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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華銳藏族服飾文化受到了漢族、蒙古族和土族等相鄰民族服飾文化的影響，具有多民族服飾文化因素。華銳藏族服飾的這種多民族特性，與其居住的河西走廊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遷徙流動的走廊息息相關。各民族在遷徙流動中的頻繁接觸，必然導致包括服飾文化在內的文化方面的交流。這種服飾文化的多民族性，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史的一個微觀面相。
關鍵詞：華銳藏族；服飾文化；交融
河西走廊又稱甘肅走廊，古往今來，這里一直是各民族地方政權爭奪的軍事要塞，同時也是各民族遷徙流動的“走廊”，吐谷渾、月氏、烏孫、匈奴、鮮卑、漢、回鶻、黨項、蒙古、羯、氐、羌、藏等眾多民族都曾在這里活動過。從民族文化的角度來看，以漢族為主的中原農耕文化與以少數民族為主的游牧文化在這里交匯融合，形成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不同民族的居住、遷徙和流動，促進了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孕育出該地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這種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其中服飾文化就是典型代表之一。本文以居住在河西走廊的華銳藏族的服飾文化為研究對象，來考察河西走廊各民族文化交流、文明互鑒的情況。廣義的華銳地域范圍泛指今青海省湟水以北的樂都、互助、大通、門源4地藏區，甘肅省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皇域區、馬蹄區和天祝藏族自治縣，以及武威、永登、古浪等縣的邊緣地帶；狹義的華銳系指今天祝藏族自治縣（本文所指華銳藏族是天?？h藏族）。自夏商周開始，多種民族先后在這里交錯雜居，直至唐時期，吐蕃滅吐谷渾，占領青海大部分地方，華銳藏區正式納入吐蕃王朝的版圖。吐蕃為了維護新統治地區的穩定，在當地留駐了大量的軍隊，吐蕃軍旅與小月氏、羌、吐谷渾等少數民族和部分漢族形成了今天華銳藏族的雛形。服飾文化作為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反映了某個民族在長期的生活中對社會及經濟環境變化的適應，體現了人們對生產方式變化的適應。自從藏族進入華西走廊后，河西走廊多民族遷徙流動引起的文化交流交融就不可避免地對其產生了影響，在華銳藏族服飾文化方面留下了鮮明的“烙印”。
1古代華銳藏族服飾中吐谷渾服飾元素
吐蕃后期，吐蕃勢力進入今青海、甘肅，逐步占據了原吐谷渾故地，而除了少部分被迫不斷東遷外，大部分吐谷渾部落接受了吐蕃的統治。[1]藏族部落和吐谷渾部落的長期共處，必然引起彼此文化方面的交流，其中服飾文化間的交流互鑒便不可避免。關于吐谷渾服飾的描述，《魏書·吐谷渾傳》中有如下記載：“其俗：丈夫衣服略同于華夏，多以羅暮為冠，亦以繒為帽；婦人皆貫珠貝，束發，多以為貴。”[2]在清前期的《皇清職貢圖》中，關于華銳藏族服飾有如下描述：1.“男子皮毛褐衣，女披發約帛，綴硨磲銀花為飾，衣以五色褐布緣之”；2.“番民氈帽紅纓，衣長領褐衣”“女盤髻戴紅氈尖頂帽，綴以硨磲后插金銀鳳釵，衣裙類，民婦而足履革靴，亦有披發，長衣者”。①兩相比較可以看出，華銳藏族婦女的服飾和吐谷渾婦女服飾有著相似之處。因為《魏書》記載在前，《皇清職貢圖》的記載則晚于《魏書》千余年。由此可以斷定，華銳藏族遷入河西走廊后借鑒吸收了吐谷渾的服飾文化，并長期沿用。
2華銳藏族服飾中的漢族服飾元素
從古至今，中原漢地與藏族之間的聯系從未間斷。從松贊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到吐蕃與中原漢地之間大規模的茶馬貿易，這些都充分表現出藏漢人民間的深厚友誼，兩個民族在服飾間的聯系也是千絲萬縷。文成公主從漢地遠嫁吐蕃，在她的推動下，吐蕃的紡織業發展為一項獨立的手工業門類，有專門的紡織工匠。[3]河西走廊很早就有漢族人民生活，華銳藏族進入河西走廊后與漢族直接接觸，二者進行包括服飾在內的文化交流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近代社會這種服飾文化上的交流更加深刻。例如，由于華銳藏區屬于大陸性氣候，溫差很大，夏季七八月氣溫高時，皮毛制成的帽子太厚，但由于強烈的紫外線不穿戴帽子會傷害頭皮，所以華銳藏族在民國時期開始佩戴禮帽，到如今仍十分流行并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還有一種帽子華銳藏族親切地稱它為“嘉拿乃玉”，據說這種帽子是從漢地傳到今華銳藏區的，所以人們給它取了這個名字（“嘉”在藏語中是漢族的意思）。又如華銳藏族服飾的飾品上清晰地鐫刻著漢地傳說中八仙所持的法器、雙獅舞繡球、云子等圖案，這些都充分表明漢藏文化在這一區域的深刻交融。今天的華銳藏區身處漢族文化的包圍之中，漢族文化對華銳藏族文化的影響更加明顯，西裝等各種內地流行的便裝已成為華銳藏族最普遍的服飾。
3華銳藏族服飾中蒙古族服飾元素
1237年蒙古闊端王統軍北上、駐兵涼州。為實現統一西藏的宏偉目標，闊端邀請薩迦派高僧薩班·貢嘎堅贊前往涼州。薩班不顧64歲高齡，帶領兩侄子長途跋涉前往涼州，1247年正式舉行了著名的“涼州會晤”。從這時起華銳地區藏族文化與蒙古族文化開始了直接的交流觸碰。如《安多政教史》中這樣記載：扎提才秀盤是西藏的萬戶，其后裔中曾出雷幸本翁瑪的苯教得道者，他帶領許多百姓，來到多麥東北部，定居于巖山重重，森林茂密的地區。后因治療瑪沁山神的坐騎而賜予了占卜物，并與瑪沁山神的女兒成家，生下8個孩子，稱為“智擦嘉”。因其占卜很靈，蒙古王請他去占卜吉兇，大臣伊古照洛的女兒與其大兒子結為夫妻，生育3個兒子，大兒子在帽子上裝了紅纓，穿戴蒙古族服裝，因此以“夏瑪”（藏語意為紅帽）為名。于是這一地區也被稱為夏瑪。[4]由此可見，今天的天?？h毛毛山以北、武威以南的地方生活的藏族曾被稱為“夏瑪”部落。這一說法雖夾雜著一些神話傳說，并且將服飾影響的范圍也僅限于上層統治者，但也基本上反映了華銳藏族服飾受蒙古族服飾影響的事實。又如“索夏”帽，原為蒙古士兵所戴，17世紀傳入西藏，今天很多地方舉行的活動中仍能見到這種圍穗式的紅纓蒙古帽，[5]這種紅纓帽在華銳藏族服飾中亦能找到蹤跡。華銳藏族婦女的發式與發飾明顯有別于其他藏區。一般安多地區的藏族婦女將頭發梳成小辮披在背后并綴以裝飾，而華銳藏族婦女將頭發分成兩半，梳小辮垂于胸前，裝入發套。從地域上看，華銳藏區沒有明顯與其他藏區分割開來，語言也沒有太大的差別；分析元以前居住在華銳地區的民族也很難尋覓到相同樣式的發飾。這種發飾剛好與曾生活于甘青一帶的蒙古族發飾有著相似之處，由此推測這是受到蒙古族發飾影響的結果。蒙古族婦女非常注重頭飾，因為長時間的勞作和不能經常洗頭，因此她們為自己的頭發制作了一個具有保護作用和審美功能的發套[6]。如和碩特婦女的頭飾，整體由一對黑色發套，一個銀釵、兩顆珊瑚和頭頂的吉祥座共同組成；土爾扈特已婚婦女梳兩條辮子并塞入發套中，發套上鑲嵌三角銀飾邊[7]。元以來，華銳地區的藏族和蒙古族長期共同生活，華銳藏族服飾在原有的基礎上吸收蒙古族婦女的發飾特點便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4華銳藏族服飾中的土族服飾元素
歷史上藏族與土族之間有過很長時間的交往，兩個民族相互間在文化上有著很深的影響。在兩個民族的交往接觸中，民族間文化的相互融合與滲透是必然的，在如今的華銳藏族服飾中就能找到不少的相同點。例如，土族和藏族都有崇尚白色的習俗，土族語中把白稱為“察汗”,所以土族的尚白意識體現在服飾上,有察汗氈帽、察汗木爾格迭(白褐衫)等，白褐衫（藏語稱“拉尕爾”）是華銳藏族最古老的袍服之一，多在夏天穿用。另外，刺繡是土族服飾文化中一塊絢麗的瑰寶，土族姑娘多心靈手巧，“一看針線，二看茶飯”，如果針線不精、茶飯不通，則會被人恥笑。據考古發現，土族刺繡文化源遠流長，歷史悠久。在青海省都蘭縣發掘出的土族先祖吐谷渾墓葬中就有類似盤繡的刺繡品。由此可知，在公元4世紀時，土族的盤繡工藝已經發軔。[8]如今的華銳藏族服飾中大量地運用了刺繡技術，無論是美麗的發飾還是華麗的背飾都少不了刺繡藝術的裝點。精美的刺繡是華銳藏族服飾獨特而不可缺少的部分，顯然這是借鑒土族服飾文化并自我發展的結果。
5華銳藏族服飾民族融合性特征形成原因分析
河西走廊南北將近一半的地方，都夾在祁連山與合黎山、龍首山等山脈之間，狹長且直，形如走廊，因地處黃河之西，被稱為“河西走廊”。這里本屬于大陸性干旱氣候，但由于祁連山脈雪水的滋潤，牧草生長條件仍然十分優越，是游牧民族理想的天然牧場，歷朝歷代少數民族政權都將這片地區視為珍寶。河西走廊也曾是佛教東傳的要道與絲路西去的咽喉，又因諸多天然山脈的阻隔，成為古代中原名士躲避北方戰火的棲息之所。河西走廊夾處蒙新高原與青藏高原之間，東西連接中原漢地與西域邊陲，地域上的相鄰使河西走廊文化對不同質的文化具有很強的包容性。河西走廊地區歷史上到底存在過多少民族，現在已無法說清，其民族變遷史是一個極為復雜的過程。很多時候，這一地區的民族從表面上看是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征服與驅逐，實際上更是一種交流交融。如月氏大部遠走中亞阿姆河流域，“其余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9]，經過與羌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最終“被服頗與羌同”[10]。蒙元時代，河西走廊進入了一個“碾碎民族差別”的重要時期，河西歷史上曾經活躍的各個民族名稱至此從歷史書籍中消失[11]。縱觀河西歷史，民族的交替與遷徙更多地表現為民族之間的統治與同化，不同地域、不同性質的文化在與河西走廊原有地域文化進行不同程度地整合，在改變河西走廊文化面貌及文化結構的同時，也使河西文化與鄰近區域文化具有了更多的相似性。
作者:安靈芝 單位: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