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談葛亮《北鳶》的民國情懷和文化寄寓，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摘要：葛亮的長篇小說《北鳶》突破了一般對傳統民國歷史戰爭的書寫，以男女主人公盧文笙、馮仁楨的成長經歷為線索，以盧、馮兩大家族的興衰為背景，于家庭人倫中見濃濃孝親質性、在想象中展脈脈民間溫情，并運用傳統美學精神——寄寓事象手法來表達對民國情懷、傳統文化的追憶懷想，讓我們徜徉在蘊藏著民國風情和傳統文化想象的畫卷中。
關鍵詞：民國情懷；家風倫理；文化寄寓
葛亮的長篇小說《北鳶》以溫潤典雅的工筆被譽為“新古典主義小說的定音之作”，作者將歷史情懷與民間想象寄托于家庭與日常敘事中，將人性深處的善良和詩意永存的民間放置于傳奇色彩的民國中，熔鑄于生命肌理之中，實現了民國景象從傳奇向生活化的轉變，縫合了當代中國民間文化認同與儒家傳統價值承續之間的斷裂之處，開拓出一片廣闊的文學想象時空場域，并化為“溫潤風骨”流淌在小說文本的字里行間，構筑出新時期小說的生命倫理詩學。
1以家為基：家本位立場的倫理張力
受儒家思想影響，中國可以說是以“倫理本位”的，而倫理又始于家庭，家庭便是倫理得以產生和發展的根基。家庭本位是儒家倫理文化的精神實質，對此孔子認為孝悌是仁的基礎：“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歟。”[1]32孟子在直接繼承孔子的倫理思想上，提出更為具體的人際倫理觀，“圣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1]33這五種人倫關系中，家庭倫理占了重要地位，逐漸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積淀的一種表現形式，是“家國同構”入世精神的基礎。個人的修養得益于家庭內部氛圍，所有波浪漣漪都圍繞家庭中心一圈一圈向外擴散而去，最終又返回來養育這個本源。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曾說中國社會的特征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中國人就家庭關系來推廣發揮，以倫理組織社會[2]?！侗兵S》以家庭為圓點向四周所散發的倫理規范，進而影響下一代乃至整體社會風范，延續傳統文化中道義責任、平等互愛等精神內核，因而這種孝親為本的家風倫理極大程度彰顯出其歷史敘述旨趣：“因為大多數人都處于一種生活的常態之中，是一種周而復始的、反高潮的運作。”[3]足見出其家庭倫理本位的基調。葛亮長篇小說《北鳶》完稿之際，作者自陳“筆喻七載，塵埃落定”?！侗兵S》突破了一般對傳統民國歷史戰爭的書寫，它以男女主人公盧文笙、馮仁楨的成長經歷為線索，以盧、馮兩大家族的興衰為背景，于家庭人倫中見濃濃孝親質性、在想象中展脈脈民間溫情，并運用傳統美學精神——寄寓事象手法來表達對民國情懷、傳統文化的追憶懷想。亞圣孟家后代昭如用小說的語言說，是“先天的顢頇，使得她少了許多女子的計算與瑣碎”，她天性寬厚，善待家里的每一個人；丈夫盧家睦雖為商人，但堅持重誠守義，更重要的是他們二人相敬如賓、夫義妻賢，這為兒子盧文笙的成長提供了良好的環境。文笙延續著父母的仁愛誠信，“以靜制動”，以不變之心性與智慧應萬變之世間沉浮，他溫雅智慧的人格氣質正是作者心中理想的中國人象。葛亮將家庭和諧文化的熏陶作為涵養盧文笙成長的精神來源，滿懷溫情地描述了他在時代浪潮下對家風倫理的踐行過程，賦予了這個家庭一個時代的精神。平等、誠信、仁義等傳統價值觀的文化因子落在普通家庭，映射家庭觀念，支撐著家庭的發展，在舊時代向新時代過渡期間維系那不變的倫理情懷，呈現的是古典精神的涵養。作者從家庭本位出發，找尋君子外在價值呈現的第一層要義，并在新的現代文化語境中，將建構民族國家的敘事目的轉換為對當下家庭倫理的情感認同長篇小說《北鳶》中，在感受到父母給他深沉的愛后，盧文笙也同樣反饋給父母以最盡心的孝。全書儒風彌漫，以小家之面映射社會群像，讓家鑲嵌在國家的鏈條中，實現“廟堂”與“民間”的對接；又從社會群像管窺小家之風，使孝親倫理得以延續和發展，使君子有一個更為寧靜溫煦的成長環境，這樣一種家國一體的格局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更為遠闊的精神世界。
2史蘊詩心：想象與記憶
《北鳶》沒有如綺似錦的華麗，沒有寒花秋葉的冷峻，它以一種平淡而近自然的真摯感情貼近記憶中的歷史，用文學想象來表現歷史記憶。葛亮努力賦予民間以詩意的棲居之所，傳遞給讀者對美好社會倫理的守望。葛亮在兩大家族中精心構建了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家園，帶有詩性與夢幻色彩。這種采用時間性較為隱蔽來展現中華傳統文化中某些恒久不變的價值的寫作方式，被王德威視為“想象中國的重要方法”。他認為國家的建立、改革和成長，離不開獻血兵戎這種政治律動，而國史的編撰、國格的塑造、國魂的喚醒和國體的凝聚，這都離不開文學虛構與想象的必要，這正是我們敘述‘中國’、想象‘中國’的開端[4]?！侗兵S》的民國想象除了體現在民國場域的構建，還包括民國歷史背景、習俗場景等氛圍的營造。以儒家“仁愛”“誠信”等傳統文化來抵達對民國的想象，可以稱之為民國風骨，表達了作者對民國文化的想象和傳統精神的追求。孟昭如開篇即收養了一位因家境貧寒被母親賣掉的孩子，在自己落難時也慷慨救助下人小荷；丈夫盧家睦雖為商人但重義輕利，曾說到：“自古以為，商賈不為重視，為何？因別人覺得咱們做事不正路、為人不正義。但是我們自個的心術要格外端正，不然就是我們看不起自己了。”[5]在民國十一年豫魯大旱之時，他尊承“勿以善小而不為”的古訓，設棚賑災，發放主食“爐面”，不僅讓災民免受饑餓，更消解了他們的思鄉之苦；兒子盧文笙在時風已變的商業浪潮中依然踐行自己的生意準則，甚至傾囊相助瀕臨破產的姚永安。他們在民國歷史浪潮的裹夾下依然謙薄地堅守屬于自己的天地，在舊傳統社會向新社會過渡時始終堅守仁愛精神，承續著孔孟儒家向仁向善的傳統，正是一個時代風骨的象征。作者將他們放置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民國，在營造古典場景的同時開啟了現代性時間，這里新舊碰撞交纏，時間讓他們生命消逝但卻以另一種形式存在，我們看到了那無法被遮蔽的精神價值，使“民國”脫離了符號意義，而是帶有可觸摸的人格風骨和被浸染的生命溫度，從而到達中國文化之根柢。帶有理想狀態的民國風骨在傳統文化呈式微狀的情況下孕育而出，正因其“脫節”于時代，帶有儒家文化的風流余韻，所以人們才想要去觸碰理想的尾巴，留下關于民國文化的回憶。作者對民國風骨愛的深沉，所以他并沒有把傳統文化精神僅僅落實到孔孟后裔人的身上，而是把這種精神彌散到小說每一個角落。馮仁楨的曾祖父馮大列發跡后，時刻提醒自己莫忘微時，光緒二十四年，襄淮一帶遭遇水災之時，他出資萬金，買米、豆餅和雜糧等物救濟災民，并修筑黃河大壩，重修鼓樓，為村民提供了巨大便利；風箏手藝人龍師傅因與盧家睦約定每年生日送兒子一個虎頭風箏，沒想到一堅守承諾便是幾十年。儒家的行善好義精神在葛亮筆下綿延不絕，他們的身上都寄寓著作者所推崇的民國想象，更是作者對傳統文化的投射。作者有意避免政治意識形態，淡化民國時期的丑陋，去丑存美誘發讀者對民國傳統文化的認同，將美好的想象寄托在連著大地、不會失去主心骨的風箏中，高高揚起，帶有鮮明的文化指向性和生存指向性?！侗兵S》寫出了儒家文化的時代新變，這里親情、友情和愛情中的暖意抵消了原有觀念中民國的冰冷無情，而處處展現想象民間的詩意棲所，而這種維系家國命運和人心向度的儒家精神，落實在每一位小人物身上，使民國不再只是留在紙上的鏡像，不再是易消逝的無根浮萍，而是帶有鮮活的生命溫情，也就是作者所說的“民間真精神”，深刻體現作者對儒家傳統文化的認同。作者讓儒家平等、孝道等家風倫理留在紙上，留在對民國的回憶中，投射出對民國文化的想象與記憶，演繹了絢麗多姿又充滿溫情的現代新儒風。
3寄寓事象：傳統美學精神審視
中華傳統美學精神重視在藝術創造過程中審美主體和審美客體的相互融合和作用，例如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寫到“情以物興，物以情觀、思理為妙，神與物游”，深刻闡釋了構思和創作中情與物、思與物、主體與客體之間相互融合相互滲透的關系，不僅肯定了審美主體在藝術創作過程中的能動性，也道出了審美心理的客觀來源。另外還有“寓理于情說”“思與境偕說”“以形傳神說”等等，都充分表現了主體對藝術審美規律中寄情與物、寄寓事象的理解和運用。而所謂之“事象”，乃是創作主體通過內心與外在世界在頭腦中完成互動交會、經去蕪存菁、去粗取精后在意識中留下印記，并透過文字將所想所感所悟落實于文本中所表現出來的內在情意與客觀物象。而研究“事象”的寄寓過程便是通過破解在小說文本中具有符號、象征性質的“著事之象”，進而探求主體附加在“物象”之上的深層次的、多重意蘊的過程，從而達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內在旨韻。具有新古韻特點的長篇小說《北鳶》，化用傳統符號——風箏來鏈接故事情節，達到含蓄蘊藉、傳情達意、傳遞個體意旨的深層效果。首先小說中的風箏具有抒情串針的功能。與盧文笙交流畫的時候，毛克俞引用徐渭在《墨荷圖》中所寫詩句：“拂拂紅香滿鏡湖，采蓮人靜月明孤。”這不僅營造出一種畫意美感的意境氛圍，也借孤高傲潔的一輪明月暗含著對保持高尚道德情操的毛克俞的贊譽?？此圃谫p畫，但這幅寄寓作者理想化身、賦予情感體驗的畫飽含了對品質高潔的君子人格的贊揚，作者以物象的瞬間感觸來制造情境和情感的永恒，使得審美觀照落在了客觀事象身上，與審美理想融合為一。風箏還隱喻著人生哲理。主人公盧文笙在抓周時被旁人贊譽“無欲則剛，目無俗物”，而其開口說的第一句話為“一葉知秋”；在老師毛克俞圖繪風箏的課堂上，盧文笙將圖題名為“命懸一線”，學生們建議取“扶搖直上”，而毛老師最終定名為“一線生機”，受文笙放風箏學問的啟發，雅各的人生哲學是順勢而為、乘勢而上；他長大后更是端莊文弱，謙謙有禮，但當國軍傷員面臨被敵人抓捕之時，他借助風箏為葉師娘通風報信，幫助傷員安全轉移；在天津求學漫漫時，他深受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階級影響，心向延安，毅然棄文從軍，幫助工人階級隊伍實現突圍。盧文笙從衣食無憂的商家獨子、到戰爭爆發后發出“入寇未滅，何以家為”的深思、最后到命懸一線之際領悟“生與死，原來是戰場上最小的事。誰也不在意，也無法在意”。文笙的一生恰如一只隨風飛揚的空中紙鳶，雖命懸一線，也葆有一線生機，暗示著故事中人物如風箏一般的多舛命運。葛亮從風箏特點入手，它適風飛行、立高望遠、隨風沉浮，他便將這樣一種哲學處事隱喻地寄托在風箏中，讓我們感受到風箏與生命的某種內在聯系。作者用冷靜、理智的敘事語調，表面上他追求的是文學中的“理趣”，背后他是在小說中不斷申訴他的理想——傳承寄寓事象的傳統寫作手法，用含蓄、隱喻的功能給讀者以生存之思。他活用傳統文化符號，賦予風箏以抒發主體情感、寄寓生命之思等豐富內涵，將借物喻理、含蓄蘊藉的傳統寫作手法藏匿在深層的歷史文化中、不忘修潔的生命價值中。正如陳思和在《北鳶》序言中所論述的，它重新審視著維系我們民族文化永不熄滅的“民心”，它的寫作手法和情感意蘊都真正做到了“回到中國文化立場”。中華傳統美學思想有其獨特的概念范疇、思維方式和理論形態，重視審美主客體的辯證統一，強調在審美過程中情感因素和理性因素的滲透與融合，強調在藝術創作過程中情與理、神與形、思與境之間的辯證關系，這與傳統文化和審美經驗的特點相聯通。這些客觀物象本沒有思維所屬，但在被作者所感知后，能以其所要稟賦、傳達的文化意蘊而賦予其多重涵義，借用風箏來寄托作者所欲傳達之“理”與寄托之“情”，皆成為傳統美學精神審視的棲身所，而這與作者想昭明的傳統文化美學精神和堅守道德良知、順勢而為的文化品質相契合。寄寓事象、含蓄慰藉的寫作手法，揭示了藝術形象和審美意象所構成的美學法則，使其與文化人格存在契合點，擴大了原屬于本物的存在意義，賦予其超越本身的多重意義將審美經驗和審美觀照融合為一，轉化為超越性的人生境界且意義深遠?！侗兵S》以中華文化質素為本，以工筆畫般的細膩淡描之筆寫濃濃深情，用文學想象編織文化回憶，勾勒出一個充滿“人情人味”的理想世界。作者從歷史浩蕩、生存之悲出發，借家庭倫理本位、文化想象追憶和傳統美學精神緩緩展開歷史敘述，將傳統文化所具有的內在生命力為書寫對象，以時間的“變”烘托文化價值的“不變”，將民國情懷與文化情愫放于歷史場域中，體現了作者在經過文化祛魅之旅后重返民間、維系精神信仰的文學創造，構成《北鳶》歷史敘述的溫情民間底色，打通文學與歷史的壁壘，以詩心與文心表現歷史，為我們呈現出溫情化、生活化又具美學化的民國場域。
作者：郗琪 單位：長治學院物理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