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農村籍大學生教育公平發展現狀，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農村籍大學生① 就業困難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在高等教育大眾化，大學生就業持續低迷的背景下，農村籍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日益凸顯，成為高等教育的一大新難題。經過就業市場多年的洗禮，高校畢業生就業群體已經細化和分化。與來自城市的學生相比，農村籍畢業生的求職難度更大，不但求職渠道比較單一，而且就業質量較低。 從求職渠道看，大學畢業生的求職渠道主要包括:各種形式的招聘會;通過朋友和親戚得到招聘信息;專業的求職網站;直接向用人單位申請等。農村籍大學生一般都通過招聘會或專業的求職網站求職，很少有通過社會關系而就業的。近年來，大學招聘會的成功率在下降，而畢業生所享有的社會資源卻成為就業的重要保證。據調查，來自農民與農民工家庭的畢業生最主要的求職渠道是“參加大學組織的招聘會”，而來自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私營業主、企業經理人員、辦事人員家庭的畢業生則是“通過親友得到的招聘信息”［1］。 從大學畢業生初次求職成功的渠道看，在2009屆畢業生中，“211”院校畢業生30%是參加大學招聘會，14%是通過朋友和親戚得到招聘信息;非“211”本科院校畢業生18%是參加大學招聘會，20%是通過朋友和親戚得到招聘信息;高職高專院校畢業生15%是參加大學招聘會，26%是通過朋友和親戚得到招聘信息［2］。這說明，社會關系是就業中僅次于招聘會的一條重要渠道，并且這一現象還有進一步強化的趨勢。2009屆無論哪一層次的學校畢業生，通過親友得到招聘信息而就業的比例都比2008屆的有所增加，而大學招聘會的成功率則大幅度下降。從上述數據可以得到的另一個結論是:所就讀學校的層次越低，通過社會關系而就業的大學生比例越大。 農村籍大學生就業質量也較低(本文以雇主性質和畢業后半年的薪資水平衡量來就業質量)。農村籍大學生畢業后受雇于民營企業或中小企業比例較大。從云南農業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數據看，農村籍大學畢業生就職于私營企業的占48%，就職于國有大中型企業的占21%，只有23%的農村籍大學生在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就業。而城鎮學生54%進入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就業，在國有大中型企業就業的占19%［3］。從全國范圍看，來自農民與農民工家庭的畢業生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最低，而他們入學的高考平均分卻高于其他社會階層的子女［4］。在2008屆和2009屆畢業生中，農村籍大學生畢業半年后的平均月薪在各階層中分別排在倒數第一位和倒數第二位。由于受雇于民營企業，收入低，專業不對口，離職率較高，很多人成為大城市里的“漂族”(又稱為“蟻族”)。京滬深周邊的大學生漂族更多來自經濟不發達地區，他們的家鄉多為地級及以下城市或農村。在2009屆大學畢業生中，來自農民與農民工家庭的本科畢業生在低收入的就業漂族中占50%以上，而來自管理階層家庭的畢業生在低收入的就業漂族中僅占10%［5］。這些低收入就業漂族畢業半年后的月薪約相當于同屆畢業生全國平均月薪的一半［6］。 由于就業困難，部分成績優異的農村籍畢業生在家庭經濟狀況不好的情況下，被迫選擇讀研，這導致農村籍大學生在國內讀研的比例比較高。在2008屆畢業生中，占本科畢業生約45%的農民和農民工家庭的畢業生占一畢業就讀研人數的50%［7］。很多讀研的學生并非熱愛學術研究，而是為了就業。在2009屆“211”院校畢業生中，因為就業問題和職業前景而讀研的比例高達66%，僅有14%的學生因想做學術研究而讀研［8］。在非“211”本科院校，這一比例更低。同時，求職的區域越廣，所需的求職費用(主要包括交通費、住宿費等)也越高，很多貧困生因為無力承擔高額的求職費用而放棄了一些本來就難得的應聘機會。綜合來看，農村籍大學生就業難度大，就業質量較低，在就業市場上處于絕對的弱勢地位。 二、農村籍大學生就業困難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資源配置失衡 造成農村籍大學生就業困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農村籍畢業生缺乏社會關系，沒有背景，在應聘中處于劣勢。在就業競爭中，城市學生的父母利用本身的社會資源為子女就業提供幫助，他們甚至可以直接通過關系決定子女的就業。很多國企(如壟斷、半壟斷型國企)、行政事業單位對其員工子女招聘有內部指標，外人根本沒有機會。這使得理應同等的就業機會，事實上隨出身階層而異。其二，用人單位對農村籍畢業生的就業歧視。一方面，農村大學生綜合素質(談吐、氣質、見識)一般不如城市大學生，在面試中處在劣勢;另一方面，部分用人單位出于自身利益考慮，更傾向于錄用有社會關系的大學生。他們被認為可以為單位帶來更大的利益。這些單位還擔心農村大學生因為生活壓力大、負擔重而影響工作。農村籍大學生就業困難最主要的原因是教育資源配置失衡。教育資源失衡使得農村籍大學生在與城市大學生的就業競爭中從源頭(在小學享有的教育資源)到終點(就業機會)都處于劣勢地位。教育資源失衡導致農村籍大學生在重點高校就讀的比例偏低，就讀的學校層次普遍較低，進而使得他們在以名校為導向的就業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我國基礎教育領域長期實行的是一種“等級化的學校制度”，在教育資源配置上形成了先城市后農村、先重點再普通、先市民子弟后農村子弟的資源配置路線。這種“城市中心主義”的價值取向明確地制造學校的差別，城市的學校在師資力量、教學理念和教學設備等方面都遠遠超過農村學校，而農村學校，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學校，設備匱乏，師資流失嚴重。集中了優質資源的城市(含縣城)重點學校吸納了更多的社會優勢階層子女，城市學生擁有更好的教育資源，因而在綜合素質、升學能力方面遠遠超過農村孩子。機會的不平等延續到高考階段。其一，高考試卷出題，測試的內容背離農村教育實際，更有利于在城市生活的學生，如英語考試增加口語和聽力部分、注重綜合素質的考查等都是城市化辦學思維的體現。其二，高等教育招生指標向發達地區傾斜，重點大學多集中在發達地區，在當地的招生比例遠遠高于其他地區。其三，高考制度改革，尤其是自主招生改革，從筆試的組織到面試的安排，都主要從城市學生出發，而較少考慮農村學生的具體情況。通過自主招生進入大學的農村考生人數遠低于城市考生。隨著自主招生參與學校的增加、規模的增大，農村學生的劣勢將更為凸顯。至于加分制度與特長生制度更是與農村學生無關。長期、全面的教育不公平導致“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寒門難出貴子”。農村學生考入大學的不少，但考入名校和重點院校的比例在逐年減少。即使考入重點大學，農村學生也多是就讀于非熱門專業。在清華大學2010級學生中，農村生源占總人數17%，而當年的高考中，農村考生比例占62%。1978－1998年，北京大學來自農村的學子占三成，而自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農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不只北大、清華，關于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表明，中國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自1990年起不斷滑落［9］。即使在農村學生一直占較大比例的農業大學，農村籍大學生的比例也在逐年下降。據中國農業大學公布的統計數據，從2002年至2010年，該校本科新生中農村籍大學生比例一直穩定在30%左右，而在2011級新生中，這一比例首次跌破30%，只有28.26%［10］。那么，在歷年高考中占半數以上的農村籍考生大多去了哪些大學呢?農村學生大多在非重點院校或高職高專就讀。從全國范圍看，就讀“211”院校與非“211”本科、高職高職專的比例，專業人員的子女是1．5∶1．13∶1，管理階層家庭的子女是1．67∶1．33∶1，農民和農民工的子女是0．82∶0．92∶1，農民和農民工的子女就讀高職高專比例明顯高于其就讀于“211”院校的比例［11］。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在哪一類高校，農民與民工的子女的高考錄取分都是最高的［12］。換句話說，即使在克服了教育質量的差距，農村籍學生取得了和其他社會優勢階層的子女相同高考分數的情況下，前者進入的大學也沒有后者進入的大學層次高。其中的原因不僅僅是志愿填報的水平問題，還有很多不公平因素，例如，高校的“點招”名額，沒有任何資源的農村學生很難爭取到。#p#分頁標題#e# 三、農村籍大學生就業難的社會后果 農村籍大學生在整個大學生群體中所占比例高，絕對數量也多。從2008屆畢業生看，他們在“211”院校占41%，在非“211”本科院校占46%，在高職高專院校占50%［13］。比來自其他社會階層的畢業生要多得多。因此，他們的就業困境會對國家的教育事業和整個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1.農村籍大學生就業難將導致社會底層向上流動的渠道變窄，而階層的固化將會加劇社會貧富分化，也使社會失去應有的活力。從古至今，教育一直是底層人士實現向上流動，改變自身命運的一種方式。我國自1977年恢復高考后，一批批貧寒子弟通過高考走上了另一條人生道路，使得整個家庭的階層得到提升，由此實現了階層的跨越，也是“知識改變命運”的有力證明。在這樣的示范效應下，農民家庭通常愿意傾全家之力讓孩子讀書，以求改變命運。然而，近年來，社會底層特別是農民及農民工階層，由底層向中間階層以及更上階層流動的難度越來越大，渠道越來越窄。許多農家子弟畢業后難以在城里找到工作，回到原籍則就業機會更少，被迫在大城市成為漂族，他們多受雇于民營企業等中小企業，收入低，不穩定，發展空間有限，成為城市里新的邊緣人群。即便有出類拔萃者成為白領的，卻發現通過白領之路實現家庭階層的上升同樣艱難。進入21世紀后，白領的地位實際上在降低，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激烈的競爭、行業的外部環境等因素讓白領風光不再。他們的職業上升空間、個人發展機會并不大，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升到領導層或轉而自己創業。為了在大城市安身立命，白領們不得不成為“房奴”，而“房奴”們僅能維持自身的基本生活，對父母及家庭的回報極其有限。因此，待遇優厚、更為穩定的公務員成為大多數人的首選，“進入體制內”成為很多農村大學生提升家庭階層的唯一的希望，但是，經過激烈的筆試和面試競爭最終能夠加入公務員隊伍的畢竟是極少數。“貧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壟二代”等網絡熱詞的流行，也說明人們感到改變命運之艱難。從整個社會看，農村生源大學生通過就業實現從鄉村到城市的遷移既是人力資源資本化的過程，也是農村人口城市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與農民工不同，農村生源鄉城遷移具有永久性的特點，更有利于減少農村人口數量。農村生源大學生就業過程也是我國城市化進程的重要內容［14］。這一過程使得社會充滿活力，奮斗、進取的精神得以弘揚，從而推動了社會的進步。一個好的社會，應該能夠讓底層人獲得平等受教育的機會，更應該給底層人提供通過自身努力而平等上升的機會。不同層次人員的流動，有利于整個社會的和諧，流動越活躍、通道越暢通，社會通常越有活力。只有實現良性流動，社會才能在飛速前進中保持穩定與平衡。相反，如果不能形成合理的社會階層結構和公平、開放的社會流動機制，那么，來自弱勢群體的精英將無法躋身于社會的中高層，無法獲得相應的政治和經濟待遇。近乎停滯的人才流動機制阻斷了下層人向上的通道，無異于掐斷了絕大多數底層人未來的希望，他們會絕望、抱怨、憤懣，這些情緒對整個社會來說是非常危險的。與此同時，社會強勢集團的子女無需奮斗通過世襲就可以輕易獲得財富、社會地位等資源，這不僅有悖于公平，還會使社會缺乏進取和創新精神，有可能引發社會結構性矛盾，甚至導致社會發展的倒退。 2.農村籍大學生就業難使“讀書無用論”在農村重新出現，摧毀了農民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信念，加大了農村普及義務教育的難度，最終導致貧困的代際傳遞。為了脫離貧困階層、改變命運，農民家庭往往傾全家之力讓孩子讀書。在中西部地區，因子女上大學而致貧的農村家庭不在少數。而大量農村生源無業可就的嚴峻現實，使農村學生及其家長看不到讀書帶來豐厚回報的希望，家庭的巨額投資得不到合理補償，家長的積極性嚴重受挫，因此，新一輪的“讀書無用論”在農村地區出現并蔓延。 新的“讀書無用論”直接導致農村的基礎教育受到嚴重破壞。有農民認為，與其舉債讓孩子讀大學，還不如直接打工實惠。有些鄉鎮初中生流失多，高中生出現了大面積輟學，高中教育萎縮。農民子弟放棄高考的也不鮮見。2009年，全國84萬應屆畢業生退出高考，2010年946萬高考考生中，棄考人數接近100萬。棄考的考生中除了少部分考生選擇出國，相當一部分是來自農村的考生。大學生“就業難，收入低”、“昂貴的學費”是農村學生棄考的重要原因之一。更可怕的是，這輪由就業難而引發的“讀書無用論”對普通人精神上、信仰上的巨大打擊。“知識改變命運”是我們這個民族千百年的實踐凝聚起來的對“讀書受教育”樹立的堅定穩固的信仰，也是草根階層奮發進取的精神支柱。當農民企圖通過讀書這條途徑來改變身份、地位、命運而不能時，他們會有信仰破滅后的失望、困惑和迷茫。 “缺乏知識和技能”是最主要的貧困因素。如果新的“讀書無用論”在農村繼續蔓延的話，農村家庭的未來幾乎完全可以預見:大量的孩子輟學、失學，有的連基礎教育都無法完成，這些學歷為高中或高中以下的農家子弟只有兩條路可選:留在農村復制父輩的命運，或者出去在低端產業依靠體力打工。由于缺乏知識和技能，職業上沒有提升空間，也沒有資本，他們中只有極少數人也許能夠創業成功，改變命運，絕大部分人要將父輩的貧困傳遞下去，他們的子女永遠無法與富裕家庭子女站在人生發展的平等起點上，而不得不成為農民或農民工“二代”、“三代”。那些有幸接受了高等教育的農村孩子，由于前文所述的原因而就業困難，很大比例的人在低端產業打工，成為城市里新的低收入階層，少數人依靠能力、機遇進入高收入階層，能夠脫離貧困，實現家庭階層的提升。 相形之下，優勢階層的子女享有了優質教育資源后，大多選擇出國留學或直接移民。據調查，62%的出國讀研的畢業生來自社會管理階層與專業人員的家庭，這個比例是其他家庭出身的畢業生出國留學幾率的5倍，而來自農民和農民工家庭的僅占8%［15］。農民階層的子女因為家庭經濟狀況較差而很難獲得出國留學的機會。另一組數據佐證了這種現象:留學的首要經濟來源依靠父母親友資助的高達86%，依靠國外大學或機構資助的僅占9%［16］。而那些出國留學的學生最終會回國發展嗎?調查發現，我國留學的學生中31%愿意回到中國來工作，愿意留在國外工作的占43%［17］?？梢耘袛啵切┏鰢魧W的優勢階層子女近半數將留在國外，而那些留學回國的和未出國的則因為享有較多社會資源將會獲得高端就業，他們本身或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綜合素質，職業發展空間較大，一般都能得到提升，或有父輩提供的資金和人脈資源支持而創業成功，大多數人最終會成為精英階層，只有極少數最終成為低收入階層。一方面社會優勢階層的子女外流嚴重，另一方面弱勢群體因為教育不公而難以改變命運，這種狀況任其發展下去的話，令人擔憂。國家優質教育資源培養的高素質人才大量外流到其他國家，留在國內的大多是沒有接受過良好教育的廣大底層人士，以至于形成日益固化的社會階層結構、貧富嚴重分化的社會現狀。這種人為的人口逆淘汰過程浪費了國家的教育資源，更不利于國家的長遠發展。教育資源的失衡是社會貧富分化的表征，又將加劇社會的分化和對立。教育不公是最大的群體歧視和影響最深遠的社會不公平。由教育問題引發的公民在發展起點上的不公正，將造成社會財富分配的“馬太效應”，最終會影響到社會的均衡發展和持續發展。#p#分頁標題#e# 如果說緩解就業難才能夠破解“讀書無用論”的話，那么均衡教育資源，甚至教育資源向農村傾斜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 為此，必須引進教育公平機制，國家和社會都責無旁貸。在這方面，美國的教育平權運動可供我們借鑒，為了讓出身不再決定命運，自20世紀60年代起，美國的精英階層發起了一場持續40年的教育平權運動，使強勢群體自覺地為弱勢群體作出犧牲，以實現平等的夢想，從而為美國社會的發展注入持續不衰的活力。 顯然，農村籍大學生就業困難的問題，僅僅依靠高校加強大學生就業觀教育或提供更好的就業服務都不能根本解決，必須由政府盡快改變教育資源城鄉配置失衡狀況，從根本上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最終使每個人都獲得平等發展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