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農民合作社文化研究論文，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研究背景
在鄉村的社會、文化、經濟情境中，農民專業合作社如何實現對以家戶為獨立經濟單位的農戶的組織？組織人類學的研究傳統為解答這個問題提供了理論視角。20世紀20年代，管理學和人類學中經典的霍桑實驗打開了人類學研究現代組織的大門?；羯嶒炇堑湫偷膶嶒炇沂窖芯?，參與實驗的人類學家沃納，把人類學鄉土社會研究的特點帶入了對工業社會的研究。將工廠作為一個封閉社會系統，對系統中的人際關系進行考察，進而發現了正式組織中存在著非正式組織，影響了整個正規組織的運作。⑤到了60年代，曼徹斯特人類學學派的工廠研究對人類學的組織研究提出了不同的啟示。該學派認為，工廠并非封閉的社會系統，而與更大的社會情境相關聯。⑥隨著學科的發展和對文化概念理解的加深，尤其是將文化視為意義生產過程和無邊界的開放體系的所謂“新文化觀”的出現，組織人類學提出了“文化作為根隱喻”的視角，將研究者的注意力從“組織實現了什么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實現”轉向了“組織如何實現以及被組織意味著什么”。①組織因而“不再是一個封閉的實體，而是一個開放的、變動的文化體系，一個意義協商和意義賦予的過程”。②組織人類學的這一研究視角，一方面強調研究者應當關注組織中的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它也強調組織處于其中并與之相關聯的情境對于組織自身所具有的重要性，因為文化是有場景性的。作為一種源于西方的現代經濟組織，農民專業合作社在被引入中國之后，其實現和運轉必然無法脫離作為其基礎的鄉土中國情境。當代人類學所關注的是，通過經驗研究和田野調查方法，在社會新的經濟行為所創造出的新的分類系統中，社會精英、公共政策在其中是如何起到影響作用的，③以及傳統熟人社會關系在新的體制中，如何展示其作為文化的組織韌性，以思考田野民族志作品如何能夠達到最佳的效果。
二、祥龍合作社概況
祥龍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8月，采用了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中較流行的“公司＋合作社＋基地＋農戶”的運作模式，建立了從農戶生產、基地支持到城市銷售的完整產供銷鏈條。該合作社共有社員戶47戶，社員來源覆蓋了金沙江沿岸的4個行政村。加入合作社，顯著地增加了入社農戶的家庭收入。由于當地長期以烤煙業為支柱產業，對大部分社員家庭來說，入社進行生豬養殖是對家庭收入的有效補充。其中，對于4戶青年家庭成員離家進城工作的空巢社員家庭（老齡化家庭）來說，對勞動力要求較低的規模化生豬養殖，取代了勞動繁重的烤煙種植成為他們的主要經濟來源。此外，該合作社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地生豬養殖的規?；同F代化，以及優質品種的推廣。祥龍合作社有一定特殊性。首先，與政府主導式的農民專業合作社不同，該合作社由民間獨立發起和出資。其次，該地區農民經濟合作組織并不發達，祥龍合作社是該鄉第一個此類組織。因此，合作社在發展前期步履維艱，發展極其緩慢。2009年8月合作社成立至2011年12月，是祥龍合作社的緩慢發展期，期間共有25戶社員先后入社，占合作社社員戶總數的53％。此時期，大部分當地農民普遍對合作養殖能否帶來利潤持懷疑態度。用管理者的話說：“當時沒有太多人入社，大部分的人都在觀望。”⑤該時期不少社員的入社行為表現為非主動性，他們對自身入社行為的描述中頻繁地提及，被“勸說”而入社的過程。進入2012年后，合作社的社員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截至2012年6月，僅半年就有22戶新社員，占合作社社員總數的47％。在調查中，新進社員在談到入社理由時的典型敘述是：“張家兩兄弟家（早期社員戶）去年賣豬掙了很多錢，聽說一頭能得近千元的利！”這個數字遠高于當年當地的平均利潤水平。對高額利潤的追求，成為該階段農民申請入社的最大驅動力，社員自主入社現象凸顯。此外，除去“勸說”和高額利潤的刺激，社員入社行為還有如下三點特征：1親緣入社，部分社員與合作社管理者有較近的親屬關系。2業緣入社，該地區青壯年多在村落附近尋找短期或長期的工作機會，一批與合作社有雇傭關系的村民發展為早期社員。3社員家庭收入多樣化，這些家庭有如下特點：家中有至少一位青壯年勞動力，通常為男性，常在家庭農業生產之外，還通過在當地工作的方式來增加家庭收入，在工作上與合作社多有接觸。
三、祥龍合作社組織和運作的文化邏輯
以過程的視角在當地的社會、文化、經濟情境中，可以看到該合作社的成立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當地原有文化和社會結構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深遠而顯著，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地方精英影響
20世紀90年代，對中國清末和民國時期的地方精英研究出現了轉向，從對士紳階層靜態研究的關注，轉向了對地方情境下地方精英及其能動性的關注。現在看來，這個得之于對清末和民國時期的研究關注點對于當前中國農村地方精英的研究亦深有啟發。周錫瑞與蘭金對地方精英做出如下定義：地方精英是指在地方舞臺上行使支配的任何個人或家庭。①蘭金等人在給出地方精英定義的同時也指明了研究的視角，在舞臺———即地方情境中關注地方精英。這種研究視角能夠帶來一種關注于結構、過程和情境之間相互作用的人類學洞察。②據此定義，在祥龍合作社的發展過程中，有兩位關鍵地方精英———何耀和李尚智———在合作社的成立與發展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們是合作社的主要發起人、核心管理者，向合作社投入和引入了大量的資金，獲得政府支持，在經營管理方面有杰出表現并深得社員信賴。兩位地方精英對社員的組織主要通過親緣關系和業緣關系兩條線索起作用。
1．親緣影響———以何耀對合作社的影響為例
親屬網絡對祥龍養殖專業合作社組織社員有顯著的積極影響。部分社員與核心管理者之間的近親屬關系，是促使他們入社的直接原因，在訪談中這種親屬關系被頻繁提及并強調。以核心管理者何耀為例，包括他與父母和兄弟夫妻同住的擴大家庭、其父母的兄弟姐妹家庭以及其妻子姐妹的家庭，共有7戶分別位于4個不同社區的近親屬家庭，在他的直接影響下先后入社。與此相對，另一些社員雖然也與何耀有親屬關系，但都屬于較遠的親屬等級，并且在談論自身的入社行為時，并不強調他們與何耀之間的親屬關系，認為這種關系并沒有影響他們的入社行為。案例1：王新華是何耀母親的兄弟，在入社之前家庭主要的經濟收入依靠種田，尤其是烤煙種植。兒子因工作長期逗留外地，只有老兩口留守家中。因家位于河谷地帶，全年氣溫偏高，尤其是適合烤煙種植的5～9月?？緹煼N植的全程，對勞動力的數量和勞動量都有很高的要求，二人礙于年紀，烤煙種植變得越來越難以承受。合作社成立不久，何耀便來到家中勸說他們入社：一來養豬對于二老來說更輕松，不用頂著太陽，也不用在雨天下地，在屋檐下就能做；二來何耀向他們保證加入合作社養豬一定能夠有好的回報。認真考慮了親侄子的勸說，王新華很快就決定入社。L鄉各自然村多為雜姓村，納西、漢、壯、傈僳、苗、藏、白等多民族雜居，其中納西族占總人口的80％以上。當地在歷史上屬于納西族控制地區，其他民族逐步遷入或逐漸融入當地的納西族村落，或建立新村落，由此形成了以納西族為主，多民族雜居為特征的居住格局。當地以納西語為通用語言，村內外不同民族、家族之間可通婚。借由通婚形成的親屬網絡，通過不計距離和等級的親屬追溯，可以將L鄉的大小村落聯系起來。由此，當地各社區內部、社區之間形成了較為穩固但也非常復雜的親屬網絡。當地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強調這種親屬認同，在相互閑聊或談及對方的情況下，均出于敬意和親近，以親屬稱謂來直接指稱特定親屬，無論遠近親。祥龍合作社的社員來自于L鄉4個行政村下至少7個社區，該合作社對社員戶的組織，跨越了社區和行政村的界限。相對來說，當地鮮少有這種跨越社區或行政村界線的經濟組織，祥龍合作社對農戶的組織依靠了地方精英在當地的親屬關系網絡實現了這種跨越。
2．業緣影響———以李尚智對合作社的影響為例
當地青壯年外出務工率較低，一般在當地尋找短期或長期的工作機會，以作為對家庭經濟收入的重要補充。在當地原有的雇傭關系以及合作社成立后的雇傭關系的影響下，入社的社員共有17戶，約占合作社社員總數的36％。在合作社成立之前，合作社主要管理者李尚智在當地經營一砂場，雇傭了許多當地的青壯年。李尚智后成為合作社的管理者之一，不少為他工作的村民經他動員后陸續加入了合作社當地原有的雇傭關系，為發展新的社員提供了便利的信息渠道，經由地方精英的勸說，使原有雇傭關系成為動員村民入社的重要途徑之一。由此合作社核心管理者，即地方精英與社員之間的產生了新的經濟合作關系，不僅疊加在原有的雇傭關系上，也與作為雇傭關系基礎的親屬關系或熟人關系相疊加，加深了雙方的聯系，并形成一種更為牢固的關系。
（二）親屬小團體
親屬關系對該合作社組織社員的影響并不止于地方精英與社員之間，當地農民的入社行為中，還存在著親屬間的相互影響和帶動。社員中可以看到有這樣的社員小團體———幾位社員經由兄弟姐妹關系、姻親關系、表親或堂親關系聯系在一起，并且這樣的聯系影響了他們的入社行為。合作社中至少有四個這樣的小團體，涉及家庭共13戶，占社員總數的277％。這些社員戶在經濟上相互獨立，互不干涉對方家庭經濟，但是在關于加入合作社的經濟決策上，有共享信息和資源并互相影響的現象。親屬小團體內部除了在經濟決策上的相互影響外，在各家新建標準豬舍的過程中，還普遍存在著換工互助的現象。
（三）口頭協議與鄉村約束
《生豬養殖協議》是一份由祥龍合作社擬訂，在合作社和社員之間簽訂，用以確定社員身份以及明確雙方權利義務，對雙方具有約束力的文書。社員與合作社之間正式合作關系，經由協議的簽訂而成立。在調查中發現，僅有2011年之前的社員與合作社簽訂過紙質協議。這批社員能夠清楚陳述協議中所規定的雙方的權力與義務。2011年之后，社員不再與合作社簽訂協議，口頭協議取代了紙質的協議?？陬^協議多在社員向合作社管理者提出入社申請，并獲得同意的語境中達成，雙方的權力與義務也在這個過程中以商談的形式明確。在合作社管理者與社員看來，合作社與社員之間的權利義務和互相約束，并不依賴于雙方是否簽訂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正式協議。合作社與社員間的相互約束，更多地依賴于鄉土的人際關系和鄉村輿論的信息傳播，是否簽訂正式的協議，并不影響這種源自文化的約束力。這些串聯鄉村社會的人際關系，是社員對合作社、合作社管理者產生信任的基礎。身處這些關系另一端的合作社管理者，也因這些關系而自覺地對社員應負有的責任，因為“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①顯然，這里的親屬關系和熟人社會所擁有的高度信任，依然凌駕于現代企業的契約形式之上，盡管不是永遠的。
四、討論：精英控制還是平等民主？
成員地位平等，實行民主管理是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基本原則之一。②但這是一個理想狀態，假設加入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農民，普遍能夠認清目前的市場狀況、有管理合作社的能力、具有相應的經濟實力，并且能夠做出商業理性的判斷，才可能在合作社的社員間實現現代公司基本制度，呈現平等地位，出現“去親緣”民主管理。然而，農民專業合作社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的實際運作，則呈現出另一局面。對我國現階段農民專業合作社的不少經驗研究都表明，當下的農村精英在農民專業合作社中的主導地位，具有重要性和普遍性。例如，黃勝忠認為，在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形成上，這種地方精英／強者主導是必由之路。③這種精英領頭人的現象實際上是事出有因。目前大概有以下幾種解釋。任大鵬等人發現，核心成員在訂立合作社的基本制度以及日常管理決策中擁有突出的影響力，他們的經濟實力和融資能力，在合作社的運作中甚至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④李佳與鄭曄的研究指出，農民合作的制度創新，是需求者在制度稀缺環境下的自主選擇，由此路徑產生的合作經濟組織存在制度供給不足問題，在此背景下，鄉村精英的社會資本對正式制度供給起到了替代作用，同時，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良好運轉，較大程度上仰賴于鄉村精英的社會資本。
郭東紅等則從當前我國農民中普遍存在的文化水平低、注重自身利益的局面出發，認為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創建需要強有力的鄉村精英領導。②對農民專業合作社中精英主導現象，可以有另一種人類學的解釋。從前的部落社會都是頭人主事的“大人物”的社會，即使農業社會，也僅僅是農業制度將親屬群體和熟人社會推至更大的社會網絡。從家長到宗族領袖，從知識與閱歷豐富的社會精英到各種權力人物，都有可能成為傳統熟人社會內外的“大人物”。“大人物”也是指地區政治組織的管理者，是地區性事務的重要管理者，③或實際上的權勢者?，F代區域社會的研究還認為，“大人物”權力的來源有二：其一，來自于“大人物”的個人努力；其二，來自于“大人物”社會網絡中的交換。④然而在東亞社會，晚近以來一直是以現代工業制度原理強力侵入傳統親屬農業社會，因此所謂民主管理和“類家族主義”（無論是“慈父”還是“嚴父”）、呈現遠近親疏的“親屬忠誠”的文化慣習之間，難以獲得不同原理實踐過程中的整合狀態。在東亞，新型的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在地方的發展通常不會一帆風順。這些阻力存在于以下三方面：1地方原有的小農經濟結構阻礙農民對新型經濟組織的接受；2加入合作社對農民提出相對原有農業結構更高的經濟要求；3農民無力把握小農戶與大市場之間的關系，市場波動也給他們帶來了更多的不安和不信任。為此，作為“大人物”的地方精英出現了，就像民國二三十年曾經出現的農民精英大人物“東林”⑤那樣，突破了熟人社會領地的束縛那樣，祥龍合作社的精英借助自身與農戶之間的親屬關系，先后建立了親密的雇傭關系，以突破合作社成員發展的困境。由于他們在出資、管理能力、市場信息，以及對地方社會的影響力等方面的超凡優勢，使他們在合作社的組織和運作過程中逐漸從社員中獲得權威。不僅如此，地方精英對合作社的有效管理以及對社員經濟效益的保證，反過來也加強了社員對他們的認同和尊敬。
在地方精英主動運用自身資本的過程中，以及在促成城—鄉、小農戶—大市場的連接的過程中，他們的權威得以建立和加強。這些有形或無形的資本，使他們具有人類學討論中“大人物”新的表現特征，成為地方農村經濟合作組織中一個文化上的組織整合案例。顯然這個合作社的成功，在于地方精英“大人物”智慧地將新合作社經營原理和傳統熟人社會的親屬關系原理整合在一起。更進一步，這種地方精英與一般社員之間經濟合作關系，還涉及更為復雜的文化局面，似乎合作社地方精英與一般社員之間，形成了一種新型的“經濟上的庇護關系”。庇護關系原本是一種，在傳統鄉村社會或部落社會觀察到的，建立在雙方諸種地位不平等狀態的交換關系，這種關系實際也存在于現代社會中。⑥在傳統中國鄉村社會的研究中，有學者對這種特殊的交換關系做出過詳細討論。例如針對清末國家政權—鄉村大眾的二元關系中存在的“保護型經紀”，或可稱為“保護人”的角色，這是一種掮客或中間人型的角色，對上幫助國家征收稅款，對下保護地方農民免受掠奪性經紀的剝奪。⑦而當今的精英在合作社的發展中也扮演了類似的“經濟保護人”的角色，但是與從前的國家政權—鄉村大眾的二元結構不同，這種庇護關系是在大市場—小農戶的二元框架下起作用。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地方精英一方面在農村促進農民生產的規?；?、市場化和現代化；另一方面憑借自身的經營管理能力和對市場信息的掌握，通過正確的市場決策，來保護相對脆弱的農民家庭免受或少受由市場波動帶來的經濟損失，保證自身和農戶的收益。同時，地方精英與社員之間的關系不僅僅是經濟合作，二者的經濟合作關系中還疊加了鄉村社會的親屬關系、熟人關系，以及在此基礎上衍生出的其他關系———例如新的雇傭關系?？梢哉f，在如今的祥龍合作社，傳統親屬—熟人社會的原理尚可使用，但新的現代合作社企業制度原理也卷入其間，地方精英大人物巧妙地交叉整合，凸顯了雙方新的經濟庇護關系的本質，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力量。
作者：和柳 莊孔韶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浙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