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倫理論文范例

摘要：文章從工程倫理課程發展歷程出發，明確了環境類碩士研究生“工程倫理”課程開設的必要性與緊迫性，并闡述了環境類碩士生“工程倫理”課程設計、授課方式及考核策略。

關鍵詞：工程倫理；環境類碩士研究生；工程教育

工程科技的進步與人類發展的命運緊密相連，伴隨著人類大規模改造自然的工程行為，不可避免地涉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類的多重價值追求，不同利益訴求也會導致人們在工程行為選擇上的困境與沖突，從而引發當今社會對工程行為意義與正當性的反思，人類的工程實踐不僅是一種改造自然的技術活動，也是一種關涉人與自然和社會的倫理活動，這成為“工程倫理”作為一門學科建立與發展的現實背景。

一、“工程倫理”課程介紹

工程倫理是在工程中得到論證的道德價值，是應用于工程學的道德原則系統，是工程技藝的應用倫理[1]。工程倫理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是一門哲學、倫理學與工程學、社會學交叉的新興學科門類，在實踐意義上，工程倫理為工程師提供了價值性的規范引導。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法國、德國、日本和英國等發達國家相繼開展了工程倫理教育。我國工程倫理教育是在全國工程專業學位研究生教指委推動下展開的。2014年6月，在清華大學召開的“工程呼喚倫理：學術界與企業界對話”工程倫理教育論壇上，企業界代表和學術界人士提出了工程教育要補上“倫理”短板，不但要從知識傳授和能力培養進一步延伸到價值塑造，而且要把價值塑造作為工程教育的核心目標之一。同年12月，教指委啟動“工程倫理”課程建設，并于2016年推出了“工程倫理”教材和在線課程。2018年5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了《關于轉發〈關于制訂工程類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方案的指導意見〉及說明的通知〔學位辦（2018）14號〕》，將“工程倫理”課程納入工程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公共必修課，并列入研究生培養單位實施人才培養、開展評估評優工作重要依據?？梢钥闯?，加強工程倫理教育，已成為工程碩士教育中的“標配”。

二、“工程倫理”課程開設的意義

傳統環境類碩士生培養目標是：掌握環境科學與工程專業基礎理論、專業知識和實驗技能，具備獨立開展環境科學與工程領域科研和從事環境保護工作能力。目標對學生掌握扎實的環境專業理論和技術表述較多，而對學生今后作為環境專業人員所必備的工程倫理素養和職業道德鮮有提及。環境類專業在解決環境污染、資源利用等環境問題時能帶來可觀的社會效益和一定的經濟效益，但也面臨著環境與生態安全問題、社會利益公正對待問題、環境工程管理制度的道義性以及環境工程師的職業精神與科學態度問題。特別是我國近年來經濟飛速發展，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統一與對立引發的工程倫理問題尤為突出。具體而言，一是環境保護工程公益性，使其出現了直接效益與間接效益之間矛盾的倫理問題，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矛盾的倫理問題；二是環境保護局部與整體的利益分配問題，因為環境問題沒有國界，屬全球性問題，而環境工程主要是保護和增加公共利益，大多會不可避免涉及甚至減損局部利益或私人利益，若處置不當極易引起工程倫理沖突，甚至破壞世界和平或引發局部群體性事件，例如“鄰避沖突”與“鄰避困境”出現；三是環境污染問題追溯和責任主體確認是個極其復雜的問題，例如，地下水污染和土壤重金屬污染就是典型的難以溯源和界定責任主體，這都對環保工作者的職業要求非常高，也會涉及很多相關工程倫理問題；四是確立自然環境的倫理地位，工程師需要扭轉一味追求技術效益和最大產出的功利觀，明確對自然環境的倫理責任。因此，開展工程倫理教育是環境類專業人才培養面臨的緊迫任務。

［摘要］休閑德育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可忽視的新領域。當前，在德育回歸生活世界的大趨勢下，生活德育理論為休閑德育提供了理論資源。在生活德育視野下，應該針對休閑德育問題系統設計建構課堂教學、生活體驗、環境熏陶“三位一體”的休閑德育模式。

［關鍵詞］生活德育;休閑德育;三位一體

大學生活與中小學生活相比，存在更多的課余自由時間，即閑暇時間。閑暇作為特殊的時空存在，成為重要的德育資源。然而，當前大學生的休閑生活狀況不容樂觀。2016年，本項目團隊對廣東省5所高校大學生閑暇現狀開展調研，發現大學生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休閑貧困”問題。具體表現為休閑異化(不懂休閑、不能休閑、不愿休閑)、休閑層次低(淺休閑、假休閑、逆休閑)、休閑倫理失諧(休閑與自身、他人、自然失諧)等，這些現象應引起我們的關注。“德育回歸生活世界”作為德育現代轉型的重要內容，使“生活德育”成為新的德育理論研究熱點，也為大學生德育創新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撐，因此，從生活德育角度探討大學生休閑德育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生活德育理論為休閑德育提供理論資源

(一)何謂生活德育

不論是中小學，還是大學，德育與生活世界的脫離，導致德育中存在“三化”(政治化、專門化、知識化)問題，這是造成學校德育困境的主要原因。針對這一問題，近年來，生活德育理論被提出并受到普遍認同，成為當前德育理論和實踐的一大熱點。不論是美國杜威的“教育即生活”，還是我國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理念，都是提倡德育回歸生活實踐，倡導教育生活化的理論支撐。我國德育專家魯潔教授較早呼吁德育回歸生活。杜時忠教授在《論德育的走向》一文中提出現代德育“走向生活”的趨勢。高德勝教授的著作《生活德育論》對生活德育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為大學生德育提供新的理論視角。他在《生活德育論》中指出，生活德育是一種新的德育范式，是對以往和現行的割裂、知性和技術化管理為特征的德育范式的轉換和超越，生活德育的基本進路是“通過過‘有道德的生活’來學習道德”。［1］74生活德育觀指導下的學校德育，應該是通過學校的整體生活進行的、對學校所有成員都起作用的、提升人的精神追求的教育活動。［1］89

(二)何謂休閑德育

一、定量評價與定性評價

所謂定量評價也稱量化評價，是采用數學的方法收集和處理數據資料，對被評對象做出定量結果的價值判斷。定量方法雖具有客觀化、精確化、便捷化等優點，但由于它忽略學術評價中某些對象難以量化的品質和行為，不易對評價結果做出恰如其分的反映。而定性評價則是利用同行專家的知識、經驗和判斷進行評審和比較的評價方法。該方法著重從質的方面分析和把握某一事物的屬性，容易受個人價值觀、知識結構等主觀因素影響。講到同行專家定性評價時，以湖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書記、副主席周發源為主持人的湖南省“社會科學評價體系研究”課題組的研究認為:“同行評議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評價方法，亦有其主觀性、易受人為因素影響等局限。”“同行評議往往可能受到專家學識、見解以及評估過程中態度、感情等心理因素的影響和制約，特別是當評審專家職業操守出現問題時，同行評議就難以保證評審的公平和公正。”［2］以上關于定性評價局限性的分析，十分準確。正因此，凡是科學的、合理的、公正的學術評價，必然采用定量與定性評價相結合的方法。事實表明:定量評價大都滲透著定性評價的結果，甚至以定性評價為基礎，而定性評價則大多以定量評價為前提、為參考?？疾旖陙韺W術評價的實踐，量化評價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些純客觀數據的簡單綜合，其實在這些客觀數據的背后幾乎都程度不同地隱藏著同行專家的主觀評價，從未脫離定性評價。如果稍作分析，我們就可清楚地看到:在定量評價中最受人們重視的被引頻次、影響因子等，除極個別負引之外，大多都是反映了同行專家、學者在閱讀期刊過程中，對有價值、有水平的文章及其觀點、材料、分析論證的一種肯定。而論文的被轉、被摘，也大都是經過了文摘報刊編輯、負責審稿的編委等同行專家認真審閱、精挑細選，具有較高水平、較大價值之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同行專家的認可。而論文獲獎、期刊獲獎，雖近年來在實踐中也出現過某些不公正問題，但總體而言，各級各類的評獎無不是由學科同行專家參與評審完成的，更是直接體現著學術共同體對被評對象質量和價值的判斷。另外，點擊率、下載率的多少更反映著同行學人對某一期刊關注、閱讀及認可的程度。實事求是地說，對期刊量化評價的結果，應當說是對編輯出版原刊的編者、文摘期刊的編輯、閱讀期刊的讀者以及期刊評優的專家等學術共同體評價意見一次次累加綜合而成的產物，而并非只是與專家、學者無關的冰冷的數字。由此可見，一般化地將量化評價排除在學術期刊評價之外，從而將量化評價與學術共同體的定性評價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關于定量評價，指標的選擇十分關鍵。目前，我國在核心期刊評價中，有多指標評價與單指標評價兩種體系。［3］兩種體系各有優劣，但相較而言，我比較贊同多指標體系。雖然引文法能比較客觀地呈現學術期刊的學術水平，但摘轉率、獲獎率等同樣也是反映學術期刊學術水平的重要指標。這也是大家公認的。有鑒于此，量化評價應盡量采用多指標體系。正是基于以上認識，我始終比較贊同學術評價研究專家、南京大學葉繼元教授所主張的“對學術期刊的評價，應當堅持國內外通行的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他曾講到:“常用的載文法、文摘法、引文分析法、讀者利用率等等文獻計量法與專家意見法，在國外已有幾十年的歷史，在國內也有十多年的經驗，可以說已比較穩定，成為必備的方法。在期刊評價中，定量評價具體明確，但單純依靠數據，則有一定的局限性……定性評價宏觀、全面，但單純的定性評價，則有相當的隨意性、主觀性。”［4］由此看來，惟有將定量評價與定性結合起來，才是評價學術期刊可以互為補充、科學合理的優化的方法。

二、學術質量標準與期刊影響力標準

在以往的學術期刊質量標準中，期刊的學術水平與期刊影響力混搭在一起，統稱為學術質量標準或業務標準。其實，仔細分析學術期刊的學術質量與期刊影響力，應是兩個既有密切關系但又有很大不同的標準:首先，學術期刊的學術水平、學術質量是期刊自身固有的質性，而學術期刊的影響力則是期刊學術水平、學術質量以及政治質量、編輯出版質量的延伸表現，是由期刊各項質量因素綜合而成的整體質量所衍生出來的一種客觀效果。某一學術期刊，可能水平很高，但由于其學科屬冷門問題、偏門專業，就不易產生較大影響力。上世紀80年代，《北京大學學報》原主編蘇志中教授曾在一次會議上講到，《北京大學學報》曾發表過一篇蒙古學研究的論文，他估計當時國內對該文有興趣的人可能非常之少，然而就是這篇國內少有人關注的文章，卻引起了日本學界有關專家的重視。據說，當年某日本學者訪華團到訪中國，首先打聽并提出要拜訪的是該篇論文的作者。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發表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的研究論文，就常遇到校內外某些學人質疑，認為此類文章不會有人讀，大多數人也讀不懂?？梢?，由于學科專業性質的不同，常會影響學術期刊影響力的大小。另外，某一學術期刊可能學術水平很高，但因其主辦單位名頭不大、出版地域較偏等種種外在原因，也常常限制其難以產生較大影響力。此外，學術期刊的外在形式(包括論文題目的醒目與否、刊物裝幀設計、印裝質量等因素)以及傳播渠道、發行方式、宣傳力度等都會直接影響到期刊的影響力?？梢姡诳挠绊懥﹄m然在一般情況下與期刊的學術水平間存在著正相關的關系，但同時它還要受到多種外在因素的制約，并非一個高水平的學術期刊，其影響力就必然大;一個水平不高的學術期刊影響力就必然小。由此，設計評價學術期刊質量的標準及指標，應將學術質量與期刊影響力分開作為兩大標準。期刊的學術質量主要體現期刊所刊載的論文的學術水平———包括被引頻次、影響因子、五年影響因子，論文被重要文摘報刊的轉摘率，論文的獲獎情況，等等。關于期刊影響力，1996年新聞出版署評價標準中只列舉了產生重大社會實踐反響的論文，而未提到產生重大學術反響的論文，［5］有失偏頗。其實，期刊影響力既包括發表后引起國家或地區黨政機關重視、被有關領導批示采納其觀點、結論，產生較大經濟社會效益者;同時還應包括發表后被引頻次高、影響因子位居本學科專業前列，或同時被幾家權威文摘報刊全文轉載，或獲國家、地方政府高層次、高等級獎項者。評價學術期刊，應增設期刊影響力標準，使之與期刊政治質量、學術質量、編輯出版質量一起作為評價學術期刊的四大一級標準。關于學術期刊影響力評價的指標，我認為主要有3個:其一為期刊的社會信譽度，評價指標包括期刊獲國家、省部以上政府期刊獎、出版獎，被國內外重要核心期刊庫收錄，被國內外重要媒體、著名專家公開評價等。其二為學術及社會實踐影響力，評價指標具體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期刊發表的論文產生了重大學術理論反響，如年度被引頻次排名本學科專業前列，或一篇論文同時被多家重要文摘報刊轉載，或獲省部級以上高等級優秀成果獎、“五個一工程”等大獎。二是期刊發表的論文產生重大社會反響，如有關論文引起黨和國家及地區黨委、政府重視，論文的觀點、結論被省部以上領導批示，黨委、政府采納，產生突出經濟社會效益。前者如上世紀50年代《文史哲》發表李希凡、藍翎評論《紅樓夢》研究的文章所產生的重大學術理論反響，《光明日報》70年代末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開啟了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新時代的巨大影響力。后者如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論西安周圍諸河流量的變化》發表后受到時任陜西省長批示，省市政府成立專門機構落實其關于恢復秦嶺北麓生態植被、以從根本上解決西安供水困難的建議;著名唐史專家牛致功先生《論西安建都的朝代問題》從長期流行的8朝、9朝、11朝、17朝說等眾多觀點的分析考辨中提出13朝說，被陜西省和西安市政府采納作為對外宣傳的標準說法。惟有如此強調對具有突破性價值的代表性論作的評價，才可能準確把握期刊的學術及社會影響力。其三為讀者認可度。評價某一期刊，讀者歡迎不歡迎應是根本的標準。在以往的學術期刊質量標準及評價實踐中，對讀者、市場的認可程度多有忽視，這是重要失誤。評價讀者認可度，其指標主要包括對期刊印刷版的國內外訂閱量、發行量，讀者網上的點擊率、下載量，以及中國知網等海內外傳播情況等的考量。

三、學術期刊評價與學術評價

學術期刊評價是學術評價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術評價包括學術期刊評價。學術期刊評價是以考量學術期刊質量與學術期刊編輯者辦刊水平為對象的評價活動。評價的目的在于考察期刊質量與期刊社(編輯部)辦刊水平，總結辦刊經驗，找出辦刊中存在的問題，以促進學術期刊社不斷改進工作，提高辦刊水平。學術期刊的評價按被評對象與評價目的的不同可分為兩種情形:一是評價期刊的質量，二是評價期刊社的辦刊水平。前者如學術期刊評優等，后者如教育部名刊工程入選期刊評選、國家社科基金資助學術期刊遴選等。學術期刊質量的評價以往多以政治質量、學術質量、編輯質量、出版質量四個方面為質量標準，從內容到形式對期刊進行全面的質量衡判。而學術期刊辦刊水平的評價，除了對期刊本身質量做出評判外，還要對期刊的辦刊條件(如主辦單位重視與支持的程度，經費與辦公條件及人員配備情況等)、編輯部建設與管理水平(如編輯部工作人員的思想與業務素質、規章制度建設、工作考核與管理狀況等)、期刊社經營效果等做出綜合評估，以評價其辦刊能力、辦刊水平與績效。正是基于上述任務的特殊性，評價學術期刊的主體應由三部分人組成:一是相關學科專家，二是學術期刊編輯專家，三是期刊出版管理專家。由此三方面專家組成的評價組織，應就是學術期刊評價的學術共同體。學術評價是以學術標準為尺度，對學術活動做出水平與價值判斷的過程。學術評價包括不同的類型，主要有學術研究成果的評價(含學術成果評獎、學術出版稿件的評選)、學術研究人員的評價(包括教學科研人員職稱評審、各層次優秀人才選拔、專業技術人員崗位聘任及業績考核)、學科評估、學術機構評估以及研究課題立項的評審與結項驗收等。學術成果的評價主要是評判成果所達到的學術水平及其理論與實踐價值;學術人才的評價主要評判教學科研人員的學術水平及學術貢獻;學科評估主要評判某一學科團隊科研水平、對學科建設的貢獻及科研創新能力;學術機構評估主要評判學術研究組織整體科研水平、學術貢獻及科研創新能力。各種類型的學術評價，其評價對象、評價內容及所要達到的目的不盡相同，但所有學術評價的基本依據還都是學術研究成果。由此特點決定，學術評價的主體應是相關學科專業造詣精深的專家。深入認識、理解學術期刊評價與一般學術評價的異同及特點，對于研制科學、合理且具可操作性的學術期刊評價方案、辦法和標準，深入開展學術評價理論、實踐問題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關于學術評價主體，近年學界十分強調學術共同體評價，這無疑對摒棄長期以來我國實行以行政主導為主的學術評價制度，將學術評價回歸學術是重要改進。但是，對于學術期刊評價來說，雖評價的主體主要應為學科專家，但絕不能排斥期刊編輯專家及期刊出版管理專家;多年來各省區市舉辦的各種期刊評優，教育部名刊名欄評選以及國家出版獎的評選實踐也充分證明，期刊評價離不開期刊編輯專家和出版管理專家。

四、評價的科學性、合理性與可操作性

作者：范永康 單位：曲靖師范學院人文學院

20世紀后期的西方文論發生了“范式”轉換，即從對文學作修辭學式的內部研究，轉向了文學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們可以問心無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來，論述權力、歷史、意識形態、文學研究的‘慣例’，階級斗爭，婦女受壓迫的問題，男人女人在社會上的真實生活情況及其在文學中的‘反映’。我們還可以重新問關于文學在人生中和社會里的用途這類實用主義問題。文學理論的關鍵詞不再是傳統文學研究所關注的“審美”、“價值”、“經驗”和“作品有機體”，而是“符號系統”、“意識形態”、“性別”、“身份/認同”、“主體位置”、“他者”和“機構。以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新左派”馬克思主義、后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批評、生態批評、散居族裔批評乃至同性戀和酷兒理論為主體的當代西方文論顛覆了以“新批評”為代表的20世紀上半葉“文學性”研究的總體走勢，都超出了純粹“文學的”范疇，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顛覆性、解構性、公共性而強化了文學理論的政治言說維度。對此，拉曼•塞爾登等人提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觀點:“這些理論在全球范圍內促進了對一切話語形式的重新解釋和調整，成了激進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學的’(研究和理論)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多少有點意義的再現形式。，文學理論成為“文化政治”的組成部分，可以說，這一觀點深刻地闡明了當代西方文論的實質，進人“后現代”時期的20世紀西方文論的確大規模地走向了“理論化”，走向了“政治化”。陸貴山先生指出:“正當中國新時期的某些學人著意淡化和消解文藝和政治的關系的時候，當代西方社會卻掀起了這樣那樣的論述文藝和政治關系的熱潮。這是一個特別值得研究的文化現象。文化政治與當代西方文論的政治化問題已經引起學界的重視，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之處，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①。

一、國外相關研究

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文化政治”為關鍵詞的研究幾乎遍及人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領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學、歷史、音樂、繪畫、舞蹈、影視、傳媒、出版、教育、翻譯、身份、種族、宗教、倫理、階級、經濟、法律、國家、建筑、醫療、科學等各種觀念、現象和學科，為之提供全新的闡釋和研究視角。但是，從總體上宏觀地探討文化政治與文學理論之關聯的研究并不多，尚處于起步階段。據筆者查閱，最早以“文化政治”為題名關鍵詞的單篇論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寫于1973年的((審美主義與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質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為理念的審美主義的純粹性，即審美主義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圓其說。米雪兒•巴瑞特的論文《女性主義和文化政治的定義》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該文強調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類學意義上對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確意識到文化政治會涉及到意義之爭。論文通過考察“女性主義藝術”與“藝術”、“婦女的藝術”的區別，認為藝術作品不能與媒體意識形態的再現藝術相混同，從而得出結論:任意擴大藝術的政治意義是危險的，我們不應該忽視藝術作品的虛構、想象和審美之維，藝術的許多方面不能縮減為意識形態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滲透藝術領域的時尚之中能夠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著實難能可貴。這兩篇論文對文化政治文論的研究有首創之功，但都沒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規模的有關文化政治對文學藝術滲透的研究出現于1990年前后。喬納森•多利莫爾和阿蘭•辛費爾德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主編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叢書②，兩位總主編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確認識到，在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和后結構主義話語的沖擊下，197()年以來英國文學研究與傳統的文學研究模式發生了“斷裂”，新的“文化唯物主義”研究方式重點關注歷史和文化語境、(文化)理論的方法、政治義務以及文本分析，因為“文化意義最終總是政治意義”，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們強調指出，作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義研究方法不再偽裝政治中立，“相反，它將其任務定位于改造社會秩序，這一秩序正在以種族、性別、性態和階級的名義壓榨著人民。

顯然，這套叢書就是運用文化唯物主義方法研究各種文化現象，并以發掘其政治含義為旨歸。蓮達•赫哲仁的((后現代主義的政治學》雖然沒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現代的攝影、繪畫、小說、歷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關注它們表意實踐背后的意識形態編碼策略和意義版圖的爭斗，所以，此書所要探討的正是文化政治與后現代藝術之間的密切關聯。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論的實踐:后結構主義，文化政治和藝術史》‘，’一書以“表征”、“意識形態”、“作者”為三個關鍵詞，對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符號學理論加以剖析，凸現出這些理論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傳統的認識論藝術史觀，而代之以符號學的建構主義的文化觀、歷史觀:一者，處于歷史語境中的理論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義深刻地影響著歷史敘述和知識建構;再者，新的政治觀和表意實踐會使得文化價值、文化意義觀變動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叢書的共同缺陷是:有關文化政治對文學理論的影響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戰批評與懷疑論之政治》第一次從“懷疑論政治”的角度全面評述和反思了戰后興起的各種批評理論。作者認為，新近出現的女權主義、后殖民主義、精神分析、新馬克思主義等政治化文論以“種族、性別、階級”為三大主題，克服了新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乃至新歷史主義批評局限于“學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貼近現實政治，但還是處于政治隱喻的言說狀態，難以落實于實際行動。

希伯斯希望強化文化政治文論的實踐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戰批評”應當加強現實政治關懷，發揮實踐功能。從全書來看，他局限于美國一隅，對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西方當代文化政治文論把握得不夠全面，且評價過低。格林•喬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階級、性別、種族和后現代世界》‘川對“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較為清晰的界定，他們認為文化政治是文化產品在意義、價值、主體性形式和身份建構方面所體現出的權力關系，關涉文化在階級、種族、性別、身份等社會區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過，他們放棄了文化的人類學含義，只是指藝術產品，包括音樂、文學、繪畫、雕塑、戲劇和電影。作者從20世紀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義的文化和教育理論開始，重點分析了文化藝術對近現代西方社會的階級、性別、種族的分化和抗爭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書的缺點是對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過于寬泛，按照他們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時期即已經存在文化政治文論，這就模糊了它的時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后現代解構普遍性、元敘事、主體本質和意義的穩固性的做法表示擔優，因為后現代歡呼差異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會差異，在書的結尾，他們意味深長地反問道:我們是將文化政治當作一項嚴肅的事業，還是游戲?這種對后期文化政治逐漸脫離經濟、制度、權力的憂慮，同晚期馬克思主義者，如詹姆遜、伊格爾頓、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等人的觀點倒頗為接近。這也正預示著文化政治隨同文化理論一起，在新世紀的“后理論時代”步人反思階段。2000年前后，隨著馬丁•麥克奎蘭等人編寫的《后理論:批評的新方向》、瓦倫丁•卡寧漢的《理論之后的閱讀》、讓一米歇爾•拉巴特的《理論的未來》、伊格爾頓的《理論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現，西方文論進人了“后理論時代”。對于文學理論而言，恢復文學的審美、詩性、形式、倫理、價值等被“理論”所遮蔽的層面似乎又成為新的時尚。在“后理論時代”背景下，學界面臨的任務是要正確估價和承接“理論時期”所饋贈的政治化文論的遺產，對文化政治與文學理論的深層關聯作出新的思考。#p#分頁標題#e#

二、國內相關研究

（一）

一、論文選題目標多重性應立足學生多方面需要

目前的行政管理專業研究生面臨著和其他專業研究生一樣重理論輕實踐，很難學以致用，就業壓力大等殘酷現實。從事純行政工作和純行政管理教學研究的只是一部分，絕大部分要到其他領域就業，未必都適合做純學術型選題。明智做法是從行政管理專業現實針對性出發，根據學生不同情況，通過目標多重性選題模式有的放矢地對學生進行綜合訓練，滿足學生多方面需要。論文選題是在構思初始階段選取一個主題或者明確一種立意。選題“既可從實踐和社會需要中選取,也可以研究本專業的研究空白或前沿方向,還可以對發生爭議的話題進行討論,或者對生活生產中遇到的實際問題進行討論研究,以及針對學科交叉的空白區的研究等等”。行政管理專業研究生目標多重性論文選題模式在滿足學生多方面需要方面的具體做法如下。一是政治素養的提高。行政管理論文大都涉及政治理論和大政方針，確立這些方面的選題有助于培養學生較高的政治素養和政策水平。二是從解決學生實際問題入手。行政管理論文面向實際的特點非常突出，從政治、經濟、文化到教育、醫療、住房無所不包，都是學生關心的問題，針對學生所需確定相應選題，就可帶動學生對相關問題的了解和處理，起到排憂解難的作用。三是培養初步的工作能力。行政管理論文選題都關涉行政能力和職場知識，為此，研究生入學就應該確定導師和選題大致方向，然后有針對性地從事一些行政事務性工作，并將其與選題結合起來，也可在工作中完善選題或發現新的選題，這樣的論文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就強，對學生初步工作能力是很好的訓練。四是提供就業指導。現行入職考試都有行政管理方面的大量內容，而且行政活動還與其他領域工作聯系緊密，導師可以結合學生就業方向有針對性地確定相應題目，在撰寫論文同時也兼顧著備考和了解所關心領域的知識。五是多方面才能的積累和訓練。其一，針對行政管理專業跨學科特點使學生了解多學科知識，便于畢業后什么工作都能勝任。其二，針對行政管理論文大多涉及行政活動中復雜問題處理的特點，有意識地使學生掌握處理復雜問題的本領。其三，針對駕馭目標多重性選題難度大的特點對學生進行抗挫折訓練。其四，針對行政管理論文都關涉行政倫理問題的特點，帶動學生對倫理道德問題的了解，學會怎么更好地做人和處事。通過上述多方面才能的積累和訓練，學生既豐富了知識，又掌握了處理復雜問題的本領；既懂得了為人的道理，也受到了百折不撓、攻堅克難的處事訓練。學位論文的最終目的是為社會服務，選題的確定就應以社會需要為出發點，源于實踐，服務于實踐。從目標多重性出發確定行政管理專業論文選題源于學生多方面需要，是對學生一專多能的綜合訓練，有助于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學生帶著問題寫作論文，避免了空洞乏味和拼湊應付，學位就會保值甚至增值，為解決當下研究生就業難也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高質量目標多重性論文可作為咨詢報告提交有關部門

行政管理論文政策對策性非常強，具有政策咨詢功能，師生都應把自己當作外腦和智囊，將聯系現實的論文視為政策咨詢報告來對待，答辯實際上也是政策辯論。一是師生都要盡可能多地了解實際工作，有一定實際工作經歷更好，學院也應創造條件讓學生帶著問題到實際工作部門實習或調研。二是側重對策性研究，包括對問題及原因的實證分析，國內外經驗介紹及啟示，對策要有針對性和可行性。三是充分發揮理論對現實政策的指導作用，站在為相關部門出謀劃策角度，本著理論聯系實際原則進行研究。四是可聘請與選題相關的實際工作部門人員為答辯委員會成員，幫助解決論文中師生解決不了的問題；另一方面他們也能從論文和論文答辯中獲得啟發，更好地推動本部門工作。這項工作從確定選題后就應該開始，學生可到相關部門調研，請有關人員指點，還可聘其為副導師，或吸收到答辯委員會中，既可全程跟蹤，也可只在某個環節排憂解難。當然，這種副導師制是隨機的，前提是師生都非常困惑或選題對這些單位有重要參考價值。五是一些實際工作部門也可以把一些疑難問題交給學校作為論文選題，高校行政管理研究機構作為智囊和外腦承攬的一些相關項目，也可吸收有這方面選題的研究生參與，其參與部分可同論文結合起來，也可分出一個或若干個子課題作為論文選題。高質量論文可推薦到相關部門作報告或咨詢，由此可知，這種教學、科研、實際工作三位一體的選題模式，使學界和實際工作部門互通有無，做到了理論與實際的真正結合。

三、系統規劃目標多重性論文選題模式

行政管理研究生論文目標多重性選題模式運作是一個系統工程，不單純是學生和導師的個體行為，學校、學院、答辯委員會都要協同配合，總體設計，周密部署。

摘要：

中國古代災害文學的整理與研究卻仍然處于起步階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論文。本文在前人相關研究成果基礎上，繼續搜集文獻，以求獲得更充分的認識。

關鍵詞：

災害；古代文學；研究綜述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災害的影響波及社會的方方面面，文學中表現自然災害的作品更是不計其數。中國古代災害文學的整理與研究卻仍然處于起步階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論文。唐元、張靜《古代災害文學研究現狀綜述》（《山花》2015.5）梳理了部分相關成果，本文繼續搜集文獻，以求獲得更充分的認識。有的論文屬于概述與理論指導的研究。全方位地概括災害與社會的關系的有鄒逸麟《“災害與社會”研究芻議》（《復旦學報》2000.6）一文，文章指出災難具有自然和社會雙重屬性，研究我國歷史時期災害的時空變化，災害對人口、政治、經濟、文化的關系，是認識中國國情的重要方面。黃敏《“災害與文學”研究范式芻議》（《楚雄師范學院學報》2016.1）認為“災害與文學”聚焦于自然災害，也關注天災與人禍的關系，是強調文學反映功能的文學研究范式，但是我們不僅要關注作品的政治、社會層面及生命、倫理層面，也要關注作品的哲學、美學層面；關注對災害的本體性書寫，強調在災害面前人類應該具有的現代思想，即哲學層面的思考。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研究古代災害文學，近年來比較顯著。如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中國古代災異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學2012年博士學位論文）結合經學與政治，宏觀探討災異觀念，文章指出，災異作為一種政治文化，對中國古代政治實踐影響很深，遠不止在思想層面；同時還指出，災異說對權力的干預和約束缺少強制性，反而常常被權力所驅使。李軍《災害危機與唐代政治》（首都師范大學2004年博士學位論文）從災害與政治的角度，討論國家機構在面臨災害危機時的具體應對政策，包括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員的對策，同時討論了災害與民族戰爭、藩鎮政策與災民動亂問題；“災異天譴說”在災異與政治的互動關系中始終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同時也指出，災異說對政治的修正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史學界研究成果細致入微，而文學研究以史學為依據、以文學作品為基礎，但史學研究成果作為文學研究的參考，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對災害文學進行人類學或者母題研究，也是一個重要的方向。郭子輝《災害神話：苦難現實的浪漫外衣——災害文學源頭探尋》（《長城》2012.2）認為災害神話作為災害文學的源頭，對于先秦以來我國災害文學創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但提供了文學素材，還提供了一種寫作模式，一直貫穿到當代的災害文學創作之中。李偉《先秦災害神話之文學探析》（《防災科技學院學報》2015.1），認為先秦災害神話記錄了自然災害，表現了遠古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同時災害神話對后世文學題材、結構等方面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更使其成為災害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對災害書寫進行文學研究的成果有如下角度：以時代為單位進行研究。李瑞豐《先秦兩漢災異文學研究》（河北大學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試圖建立“災害文學”主題研究，并梳理災異文學主題研究的理論基礎與研究范圍；關于災異文學的現實意義，文章指出四點：一、作為賑災手段之一的巫術禳災，二、農業社會中作為社會評判的工具和道德評判的尺度，三、作為記實性史料及對災異與自然和社會關系的反思，四、作為歷史記憶的體驗與民族凝聚力的激發。李文娟《東漢災害文學研究》（安徽大學2014年碩士學位論文）文章指出東漢災害文學的表現形式以及內涵不斷地得到豐富拓展，災害文學對災害的記錄已經超出了單純的文字記載的范疇。杜玉儉、李莉《唐代文學中災異觀念的表現》（《廣州大學學報》2006.6）指出災異觀念是天人感應學說的重要內容，災異觀念在唐代甚為流行，其表現形式與漢朝略有不同。以時代來限定研究范圍，從文學史的角度來分析各個階段的災害與文學的關系，重點關注災異觀念、道德感召，有的文章從詩文創作者角度來分析災難對創作動機的影響，具有開拓性。

以作家或具體作品為單位進行研究。楊古月《<左傳>中災異研究》（南京師范大學2015年碩士學位論文）指出上層社會的知識分子和下層社會的普通百姓對待災異態度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而知識分子在談災異的時候，往往要把災異和人民、君主乃至整個國家的興亡結合起來，災異對于上層社會的影響遠遠比對普通百姓的影響來得深刻。劉藝《杜甫天災詩探微》（《杜甫研究學刊》2013.1）和吳夏平《白居易的災害詩》（《古典文學知識》2013.3）同樣如此。其中楊古月和薛雨的文章值得關注，探討了災異觀念的變化和災異對社會不同人群的影響，其余論文則停留在詩史互證的層面。研究災害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方面。高璐《嘉靖大地震的發生與明代文學》（《社會科學家》2013.9）指出，此次地震的發生產生的震后文學作品，使得相關的受災場景得到了生動而周詳的描述；就祭悼作品而言，個人所寫的悼念詩文更具有真情實感，文學性更強；地方在震后數年內涌現了大量的重修題記，亦有可備觀覽之作。從文學藝術性角度探討的，目前只有侯英、唐元《康熙十八年地震諸家詩研究》（《短篇小說》2013.14）一篇，文章從康熙十八年京畿地震詩歌入手，討論了地震詩歌所應具備的藝術因素。此類文章從更大的角度來研究災難對文學的影響，涉及災害對作家本人生活的影響、創作心理的影響，更注重災害與作家、作品的互動關系。從災害類型來展開研究的，侯英《由汶川抗震詩歌大潮看中國古代地震詩歌》（《防災科技學院學報》2010.1）歸納出古代地震詩歌在內容上的某些共同特點。此外還有楊瑩櫻《中國古代小說瘟疫描寫與研究》（上海師范大學2008年碩士論文）等文章。此類文章代表性不強，災難與文學的互動關系與災害的具體類型關系不大，而與災難的造成的影響程度聯系更為密切。

摘要:網絡輿情是新時期高校提升管理水平面臨的重要課題。本文回顧了近年來高校網絡輿情研究活動的開展情況，歸納總結了國內外代表性觀點，從研究視角、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圍等方面闡述了下一階段的突破方向和改進目標。

關鍵詞:高校;網絡輿情;研究綜述;趨勢分析

互聯網既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巨大變化，也形成了全新的輿論環境，網絡輿情成為網絡管理的重要內容。網絡輿情是由某事件的刺激而產生的通過互聯網傳播的人們對于該事件的所有認知、態度、情感和行為傾向的集合［1］。作為網絡輿情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校網絡輿情近年來已成為提升高校治理能力的重要課題，受到高校的重視和學者的關注。

一、主要研究成果

目前，高校網絡輿情研究人員主要選擇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中國知網博碩士學位論文和學術期刊論文作為數據來源，從時間維度、學者角度、發展趨勢等方面進行分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對網絡輿情研究的立項資助情況，可以反映國家層面的研究導向和研究人員的關注程度。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數據庫，使用“網絡輿情”關鍵詞檢索到的2008—2019年立項課題達89項。網絡輿情研究的第一個高峰時段是2010—2012年。這一時期，我國移動互聯網飛速發展。便捷的網絡訪問使自媒體用戶數量迅猛增長，傳統媒體的話語能力和議程設置能力被蓬勃發展的自媒體削弱，每個網民都可以積極參與信息的、傳播和互動，此起彼伏的網絡輿情事件引起政府重視和全民關注。第二個高峰時段是2017年至今。黨的報告把網絡安全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隨后研究人員圍繞報告提出的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的目標再次聚焦網絡輿情研究領域。從項目類別來看:網絡輿情研究一般項目占51%，重點項目和重大項目分別占7%和4%，體現出典型的應用型研究特點;青年項目占28%，說明對互聯網比較熟悉的青年學者更加關注網絡輿情研究領域。在中國知網使用關鍵詞“高校網絡輿情”可以檢索到2007—2019年發表的博碩士學位論文309篇、學術期刊論文2531篇。高校網絡輿情的研究始于2007年，2008—2014年是快速增長階段，2015年至今該領域仍是研究熱點。此外，高校網絡輿情研究成果的質量也逐漸提高，表現為已發表的博碩士學位論文、核心期刊論文數量明顯增加。

二、代表性研究觀點

(一)國外研究現狀

《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是恩格斯在研究自然辯證法過程中撰寫的一篇論文，同時也是一篇未完成的論文。這篇論文寫于1873—1886年，盡管距今已有100多年，又是一篇未完成的論文，但卻是恩格斯關于“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較為系統的闡釋，尤其是揭示了“勞動創造了人本身”中所蘊涵的人—自然—社會的多元倫理關系以及由此闡發的生態倫理觀，對于我們認識“我能夠認識什么?”“我應當想什么?”“我能期待什么?”以及“人是什么?”這些由康德提出的懸而未決的一組問題進而建構生態倫理學，具有重要的啟示。   一、勞動與人的手、足、腦、語言以及倫理關系的產生   恩格斯首先從批駁當時政治經濟學家關于“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的觀點指出，“勞動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為勞動提供材料，勞動把材料變為財富。但是勞動還遠不止如此。它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勞動創造了人本身。”①這就表明，與當時政治經濟學家只看到勞動—財富這對經濟關系不同，恩格斯揭示了這對經濟關系中蘊涵的勞動—自然—人—財富多元的生態倫理關系及其辯證法。接下來他著重從自然和社會兩個層面系統地考察了“勞動”如何“創造了人本身”，以及人—社會倫理關系何以產生。   1.勞動促進人的手、足及其他機能的演變   在幾十萬年以前，地質學家稱之為第三紀的某個時期，在熱帶的某個地方———大概是現在已經沉入印度洋底的一片大陸，生活著一種高度發展的類人猿。這些類人猿，也許由于其生活方式的影響，使手和腳從事不同的活動，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時就開始擺脫用手幫助的習慣，漸漸直立行走。恩格斯認為，“這就完成了從猿轉變到人的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②。因為直立行走有利于類人猿手和腳的分工，讓手“愈來愈多地從事于其他活動”③，比如摘取和拿住食物、在樹林中筑巢、拿著木棒抵御敵人，或者以果實和石塊向敵人投擲。盡管這些動作最初只能是非常簡單的，但當“用手把第一塊石頭做成刀子”時，從猿轉變到人的歷程便產生了一次重大飛躍，因為“沒有一只猿手曾經制造過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④。恩格斯認為，猿手轉變為人手，完成了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手變得自由了，能夠不斷地獲得新的技巧，而這樣獲得的較大的靈活性便遺傳下來，一代一代地增加著。”⑤恩格斯進一步指出:“手不僅是勞動的器官，它還是勞動的產物。”⑥由于勞動，手必須與日新月異的動作相適應，這樣便引起肌肉、韌帶的發展，經過更長的時間亦引起了骨胳的發展并且被遺傳下來，這些遺傳下來的靈巧性又以愈來愈新的方式運用于新的愈來愈復雜的動作，進而人的手才達到現在這樣高度的完善。恩格斯不僅闡釋了勞動對手的肌肉、韌帶甚至骨骼的影響，而且還根據達爾文提出的“生長相關”律，即一個有機生物的個別部分的特定形態總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態相聯系的，揭示了手的演變不是孤立的。因為手“僅僅是整個極其復雜的機體的一個肢體。凡是有利于手的，也有利于手所服務的整個身體”⑦，而且兩者相互作用。這樣恩格斯就將人的手足的演變與人的機體其他部分的相應演變聯系起來。在方法論上，他打破了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運用相互聯系的辯證法揭示了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對于人的手足的演變以及人體其他部分機能演變的作用。   2.勞動促成語言產生及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動物之間關系的演變   恩格斯指出，盡管我們的猿類祖先是一種社會化的動物，而人作為一切動物中“最社會化的動物”⑧，顯然不可能從猿類祖先直接發展而來。這正如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的那樣，“動物和它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識的對象”⑨。作為動物的類人猿“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支配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支配時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同它的肉體相聯系，而人則自由地對待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隨著手的發展，人通過勞動而開始建構的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人對自然的統治，在每一個新的進展中，都會擴大人的眼界，在自然對象的探索中不斷地發現新的屬性。與此同時，勞動的發展必然促使社會成員更緊密地結合起來，進而開始建構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倫理關系及其交往方式。人在勞動交往與合作的活動中，“已經到了彼此間有些什么非說不可的地步了”①。這一需要產生了自己的器官，人逐漸學會發出一個個清晰的音節———語言產生了。因此，“語言是從勞動中并和勞動一起產生出來的”②。恩格斯還從動物與動物、人與動物交往方式及其比較中進一步說明語言產生的作用。他指出，動物之間，甚至在高度發展的動物之間，彼此要傳達的信息很少，不用分音節的語言就可以互相傳達信息。在自然狀態中，沒有一種動物因為不能說或不能聽懂人的語言而感覺到是一種缺陷。然而，如果經過人馴養的動物，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馬在和人的接觸中所養成的對于分音節的語言的聽覺是這樣敏銳，以致它們在自己想象所及的范圍內，能夠容易地學會懂得任何一種語言。此外，它們還獲得了如對人依戀、感謝等等表現感情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是它們以前所沒有的。這說明，語言不僅能夠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流，建構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交往和倫理關系，而且也能促進人與動物之間的相互交流。   3.勞動與人腦的演變、感覺器官的完善以及人—自然—社會倫理關系的發展#p#分頁標題#e#   恩格斯認為，正是在勞動和語言這兩個最主要因素的推動下，猿腦就逐漸地變成人腦。盡管后者和前者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來說，后者遠遠超過前者。③隨著腦的進一步發展，人的感覺器官也逐步發展起來。正如語言的逐漸發展使得聽覺器官相應完善一樣，腦的發展則是和所有感覺器官的完善同時進行的。④腦及其相應的感覺器官的發展使人愈來愈具有意識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這反過來又對勞動和語言起作用，為二者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新的推動力。這種進一步的發展，并沒有因人最終同猿分離而停止，而是大踏步地前進了。而社會的出現使得這種發展一方面獲得了有力的推動力，另一方面也獲得了更確定的方向。   二、勞動及其工具的生產與多元倫理關系的形成   在恩格斯看來，人類社會區別于猿群的根本區別是勞動，而勞動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⑤勞動及其工具的生產促使人與自身的自然和外在于人的自然關系發生變革，這一變革不僅使人的需要與活動方式多樣化，而且形成了人與自身、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多元倫理關系。然而，隨著勞動本身向腦力勞動發展，尤其是向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發展，使人產生了認識的誤區，進而產生了勞動的計劃性及其悖論。   1.勞動工具的生產促使人與自身的自然和外在于人的自然關系的變革   恩格斯認為，真正的勞動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⑥。那么人類最早制造的工具是什么呢?根據當時所發現的史前時期的人的遺物來判斷，同時根據最早歷史時期的人和現在最不開化的野蠻人的生活方式來判斷，最古老的工具是打獵和捕魚的工具，它們同時又是武器。   首先，打獵和捕魚的前提是猿轉變到人的重要的一步———食物結構的變化。這種變化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可食用植物中可食用的部分愈來愈多，食物愈來愈復雜，進而輸入身體內的材料也愈來愈復雜;二是從只食用植物轉變到同時也食用肉。   其次，人通過自己制造的工具打獵和捕魚，就可以食用更多的肉類食物，從而為其超越動物界奠定了生理基礎。一方面，這些肉類食物包含著為身體新陳代謝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另一方面，食用肉類食物可以縮短消化過程以及身體內其他植物性過程的時間，因而便“贏得了更多的時間、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精力來過真正動物的生活。這種在形成中的人離植物界愈遠，他超出于動物界也就愈高”①。既吃植物也吃肉的習慣，大大地促進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體力和獨立性。   再次，在恩格斯看來，最重要的是食用肉類食物對于腦的影響———腦因此獲得了比過去多得多的為本身的營養和發展所必需的材料。因此，人的腦就能在人類一代一代繁衍的過程中，更迅速而完善地發展起來。講到這里，恩格斯不無調侃說:“請素食主義者先生們原諒，如果不吃肉，人是不會發展到現在這個地步的。”②   最后，食用肉類食物引起了兩種新的具有決定意義的進步，即火的使用和動物的馴養。一是火的使用，由于為人提供了幾乎是已經半消化了的食物，這樣就使得消化食物的過程大大縮短;二是動物的馴養，使得人類的肉類食物更加豐富，因為它和打獵一起開辟了新的更為經常的食物來源。從養分來說，動物的馴養還供給了至少和肉相等的乳制品等新食物。恩格斯認為，“這兩種進步就直接成為人的新的解放手段”③。   從以上四個方面可以看出，勞動及其工具的生產促使人與自身的自然和外在于人的自然關系發生變革。前者表現為人類食物結構的變化與發展促進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體力和獨立性，進而促進了腦髓的發展;后者則表現為正在形成中的人及其自身自然的變革使其遠離了植物界，也超越了動物界，進而引發了人與植物、動物關系的變革:從單純的食用相關植物到有意識地種植相關植物，從與動物為伍到打獵和馴養動物。這不僅導致正在形成中的人的食物結構的變化、消化系統的變異，而且意味著人與自然關系由無意識地適應自然狀態，轉變為一種有意識地改造與被改造、控制與被控制的倫理關系。   恩格斯在文中這樣描述了猿群在食物方面對于自然的無意識適應:“猿群滿足于把它們由于地理位置或由于抗拒了附近的猿群而分得的地區內的食物吃光。它們為了獲取新的食物地區而進行遷徙和斗爭，但是除了無意識地用自己的糞便來施肥，它們沒有能力從這塊食物地區得到比自然界所供給的更多的東西。一旦所有可能占據的食物地區都被占據了，猿類就不能再擴大繁殖了。”④不僅如此，在食物結構的變異中，動物也是出于無意識的被動適應:“希臘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長大就把它們吃光，它們把這個國家所有的山嶺都啃得光禿禿的。”⑤他把動物的這種行為，稱之為“濫用資源”。他認為，這種行為在物種的漸變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在某種意義上說，它也促進了類人猿轉變成人。“因為它逼迫著動物去適應和平常吃的不一樣的食物，因此它們的血液就有了和過去不一樣的化學成分，整個身體的結構也漸漸變得不同了。”⑥而那些無法改變食物結構的動物就滅絕了。恩格斯明確指出，動物這種無意識的改變和被動適應還不是真正的勞動，真正的勞動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因為“動物在消滅某一地方的植物時，并不明白它們是在干什么。人消滅植物，是為了在這塊騰出來的土地上播種五谷，或者種植樹木和葡萄，因為他們知道這樣可以得到多倍的收獲”⑦。為此，人們把有用的植物和家畜從一個國家帶到另一個國家。不僅如此，植物和動物經過人工培養以后，改變了它們的模樣，甚至已認不出它們本來的面目。這種勞動不僅使人對自然有了更強的適應性，而且使人改造自然的活動越來越多元化，勞動工具越來越多樣化，改造自然的能力越來越強，進而形成了越來越多元化的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倫理關系。   2.勞動促使人的需要與活動方式多樣化以及倫理關系多元化   恩格斯指出，勞動不僅使人學會了吃一切可以吃的東西，而且也使人學會了在任何氣候下生活。這樣，人就分布在所有可以居住的地方。在他看來，“人是唯一能獨立自主地這樣做的動物”①。對于其他的動物而言，盡管它們也能習慣于各種氣候，但它們或者靠本能無意識地適應氣候變化，或者由于被人馴養而跟隨人生活。#p#分頁標題#e#   勞動使人從物種關系方面獲得提升。當人們從原來居住的較為炎熱的地帶，遷移到比較寒冷的、在一年中分成冬夏兩季的地帶，或者從較為干燥的地帶，遷移到較為濕潤的地帶，這樣，為了抵御寒冷或者潮濕，人就產生了新的需要:住房和衣服等。而新的需要引發了新的勞動領域以及由此而來的新的活動。這就使人與動物的關系發生了質的變化:人在其物種關系方面愈來愈遠離動物。   勞動使得人與自身的關系以及人與社會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恩格斯指出，每個人的手和腦只有“在社會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進行愈來愈復雜的活動，提出和達到愈來愈高的目的”②。一是隨著人們需求增加，勞動不僅在時間上“一代一代地變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③，而且在空間上范圍不斷擴大，活動的領域日益多樣化。這樣，勞動除了最早產生的打獵和畜牧外，后來又有了農業，其后又有了紡紗、織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等。二是隨著商業和手工業的興起，出現了藝術和科學。這意味著勞動本身由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勞動，開始向腦力勞動發展。三是隨著部落發展成為民族和國家，“法律和政治發展起來了，而且和它們一起，人的存在在人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發展起來了”④。這不僅意味著勞動本身向腦力勞動發展，而且向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發展。   3.腦力勞動的發展使人產生了認識的誤區   恩格斯清晰地看到，隨著腦力勞動的發展，尤其是向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發展，“在所有這些首先表現為頭腦的產物并且似乎統治著人類社會的東西面前，由勞動的手所制造的較為簡易的產品就退到了次要的地位”⑤。特別是在原始社會后期(例如，在原始的家庭中)，能計劃怎樣勞動的頭腦，已經能不通過自己的手而是通過別人的手來執行它所計劃好的勞動。隨著文明的迅速推進，人們產生了一種誤認:“習慣于以他們的思維而不是以他們的需要來解釋他們的行為。”⑥人們常常把文明的迅速推進完全歸功于頭腦，歸功于腦的發展和活動。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便產生了唯心主義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從古代世界到恩格斯所處的時代，一直統治著人的頭腦。由于唯心主義世界觀的影響，甚至連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學家們也弄不清人類是怎樣產生的，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到勞動在這中間所起的作用”⑦。   恩格斯接著從相互聯系的辯證法方法論視域，指出了上述誤區的認識論根源:“自然界中沒有孤立發生的東西。事物是互相作用著的，并且在大多數情形下，正是忘記了這種多方面的運動和相互作用，阻礙我們的自然科學家去看清最簡單的事物。”⑧他還通過分析動物與環境、人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說明其相互作用。恩格斯指出，盡管動物不如人所做的那樣，但是它們也通過它們的活動而改變外部自然界。同時，由動物改變的環境，又反過來作用于原先改變環境的動物，使它們起變化。而“人離開動物愈遠，他們對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帶有經過思考的、有計劃的、向著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標前進的特征”⑨。   三、基于勞動的計劃性及其悖論反思的生態倫理觀   恩格斯通過分析人的勞動的計劃性及其悖論，反思其悖論產生的直接的思想與認識根源及深層的唯心主義方法論與認識論根源，提出了以歷史唯物辯證法的相互聯系性為核心的、協調人—自然—社會的生態倫理觀，以及超越歷史上生產方式處理人—自然—社會關系的局限的生態倫理方略。   1.勞動的計劃性及其悖論   恩格斯通過將動物的計劃性與人的計劃性加以比較指出，這兩者的本質區別是勞動。盡管動物具有從事有計劃的、經過思考的行動的能力。在哺乳動物那里，這種計劃性則已達到了相當高的階段。人們在獵狐時，可以觀察到，狐是怎樣正確地運用地形來躲避它的追逐者，怎樣出色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勢來中斷它的蹤跡。但是，“一切動物的一切有計劃的行動，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們的意志的印記”，它們“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單純地以自己的存在來使自然界改變;而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這便是人同其他動物的最后的本質的區別，而造成這一區別的還是勞動”。①與此同時，恩格斯指出了人的勞動計劃性的內在悖論。盡管人“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們的意志的印記”，“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但是“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②。與動物相比，人由于勞動———有計劃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為自己的目的服務———而遠遠超過了動物基于本能的有計劃的活動，然而，人的這種勞動的計劃性在時間上蘊涵近期(或者短期)與長期的悖論;在空間上蘊涵局部與整體的悖論;在認識維度上蘊涵特殊與普遍、單一與多元的悖論。恩格斯以具體的實例生動地說明了上述悖論: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盡管他們的確在短期內得到了其想要的耕地———局部的、特殊的、第一目標實現了，但是他們卻破壞了這些地區長遠的、整體的普遍性的生態平衡———這些地方由于他們的作為，失去了森林，失去了積聚和貯存水分的中心，進而在今天成為荒蕪的不毛之地。   2.悖論的反思與協調人—自然—社會的生態倫理觀   恩格斯不僅進一步揭示了上述悖論存在的普遍性，而且通過反思提出了以辯證法的相互聯系性為核心的生態倫理觀。他列舉了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由于砍伐松林，摧毀了其所在區域的高山畜牧業的基礎，進而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但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在歐洲傳播栽種馬鈴薯，也把瘰疬癥和多粉的塊根一起傳播過來了。在這里，恩格斯揭示了人與自然關系的多元性，其中包括人—地(山)關系、人—林關系、人—畜關系、人—水關系、人—植物及其病蟲害關系等。③同時這些多元關系之間又是相互聯系的，一旦其中一種關系被破壞，就會產生類似“多米諾骨牌”的連鎖反應，不僅危及自然生態系統的協調發展，同時也危及作為自然產物的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由此，恩格斯從人與自然密切聯系的多元倫理關系中警示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①在這里，他反思了上述悖論產生的直接的思想與認識根據:其一，“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那樣統治自然的人類中心主義;其二，未能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而恩格斯生態倫理觀的深刻性就在于進一步反思了上述兩者的認識論與方法論根源———古典時代崩潰以后在歐洲發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發展的“把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對立起來的”、“反自然的”唯心主義觀念。②#p#分頁標題#e#   如何才能超越上述悖論呢?恩格斯認為，一是我們要學會更加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慣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較近或比較遠的影響。特別從19世紀自然科學大踏步前進以來，我們就愈來愈能夠認識到，因而也學會支配至少是我們最普通的生產行為所引起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因此，人們愈會重新感覺到，同時也認識到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性，進而處理好人—自身—自然的倫理關系。二是要學會處理好人—社會的倫理關系。因為處理好人—社會的倫理關系要比處理好人—自身—自然的倫理關系復雜得多。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樣，“如果我們需要經過幾千年的勞動才稍微學會估計我們生產行動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那末我們想學會預見這些行動的比較遠的社會影響就困難得多了”③。他以上述列舉的馬鈴薯以及隨它而來的瘰疬癥的傳播作為案例展開分析。他認為，盡管傳播栽種馬鈴薯帶來了瘰疬癥的傳播，但是和工人的生活降低到吃馬鈴薯這一事實所產生的影響比起來，瘰疬癥算得了什么呢?1847年，愛爾蘭因馬鈴薯受病害的緣故發生了，餓死了100萬吃馬鈴薯或以吃馬鈴薯為主的愛爾蘭人，并且有200萬人逃亡海外。和這種饑荒比起來，瘰疬癥算得了什么呢?接著他又列舉了近代地理學的偉大成果———哥倫布發現美洲———所引發的社會倫理問題:復活了在歐洲久已絕跡的奴隸制度，并奠定了販賣黑奴的基礎。17世紀和18世紀物理學和動力技術的革命———蒸汽機的發明———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倫理效應:它“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會使全世界的社會狀況革命化”④，但與此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倫理問題———在歐洲，“由于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而絕大多數人則一無所有，起初是資產階級獲得了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而后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發生階級斗爭”⑤。對于這一階級斗爭，恩格斯堅信，“只能以資產階級的崩潰和一切階級對立的消滅而告終”⑥。但是，他也意識到，要學會處理好人—社會的倫理關系，必須“經過長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經驗，經過對歷史材料的比較和分析，我們在這一領域中，也漸漸學會了認清我們的生產活動的間接的、比較遠的社會影響，因而我們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調節這種影響”⑦。   3.超越歷史上生產方式處理人—自然—社會關系的局限的生態倫理方略   恩格斯回顧了到目前為止存在過的一切生產方式，在協調人—自然—社會的倫理關系方面，“都只在于取得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顯現出來的、由于逐漸的重復和積累才發生作用的進一步的結果，是完全被忽視的”⑧。就原始的土地公有制而言，在協調人—自然—社會的關系上，一方面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及人們的發展程度，另一方面則有一定的剩余的可用土地，進而為應對這種原始經濟的不虞災禍提供了一定的活動余地。但是一旦其剩余的可用土地用盡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一切較高的生產形式，都導致其居民分為不同的階級，形成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對立。因此，恩格斯指出，“只要生產不局限于被壓迫者的最必需的生活用品，統治階級的利益就成為生產的推動因素。在西歐現今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這一點表現得最完全”①。在這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支配著生產和交換的每一個資本家所關心的，只是他們的行為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時要獲得利潤。這成為其行為的唯一動力。甚至連其所制造的或交換來的商品的效用也已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   在這里，恩格斯闡釋了歷史上處理人—自然—社會倫理關系的三種生產方式下的三種邏輯:(原始社會)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及人們發展程度的邏輯、(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統治階級利益成為生產推動因素的邏輯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資本運作邏輯。事實表明，這三種處理人—自然—社會倫理關系的邏輯都無法超越上述生態倫理悖論，甚至還會加劇這些悖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大多數情形下，需要和供給之間的協調，變成二者的絕對對立。不僅如此，勞動者喪失了財產，而同時財富卻愈來愈集中到少數資本家手中。即便是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即古典政治經濟學，也“主要只研究人在生產和交換中的行為所產生的可以直接預期的社會影響”②。由此，恩格斯指出，要協調人—自然—社會的倫理關系，僅僅依靠認識是不夠的，“還需要對我們現有的生產方式，以及和這種生產方式連在一起的我們今天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③。   四、恩格斯勞動視域中的生態倫理觀的幾點啟示   恩格斯的《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盡管是一篇沒有完成的論文，但毋庸置疑，它是一篇歷史唯物主義的奠基之作。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定的具體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系”④。然而，盡管他們深諳“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⑤，但由于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批判費爾巴哈、鮑威爾和施蒂納所代表的德國哲學，因而沒有深入研究人們自身的生理特性，也沒有深入研究各種自然條件———地質條件、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人們所遇到的其他條件。后來馬克思恩格斯都由于領導工人革命，批判形形色色的錯誤思潮，一直沒能對這一問題進行系統闡發，而恩格斯這篇論文運用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從人類發展史、自然史的視角，系統地考察了“勞動”如何“創造了人本身”，人—自然—社會倫理關系何以產生，進一步論證了“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密切相聯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⑥。這填補并完善了他與馬克思共同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p#分頁標題#e#   恩格斯運用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相互聯系的方法論，以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為研究主線，論證了勞動何以促進了人—自然—社會多元倫理關系的形成，以及對人—自然—社會倫理關系多維度的影響。恩格斯首先肯定了勞動把人從動物界提升出來，因而“創造了人本身”，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⑦同時他反駁了當時政治經濟學家關于“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的觀點，闡述了勞動和自然界之間的辯證關系。⑧更重要的是，他揭示了人的勞動計劃性的內在悖論:在時間上蘊涵近期與長期的悖論;在空間上蘊涵局部與整體的悖論;在認識維度上蘊涵特殊與普遍、單一與多元的悖論。因此，他警示道:“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①實際上，馬克思在《1844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也有相關的思想，他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靠自然界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不斷交往的、人的身體。”②只不過馬克思是以一種人本主義詩意般的哲學思辨語言進行闡釋，而恩格斯的告誡則是基于歷史唯物辯證法和實證分析基礎之上的哲學論證。這對我們認清人與自然的關系，協調促進人—自然—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理論與實踐的指導意義。   恩格斯通過反思人的勞動的計劃性及其悖論產生的直接的思想與認識根源及其深層的方法論與認識論根源，提出了以辯證法的相互聯系性為核心的協調人—自然—社會的生態倫理觀:要學會更加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慣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較近或比較遠的影響;要學會處理好人—社會的倫理關系，學會預見這些行動的比較遠的社會影響。恩格斯意識到，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離不開協調人—社會的倫理關系，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復雜。這種復雜性在當代表現得日益明顯，正如阿多諾指出的那樣:“我們在支配自然上的進步或許正日益促成那種據說這種進步會保護人類免遭的災難，或許正在編織社會粗鄙地長成第二自然”③，其結果卻越來越表現為主體的人自身的自我淪喪，同時人的生存條件越來越轉變成一種統治人的異己力量。這不僅進一步加劇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緊張，而且導致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恩格斯回顧了到目前為止存在過的一切生產方式在協調人—自然—社會的倫理關系方面的三種邏輯。事實表明，這三種邏輯“都只在于取得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顯現出來的、由于逐漸的重復和積累才發生作用的進一步的結果，是完全被忽視的。”④為了超越這三種邏輯的局限，他提出了協調人—自然—社會的倫理關系的生態倫理方略:要學會更加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預見人們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行為的比較遠的自然—社會影響，僅僅依靠認識是不夠的，“還需要對我們現有的生產方式，以及和這種生產方式連在一起的我們今天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⑤。恩格斯認為，只有通過這種變革，產生的新型的社會生產組織及其生產方式才能實現人的“第二次提升”:“只有一種能夠有計劃地生產和分配的自覺的社會生產組織，才能在社會關系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正像一般生產曾經在物種關系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一樣。”⑥他認為，歷史的發展將使這種社會生產組織日益成為必要和可能。他樂觀地預期，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將從這種社會生產組織開始，人們自身及其活動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學在內，都將出現前所未有的突飛猛進。   盡管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中提出的思想距今已有100多年，但是在當前全球化、市場經濟、高技術信息化的條件下，重溫其中的生態倫理思想對于我們建構當代生態倫理學，協調人—自然—社會的倫理關系，推進人—自然—社會的可持續協調發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和理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