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形勢論文范例

［摘要］本文以臨床醫學研究生崗位勝任力為導向，探討臨床醫學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長效管理機制。在實踐中以豐富臨床醫學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內涵為工作探索目標，結合臨床醫學研究生學習和工作的實際情況，建立一項可持續發展的臨床醫學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長效機制，以保障和發展臨床醫學研究生的教育和培養質量，提升臨床醫學人才的培養質量。

［關鍵詞］崗位勝任力;臨床醫學研究生;長效機制

一、臨床醫學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發展背景

目前，由于社會經濟結構發展的快速轉型、迅猛發展的信息化和國外多元文化思想觀念的沖擊，臨床醫學研究生的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大挑戰。高校的擴招及培養模式的不斷改革創新，我國醫療體系的發展現狀，醫療體制結構狀態和醫患關系的相對矛盾等等，這些外界因素直接導致了臨床醫學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內涵的快速變化和相對復雜化。在臨床醫學研究生的實際培養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和方法隨之不斷地與時俱進發生變化。因此，緊密結合臨床醫學研究生的不同個體認知水平、學習能力以及自身素質，有針對性地進行特色化教育和培養是非常必要的。由于社會信息化程度的提升，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渠道也在不斷地拓寬，導致我們必須及時地將教育的方法在實踐中豐富起來，以符合臨床醫學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高標準要求、時代需求與實際工作需要。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對人才的評價標準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評價的標準由只注重專業成績和專業素質變成更加注重個人品行和道德素質。因此，深入進行研究生的世界觀教育、人生觀教育、政治觀教育、道德觀教育就構成了臨床醫學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內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培養符合新時代社會要求的人才過程中，起著不可替代的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針對臨床醫學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特點分析引入崗位

勝任力培養導向臨床醫學是一門實踐與理論相結合的專業學科，是一個融入生命關懷、探索生命價值和意義的崇高而特殊專業。臨床醫學研究生在培養中具有專業特殊性。就是因為這種和人的生命相關聯的專業特殊性，導致臨床醫學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范圍較其他專業更加寬廣、內涵更加深刻，意義也就更顯重要。臨床醫學研究生由于實踐學習的特殊性，在臨床實踐培養中往往忙于專業性工作學習，容易忽視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因此，為了做好醫學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投入較大的精力利用各種方式去與學生溝通交流，從生活的方方面面關懷有需要的同學，去拓展創新多元素的科教手段，讓學生更好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意義，引導研究生透徹理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養研究生具有高尚的職業道德和學術道德。崗位勝任力是指在特定工作崗位、組織環境和文化氛圍中有優異成績者所具備的任何可以客觀衡量的個人特質，指承擔職務(職位)的資格與能力。勝任力是真正能區分生活成就和工作業績方面優劣的深層次的個人條件和行為特征。臨床醫學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的崗位勝任力是指研究生的知識結構、臨床實踐技術能力、人文素養等能勝任臨床工作和達到研究生科研素養要求的雙重身份能力。在臨床醫學研究生培養過程中我們要按照勝任力結構模型，全面梳理創新型臨床醫學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體系，培養具有崗位勝任力的高質量臨床合格醫生。近年來，由于臨床醫學招生規模的擴張加大了研究生管理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難度。隨著研究生招生規模的擴大，研究生的培養方式也呈現多樣化趨勢。研究生的年齡、閱歷、知識背景等方面呈現巨大差異性。而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研究生的家庭條件普遍好轉，研究生的消費意識不斷增強。這些因素導致學生在學習、生活上日益呈現個性化趨勢，使研究生思想情況趨向復雜化，加大了管理的難度。以崗位勝任力為導向創新深入研究臨床醫學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體系和質量保障體系，形成一套完善的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綜合體系構成工作的重點內容之一。我們只有在加強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礎上，創新開展研究生教育工作，才能提高臨床醫學人才的培養質量。臨床醫學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的內容有三方面，即職業道德素質教育、社會道德素養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教育的導體一般為研究生管理輔導員和研究生指導教師，教育的受體為臨床醫學研究生。

三、臨床醫學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現狀探討分析

本文作者：梁杰華 林天翔 單位：廣西工學院機械工程學院 廣西工學院后勤管理處

“紅色資源是中國共產黨建立以來，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凝結的思想資源、政治資源、文化資源、精神資源以及它們的物化形態。”[1]近年來，紅色資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在各高校開展得有聲有色，也涌現了一批學術成果。“紅色資源蘊含著深刻的思想內涵和教育價值，是一種優質的教育教學資源，也是高校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寶貴資源。”[2]紅色資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能夠延伸紅色資源的教育價值，也能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新的視角，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

一、紅色資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一）紅色資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社會宏觀環境變化的客觀要求

當前，國內外的形勢正發生著深刻變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宏觀環境也變得愈加復雜，愈加具有挑戰性。從政治形勢來看，國際政治形勢的全球化發展趨勢日益明顯，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的主題，為我國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環境，但也為西方主要資本國家采用技術交流、文化交往等方式進行“和平演變”提供了方便。在西方國家“糖衣炮彈”的攻擊下，大學生非常容易喪失自我判斷，進而接受西方所謂的“自由”、“民主”、“人權”的觀點，放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從經濟形勢來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滿足了大學生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也加劇了大學生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需要加以引導，否則個人利益的自發性、離散性將會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產生抵消作用。拜金主義、利己主義、享樂主義在大學生中有所抬頭的現象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從文化形勢來看，西方的社會價值取向、文化道德觀念、政治法律思想等意識形態通過各種途徑蜂擁而至，為高校校園文化的大繁榮、大發展提供了思路，使高校校園呈現出多元文化的格局。文化的多元性，各種學術流派、思想文化、價值觀念在大學校園碰撞和交匯，容易導致部分大學生迷失道德理想，喪失應有的道德判斷力，淡忘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責任感。從科技形勢來看，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推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環境從現實環境拓展到虛擬環境，在豐富的網絡資源中，充斥著大量低俗、迷信、反動的內容，這些內容對大學生的思想觀點、價值理念和行為方式產生巨大沖擊。紅色資源天然具有育人功能，蘊含著厚重的先進文化，展現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謀求國家獨立、實現繁榮富強的奮斗歷程，折射出革命先輩堅定的革命信念、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舍己為人的高尚情操、艱苦奮斗的革命本色、克己奉公的優良作風。紅色資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加強大學生思想教育的感染性，提高其實效性，從容應對復雜的社會宏觀環境。

（二）紅色資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應對高校校園環境挑戰的客觀要求

近年來，各高校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加大了和諧校園環境建設的力度，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與此同時，部分高校的校園環境建設也出現了一些消極的情況。在物質環境方面，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推進，各高校紛紛擴大了招生規模。部分高校的校園環境缺少統一規劃，硬件環境建設沒有跟上，硬件條件嚴重滯后。部分高校商業化、功利化傾向嚴重，把學校有限的資源用于營利，高校教育場館和教育基地被社會人員占用的現象常態化。這都致使高校的硬件設施難以滿足大學生學習、生活的需要。在精神環境方面，有些高校教師對教書育人敷衍了事，職業道德有所下降，他們片面追求報酬或科研項目的成果和論文的數量，不再花大力氣去提高自身的教學水平，也不注意對學生的課后輔導，導致教學質量得不到保證，高校師生關系漸行漸遠。部分大學生在市場經濟負效應的沖擊下，追求生活上物質的豐裕和高檔，功利主義的價值傾向愈加明顯。他們把大量寶貴的學習時間用于社會兼職或社團活動上，遲到、早退、曠課等不良現象相當嚴重；他們不再堅持循序漸進的學習方法認真學習，而是臨近考試了才通宵惡補功課，或者在考試中投機取巧運用各種手段作弊。在制度環境方面，部分高校用簡單劃一的方法規范學生的行為。在制定制度時，高校沒有考慮到大學生的合法權益和個性發展，只是以管理者高高在上的姿態制定某些管理制度和規則，及其相應的處罰條例。在制度的實施過程中，部分高校制度執行缺位，“人情”、“潛規則”等人為因素干擾制度執行的情況較為普遍。學校的規章制度沒有得到嚴格的執行，導致學校規章制度的權威性喪失嚴重，并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造成影響和制約，不利于大學生優良思想道德品德形成和良好行為習慣的培養。紅色資源拓展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間，也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良好的載體。此外，從紅色資源中可以總結出榜樣們的典型事跡，也可以提煉出凝聚在榜樣們身上的精神風貌，如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精神、羅盛教精神等。因而，紅色資源不僅成為榜樣教育重要的現實資源，而且成為榜樣教育的有效形式。以紅色資源為介體，通過榜樣教育，可以糾正高校校園不正之風，引領輿論導向，感化大學生的靈魂，震撼大學生的精神世界，最終促進良好校園風貌的形成。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現階段，工薪階層依舊是社會經濟人群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這部分人群的證券投資策略分析具有很強的運用價值與現實意義。   1、工薪階層證券投資的經濟條件   工薪階層的收入現狀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工薪階層的收入逐年增加。據統計，2005年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超過8％，工薪階層繳納個人所得稅占個人所得稅總額的65％。以北京市為例，2004年工薪收入在7.44萬元以上的共有74.95萬人，占到工薪項目納稅人數的10.5％。   2、適合工薪階層證券投資的基本產品分析   工薪階層證券投資的主要產品工薪階層收入有限，風險承受能力相對較小，因此投資的主要目的是在確保安全性的前提下獲取一定的收益。目前，我國適宜于工薪階層證券投資的工具主要有：債券、股票、基金。   2.1、債券債券   債券債券是經濟主體為籌集資金向投資者出具的承諾在一定時期支付利息和償還本金的債務憑證。按照發行主體的不同，分為政府債券、公司債券、金融債券。在我國目前的證券市場上，公司債券的數量很少，金融債券多一些，最多的是國債。金融債券和國債的信用度都非常高，而金融債券主要是由機構投資者買進，因此適合于工薪階層購買的主要是國債。   2.2、股票   股票投資者獲利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利用價格差；二是紅利。在現階段中國股市，個人投資的獲利渠道主要是類似賭博的利用價格差投機。按照經濟學的觀點，決定股票價格的最根本因素是市盈率，但是經常炒股的人都知道，價格和漲幅最高的股票往往和市盈率沒什么關系。   2.3、基金產品   基金基金產品主要有股票型基金、債券型基金、保本型基金三種。股票型基金是最主要的基金產品類型，以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作為主要投資對象，其股票投資比例不低于基金總規模的40％。股票型基金的主要功能是將大眾投資者的小額資金集中起來，碩士論文投資于不同的股票組合。這種以追求資本利得和長期資本增值為投資目標的特點決定其受股票市場波動的影響較大。股票型基金在所有基金類型中風險最大，同時收益率最高，適合那些追求較高收益、風險承受能力較強的工薪階層投資者。經常炒股的工薪階層可以考慮將部分資金投向股票型基金。   3、工薪階層證券投資的風險與原則   3.1、工薪階層證券投資的風險   對于工薪階層來說。安全性是第一位的，只有在安全性和流動性都得到滿足的前提下，投資才是明智的。   （1）、市場風險。任何市場中都存在風險，只是各種市場的風險特點不同。   （2）、利率風險。利率是經濟發展的晴雨表，也是許多投資工具利率制定的依據，例如債券、股票、基金等。在利率較低時，債券、定期存款的利息也很低；當利率上浮后，原來那些固定利率的投資工具的利率可能低于現實利率，導致相當的損失。   （3）、流動性風險。流動性指資產的變現能力。債券、定期存款的變現能力很強，利息損失很??；股票的變現比較隨機，股價的波動比較頻繁，變現的損失也不確定，但一般變現的損失比較大；至于其他的理財工具也同樣具有一定的變現損失。   （4）、經濟環境風險。經濟景氣的時候，投資的收益高漲，股票、基金、部分期貨，甚至貴重金屬都會升值，但是債券就要貶值。   3.2、工薪階層證券投資的原則   保障生活需要原則。日常生活需要支出的，如家里有小孩要準備上學費用，可以預留現金以備一段時期的生活支出，如果五年后有固定的支出，可以做五年期的長期投資，例如債券、基金等。理財的收入歸根結底還要用于生活支出。   量力而行原則。工薪階層投資要保證資產安全，須根據自身的風險承受能力來選擇適宜的投資品種。合理規劃原則。每個人的收入是長期的，收入也是長期的。   確定一段時期的財務目標可以使個人能夠積累資金，滿足將來的資金需求。   4、工薪階層證券投資的策略   （一）抓住時機。低價買進策略“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這句話在工薪階層證券投資中尤為重要。每一個時機的到來，都包含在政治形勢的變化、經濟發展趨勢、收入水平的升降、消費心理的變化等信息之中。對于個人投資者來說，何時買進是關鍵的投資策略。就購進時機而言，不外乎于證券行市景氣時進場或于證券行市低迷時進場兩種情況。在證券行市景氣期，此時是短線投資的良機。   （二）分散投資。一“石”多“鳥”策略投資與投機最大的不同在于“戒貪”。它要求投資者把資金分散在股票、債券、基金或存于銀行等多種投資渠道。對于同類型的投資品種，也要采取分期限、分產品等適當分散的策略。   （三）深入研究。領先一步策略個人投資想盈多虧少，就必須在審時度勢、捕捉商機上高人一籌。很多人風潮一起就很快跟隨追漲，當然可能賺上一筆。但想大賺一筆，就必須主動先人一步尋找信息，挖掘商機，并對此作出科學合理的分析與判斷，才有可能使自己在投資市場的搏殺中處于主動地位。   （四）高低組合。成本平均策略工薪階層投資者在將現金投資為有價證券時。通?？偸前凑疹A定的計劃根據不同的價格分批地進行，以備不測時攤低成本，從而規避一次性投入可能帶來的較大風險。如果在證券投資中投入了未來有既定用途的資金，則更應傾向于風險較小證券的投資，如國庫券等。   （五）按需而變。時間分散化策略根據投資有價證券的風險將隨著投資期限的延長而提高的原理，建議工薪階層在年輕時家庭收入較少、消費支出水平普遍高于經濟收入水平時，由于風險承受能力也較強，可以考慮進攻型的理財策略。#p#分頁標題#e#   理性審視。風險轉移策略對風險大、收益高的項目，不宜采取直接投資方式，可向負責該項目的富有實力的投資方進行投資，讓出部分收益，轉移投資風險。如通過申購投資基金的辦法，可將部分投資風險轉移出去。

摘要:

自十八大以來，依法治國的道路逐漸展開，根據我國國情，要實現法治國家的偉大目標:應當進行全面的普法教育，把法治文化建設和道德文化建設有效地結合起來，提高全民族的法律意識。高校作為培養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的搖籃，在對學生進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時將法治建設貫穿其中，增強學生的法治觀念，是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是實施依法治國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是大學生綜合素質提升與發展的內在要求。所以，在高校的教育中不能簡單的進行法治教育或者道德教育，應當對二者進行革新，主要體現在使其相結合，共同推動高校教育事業的發展。

關鍵詞:

高校;法治文化建設;道德建設;革新

一、法治文化建設和道德建設的聯系

高校法治文化建設可以讓學生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識，逐漸的形成一種法治觀念，并且通過提高學生的法治素養塑造學生的法治精神，從而使得受教育者自覺形成良好的法律行為和習慣。道德建設則是讓大學生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建設，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提高學生的道德覺悟，增強道德素養，從而做出符合道德的行為。通過對高校法治文化建設和思想道德建設，可以從道德和法律兩個方面來提高學生的綜合素養，令他們在日常的生活中做出的一系列行為符合法律和道德，減少違法犯罪的存在。在當前的政治形勢之下，進行高校的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的結合不僅符合依法治國的方針政策，而且與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策略也是相聯系的。

(一)高校法治文化建設以道德建設為基礎

喬納森•卡勒指出:“文學研究的理論并不是關于文學性質的解釋，也不是解釋研究文學的方法。理論是由思想和作品匯集而成的一個整體。”［1］(P．3)現代文學理論的形成、發展與變化不是純粹的理論思辨，而是基于思想及文本的思考與論爭。作為現代文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1917～1949年)鄉土文學理論既具有現代文學理論的一般特點，同時，由于鄉土社會在現代中國的身份與地位不斷發生變化，作家、批評家的思想立場也處于變化之中，又使之具有自身的獨特品格。   本文試圖探討鄉土文學理論的形態特點，并歷時性地追蹤現代鄉土文學理論的歷史流變，以期在整合已有理論資源的基礎上，找尋鄉土文學理論與創作的歷史啟示。   一現代鄉土文學的文本形態、價值取向乃至命名方式都受到國外鄉土文學及鄉土研究的啟發。盡管作家們在接受國外鄉土文學及其理論的影響時，具有選擇性和自主性，但不可否認的是，世界范圍內的鄉土文學具有某些共同特點和傾向，其中最基本的一點是，鄉土文學描寫的都是偏遠的鄉村、小鎮的故事，文本中的背景往往與現代都市有意無意地構成一種對比關系，突出或強化地方色彩，在對鄉村、小鎮的自然景物、民俗風情、日常生活的描繪中，流露出對鄉土世界及鄉土民眾的同情，隱現著對于現代都市的復雜心態，這些基本特點對中國現代作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在藝術理念上，中國現代鄉土文學理論直接與世界接軌，但是，在形態上卻更多地保留了中國傳統文論的特點，零星地散見于單篇論文、書信、序跋、創作談、譯后介紹之中，往往三言兩語，點到即止，缺乏西方文學理論的嚴密的體系性。但是，中國現代鄉土文學理論又絕非穿著白話外衣的古老靈魂的死灰復燃，其精神是現代的，其價值取向也以人道主義、個性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為基礎。因此，現代鄉土文學理論既不是古典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屬于現代中國的文學理論。在龐雜的理論資源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作家的思考與批評。廢名援引波特萊爾的話說:“所有偉大詩人，都很自然的，而且免不了的，要成為批評家。”［2］(P．57)現代鄉土文學作者也是如此，無論是夫子自道，還是相互辯難，其言論既為闡釋以往的作品提供了理論依據，又預示著一種新的創作動向，因而，在這些看似散亂、龐雜的理論資源中蘊藏著關于現代鄉土文學理論流變的全部。   顯然，這些理論形態并不是純粹知識學意義上的文學理論，但對于中國文學理論而言，這是常態，因為“在中國，文學理論從來就不是一種純粹知識學意義上的話語系統”［3］(P．46)，它更多地與政治立場、政治激情、集團利益乃至私人恩怨錯綜復雜地糾纏在一起，恰恰是這活生生的理論資源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理解現代鄉土文學的窗戶。   二現代鄉土文學理論雖然不是以體系性的、完整的理論形態出現的，但是透過表面零散、雜亂的理論話語還是可以看出每個時期的不同理論觀點自身的統一性、邏輯自洽性及其歷史流變。   在功能上，現代鄉土文學理論經歷了從“鄉土啟蒙論”到“宣傳論”的變化。20世紀20年代是鄉土文學的發軔期，期間確立了最基本的鄉土文學理論，即魯迅的“鄉土啟蒙論”。魯迅指出:“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4］(P．439)   這是魯迅對《吶喊》的文學功能的概括，也是其啟蒙文學的理論宣言。魯迅要改變的主要是鄉土層民眾的精神。魯迅強調:“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5］(P．526)   簡而言之，魯迅的“鄉土啟蒙論”是以“為人生”、“改良人生”為目的的，而魯迅等人之所以要改變當時的人生，乃是源于對現代性的追求。   現代性是20世紀以來中國文化最迫切的使命，“鄉土啟蒙論”從現代性的核心問題，即思想文化入手，推動社會的現代化。正如林毓生所言，魯迅等“五四”先驅“要求通過建立為社會和政治改革所必需的新的思想文化基礎，來全面解決當代的問題”［6］(P．63)。受魯迅的影響，青年作家許欽文、魯彥、臺靜農、彭家煌、胡也頻、許杰、賽先艾、黎錦明、王任叔等以犀利的批判鋒芒穿透種種鄉風民俗、鄉間悲喜劇，直指傳統的思想文化與政治制度，雖然作品的故事情節、風格特征各異，但是其基本立場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人道主義思想、自由平等的理念為價值尺度。   “鄉土啟蒙論”是20世紀20年代鄉土文學理論的核心，也是中國鄉土文學特有的理論。“鄉土啟蒙論”賦予鄉土文學以明確的啟蒙意圖和功利色彩，即鞭策落后、抨擊專制，以達到改良社會和人生的目的，從而形成其既同情農民、又批判農民的獨特品格。   同情農民是世界范圍內鄉土文學及其理論的主流傾向。鄉土文學的興起大多與工業化、城市化的歷史背景有關，工業化、城市化一方面致使農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農村日益蕭條;另一方面與城市工作相比較，農耕勞作更加艱辛，加之農民生活較為貧窮，從而使作家對農民充滿同情。因此，同情農民、為農民呼喊是鄉土文學創作的普遍意圖，從這個意義上說，幾乎所有的鄉土文學都是功利性的。雖然城市生活也有其不如人意之處。   “鄉土啟蒙論”與世界鄉土文學普遍同情農民的思想傾向相一致。但是，魯迅超越了同情，把批判的鋒芒指向了農民，指向了鄉土社會的思想、文化、習俗及其孕育的農民思想，這在世界鄉土文學中是極少見的。以赫姆林•加蘭為代表的美國鄉土小說就沒有啟蒙訴求。困擾美國農民的不是精神枷鎖，而是城市化和西進運動造成的蕭條、沉悶與單調(各國的具體情形不同，但大同小異)，與觀念更新、思想解放沒有直接的關系，因而沒有啟蒙的必要。但是，“鄉土啟蒙論”卻致力于把鄉土層民眾從封建思想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以實現“人”的解放，其目的是消除封建思想對鄉土層民眾的精神毒害，為之爭取做“人”的權利。因此，鄉土批判是對農民的更深沉、更急切的同情，但在表現形式上卻是嚴厲的批判，其獨特品格是由當時的社會現實和價值取向決定的。#p#分頁標題#e#   總體而言，自由主義作家涉足鄉土文學略晚于魯迅，也大都程度不等地受到魯迅鄉土文學理論與創作的啟發，但是，自由主義作家創作意圖中的啟蒙訴求相對減弱，而對地方色彩的追求卻有所增強。因而，其鄉土文學理論是功利論與純藝術論的折中。在同情農民、關注鄉土社會在動亂時世中經受的壓力等方面，自由主義作家與魯迅派作家并無分歧，但為什么啟蒙訴求會減弱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回溯當時的思想文化語境。自由主義作家或者是“五四”的先驅，或者是經過“五四”洗禮的青年，他們都贊同以“民主”與“科學”的精神開發民智，即主張啟蒙。康德指出:“啟蒙就是人從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狀態中走出。未成年狀態就是沒有他人的指導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7］(P．271)啟蒙的目的就是教會被啟蒙者使用自己的“知性”，而生活在黑暗中的農民一旦學會使用“知性”，其結果必然是引發他們與當時的政權作斗爭，這是對既有秩序的全盤顛覆。但對于主張改良、反對暴力斗爭的自由主義者而言，這是一場災難。換言之，啟蒙的邏輯結果就是發生劇烈的社會變革，這與自由主義者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馳，勢必導致自由主義鄉土文學的啟蒙精神相對減弱，而地方色彩有所增強。在某種程度上，地方色彩是偏遠的鄉村在與現代都市的對照中賴以確認自我價值，從而獲得身份認同的根本，地方色彩緩和了啟蒙敘事過于沉重和壓抑的氣氛，因而，自由主義鄉土文學的整體風格顯得較為輕松、明快。值得強調的是，自由主義者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一直持守著這種相對淡然的啟蒙立場。   魯迅派作家和自由主義作家在一些基本理論問題上的分歧最終都追溯到對于啟蒙的態度和認識上，但是，兩者并沒有原則上的分歧，只是不同的政治立場決定了啟蒙訴求的緩急程度不同而已。   三自由主義作家所害怕的啟蒙的后果正是創造社、太陽社后期等左翼作家、批評家所需要的結果，他們要求作家描繪的是啟蒙后的農民，因而，合乎邏輯地否定了魯迅的“鄉土啟蒙論”，另立了一套新的理論話語，其核心觀念是“文學是宣傳”。雖然這是創造社后期左翼作家所倡導的文學的功能，并非專門針對鄉土文學，但鄉土文學的功能不僅從屬于這一總的原則，而且這一理論對鄉土文學具有特殊的意義。   “宣傳論”肇始于1928～1929年的“革命文學論爭”。對于鄉土文學理論而言，“革命文學論爭”是一個信號，標志著左翼文壇徹底放棄了“鄉土啟蒙論”，轉而提倡“宣傳論”。“一切的文學，都是宣傳。普遍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是宣傳;有時無意識地，然而常時故意地是宣傳。”［8］錢杏?在肯定文藝宣傳的正當性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宣傳文藝的第一條件，就是要煽動，要起煽動的作用”［9］(P．170)。“宣傳論”隨之成為左翼作家對文學的基本認識。瞿秋白在批駁蘇汶時說:“文藝———廣泛地說起來———都是煽動和宣傳，有意的無意的都是宣傳。文藝也永遠是，到處是政治的‘留聲機’。”［10］   “文學是宣傳”是左翼文學的基本理論，左翼鄉土文學的功能也自然是宣傳，同時，這一理論出爐的歷史語境顯示了它對于鄉土文學具有的重要意義，因為當時左翼話語中的“群眾”、“大眾”主要指農民，不僅因為農民在數量上占有絕對優勢，更因為農民在政治上和實際工作中被看成是最值得聯合、發動和依靠的對象。   當時，左翼作家極力否定20世紀20年代鄉土文學中的農民形象，就是出于宣傳的需要，因為宣傳是為了發動農民，而作為發動對象的農民應該具有相應的素質，不能像阿Q那樣思想覺悟低、體格孱弱，于是，錢杏?指責魯迅的思想“走到清末就停滯了”［11］，宣稱“十年來的中國農民是早已不像那時的農村民眾的幼稚了”，“勇敢的農民為我們又已創造了許多可寶貴的健全的光榮的創作的材料了”［11］。“宣傳論”塑造的是不僅有斗爭思想而且有斗爭能力的農民形象。任白戈主張，“將目前正在歷史底任務之下喘息著的農民底現實的生活或英勇的行為表現出來的一種文學”，要宣傳他們“花一般的理想，火一般的感情，鐵一般的意志”［12］。顯然，20世紀30年代左翼批評家強調鄉土文學宣傳功能的真實含義是正面宣傳，魯迅的“鄉土啟蒙”思想被徹底否定了。因而，不論左翼文壇如何調整與魯迅的關系，都僅僅是一種姿態。   在20世紀30年代“文學是宣傳”的基礎上，40年代的左翼文壇進一步將鄉土文學的功用定位于工具。當然，工具論的說法并非源于40年代，30年代左翼批評家就有取消文學獨立性、以政治價值來衡量藝術價值的說法，認為“藝術價值不是獨立的存在，而是政治的、社會的價值……歸根結底，它是一個政治的價值”［13］(P．103)，但這僅僅是少數人的觀點，連左翼文化運動的領導人周揚對此也有所保留。周揚指出:“忽視藝術創作的特殊性，把方法問題完全還原為單純的世界觀的問題，這錯誤是早已正當地受到了批判。”［14］然而，運動確定了文藝從屬于政治，“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15］(P．848)。由于運動的嚴肅性，使一部分主張藝術獨立性的作家、批評家放棄了自己的觀點，“至1942年后文學工具論便達到極點”［16］。   例如周揚，雖然此時也談到文藝的特殊性，但已經把“文藝服從于政治”作為絕對原則了。周揚指出:“文藝的特殊性并不能作為文藝可以離開政治任務，藝術家可以和政治乃至政治家疏遠的一種遁詞。”［17］(P．389)也就是說，藝術家就是革命工作者，藝術就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解放區鄉土文學的工具性也最先表現出來。   #p#分頁標題#e# 解放區鄉土文學的工具性不只停留在理論層面，伴隨著巨大的政治力量對作家的藝術構思及文本形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工具性的最基本要求是貫徹、宣傳政策，作家只能根據政策設置情節、劃分人物身份，典型的例子就是《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創作。在寫作過程中，丁玲認真領會《中國土地法大綱》的精神，對于作品人物顧涌的思想、性格、行為的塑造緊緊與他是中農還是富農的階級身份聯系在一起。既然藝術是工具，就要起到正面的效果，于是作家們都心照不宣地宣傳政策及其執行過程中的積極作用，至于消極影響則完全回避了。周立波知道，“北滿的，好多地方曾經發生過偏向”，但是他認為“這點不適宜在藝術上表現”［18］(P．287)。在周立波看來，寫不寫消極影響是涉及黨性和階級性的問題。在本質上，工具論仍是一種“宣傳論”，無非是把宣傳的范圍、內容、目的進一步具體化。20世紀30年代，解放區鄉土文學強調宣傳農民的正面形象，塑造與農民政治身份相符的文學形象，是一種對外宣傳。既要求繼續對外宣傳農民的正面形象，又倡導對內宣傳，主要是對農民宣傳新的農村政策，要求文學作品與政策、法規保持高度的一致，宣傳最終成為鄉土文學的核心功能，左翼批評家們提出的一些具體理論觀點都圍繞著這一核心，并使之得以實現和鞏固。   應該說，“鄉土啟蒙論”和“宣傳論”都是中國現代鄉土文學理論所獨有的文學現象，“鄉土啟蒙論”倡導鄉土批判，“宣傳論”推崇美化農民，兩者的基本觀點截然相反，從中不難看出經典鄉土文學理論的斷裂與變異，其中既有批評家個人的藝術觀和思維水平問題，但更根本的原因則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現實需要與政治需要，而這兩種因素的重點在于作家如何處理文學與政治、審美與功用的關系。“鄉土啟蒙論”基本上是作家、批評家對于鄉土文學的闡釋行為，是魯迅等人面對愚昧落后的鄉土世界的真誠的藝術思考，作家與政治、政府的關系處于相對疏離的狀態;而左翼批評家則以主動向政治靠攏的姿態介入鄉土文學批評，并日益表現出為文學“立法”的傾向與沖動，尤其是到了20世紀40年代，解放區政權相對穩定，文學批評與政權的合作變得更為密切，文學理論的“立法”性質更為明顯，鄉土文學理論最終變成了一種政治話語。   四啟蒙既是20世紀20年代鄉土文學的功能，也是它的目的，而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隨著政治立場分歧的加劇，作家群體的政治化色彩越發濃厚，文學日益成為作家表達政治理念的載體。因而，面對貧窮、饑餓、動蕩、兵連禍結的鄉土世界，左翼作家和自由主義作家的創作目的日益殊異，左翼作家力證革命的合理性，而自由主義作家則意在警示政府，簡言之，就是顛覆與警示的分流與對峙。   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壇根據政治革命的需要，確立鄉土小說的創作目的是鼓勵農民起來革命，以顛覆舊政權，李初梨將革命文學的形式歸納為“諷刺”、“暴露”、“鼓動”和“教導”［8］，即諷刺、暴露敵人，鼓動和教導農民投身斗爭，而斗爭的對象就是國民黨政府。錢杏?指責魯迅“沒有政治思想!沒有政治思想!有的不過是殘敗不完的模糊的反抗封建思想，軍閥，官僚的片斷而已，此外是什么也沒有的。”［19］(P．362)對于1928年的左翼作家而言，反政府的迫切性要遠遠大于反帝國主義，對于這樣的用意，自由主義者看得很清楚。蘇雪林指出，新寫實主義(即左翼鄉土小說)鼓吹“復興中國，非推翻現行政制，改用某種主義不可”，認為這是“野心家的別有懷抱，是非?？膳碌?rdquo;［20］(P．265)。   葉公超相對委婉地指出:“小說根本就沒有負著改造社會的責任。”［21］“改造社會”依然是針對左翼文學企圖顛覆政府的寫作意向而言的。   顛覆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是革命，而革命卻是一個可以公開使用的概念，因為它是國共兩黨共同的事業、理論和追求，只不過雙方對革命的解釋各不相同罷了。左翼作家主張鄉土小說的革命敘事凸顯的是農民與地主的二元對立，而地主階級最終依靠的是政府，因此，革命的矛頭實際上對準政府，這種情形在20世紀40年代國統區作家沙汀、艾蕪、張天翼等人的作品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而以延安為中心的解放區鄉土文學的主流則已經轉向在舊政權被顛覆之后，如何發動群眾斗爭地方豪強、建設新的村級權力機構了，而且在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顛覆了舊時代的準則和規范，因此，解放區鄉土文學的敘事目的是以建設為主、顛覆為輔，顛覆是為具體的建設服務的，這就是“趙樹理方向”的基本內涵，用趙樹理自己的話說，就是“老百姓喜歡看，政治上起作用”。“政治上起作用”———起建設與顛覆的作用———才是核心所在，“老百姓喜歡看”是為了能夠最大范圍、最有效地在政治上起作用。在解放區文學中，趙樹理之所以能夠成為方向，從根本上說，是因為趙樹理的藝術觀念順應了左翼文壇的需要。在建設新政權的過程中如何顛覆舊的遺留，特別是那些深入人心的舊的觀念和習俗，應該說，這是一項非常艱難的任務。   新中國成立以后，農村題材中常見的移風易俗的敘事依然是沿著“趙樹理方向”前進的。   顛覆的目的決定了在創作方法上摒棄寫實主義，轉而提倡新寫實主義或現實主義，其意圖是要求作家既要面對現實，又要避免啟蒙立場———回避農民蒙昧的精神和鄉村落后的文化。直白地說，就是要求作家對鄉土現實進行選擇的描寫。“只有不在表面的瑣事(Details)中，而在本質的、典型的姿態中，去描寫客觀的現實”［22］，“要擺脫‘舊寫實主義’的拘束，只有努力先去克服你的舊意識而獲得新的宇宙觀和人生觀”［23］。無論是舍棄瑣事，還是獲得新的宇宙觀、人生觀，其實都要求作家放棄寫實主義直書善惡的較真精神，有所選擇、有所回避，取舍之間的奧妙就在于是否有利于為革命(或曰顛覆)提供合理化與合法化的論證。#p#分頁標題#e#   自由主義者面對嚴峻的政治形勢和鄉村苦難，同樣充滿了憂慮和同情，蘇雪林、沈從文、李健吾等人可謂憂心如焚。蘇雪林對當時的鄉村現實相當了解。在論及20世紀30年代的農村時，蘇雪林說:“肚皮餓著時，以及虐待受到無可再受時，馴良的會變成殺人放火的罪犯，戀田園的會舉家逃亡，頑固的也會贊成革命理論。”   ［20］(P．263)蘇雪林不僅關注著農村的災難，而且體察到了農民革命的現實原因及其復雜心理。沈從文算得上是現代文學史上最自覺的鄉土作家，他一直以鄉下人的身份和姿態寫作，對于戰爭背景下行政權力和武裝力量對農民經濟上、心理上的壓迫與傷害，可謂義憤填膺，即使在創作像《邊城》這樣較為溫暖、浪漫的小說時，沈從文對于鄉村現實的黑暗依然耿耿于懷，表示將在“另外一個作品里”描繪農民“受橫征暴斂以及鴉片煙的毒害”［24］(P．72)。后來，沈從文又寫出了與《邊城》極具對照意味的《長河》。雖然沈從文有意減少對現實殘酷性的寫實，而作成“鄉村幽默”，但是，其湘西小說中仍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感傷情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者對湘西現實的憂慮。李健吾極為同情因戰爭而背井離鄉的鄉土層民眾，在評介蘆焚的《里門拾記》時，感慨普通百姓的血淚人生，在論及葉紫時，也無限同情“那被壓迫者，那哀哀無告的農夫，那苦苦在人間掙扎的工作者”［25］(P．125)。農民、苦難成為李健吾文學批評的關鍵詞。   對農民的苦難和鄉村的蕭條真正負責的應該是政府，因此，自由主義者對當時的政府多有批評，如沈從文公開表達了對“地方特權者”的不滿，指責“地方政治不良”［26］(P．333)。但是，自由主義者的創作目的不是從根本上否定政府，恰恰相反，意在幫助政府，給政府提供警示，自覺承擔了“諍友”的角色，因而他們在創作方法上傾向于寫意。沈從文承認其湘西小說回避了更為嚴酷的現實，并在《水云》中宣稱自己是“最后一個浪漫派”，雖然沒有公開反對當時在左翼作家中盛行的現實主義，但是，沈從文許多含蓄的表白其實都指向現實主義。蘇雪林則說得很直接，她以“喧闐叫囂”形容之，指責其“被歪曲被利用”［20］(P.265)。李健吾也直言不諱地指出:“我們目前流行的所謂現實作品，十九沉溺在現時的大海，不是樹葉蓋住了枝干，便是瑣碎遮住了視野。”［25］(P．156)一言以蔽之，自由主義者并不認同現實主義，而主張有距離地寫意，偏愛溫情、平和的鄉土書寫。梁實秋雖然口頭上不反對現實主義，但是主張其中“不必含有人道主義的色彩”［27］(P．258)，主張寫普遍的人性，用意仍然是回避黑暗的鄉土現實，因為黑暗就是革命的理由。   如果說蘇雪林親近政府的心情與姿態較為平和，那么沈從文則要急切得多。沈從文一直關注鄉土層民眾的思想與生活，為鄉土世界陷入道德退步、生活艱難的困境而憂心忡忡，但他并沒有對政治、經濟制度產生根本的懷疑，他批評政治，嘲諷新生活運動，心情激憤，其實是替政府擔憂，但是，政府不僅不領情，反而橫加指責，乃至迫害，致使當時自由主義的生存空間非常有限。據國外學者易勞逸統計，僅1929～1936年間，就有“458種自由主義的著作被查禁，通常加給它們的罪名是鼓吹階級斗爭，誹謗官方，或者是‘無產階級文學’”［28］(P．38)。   自由主義者最終陷入兩邊不討好的窘境，因此，在一些具有議論性的文字中，沈從文一再以孤獨的邊緣人的語調申述自己不被理解的孤獨和痛苦，魯迅說他“忠而獲咎”［29］(P．45)，確實是洞悉了自由主義者的困境。   總之，自由主義者面對當時鄉土社會的狀況，并非無動于衷，但是他們的政治主張是改良，而不是革命，胡適溫和改良的思想可以看成是自由主義者共同的政治主張，因此，其鄉土敘事意在警示政府，而不是顛覆政府，用蘇雪林的話說，就是“以促政府的警惕和注意”［20］(P.265)。   五現代鄉土文學理論的共同起點是“鄉土啟蒙論”，對致力于現代性追求的鄉土中國而言，“鄉土啟蒙論”無疑是治救舊文化的一劑良藥，然而，隨著20世紀30年代作家的集團化和政治化，鄉土文學理論出現了分流，自由主義理論和左翼理論依照各自的政治理念不斷地發展、流變。   從周作人到沈從文，自由主義者沒有放棄啟蒙立場，啟蒙的理念與政治改良結合在一起，警示就成為其鄉土文學的創作目的了。左翼鄉土文學理論出于發動農民群眾的實際需要，否定了“鄉土啟蒙論”，進而推出“宣傳論”，其創作目的日益集中于顛覆。啟蒙與宣傳、顛覆與警示成為鄉土文學流變的主線，與之相關的審美趣味、語言色彩、敘事視角、結局模式等也依據各自的邏輯而發生變化。   值得深思的是，左翼理論以魯迅為旗幟，卻徹底否定魯迅的“鄉土啟蒙論”，并由此導致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鄉土文學領域的虛假敘事，藝術價值喪失殆盡，無法發揮其政治作用，其中的成敗得失為當下鄉土文學理論與創作的發展提供了極有價值的歷史參照。

第一篇：大學英語教材通識教育分析

摘要：

本文首先闡明通識教育的概念、基本內容和通識教育理念下的外語教育研究；接著對教材、大學英語教材進行概念界定，并簡要論述國內外教材評估的相關研究；然后將《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通識教育理念和教材評估理論結合起來，從六個方面構建通識教育理念下的教材評估內容，并依據此內容對《全新版大學英語》（第2版）綜合教程學生用書1-4冊進行分析。通過對該套教材的社會與文化、科普與環保、政治與歷史、文學與藝術、家庭婚姻與友情、教育與心理六個方面內容的統計與分析，發現教材的優點及不足之處。

關鍵詞：

通識教育理念；《全新版大學英語》（第2版）綜合教程；教材分析與評估

在我國高等教育課程體系中，大學英語是非英語專業本科生必修的基礎課程，由于其“基礎性”和“必修性”，使其可以成為實現學生通識教育的一種重要途徑。同時，英語作為當今世界的一門國際化語言，不僅是一種交流工具，更是一種文化載體。因此，大學英語課堂教學不應只有語言的學習，更要重視學生綜合文化素質的提升。在大學英語課堂教學中，英語教材是教師組織各種教學活動的重要依據，是學生學習內容的主要材料。因此，大學英語教材作為高校英語課堂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編寫與評估是否應吸取通識教育的理念，這一話題近些年來在外語界引起廣泛關注。

一、通識教育理念下的外語教育研究

第一篇：建筑工程施工質量控制

摘要：

伴隨著我國建筑行業需求的不斷發展和提升，人們對建筑工程的整體質量也投入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在整個工程上的施工過程中，存在這很多因素直接影響著工程的技術質量，所以要從多方面加強建筑施工技術質量的控制，找到容易出現問題的關鍵點進行解決和改善，為建筑工程施工質量的最終保證提供前提依據。

關鍵詞：

房屋建筑；施工質量；控制

1引言

社會的不斷進步推動著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城市的發展和中心城市的不斷建設就對建筑行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在這過程中也會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尤其是一些技術含量高、工程條件復雜的建筑項目，由于企業的某些疏忽導致最終的工程質量和預期存在一定差距，這就要求企業需要不斷加強建筑工程的施工管理，保證建筑工程施工質量，促進建筑行業健康快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