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中醫藥文化在傳播認同的影響要素思考，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摘要]通過整理中醫藥文化在日本傳播認同的相關文獻，從日本歷史發展史和中國傳統文化與日本認同中醫藥文化之間的關聯性出發，梳理日本對中醫藥文化認同的歷史，剖析影響日本認同中醫藥文化的要素。認為日本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日本對中醫藥文化的認同，催化了日本本土醫學的發展；“渡來人”及包括朝鮮半島在內的東北亞的媒介作用為日本的中醫藥文化認同提供了前提條件；佛教、儒學、明治維新等影響貫穿日本的中醫藥文化認同歷程。研究以中醫藥文化在日本的傳播認同為主線，縱向分析了日本認同中醫藥文化的影響因素，進而剖析中醫藥文化在東亞漢文化圈國家傳播認同的主要影響要素，為推動中醫藥文化的國際認同提供學術支撐。
[關鍵詞]中醫藥文化；日本；文化傳播；文化認同；外交政策；“渡來人”；朝鮮半島；明治維新
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深刻影響著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漢文化圈國家。最晚至夏朝，中國已經具備城市、文字、禮儀性建筑和冶金術這4個古代文明的標準[1]，而日本具有善于向先進文化學習、實用主義的民族特點，以及地域上與中國相鄰的地緣優勢，使其更容易向中國學習古代文化。中醫藥文化在日本傳播，大致經歷了全盤引進、發展本土醫學、全盤否定和重新引進溝通4個階段。其中，日本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日本對中醫藥文化的認同，催化了日本本土醫學的發展；“渡來人”、包括朝鮮半島在內的東北亞的媒介作用為日本的中醫藥文化認同提供了前提條件；佛教、儒學、明治維新等影響貫穿日本的中醫藥文化認同歷程。在不同歷史階段，日本主流文化的改變對日本醫學的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
1歷史上日本外交政策對中醫藥文化認同的影響
日本的外交政策不僅受到中國的影響，也受到日本在不同時期國情的影響，在醫事交流中呈現積極或消極的狀態。
1.1積極的官方外交與中醫藥文化在日本的傳播認同
隋唐時期和明朝，是日本積極主動與中國及周邊國家建立外交的時期。公元607—874年，中日往來密切。公元608年，日本開始陸續向中國派遣使團。從公元645年開始，這樣的外交政策促使日本全盤效法唐制制定《大寶律令》（701年），并制定了日本本土最早的醫事制度《養老令•醫疾令》。日本的醫療官職、醫學分科、醫學教育、救濟制度等，幾乎照搬了唐朝的醫學教育模式[2]。也是在這個時期日本開始提倡并重視佛教，將其立為國教，通過信仰共同宗教的方式來維護天皇的統治。惠日為遣唐使節團成員之一，其在華學醫數年，并帶回《諸病源候論》等重要醫書。此后，惠日又兩度被遣唐，為中國醫學傳入日本之先驅。他的子孫世代承襲他的醫業，被后世稱為“難波藥師”。其后也多有入唐使在中國學成（包括醫學等）后回日本作出貢獻者。明朝建立后，處于室町時代初期的日本政府得知明朝建立，開始恢復與中國的官方往來。中日醫藥文化交流一改之前的頹勢，貿易頻繁，醫籍和藥材又開始大批量流入日本。來華學醫的日本人越來越多，他們體會到中國經歷宋元之后，醫家紛呈的氛圍，潛心攻讀中醫者眾多。尤其是明朝中期，學術上的研討更加深刻，日本對中醫藥文化的高度認同使得中日醫學交流向成熟方向發展。明朝傳入日本的醫學新浪潮，使得日本醫家耳目一新、茅塞頓開。主要是金元四家學說，尤其是李東垣、朱丹溪的學說，引領日本漢方醫學走入獨立創造時期。中國醫家紛呈的氛圍和程朱理學的盛行，吸引著大批日本人來華學醫，并將不同醫家的學說引進日本，為漢方醫學的誕生奠定了基礎。后世派、古方派在這個時期產生。這個時期活字印刷術在日本的推廣使得醫籍更好地普及，針灸術、本草學、日本特色的茶道也都得到發展。日本善于向先進文化學習的積極態度，使其學習吸收了很多優秀的中醫藥文化；日本實用主義精神及其國情，使其在積極的官方外交中不能完全照搬所有的經驗，而是在模仿與學習中做出改變與創新。
1.2斷交影響中醫藥文化在日本的傳播認同
日本歷史上有3次與中國比較長時間的官方斷交。第一次官方斷交后，日本對包括中醫藥文化在內的中國文化的學習，由與中國的直接交流轉為以朝鮮半島三國時代的百濟為媒介轉輸。這次斷交發生在公元479—600年。日本在政治上尋求中國的支持被拒后不再與中國交往，轉而與百濟更加密切地交流。百濟先后向日本派遣五經博士，中國的典籍、文物通過百濟傳入日本，佛教也由百濟傳入日本[3]。第二次發生在唐末至明初，日本在這次斷交中衍生出“國風文化”，中醫藥文化也在日本的文化認同中沉淀出本土代表作。9世紀中葉以后，東亞大陸地區的政局再次陷入混亂的局面，日本為防止受到影響，采取消極的對外孤立政策。此后，日本也從全面引進階段的“唐風文化”過渡到消化吸收階段的“國風文化”，《大同類聚方》（808年）、《金蘭方》（866年）和《醫心方》（984年）是“國風文化”在日本醫藥方面的體現。此時期中醫藥文化的傳播以民間貿易和雙方僧侶為媒介進行民間交流，中醫藥相關的貿易也在此期間密切地進行著。中日同根同源的文化并不因為政治方面的斷交而中斷。但是政府方面的斷交使得日本失去向宋朝學習的大好時機，日本中醫藥的發展也因此裹足不前。第三次發生在明朝滅亡后，日本基于過往的經驗，在官方斷交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向中國學習中醫藥文化。德川幕府的鎖國令困阻了日本赴華學醫之路，好在日本政府準許中國醫生入日行醫講學。在這些中日諸醫家的宣揚、推動、實踐下，中醫藥文化在日本久盛不衰，并形成日本本土化的漢方醫學流派，醫學各科也得到發展，日本本土的漢醫學發展進入頂峰階段[4]。日本官方針對中國的3次消極外交，導致日本的文化滯后于中國和朝鮮半島，但對日本本土醫藥的發展起到了催化作用。第一次消極外交時，日本通過百濟轉輸中國文化，所獲得的內容相對片面且大部分已經被朝鮮本土化。日本出于政權穩定的角度考慮，積極地學習先進文化。第二次消極外交時，文化的同根相連，日本與中國及漢文化圈部分國家仍然保持密切的交流。民間貿易和僧侶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官方斷交帶來的缺失，但與隋唐時期相比，中日醫藥交流大幅減少。日本醫學本土化初顯，這些本土醫著以整理、選錄中國醫籍部分內容為主，沒有太大突破。第三次消極外交時，日本汲取之前的教訓，即使在閉關鎖國政策下，仍為中醫藥文化傳日提供條件，日本本土醫學得到質的飛躍。
2中醫藥文化在日本傳播認同的媒介
2.1“渡來人”
“渡來人”（とらいじん，toraijin）指主要從中國、朝鮮遷移到日本的移民，通常是因國內戰爭頻繁或隨文化交流傳播而移居日本。他們帶來了當時先進的文化和社會生產力，中醫藥文化也隨之傳入。這些“渡來人”在日本頗受歡迎，日本人使之融入當地居民，并且積極地接受他們帶來的包括中醫藥文化在內的中國文化和先進生產力。“渡來人”的后代也漸漸融為日本民族的一部分。徐福是早期“渡來人”的典型代表，他攜眾東渡，為日本帶去漢字、中草藥和水稻種植等先進文化和科學技術，促進了日本彌生時代的誕生，原始社會由此逐步向階級社會過渡。魏晉南北朝政局動蕩，大量中國人遷徙日本，為日本的醫學發展提供了更好的條件[5]。公元563年，客居朝鮮的吳人知聰被帶回日本，隨行攜帶包括《明堂圖》在內的164卷醫藥書籍，極大地推動了當時日本的醫學發展。另一個在日本醫藥史上頗具影響力的“渡來人”，是日本古代醫學世家丹波（多紀）家族的祖先劉阿知。他率族人移民日本，帶去當時中國的先進生產技術和文化，極大地促進了日本文明的發展。其后代支流之一丹波氏家族在日本的醫學地位世襲不衰，在漢方醫藥的本土化發展過程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丹波康賴的《醫心方》是日本漢醫的極盛之作，標志著日本漢方醫學的獨立成長，被譽為“本邦方書之府庫”[6]，《醫心方》繼承了中國編寫大型醫籍博而不雜的優良傳統，又體現了日本醫家突出實用、務求實效、崇尚實體、講求直觀的特點[7]?！夺t心方》所引方書許多在中國已失傳，可為現在研究已佚醫書提供不可多得的資料[4]。丹波（多紀）家族在江戶時期成為日本醫學流派考證折衷派的中堅力量。尤其是丹波元簡和丹波元胤、丹波元堅父子三人在醫籍訓詁方面達到了日本醫藥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無論是訓詁方法的運用還是訓詁所得的結論都取得很高成就，對后人整理、研究中醫文獻具有借鑒作用[8]。“渡來人”是中醫藥文化傳入日本的先遣主力軍，他們的子孫也在后來的中日文化交流中活躍著，如公元608年遣隋使中的倭漢直福因、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等留學生和志賀漢人惠隱、南淵漢人請安、新漢人旻、新漢人廣齊等學問僧[3]。由于多屬所謂漢人、新漢人，他們懂得中國語言，善于向中國學習，對中醫藥文化在日本的傳播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也帶動了日本對中醫藥文化的認同。據《日本書紀》記載，藥師惠日和倭漢直福因均為第一批赴中學醫的遣隋使成員。他們學成回國后，向天皇奏曰：“大唐國者，法式備定，珍國也，常須達。”[9]比如明朝時期中日通商，明朝滅亡后，大量儒者東渡，這些都促進了中醫藥在日本的傳播。總之，8世紀以前，以中國和朝鮮半島為主的“渡來人”遷徙到日本，不僅推動了日本社會性質的改變，也對日本早期的醫學發展造成了巨大影響。雖然其后不同朝代，尤其明朝以后中國的一些醫家、學者移居日本，也推動著日本醫學的發展。但就規模和日本認同中醫藥文化的程度而言，8世紀以前的“渡來人”遷徙更為突出。
2.2包括朝鮮半島在內的東北亞
在航海技術還不太發達的古代，朝鮮半島為日本提供了更安全便捷的路線，成為了早期中醫藥文化傳入日本的主要中轉站。8世紀后，由于日本與當時朝鮮半島三國時代的新羅關系緊張，遣唐使團的路線改由北九州橫渡中國東海，從長江口登陸。此外，朝鮮半島作為引入中國文化最早、最廣的地區，是日本早期學習中國文化的橋梁和窗口。佛教、針灸最早通過朝鮮半島傳至日本，朝鮮半島三國時代的百濟亦有遣醫博士、采藥師到日本傳授中國醫學的記載。日本醫學史著作中記載的“韓醫方”即是通過朝鮮半島獲得的源自中國的醫藥知識。5世紀日本皇室也多是向當時朝鮮半島的新羅、百濟等國求醫[10]。公元562年，攜164卷醫書的吳人知聰也是從地跨中國東北地區和朝鮮半島北部的高句麗前往日本。隋唐時期，新羅也作為一個重要媒介向日本轉輸中國的先進文化。公元1392年，日本和朝鮮恢復了邦交，日朝醫家的交流也逐漸增多。大量中醫古籍在日本和朝鮮的流傳和習讀，使得兩國醫家具備了扎實的醫學基礎。尤其是朝鮮醫家對源自中國的方劑運用靈活，在日朝醫話交流中提供了很多臨床經驗分享。山口忠居所著的《和韓醫話》，記述了日本醫家山口忠居與朝鮮通信使者圍繞中國古籍、臨床疾病治療及藥物人參等內容進行筆談的經過，現被藏于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11]。
3不同時期日本主流文化對日本認同中醫藥文化的影響
3.1佛教作為主流文化時期（公元552—1572年）
公元552年，佛教從百濟傳入日本。6世紀中葉，佛教成為了日本國教以維護天皇的統治，逐漸在日本文化中占據主導地位。日本醫學隨著佛教的消長而發展變化著[12]，僧侶兼醫或作為中日醫藥傳播的重要媒介之一，與醫學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系，甚而有“欲為醫者必作僧侶”的說法。廣泛存在于醫家言論中的佛教之說，直到安土桃山時代才基本絕跡[13]。佛教慈悲為懷的理念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影響著日本社會救助機構的創立與發展，圣德太子創立敬田院、悲田院、療病院、施藥院，得到日本各地的效仿，為窮苦疾患提供醫療。一些優秀的民間醫家成為幕府御用醫師后也會被賜予僧階。鑒真和尚是日本中醫藥文化認同史上舉足輕重的僧侶之一，對中醫藥的文化傳播作出了重大貢獻，同時也帶動了日本對中醫藥文化的認同。鑒真和尚6次東渡除攜帶經書外，都會攜帶藥品隨行。他精通醫藥，不僅帶去不少中醫書籍和中藥，還把中藥鑒別、應用的技術帶到當時處在奈良時代的日本。在日本期間，他曾多次為皇室治病，得到褒獎。鑒真和尚的東渡不僅推動了日本佛教的發展，整頓了當時日本佛教的亂象，而且在醫學、書法等方面都貢獻巨大。他促使中醫藥文化在日本落地生根后，又結合日本本土的和藥，開創出和漢醫學。他的到來，使日本文化在這一時期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奈良招提寺“奇效丸”發售至今，江戶時代藥袋上即有鑒真像及說明，今之藥袋則印“開山鑒真大和上傳方”，亦其傳流悠長[4]。值得一提的是，《黃帝內經太素》至南宋時期亡佚，而當時鑒真和尚的東渡，使《黃帝內經太素》在日本得以流傳。公元1823年日本學者在御宮仁和寺發現《黃帝內經太素》古抄本25卷，并返傳回中國。國內學者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考證[14]。這一時期涌現出許多“僧醫”，一些著名的日本醫籍如《頓醫抄》《萬安方》《福田方》《類證辨異全九集》《大德濟陰方》等均出自僧侶之手。針醫的身份也以僧侶為主[15]。
3.2儒學作為主流文化時期（公元1573—1868年）
江戶時期，契合當時統治者政治需求的儒學得到德川幕府的大力推廣，成為日本官學。隨著社會的變化和文化的發展，儒學的昌盛、個人的追求和當時社會強烈的醫療需求，推進了日本醫學體系由佛教醫學向金元醫學的轉變[16]。儒醫群體逐漸壯大，代替僧醫成為日本認同中醫藥文化的主要媒介，日本儒醫持著“儒志醫業”的理念，在精神方面追求治國、平天下，以醫為業，解決生存問題。儒學是日本儒醫群體學醫的前提素養和道德指針，中國儒學與醫學的同源性也增加了中醫藥在日本的傳播優勢。復古、折衷、考證等醫學流派的產生和流派理論學說的形成，均與相關醫家具有深厚的儒學功底及引領時代風尚的儒學思潮具有密切的關系[17]。日本儒醫的歷史變遷也反映出漢方醫學與儒學發展的同步性。江戶初期儒學的繁榮帶來中醫學的引入和漢方醫學的中興，明治維新后儒學的頹敗也伴隨著漢方醫學的衰落[16]。
3.3日本明治維新全面西化后
政治經濟文化從來都不是獨立的，而是緊密相關的。強勢的政治經濟條件，必然推進文化的強勢傳播。晚清時期，漢方醫在日本也生存維艱，被強勢文化代表之一的西醫所排擠替代[18]。
3.3.1奠定日本漢蘭折衷派的西醫學基礎
18世紀初，隨著西洋醫學傳入日本后，其截斷性治療理論與古方派“萬病一毒論”相合，被古方派傳人山脅東洋迅速接受，并創立漢蘭折衷派。漢蘭折衷派理論上傾向西醫，療法仍多用漢醫方藥，遂成中西醫匯通結合之域外先聲。后有華岡青洲精研漢醫古方，從危亦林《世醫得效方》中擷取精華而創麻醉新方“通仙散”，又自蘭醫處習得剖割之術。公元1805年華岡青洲成功以中藥全身麻醉施行乳腺癌切除術，名震世界醫壇[4]。其注重漢蘭兩個醫學體系并重，授業行醫，包容靈活，以效為念，在外科治療方面頗有建樹，成就了漢蘭折衷派的創造力高峰。
3.3.2逐漸完善的醫學教育
曲直瀨道三（公元1507—1594年）所創“啟迪院”，是日本近代早期的第一所醫學校，突破了師徒口傳、受眾者寡的格局，學生達800人。啟迪院教學注重實際簡練的醫理講解，注重醫學倫理方面的教育，并首創“切紙”訓導法，培養了一批有才能的醫生。江戶時期日本官辦醫學館“躋壽堂”是中西合璧的醫學教育中心。該校將《神農本草經》《素問》《靈樞》《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秘要》《針灸甲乙經》《格致余論》等作為授課內容，兼講針灸、診斷、生藥及答疑課，并包含實習如診斷、配藥、治療訓練等；舉行“醫案會”測試、“疑問會”答疑、“藥品會”討論藥物等；另講授儒學及諸子百家之書，重視學生品德培養[4]。受西方建校教育影響，公元1780—1860年，醫學院、醫學部開辦之勢漸甚，重視醫籍經典和中醫各科教學，診斷、藥案、本草教學兼備，儒學、道德教育與醫學并重，是這些醫學校的共同特點。這一時期日本中醫教育方式的改變，亦已獨立于中國傳統的中醫藥教育模式。
3.3.3全盤西化的醫學制度
日本最初通過漢譯西洋文化著作接觸西方醫學及西洋史、地理、政治、法律、經濟、科學技術等知識。進入明治時代后，德川幕府鎖國政策結束的日本，施行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的明治維新。在引進歐美的國家制度和科學技術的同時，對西方醫學體系的引進和現代化醫療、衛生行政制度的建立，也使得日本漢醫的傳承岌岌可危。在公元1875年實行的醫師開業考試制度規定，漢方醫家也要通過西醫考試才能行醫[19]。醫學考試內容為解剖學、生理學、外科學、內科學、眼科學、產科學、物理學、化學、藥物學、臨床實驗等[20]。漢醫陷入無法教習傳授，后繼無人的困境。所幸漢醫傳人尚多，亦有學習西醫通過考試后研修漢方者，漢方醫學得以一息尚存。善于吸收外來先進文化的日本民族，認為當時的西方文化比中國文化先進，從部分認同西醫學的內容到全盤接受，最終摒棄包括中醫藥文化在內的中國文化，全盤引進西方文化，從而導致日本漢方醫學走向衰弱，只留下西醫化的漢方藥為主的傳統醫學。
4結語
日本的中醫藥文化認同歷史是中醫藥國際傳播史上濃墨重彩的一部分，其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日本經過消化吸收、結合本土特色，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傳統醫學。對這個過程的影響要素，值得我們考據分析。文化的傳播呈現由高到低傳播的特性，中國古代文明早于很多國家，中國對中醫藥傳播日本的影響很大。日本民族自身包容開放、善于學習的態度使日本在直接或間接地向中國學習的過程中，很好地吸收轉化了中醫藥文化，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傳統醫學。而日本的實用主義精神，使其在認為中國文化落后時，不夠理智地鑒別、擷取精華。通過對這一段歷史的梳理，我們可以從中汲取經驗，讓我們更好地了解中醫藥國際傳播中可以改進的部分，優化中醫藥文化走向國際的路線與方針。
作者：鄭陽陽 張其成 梁秋語 單位：北京中醫藥大學國學院 上海中醫藥大學中醫藥國際化發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