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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紀20年代，大眾傳播興起，各個學派對整個社會與媒介的關系進行重新認識和解讀。其中率先興起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經驗學派對媒介社會關系的認識；緊隨其后的是與之相對立的批判學派，其中包括以德國為主的法蘭克福學派、以英國為代表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以美國為代表覆蓋歐洲和第三世界的政治經濟學派。本文主要針對批判學派后期的兩個主要分支即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進行分析，對其各自的發展歷程和主要觀點進行梳理，探討二者的差異。
關鍵詞：
政治經濟學派；文化研究學派；差異
1830年，美國《太陽報》的出現標志著我們進入了大眾報刊時代；1895年電影的問世，20世紀20年代廣播的出現以及30年代電視的發明，標志著大眾傳播時代的興起。隨之而來的就是對大眾傳播的研究，主要的研究學派有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20世紀六七十年代，批判學派兩個主要分支即政治經濟學派和文化研究學派都達到了發展的高潮時期，兩個學派對于大眾媒介的探討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就兩個學派的區別進行闡述。
一、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發展概況
政治經濟學產生于20世紀40年代，盛行于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這一時期誕生了政治經濟學派的第一批代表人物席勒和斯邁思，兩個代表人物主要的觀點是“文化帝國主義”和“商品受眾論”。七八十年代誕生了第二代代表人物，90年代誕生了第三代代表人物，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加納姆、默多克、麥克切斯尼等。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來源包括亞當•斯密和馬克思的一些理論觀點，傳播政治經濟學注重分析文化商品背后的意識形態和權利關系，從宏觀的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去看待傳播與社會的關系。正如馬克思所要表達的一樣，如果一個階級占物質力量的統治地位，那么同時也占精神力量的統治地位。文化研究出現于20世紀50年代，在60年代和70年代尤為盛行。1964年，英國伯明翰大學成立了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文化研究尤其關注對文本與受眾的研究，代表人物有霍爾、霍加特、格羅斯伯格，主要理論來源于葛蘭西和馬克思的理論觀點，代表觀點有編碼-解碼模式、意識形態、虛假意識、文化霸權等。通過民族志和跨學科的方式去研究文化對社會所起的作用，將語境代入其中去研究受眾對文本的解讀。
二、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的區別
（一）對馬克思主義中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關系的認識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是被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關注的，但二者關注的重點并不一樣。政治經濟學關注的是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政治經濟學認為如果沒有一個起作用的生產方式，那么一個社會及其成員就不能生存，即經濟基礎是社會的基礎。并且對經濟的根源進行分析，得出兩方面的決定性特征，一方面是生產技術和生產組織形式的人，另一方面是強調協作性社會關系的人。在強調協作性社會形式中指出了必須具有特定的文化實踐，其中包括法律和政治的東西、維持社會關系的社會行動者以及生產方式資源分配不平等問題的解決方法。文化研究將重點放在了上層建筑的基礎上，關注大眾媒體與亞文化的發展，強調上層建筑的相對獨立性以及文化領域力量的自主性，特別是文化文本意識形態層面的作用。在格羅斯伯格看來，文化研究相信文化是重要的斗爭領域，并不能將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經濟領域，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簡化主義和經濟決定論，文化研究批判政治經濟學將經濟看作是所有背景和事物的前提和基礎。
（二）對文化生產與消費環節之間的重點強調的不同
對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分析的側重點的不同，也就決定了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對于文化生產和消費之間重點的不同。在政治經濟學看來，文化研究將重點放在文化消費的層面是休閑的文化實踐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實踐，認為文化研究忽略了生產主體所具有的特性，即生產主體的所有制形式和生產方式，同時認為文化研究忽略了經濟因素，就沒有辦法去判斷社會存在的主要權力是屬于哪些人或者屬于哪些階級。文化研究學指出文化研究特別強調關注消費，而對于文化消費自由度和樂趣的關注是擔心回歸到政治經濟學的決定論當中去，所以將受眾看成是消極地接受物質，并且說明了對于大眾文化帶來的娛樂并不是沒有批判，指出這種娛樂是會被壓制的，因此大部分是針對受眾對文本解讀的研究和分析。政治經濟學派所研究的重點放在了生產上，從創作上來剖析文化背后的控制力量。
（三）關于階級、種族、性別三者的研究范疇及其地位的不同界定
政治經濟學認為所有的事物和關系是由經濟決定的，經濟決定了社會地位，決定了階級屬性，而當時文化的傳播鞏固了現存的階級屬性，階級自然分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統治階級借助大眾傳播來傳遞可以維持現存社會制度的文化思想，而被統治階級就接納了這種“虛假意識”。政治經濟學關于種族的論證是，北美和西歐的早期勞動力就是由于資本主義發展而造就的，種族的定性是沒有辦法對經濟起作用的；而關于性別的論證是說女權運動的興起也是由于工資勞動和資本形成而導致的，認為如果沒有對經濟資源的控制，任何強化女權的努力都不會有多大的成效，因此得出如果沒有從構成性別和種族斗爭的文化實踐的經濟基礎去分析，就不能理解性別和種族的實踐的起源、形式以及原則，也不能實現推翻控制的目的。文化研究學認為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依舊屬于“簡化主義”，是將所有東西的決定因素都歸結于階級和經濟。并指出政治經濟學關于政治身份的問題的論證紕漏：政治身份是在勞工市場重建的基礎上形成的，種族和性別又是由經濟關系所決定的，那這種經濟關系是什么呢？其指出對于政治身份的變化問題絕不僅僅是由勞工市場決定的，還包括種族和性別的文化實踐。
作者：袁偉鈐 胡雪瑩 王選一 單位：鐵嶺縣廣播電視臺
參考文獻：
［1］劉海龍.大眾傳播理論：范式與流派［M］.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