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農村家庭的教育意愿現狀分析，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現階段大學生就業難這一社會問題又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但人們往往關注從宏觀上解決大學生就業難，而忽視了在微觀上就業難對家庭的潛在決策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在二元的社會經濟背景下，大學生就業難使預算約束更強、承受風險能力更弱的農村家庭特別是弱勢家庭的教育選擇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對弱勢群體又該如何建立有效的補償和保障機制？在教育決策層面又該怎樣調整？回答這些問題對于教育公平、教育資源合理配置和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相關問題的文獻綜述
從世界范圍來看，大學生就業難是一個普遍現象。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BLS)的一項調查，在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大學畢業生中每年將有30%的人會面臨失業，或將從事資格要求遠低于他們實際水平的工作，金融危機更使就業形勢雪上加霜。經濟學家一般都把失業分為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和周期性失業三種類型，從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和供給及相匹配的相關體制（如社會福利制度）等多個角度研究大學生就業問題。中國的大學教育已經由精英教育過渡到大眾教育，不僅大學生基數很大，而且保持較高的增長率。高校畢業生人數在 2006 年突破 400 萬，2008 年突破600萬，而 2010 年全國普通高校大學畢業生規模創歷史記錄，達 630 余萬人。但是從就業崗位供給來看，2010年需要解決就業的高校畢業生數目已超過新增就業崗位數的一半以上，加上下崗職工再就業、往屆畢業生另尋職業、歸國留學生回國就業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所帶來的崗位需求壓力，大學生整體的就業率呈逐步下降趨勢，社會就業供需矛盾尖銳，大學畢業生面臨著極為嚴峻的就業壓力，并且在未來幾年難以得到緩解。
對中國的農村大學生來說，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特別是教育權利不平等、家庭占有的社會關系和權勢資源不同、繼續就業機會少，導致農村大學生相對城市大學生就業更難。[1]相對城市學生而言，農村學生占有的社會資本極其有限，難以通過人脈來安排就業，這種差異無形中讓很多農村籍大學生在就業時就失去了更多的機會，也不可避免地加大了農村大學生在城市就業的難度。[2]那么，大學生就業難對農村家庭的教育決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一方面，孫玉雄、徐艷認為，農村大學生就業難使很多有子女讀書的農村家庭不堪重負，重新返貧，使社會公平缺失，嚴重影響和諧社會建設。[3]徐海燕則指出，農村大學生就業難造成了不良的影響，導致“讀書無用論”在農村盛行。[4]另一方面，袁衛華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獲取教育機會就必須有支付能力，支付能力的強弱直接制約著個人或家庭對教育機會的取得。農村貧困家庭尤其是特困家庭教育支付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教育機會選擇上只能從家情出發，選擇學費較低的冷門專業，這又影響著這些學生的最終就業。[5]
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根據家庭教育決策微觀經濟模型，許多經濟學家對影響家庭教育決策行為的因素做了廣泛的實證研究。貝克爾開創的新古典家庭模型（新家庭經濟學）對家庭生產和消費活動使用了標準的微觀經濟分析，它擴大和豐富了家庭的作用，提供了理解人類的生育行為、人力資本生產、勞動力供給等行為的深刻見解，也為家庭的教育選擇提供了基本的范式。對教育的分析，依據不同的決策主體，可以分為兩類模型。一類把教育投資主要看作是個體的選擇行為，以明瑟為代表，一般假定一個追求終身收入最大化的個體會不斷把時間和資金投資于教育，直到現在的成本等于將來的收益為止；另一類以家庭為決策單位，經濟學家依據貝克爾的新家庭經濟學的基本模型，建立了家庭教育決策的微觀經濟模型。單期教育決策模型假定在預算約束下，家庭在教育和其他消費與生產投資之間做出選擇，以最大化整個家庭的效用?？缙跊Q策模型認為，在人力資本積累和財富積累規則的約束下，家庭考慮的是整個生命周期的效用的最大化，在對生命周期“折現”后做出教育選擇和其他消費行為。
大量學者基于西方的經驗應用新家庭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建立了家庭教育決策模型，上述文獻為本文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和翔實的基礎。但把這一模型應用于分析就業難對中國農村家庭的教育選擇的影響，應該考慮中國的教育體制和家庭行為未必完全符合西方國家經驗，需要對模型進行一定的修正。由于城鄉收入差距的存在，中國農村家庭與城市家庭相比在教育投資上更容易受信貸約束，就業難使農村家庭教育投入面臨著更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同時這也可能導致對農村家庭的教育投資的補償效應更為有效。在分析影響農村家庭教育決策的因素時，不僅要考慮投資的收益和成本，也要注意到農村家庭自身和所在社區的特質。本文在進行模型應用時需要作相應的修正，以符合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
二、實證模型構建與數據描述
就業難的狀況事實上提供了教育投資的外部風險，家庭教育決策就是把外部風險內生化的過程，即農村家庭特別是家長對就業難的預期及據此做出的選擇。在子女升學的每一階段，風險預期的影響也不一致。因此，本文借鑒張錦華、吳方衛[6]對中國農村家庭教育決策的分析框架和基本模型，構建三階段的Logit 模型，探討每一階段的影響。
（一）實證模型的構建農村家庭教育投資的選擇過程被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在當前的就業形勢下，在完成法定的義務教育任務后，家長選擇是讓子女上高中還是止步于完成初中教育；第二個階段：如果子女讀了高中，要不要讀大學；第三個階段：如果選擇了要讓子女接受大學教育，那么是否選擇進一步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還是僅完成大學層次的教育?；诩议L經濟理性的假設，家長追求家庭效用的最大化。在每一個階段，每個農村家庭會比較每一個可選目標，從中挑選一個期望效用最高的目標，并以此來決定自己的選擇行為。設這三個階段分別為是否上高中（high school）、是否上大 學 (university)、 是 否 接 受 更 高 層 次 的 教 育 a(advanced)，子女教育給家庭帶來的效用函數是：
（1）(1)式中 vh,u,a為非隨機部分，剩下為隨機變量，i 表示過程（h、u、a)，代表了三個階段的選擇。根據模型的三個階段，設 Si表示相關階段可選的目標，當選擇接受該階段教育時是 1，反之為 0。本文采用三層次嵌套Logit模型，將 t 模型分解為三個子模型。
（2）M是一個行向量參數，表示各個因素對個人效用影響的權重，Z 為包含了所有可觀測因素的列向量，這里的因素既包括各個家庭的個體特征，也包括所在地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和其他區域環境因素，以及這些因素和個人因素的交互作用。由于條件概率的存在，采用逆向推導，用反映該階段所有目標選擇對家庭的期望效用來表達，ρ 是一個隨機參數，代表相關階段的不確定性。在第三階段，當選擇上完高中和大學，其最終決定進一步深造的條件概率是：#p#分頁標題#e#
（3）在第二階段，當已決定上完高中，是否上大學的條件概率為：
（4）在第一階段，選擇上高中與否的概率為：
（5）具體的推導過程請見“梯度二元融資結構下中國農村家庭的教育選擇———基于嵌套 LOGIT 模型的實證分析”一文。
（二）變量選擇依據現有文獻中的分析，影響家庭教育決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類：主要分析變量，包括風險的預期，這是對子女教育選擇的主要影響因素；其他重要影響變量，包括職業的預期和教育成本及支付能力指標；控制變量，包括社區經濟文化特征和家庭的特征。具體變量的描述如下：
1、教育投資風險。盡管收益預期是對子女教育投入的直接動機，但風險預期也是家庭決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單純的就業的宏觀數據并不能準確計量就業難對農村家庭教育決策的影響，影響農村家庭教育決策的是家長自身對受教育未來風險的預期。因此，必須把家長對當前大學生就業形勢的自身認識作為計量就業難對農村家庭教育決策影響的解釋變量。這里根據“很難”“、難”“、還可以”“、容易”設置虛擬變量。
2、職業預期。對子女未來工作的預期是家庭決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家長很難準確估計未來的具體收益，而職業特征與收入、地位等緊密相關。這里用家長對子女未來職業的預期作為解釋變量。
3、教育成本及家庭支付能力。由于每個家庭為高中和大學所付出的教育成本很難計算，為了簡便，這里用當地平均的上高中或上大學的成本除以家庭上一年度的年收入來表示。教育成本主要指家庭對子女教育的直接支出，包括學費、書本費和其他雜費、生活費。
4、社區經濟文化特征。社區為居民的教育決策提供了選擇的環境和范圍。一般來說，放棄學業的家庭的子女大多選擇就近就業或外出打工，但外出打工也大多由同鄉帶領，還是離不開社區環境。家庭教育動機的復雜性在于，對父母來說，經濟的回報不是唯一的追求目標，而周邊對教育的評價獲得的心理的滿足甚至更為重要。因此，社區的整體文化特征也頗為重要，這里用調查對象所在村人均受教育年限來表示。家庭所在社區的經濟情況主要由社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發展狀況等反映，本文用當地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居民從事的非農產業的比例來表示家庭所在社區的經濟情況。
5、家庭的特征。本文用上一年度家庭年收入來表征家庭的經濟狀況，家長的個人職業是根據其需要的技能和教育程度、學歷和收入按高低程度設置虛擬變量，對教育重要性的認識變量按重要程度進行升序排列。
（三）樣本數量特征表 1 給出了部分變量的統計特征。在三個階段的選擇中，做出不同決策的家庭在家長的職業和文化特征、家庭預計的教育負擔比上具有明顯的不同。以是否上大學的預期為例，選擇上大學的家庭總體上看，家長從事非農產業的比例更大，受教育程度更高（初中以下比例更低），因此，家庭所在社區和家庭的變量都可能是影響家庭教育選擇的因素。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負擔能力差的家庭往往選擇更多的教育，這值得進一步思考。表1 相關變量的統計（%）注：對子女職業的預期是根據《中國社會各階層報告》（2001） 的標準按家長預期的職業的收入狀況和社會評價作為標準設置 0-9 的虛擬變量。三、就業風險、預算及成本約束與選擇困境本文運用 SPSS8.0 統計軟件對模型參數進行了估計，估算結果見表 2。同時，為進一步分析就業風險對不同階層的影響，在樣本中又選擇了部分弱勢家庭進行參數估計。表 2 和表 3 顯示，大部分指標都通過 T檢驗，模型的擬合優度Nagelkerke R Square 處于臨界點之上①。1、就業風險對農村家庭教育選擇的總體影響無論是選擇讓子女接受更多教育還是放棄教育的家庭都認識到了就業形勢的嚴峻。從表 1 可以看出，近80%都認為就業“很難”或“比較難”，這也說明了農村家庭教育決策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的。大學生就業難使原本以擁有大學生為榮的農民家庭遭遇尷尬，心理失落比所欠下的巨額債務更沉重，這樣的現實也改變了周邊家庭對教育投資的預期。表 2 給出的就業難的回歸系數表明，戶主對就業風險認識程度越高，對教育投資意愿越低，二者體現出來的是負向關系，這與通常的認識是一致的。但值得關注的是，就業難對教育選擇的影響呈階梯分布，影響最大的是對進一步深造和上大學的選擇，分別是-0.312、-0.266，而對上高中影響相對較?。?0.197），這也與實際相符。就業難已經使部分家庭放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教育部公布的數字顯示，2009 年我國有 834 萬應屆高中畢業生，應屆參加高考畢業生為 750 萬，因此有 84 萬應屆高中畢業生沒報名參加當年的高考。重慶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有上萬考生沒有報名參加高考，放棄高考的考生多數是農村考生②。大學生就業難的狀況帶來了教育投資的風險，而家長個人的偏好和家庭的特征也非常關鍵。對子女未來職業的預期可能是家長教育決策最重要的預期。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從表 2 可以看出，對子女未來職業特征與就業難的預期交互項對家庭教育決策的影響非常顯著，特別是對上大學和讀研的選擇有很大的影響，分別是 0.624 和 0.732，超過了單獨的就業難的變量。可能的解釋是：一方面，父母希望子女生活在更大的城市、從事更好的職業，因此更愿意讓子女讀大學和進一步深造；
另一方面，預期較高的家庭自身也是風險偏好者，他們可能對就業形勢的估計也比較樂觀。表 2 也給出了這樣的數據特征，選擇更好教育的家長對子女的就業預期更高，就業風險認識更樂觀。家長的受教育水平對孩子的教育獲得水平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使是在貧困和教育發展落后的地區也是如此[7]。更細致的研究還表明，在教育的不同階段，父母親的教育有不同的影響[8] [9]。本文的估算結果也表明，用戶主的受教育程度表示的家長的教育水平對三個階段都有正面的影響，有較高學歷的家長有更強的意愿支持子女進入大學深造。這反映了教育具有代際效應。因此，提高當代人的教育水平和職業技能并不僅僅影響這一代人，可能還會影響下一代甚至幾代人的發展水平。2、預算約束與弱勢階層的選擇困境Parish和 Willis[10]在中國臺灣地區的研究認為，由于家庭投資決策普遍面臨著信貸約束，家庭收入和子女數目都是影響家庭教育投資決策的重要因素。其他相關的研究結果都表明了家庭收入對教育決策的影響是正的[8][11][12]。與我們的預期不一致的是，表 2 的模型估計表明家庭支付能力對教育選擇的影響并不顯著，似乎弱勢家庭對就業難并不敏感，這驅使我們進一步探求弱勢家庭與其他家庭的不一致性。前面分析了就業難對農村家庭教育選擇的總體影響，表 3 給出對弱勢家庭的模型估算。這里的弱勢家庭主要選取了家庭年收入低于 15，000 元的家庭，大概有 155 戶，占總樣本數的17.9%。從估算結果看，一方面，預算約束注：經估算所得的系數* 表示在 5%水平上顯著,** 表示在 10%的水平上顯著，下同。表2 就業難與家庭教育決策具有很強的影響，家庭教育支付能力對教育意愿具有非常顯著的影響，分別是-0.312、-0.571 和-0.654，說明家庭的教育預算約束是非常明顯的。同時，弱勢家庭對子女的未來的預期的影響又非常強（0.312、0.433和 0.654），甚至由于補償心理的存在，越是文化程度差的家長越是要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這反映在戶主受教育年限對教育意愿產生負的影響。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的存在，在三個階段，對教育投資風險的認識與家庭教育意愿呈現倒U型分布特征。對就業難的認識對上高中的教育選擇是負的，面對就業形勢，很多弱勢家庭在義務教育結束后就放棄子女的學校教育，說明預算約束在上高中階段是很強的。但一旦子女上了高中，選擇子女上大學的約束比較小，甚至是正的，結果是認為就業形勢越難，家庭的教育投資意愿越強。這種現象可以解釋為：盡管大部分戶主認為就業形勢難，但由于其他方面的限制，如收入、人脈等，戶主并不能給子女很好的謀生手段，大部分戶主還是認為接受教育是改變子女命運的比較好的途徑，但這也是農村教育致貧的原因。到第三階段的選擇，就業困境又變成負的影響，反映了農村弱勢家庭已無力承擔子女進一步深造的費用。表 3 就業難與弱勢家庭教育決策注：經估算所得的系數 ** 表示在 1%的水平上顯著，*表示在 5%水平上顯著,下同。#p#分頁標題#e#
3、教育成本與弱勢社區的選擇困境隨著教育各項支出的增加，教育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家庭的教育決策。許多研究發現了教育的價格效應的存在，如 Mason[8]的研究表明，學校收費及其相關的直接成本對兒童入學的影響是顯著負的。本文的估算結果進一步驗證了這個結論：教育成本對總體的樣本家庭教育選擇具有負的影響（見表 2）；教育成本對貧困家庭影響更為顯著 (見表 3)；在選擇的不同階段，教育成本的影響是不同的，特別是到了大學及研究生階段的選擇，教育費用的負的影響顯著增強。但家庭所在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會對家庭的直接教育成本產生正面的影響。一般來說，經濟發達地區的政府有激勵和能力加大對教育的投入，保證教育供給和教育政策法規的實現，從而降低了家庭的直接成本。從表2 估算的結果看，在是否上高中的選擇中，區域特征（所在社區居民的非農就業狀況與當地人均收入）具有重要的正的影響。此外，農業部門就業人數的減少與在工業和服務部門就業人數的增多會提高勞動力的教育收益率，從而使家庭更多地投資于教育。表 4 不同樣本區域的社會經濟文化特征與教育選擇意愿但表 4 也給出了這樣的信息，欠發達鄉鎮家庭上大學的教育意愿甚至比發達鄉鎮家庭都要高：76%的家庭選擇讓孩子讀大學，高于發達鄉鎮的 72%，遠高于發展中鄉鎮的64%?？赡艿脑蚴墙逃龣C會成本的存在。這里的機會成本就是農村家庭放棄子女教育直接參加工作的可能收入，而這個收入又受到社區的工作機會和收入水平的制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反映在教育決策上就是不同地區教育機會成本的不同。在實證模型中，涉及社區的變量主要是社區的人均收入水平、非農就業比例。如果我們用鄉鎮作為一個社區的話，從表4 的數據看，不同社區的產業特征和居民收入不同。發達鄉鎮居民從事農業的比例僅是欠發達鄉鎮的 1/3，而居民人均收入則是欠發達鄉鎮的近 2 倍，這說明不同社區的教育機會成本不同。發達地區由于工作機會多，就業工資高，上大學的機會成本更高；而欠發達地區農村家庭的子女由于經濟機會的缺乏，更愿意通過上大學來改變命運。四、弱勢補償與政策調整在現階段就業難的背景下，上面的研究表明，對就業風險的預期使農村的弱勢家庭面臨著更大的選擇困境。一方面，預算約束使農村弱勢家庭不具有教育的投資能力；另一方面，在沒有更好選擇的情況下，這類家庭的投資意愿又非常高。此外，對弱勢社區來說，由于教育的機會成本較低，而欠發達地區農村家庭的子女由于經濟機會的缺乏，更愿意通過上大學來改變命運，這就是教育致貧產生的根源。從社會學角度看，教育的均衡協調發展可以起到社會流動和社會交換的功能，并能夠彌補社會裂痕，推進社會公平；而教育分化對社會分層、社會福利和公民權利產生不利的影響。就業難對農村的低收入家庭和欠發達地區家庭投資意愿、投資預期的影響更大，由此造成對社會流動與分層的沖擊。因此，需要對弱勢家庭實施提高預期與弱勢補償機制相結合的政策，推進教育改革。
（一）改善農村大學生就業狀況，提高教育投資預期
1、完善農村大學生就業市場培育。當前，大學畢業生就業的主渠道仍是各高校舉辦的供需見面會，其他擇業方式只是一個補充。這種就業模式突出的問題是信息缺失或信息不對稱，難以發揮較好的效果。因此，政府應搭建全國性的就業信息平臺，延伸到各省、市、自治區和各高校、各企事業單位，使企事業單位和大學畢業生能夠在全國范圍內或查看及時、準確的供需信息，在大范圍實現雙向選擇。同時，在信息平臺中設農村大學生專欄。我們發現，在目前國內知名的大學生就業網站，都沒有農村大學生就業專欄。設定這一專欄可以引起用人單位對農村大學生的關注，降低農村大學生就業的成本。
2、消除城鄉教育的不平等，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城鄉教育的不平等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教育投入的不平等，二是教育設施方面的不平等，三是教育資源的不平等。城鄉教育的二元結構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農村大學生與城市大學生的差距，進而影響他們在就業時的競爭力。政府必須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力度，既要有硬件的投入，也要保障優秀教師，使鄉村與城市獲得相同的教育資源，使農村大學生與城市大學生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實現教育公正。教育公正是突破城鄉二元結構、突破農村代際傳遞的前提。
3、建立農村大學生就業的社會保障體系。政府要從政策層面上加強對農村貧困大學生的就業支持，為農村貧困大學生制定一系列的就業優惠政策，例如設立政府基金工程，由政府從其他經費中撥款資助農村貧困生就業，也可以由政府規定高校將學費的一定比例留存用于資助農村貧困生就業。還可以由勞動保障部門對就業困難的農村貧困生進行職業技能培訓和職業技能鑒定，培訓費由教育系統承擔，職業技能鑒定費由勞動保障部門適當減免。政府還可以開展農村貧困優秀畢業生的推薦活動。
（二）提高農村家庭教育投資意愿1、對農村大學生家庭實行補貼。根據現有的研究，年學雜費支出與家庭收入比越高，農村家庭教育投資意愿就越低。國家財政可以對農村有大學生的家庭在子女讀大學期間每年給予一定學費比例的資金支持，在達到工作人員正常的退休年齡后，每月發放少量的資金作為前期對大學教育投入的一種獎勵。鄉鎮政府、村委會在農村技能培訓、外出務工機會上要優先考慮農村大學生家庭，從而增加農村大學生家庭的收入。
2、激勵農村家庭對教育進行投資。根據本文的分析，有限的家庭收入是制約農村大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國家應該制定政策來規范大學收費，控制教育成本上漲，同時通過發放助學貸款、獎學金、助學金等形式來減輕農村家庭大學生的教育負擔，延長農村大學生的助學貸款期限。企業設立助學金來資助貧困的農村優秀大學生，同時為農村大學生提供假期實習機會。
3、引導農村家長樹立正確意識。首先，引導農村家長以良好的心態來對待子女畢業時可能找不到工作或找不到理想工作的狀況，逐漸使農村家庭擯棄以前的考上大學就一定能找到好工作的預期，這樣當真實情況來臨時，不至于過于失望，甚至產生“讀書無用論”的悲觀情緒。其次，引導農村家庭意識到接受教育是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有效途徑。對農村家庭的子女而言，如果接受過較高層次的教育，即便一時沒有找到體面的工作，也能比較快地接受新生事物，學習新的技能，從長遠看對其職業生涯是有利的。#p#分頁標題#e#
（三）推進教育改革大學生就業難是由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決定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有自身的規律，要改變需求從短期來看非常困難。當前可行的途徑是對教育體制本身進行改革，以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盡管從長期來看，我國未來對高端人才的需求會非常大，但現階段的產業結構和就業特征決定了我國目前仍然需要大量的技能型人才。因此，高等院校有必要實現研究型教育與技能型教育的分離均衡，即少部分大學從事研究型教育和精英教育，絕大多數大學則從事應用型教育和技能型教育。
1、借鑒國際經驗，盡快建立我國高等教育分層體系，分類構建適切的高等學校評價體系。無論處于哪個層次的高校，只要其達到國內一流水平，國家教育行政部門都應提供大體一致的辦學資源配置政策和相應的支持，以引導各高校安心于自身所處層次內的競爭和發展，辦出特色和水平。
2、加快教育體制改革。從短期看，要逐步放松對高校學費和招生計劃的統一管制，給予學校更多的辦學自主權，并改革高等教育的資源配置方式。從長期看，必須改革更為基礎的制度安排，促進高等教育領域的制度變革，使高等教育最終形成面向市場的辦學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