到增強、政府統治趨向穩固，民間組織的發展自然遭到削弱。不僅對國家行政的制衡作用更為有限。甚至原有的獨立自主性也難以長久維持。無論是以前的各省教育總會聯合會，還是后來的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其成員都是各省教育界自行推選的精英人物。加之其屬于民間組織，政府無法控制自然感到尾大難掉。政府欲借助民間力量興辦教育，則以官方主導的中央教育會和中央教育會議為當然首選。至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全國教育會聯合會不得不停止公開活動，最終被官方控制的全國教育會議正式取代，中央教育行政機新掌握了發展教育事業的主導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