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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庸先生曾說過：“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們不是獨立存在的個體，我們是生活在社會中的一個個真實的人，這就必然要和他人發生聯系。而在傳統關系文化中，能夠把握其脈絡，成為集大成者的無疑是古往今來的“官場不倒翁”，他們深諳中國人的性格、人際交往的法則與處世的原則。對“官場不倒翁”的研究就是對傳統關系文化最好的了解。當然，以“官場不倒翁”為代表的官場關系文化其實是一種病態文化，一部分甚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糟粕。
【關鍵詞】“官場不倒翁”；傳統關系文化；病態文化
“關系”一詞，已經與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分不開，在生活中更多的表示的是人際關系。如何去理解這樣的一種文化現象，以一群人一些事為切入點，“官場不倒翁”就是最好的例子。“官場不倒翁”在學術上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更多的是歷仕多個朝代或多位君主的重臣。這里有兩個條件必須同時滿足，第一個是在多個朝代或多位君主都做官，是在時間上的連續性，第二個則是手握大權，身居要職。
一、差序格局：“官場不倒翁”產生的溫床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用一個簡單形象的例子來說明中國人的差序格局：“以己為中心，像石頭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系成的社會關系，不是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個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1]這種差序格局十分具有排他性，關系中越靠近這個基本單位的越容易被接納，越容易達成合作，而越是遠離這個基本單位的則越有可能被排斥，形成一種疏遠的人際關系，這就造成了中國人在行為上內外有別，對有聯系的圈內人講仁義與盡義務，而對無關的圈外人則循禮而講利。這樣獨特的差序格局造就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獨特關系格局，以家庭、家族、親緣關系和血緣關系為最小的基本單位?？傊?，中國的人際關系是親緣關系的一種拓展。差序格局的形成與等級制度的形成息息相關。自西周開始，在血緣上已經有了貴賤的等級之分，正如《禮記·檀弓》所說：“古者，殷時也。周禮以貴降賤，以逋降庶，唯不降正耳”。[2]為了維護等級制度的宗法制實際上也促進了差序格局的形成與發展。后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圈開始從家向外延伸到國，開始出現了家國天下、家國同構的思想，于是國家開始被納入這個體系中，國家中最重要的是君臣關系，于是為了更好地合乎這個體系，君臣關系開始被擬血緣化，“君父”“臣子”“天子門生”這些耳熟能詳的概念開始被大家所熟知。這也正如費先生自己所說：“從己到家，從家到國，由國到天下，是一條通路”。[3]這樣就說明了“官場不倒翁”們產生的最大環境與深層的文化原因，君主對臣子的關系也是這樣差序的，任何的君臣關系都做不到《孟子·離婁下》中所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4]而在現實中，君主對待臣子更多的是有親疏遠近的，親近的臣子可以得到君主更多的信任，便可以出任更高的職位，獲得更大的權力和為自己爭取更多的利益，反之疏遠的臣子相對來說不受君王的信任，在升遷、考察、賞賜等部分的優先級不如親近的臣子。同時，臣與臣之間的關系也是有親疏遠近的，中國歷朝歷代的黨爭的簡單來理解就是親近的官員群體一起排擠打壓疏遠的官員群體。雖然歐陽修《朋黨論》的君子黨在政治認同上有創新，但仍然逃不脫這個差序的格局。官員與上司、同事的親近關系絕對也是仕途的一大助力，疏遠關系也絕對是仕途一大阻礙。總之，差序格局讓官員想要獲得更多的利益就必須要與君主、同僚保持親近的關系，這樣官場關系文化就一步步地演化并發展。其中一些善于鉆營此道的人，就借著自己的本事的平步青云，就形成了“官場不倒翁”，在幾任皇帝和大臣的關系上都游刃有余。差序格局就形成了“官場不倒翁”產生的先決條件，也成了傳統關系文化滋生的溫床。
二、“官場不倒翁”所面臨的復雜關系
要了解“官場不倒翁”與傳統關系文化就必須理清其面臨的復雜關系，弄清復雜關系后才可能去看清傳統關系文化的表里。第一層是最核心的關系應該是與皇帝的關系。其人際交往的主要目的還是為了升職，而升職必須要經過皇帝的同意。所以與其他人的關系最終還是要作用到與皇帝的關系上。同時在官場內職位的數量一定的，一個人上位意味著另一個人失去晉升的機會，這就是競爭，而這種競爭的主導者大部分時候都是皇帝。第二層則是與家族的關系，家族可以為官員的升遷地提供助力，而官員亦可蔭庇整個家族，《紅樓夢》里的四大家族的故事是最好的例子。第三層與官員的關系，這個官員包括三個含義：上司、同僚與下屬，第四層即是權力的運用對象老百姓的關系。第五層則是與準官員的關系，準官員這個概念很有意思定義也很廣，候補官員、皇親國戚、官員的子女、舉子等，他們是不屬于這個系統內的人，但是之后他們可以通過各種方法進入或影響到這個系統的人。這樣的復雜關系可以從一些“官場不倒翁”生平上領略到，在這里以隋末唐初的裴矩為例，他曾經效忠過七任君主，從雄才大略的兩位開國君主楊堅、李淵，到好大喜功的隋煬帝楊廣，再到仁政愛民、從諫如流的李世民，裴矩都能夠獲得每任君主的賞識和重用，確實是典型的“官場不倒翁”。就這樣的官員在與皇帝的關系上尤其是在對待皇帝的態度上可謂大相徑庭。在對待隋煬帝時：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麹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啖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儛喧噪。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填咽，周亙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5]為了向戎狄展示隋朝的國力，在裴矩的建議下，隋煬帝在東都洛陽舉行了元宵慶典，持續了一個多月，慶典期間洛陽城對外國人免費住宿和飲食。裴矩建議的動機就是為了迎合皇帝心意而進行的面子工程，既空耗國庫錢財，又容易滋生腐敗。而在唐太宗時期裴矩又以賢能的諍臣的面貌出現：太宗初即位，務止奸吏，或聞諸曹案典，多有受賂者，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饋絹一匹，太宗怒，將殺之，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人以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太宗納其言，因召百僚謂曰：“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6]裴矩能夠建議隋煬帝驕奢淫逸，卻在唐太宗時期能做到諍言直諫，敢于為皇帝糾錯，他這樣的行為實在令人費解。司馬光也發出了同樣的疑問：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也。[7]其對裴矩此事的總結非常精辟即“佞于隋而忠于唐”，他認為原因是遇到不同的君主，做出不同的反應。這與官員所面臨的復雜關系有關，這里就可以將面臨的五種復雜關系變為一個決策方程，即是y=n1x1+n2x2……n5x5，這里自變量x1代表皇帝的態度，因變量y代表裴矩的決策，n1代表著皇帝的態度在裴矩決策中所占的地位，x2則可以表示與官員的關系，n2則可以表示與官員的關系在裴矩決策中所占的地位，以此類推。裴矩在面對不同的君主的時候，他的決策方程式是不一樣的，在面對隋煬帝時，由于其不是一個開明的君主，而且殺伐果斷，所以不管裴矩與其他人關系如何，n1的數值會變得很大，基本上這時候裴矩的決策方程就由皇帝的態度決定。而對于唐太宗來說，開明的君主讓n1的數值變得小得多，裴矩可以開始考慮其他關系因素，綜合起來讓裴矩做出了勸諫的決定?？傊?，這個事例既說明“官場不倒翁”所面臨的關系的復雜性，又說明了與君主的關系的核心地位。
三、結語
現在從“官場不倒翁”的身上，能夠清楚地看見傳統關系文化的主要特征，最大的前提條件就是差序格局的存在，所以傳統的人際關系被劃分為血緣親情型、泛血緣化型、君臣上下型與路人偶遇型四種類型。傳統關系文化主要特點也可以根據各類型總結為：鮮明的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性，以及后來發展的泛家族化取向；內外有別，親疏有間的差序格局；重情主義與人情主義；向網狀發展的趨勢；重集體與輕個體的集體主義。這五個特點大概就是能從“官場不倒翁”身上看到的傳統關系文化的全貌。最后，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傳統關系文化是一種病態文化，是在制度不健全、社會監督力度不夠、管理能力低下的歷史時期才存在，容易滋生腐敗、錢權交易等違法犯罪行為。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人情世故下的傳統關系文化并不能促進社會進步，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才是和諧健康社會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1][3]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2]（元）陳澔注,金曉東校點.禮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4]（宋）朱熹注.孟子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唐）魏征等撰.隋書（第1冊）[M].北京:中華書局,1973.
[6]（后晉）劉昫等撰,陳煥良,文華點校.舊唐書(第2冊)[M].長沙:岳麓書社,1997.
[7]（宋）司馬光.資治通鑒[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5.
作者:馮仲鑫 單位: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