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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1984年及以后的CNKI文獻為基礎，采用文獻分析法和比較分析法對錄像廳的各類研究進行梳理、歸納。結果表明，關于錄像廳的研究在2007年之前呈上升趨勢，之后逐漸萎縮，并大致歸為三類，即建筑消防類、衛生健康管理類、文化研究類。而且，由于大部分學者對錄像廳沒有一個清晰的研究維度和研究中心，錄像廳背后真正的媒介文化史或精神文化史沒有得到充分的挖掘。
關鍵詞：中國；錄像廳；社會轉型；文化研究；媒介文化
一、錄像廳的總體研究嬗變
隨著數字技術及無線通信技術的發展，生活中充斥著各種媒介或媒介場所，但就一個時代而言，總有某些起引領作用的媒介。例如口語時代的“聲樂”、印刷時代的紙張、電子媒介時代的手機……如果從每個時代的媒介演變和媒介體驗而言，也總是存在多元的維度。根據徐敏的定義，錄像廳（營業性錄像放映場所）是指用電視機、錄像機或影碟機及相應的音效設備，放映各種音像制品，供特定社會群體觀看的場所。［1］從1981年政府擬定播放的第一場錄像影片，到2007年被勒令全面退出市場，錄像廳在中國內地存在了將近30年。它不僅成為當代中國內地電子媒介文化的重要現象，而且促發中國內地文化、經濟等領域的宏觀變革。［1］但是，隨著主流媒介研究的興起及傳統媒介的銷聲匿跡，錄像廳被當代學者有意無意忽略或遮蔽，這一點從當前的錄像廳研究中就可以窺見到。從最早可查閱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彩色電視制作中心阿根廷》到2019年關于錄像廳的最新文獻，大大小小共有8000多篇，涉及教育、消防、法律、建筑、文化等諸多領域。從文獻總量及文獻類型上可以發現，關于錄像廳的研究在1984年至2007年總體呈上升趨勢。一方面是因為錄像廳本身播放的不正當影片（兇殺片、色情片）引起了民眾的關注和爭議，另一方面是因為錄像廳作為一個“灰色場所”所引起的社會突發事件使得不少專家學者和有關部門不得不關注它，諸如在1995年、2000年、2007年中發生并且與錄像廳相關的特大火災、衛生健康事件。雖然這些社會熱點問題在短時間內引爆了錄像廳的研究熱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早期文獻規范與學術價值等方面的問題。例如1995年在《浙江消防》上發表的烏魯木齊錄像廳火災一文，火災發生時間是4月24日，但是中國知網收錄的日期卻是4月1日。同類型的十幾篇文獻，也在時間、地點、傷亡等方面出現不同程度的事實偏差，沒有挖掘錄像廳事件背后深層的社會結構問題。在2007年錄像廳逐漸退出市場之后，對于錄像廳的研究不但總體上呈下滑趨勢，而且也沒有什么針對性———要么是把錄像廳定性為公共娛樂場所，聲討它對于教育環境、公共衛生環境的負面影響；要么就把它視為涉黃販毒、養兇藏兇的灰色場所，論述其社會危害。這類研究在基本文獻的使用及調查問卷的設計上，既沒有廓清錄像廳實際的現實狀況作問題規劃，也沒有驗證有關文獻的正確性。總的來說，這些研究基本上都不深入，既沒有深層次地挖掘錄像廳諸多事件背后的教育環境缺失，也沒有細致闡述港臺影像文化如何影響或塑造了觀眾的審美志趣。
二、錄像廳研究的三種問題視角
從目前可查閱的錄像廳高頻文獻來看，對于錄像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類，其一是建筑消防類，主要是報道或分析與錄像廳有關的房屋建筑設計、火災消防事件、衛生安全檢查等；其二是衛生健康管理類，主要是針對錄像廳所做的衛生檢測報告、空氣污染監測、流行疾病監控、企事業經營研究等；其三是以錄像廳影像為根源的文化研究類，包括青少年涉黃涉毒、留守兒童教育缺失、農民工精神文化缺失等；其余的多是一些無效文獻，它們或多或少存在重復發表、無法查看等方面的問題，不僅對錄像廳的研究起不到實質性幫助，反而混淆模糊錄像廳的研究視野。以上三類文獻直接或間接打開了錄像廳的研究視野，但關注點、研究角度有不同程度的偏倚，一方面體現了不同學者的研究風格，另一方面也暴露了錄像廳在不同方面的問題。據查閱，關于錄像廳建筑消防類的文獻大概占總研究文獻的五分之一，基本上是在描述與錄像廳有關的火災突發事件，或者幫助有關部門分析報道失火原因和公布審判結果。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方向的研究不僅隨著錄像廳火災事件的發生而興起，而且每次的錄像廳研究熱潮基本上也都是由這些事件帶動起來的。例如1995年4月24日在烏魯木齊市錄像廳發生的火災事件，以此次火災為主題的研究文獻不但占當年錄像廳研究總文獻的三分之一，而且對錄像廳消防安全方面的關注一直延續到下一年。無獨有偶，2000年3月29日焦作市天堂錄像廳發生火災，同樣也引發了錄像廳的研究熱潮，其文獻量達到當年錄像廳文獻總量的五分之三。該類型的文獻不僅在行文風格上偏向于敘事，而且在行文結構上也大多沒有摘要、注釋等標準文獻的結構內容。其實對于錄像廳衛生健康管理類的文獻也比較有限，大多是與錄像廳火災事故相關的衛生環境調查。許多學者只是象征性地從公共衛生環境或企事業經營的角度進行調查分析，根本沒有深入探討“觀眾”為什么深入到這樣一個混亂污濁的媒介環境里。尤其諷刺的是，錄像廳全面退出市場的時間是2007年，而在這之后仍有學者把本不應該出現的錄像廳定義為“公共場所”進行問卷調查。例如周定在其《農村留守兒童的情感問題與學校的教育應對》［2］一文中，仍以2003年的錄像廳事件去分析2010年農村留守兒童的情感問題，沒有切實考慮錄像廳實際的生存狀態。還有周婭在《未成年人犯罪地點選擇之實證分析》［3］一文中，論述錄像廳作為一個社會不良場所對未成年人的危害，而她所例舉的“錄像廳”僅僅出自于2008年的調查文獻，現實中錄像廳是否存在尚不得知。相比前兩類文獻，數量最多、質量較高的要數以錄像廳影像為根源的文化研究類。在2007年之前的文獻中，相當一部分是在討論錄像廳作為主要媒介場所而引發的港臺流行風潮。例如張志遠［4］、莊會寧［5］等早期研究青少年犯罪的學者，把錄像廳播放的港臺黑社會影片推定為未成年人模仿犯罪的主要原因，譴責錄像廳塑造青少年稚嫩的“江湖觀”和“兄弟情”。還有部分文獻主要研究錄像廳播放的一些港臺三級片和歐美色情片對青少年精神觀念的沖擊，例如楊樹森［6］、袁焱炳［7］等學者的研究。他們不但怒斥這些下流影像潛移默化地唆使青少年強奸涉黃，而且也較為具體地闡述了這些影片如何影響青少年的精神狀態。這類型的研究對于了解錄像廳的媒介影像史，考察轉型期國民的精神生態，更具有理論及實踐方面的價值。但是這類文獻在行文風格和研究結構上都偏向敘事，沒有一個比較規范的研究范式。而2007年之后，雖然錄像廳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獻數量逐年減少———一方面是因為錄像廳受到市場管控而逐步退出市場，另一方面是因為可參考的錄像廳文獻稀缺單一———但還是與2007年之前基本持平，并且文獻的學理性和規范性都比較強。例如徐敏的《錄像廳與當代中國電子文化》［1］、吳艷芳和周傳藝的《重返20世紀80年代中國錄像電影現象———物質性、跨媒介與觀影的重組》［8］。但是同類別的文獻基本上都有兩個缺陷，一是文獻的研究中心不是與錄像廳直接相關的影像文化研究，而是間接相關的錄像廳影像史研究；二是所使用的基礎文獻，如調查數據、問卷設計等，基本上是建立在2007年之前錄像廳“存在”的背景上，不符合當下的實際情況。
三、錄像廳研究的歷史意識缺失
媒介環境學奠基人劉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在其代表作《城市文化》中就曾強調，城市是“人類文明的象征和標志，它可以集中展現人類文明的全部重要意義”［9］。同時他也把城市認定為一種儲存信息和傳輸信息的特殊容器。從這種觀點出發，錄像廳作為城市空間的一部分，它本身就具有信息儲存和文化傳輸的功能。雖然相比新的媒介或媒介場所，錄像廳在呈現真實方面顯得有些阻滯，但是通過挖掘它的歷史生成語境去映照和關懷現實，那么它的呈現就有了新的歷史意義。而從目前錄像廳的總體研究趨勢和主要研究角度可以強烈感受到，對于錄像廳的研究不但逐年萎縮而且紛繁雜亂，究其原因是大部分學者對錄像廳沒有一個清晰的研究維度和研究中心，主要是因為以下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研究者沒有理解錄像廳出現的時代背景。從錄像廳在中國內地的發展軌跡來看，它最早出現在改革開放初期。當時中國正處于一個深刻的社會轉型期，即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包括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從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變、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的轉變，等等。［10］現代社會原子化的個人主義不但拆解了傳統社會的有機結構，而且削弱了人與人之間真誠的交流與協作，導致現代人逐漸摒棄了歷史傳統和文化感知?，F有的與錄像廳有關的文獻當中，只有作為記者的莊會寧較早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她認為由經濟體制轉換而引發的社會轉型更加劇了青少年的生理發育與心理發育的不協調，而錄像廳作為一個媒介場所，它的出現本身具有一定的時代性和特殊性，但究其根源還是社會體制、社會結構及社會形態發生了變化。［5］另一方面是因為傳統的技術哲學家或者媒介批評家往往貶低技術，指責現代技術或大眾媒介造成許多現代性的惡果，而把歷史中好的傾向解釋為人性的或自然的，從而與技術對立。［11］例如董云飛在其《媒介教育———當代大學生教育的新課題》［12］一文中，把錄像廳播放的黃色錄像認定為誘發青少年性犯罪的直接原因，而沒有注意到這種技術或者播放手段本身就是人性的延伸或者外化，人們從錄像廳中發現的往往就是人性本身。而且芒福德在《技術與文明》一書中也曾指出過，人類本性和技術環境其實是共同演化的［13］。他既沒有把技術當作人類不斷進步的“幕后推手”，也沒有把技術看作人性墮落的“罪魁禍首”。
四、錄像廳的媒介文化史
錄像廳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涌現在中國內地，短短十余年就發展到錄像出版社300多家，錄像放映點7萬多個，大大小小的錄像廳、放映廳、鐳射廳15萬多個，每年的錄像觀眾高達12億人次以上。［14］但是，錄像廳的繁榮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教育及文化方面的問題。早在1994年，彭志紅就通過論證教育目標與教育環境的緊密聯系斥責錄像廳對教育環境的污染，他認為改革開放后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革打破了原來社區—學校相對簡單的雙向互動關系，以低文化水平者經營的錄像廳必將污染社區環境，從而對受教育者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15］無獨有偶，記者泉也曾在焦作市天堂錄像廳的失火報道中指出，錄像廳失火事件表面上看是經營者和工商管理部門的瀆職，但是它暴露出的農民工性生活缺失及青少年性教育匱乏才是根本的問題，它的背后是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的錯位［16］。這些對錄像廳的關注及研究基本上都是碎片化的，很難“串成”一條以錄像廳為中心的、完整的媒介文化史。在2007年錄像廳全面退出內地市場后，雖然有部分學者關注錄像廳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但是他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都沒有契合錄像廳的文化脈絡。例如葉繁［17］、吉朝瓏［18］、周定［19］等學者關注錄像廳對青少年、農民工的精神異化，但他們不僅用很少的篇幅粗略闡述錄像廳的社會化運作，而且也沒有回答這些影像與觀眾是如何互動，以及觀眾的自我認知又如何形成。其實這也都是“攤廳”文化［20］形成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李一濼［21］、索亞斌［22］、左衡［23］、劉思羽［24］等電影學者的研究雖然沒有直接考查錄像廳的文化源流，但是他們從電影史、影院史的角度間接梳理了錄像廳在中國的發展，而且也有力地論證了錄像廳是中國影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學者反其道而行，從藝術家們提供的“后視鏡”的視角，敏銳地捕捉到時代環境的革新。例如黎明［25］、王曉瑜［26］、徐娟［27］、川崎公平［28］等年輕學者從賈樟柯的紀實電影里找出了諸多與錄像廳相關的電影場景。他們在對賈樟柯電影的聲音、畫面、敘事等紀實手法進行分析的同時，也為我們呈現出一段段較為真實的錄像廳影像史。其實，無論是從錄像廳播放的電影入手，還是如電影中展現的錄像廳入手，這些學者都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廓清了錄像廳的歷史脈絡，深描了錄像廳的歷史軌跡，為我們了解錄像廳背后的“觀眾”提供源源不斷的素材。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啟示我們對于錄像廳的媒介史考察，一方面要追究錄像廳的來龍去脈，理解這種媒介場所為何如此“特殊”；另一方面也要重新挖掘其他歷史中隱藏的可能性，推演分析人與媒介、媒介與內容、媒介與文化之間的關系。
五、結語
在梳理錄像廳近40年的研究軌跡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強烈感受到錄像廳及由錄像廳衍生的精神文化氣息，這不但有助于我們了解不同媒介的演變歷程，追溯人類媒介文明的發展，而且能夠提供一個典型的歷史維度，探討人在與媒介技術的互動中如何生成一種文化，這種文化又怎樣塑造我們的生活。雖然眾多的文獻梳理及觀點引述并不能完整展現錄像廳整個的研究狀態，觸發我們的研究熱情，但筆者相信錄像廳是我們媒介文化史或精神文化史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作者:吳中奎 單位:河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