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法制管理范例

摘要：稅務機關作為行政執法部門，直接面對納稅人，社會公眾對稅務機關依法行政、秉公用權的關注越來越高。本文從內部控制角度闡述稅收執法過程中來源于政策法規、稅務人員、納稅人三方面稅收風險，并提出堅實好內部控制建設工作、開展風險評估、強化內控監督、加快稅收法制化進程、強化內部控制信息流通以及嚴格內部控制評價的解決對策，希望對法治稅收建設、提升納稅服務質量方面有所裨益。

關鍵詞：基層稅務機關內部控制稅收執法風險

稅收執法風險是稅務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行使法定職權對稅務行政相對人作出行政行為過程中存在的風險集合。財政部2015年印發的《關于全面推進行政事業單位內部控制建設的指導意見》(財會[2015]24號)要求全面有效的建立實施內部控制，確保內部控制貫穿于經濟與業務兩個層面，通過內部控制監督權力運行的各個環節，覆蓋權力運行的各個層級。

1稅收執法風險的內部控制

1.1稅收執法風險的內部控制定義

稅務收執法風險的內部控制是指依托風險管理的導向職能，查找、梳理、評估稅收執法過程中存在各類風險，針對稅收執法業務領域制定完善內部控制制度并加以貫徹實施，通過有效設置流程、確定方法、明確標準，將風險控制在可承受范圍內，切實做好稅收執法風險的事前預警、事中提醒、事后監督的動態管理。

1.2稅收執法風險的內部控制對象

第一篇：企業財務會計信息化

摘要：

隨著我國近幾年經濟的快速發展，醫院單位為了適應時代的潮流和市場的需要，也需要優化其財務會計流程。財務會計流程是一個企業和單位中十分重要的工作流程，它把企業中的業務流程和管理流程聯系起來，構成了企業的核心，直接影響到醫院單位日常經營管理活動的質量和效率。應該加大力度推廣和應用醫院單位流程再造，這是醫院單位優化財務會計流程的核心理念。本文針對這個問題，從四個角度分別對其進行了闡述和研究。

關鍵詞：

財務會計流程；內涵；缺陷；流程再造；優化

近些年，網絡技術已經進入到千家萬戶，并被應用到我國的各個領域中，我國已經步入了信息化時代，與此同時，醫院單位對計算機網絡技術的應用，在無形中使醫院傳統的經營模式和管理理念收到沖擊并迫使其發生改變。在這種大背景下，原有的財務會計流程已經無法滿足單位和社會的發展需要，即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同時也為其提供了很大的發展機遇。為了確保財務會計信息的真實有效，對傳統的會計財務流程必須進行改革，使醫院單位在做出決策之前可以參考到完整可靠的數據，促進醫院單位在未來取得更大的發展與進步。

一、傳統財務會計流程存在的問題

本文作者：劉志芹 單位：江蘇省睢寧縣委黨校

鄉鎮是連接城市和農村的橋梁與紐帶,它既有城市經濟的特點,又有農村經濟的特征。鄉鎮是農村這一特定區域內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是基層的一級政權機構,也是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最基層部門。因此鄉鎮財政狀況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基層政權的鞏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縣鄉政府職能大體分為三類:一是從事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包括維護社會治安、城鎮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建設、普及教育、提供醫療保健等;二是進行收入的再分配,包括實施社會保障、平衡公民個人及地區間收入差距等;三是調節經濟運行,促進經濟健康發展。這些職能的實現只有靠財政來保證。

(一)1994年以來,分稅制改革的實質是要通過稅種的劃分來處理各級政府間的財政分配關系。因此合理地劃分縣鄉政府間稅種,能使鄉鎮有著穩定的收入來源。具體應把與城市建設密切的企業所得稅、城建稅等確定為縣級主體稅種,將與農村經濟密切相關的農業稅、屠宰稅、個人所得稅等劃分為鄉級的主體稅種。按照人權、事權劃分支出范圍。一是縣級財政主要承擔本級政權機關運轉所需的各項支出、企業改造資金、科技三項費用、城市維護建設支出等;二是鄉鎮政府范圍內行政事業單位的公用支出及農村小型農田的基本建設、鄉鎮道路都由鄉鎮財政負擔,如今后增人增支及政策支出,一律由鄉鎮財政自行解決。這樣可以統籌安排,使其財權、事權、人權得到進一步的統一。大力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和第三產業,建立起多元化的鄉鎮生財之道。要以農業為基礎,堅持強農、活農、興工、活商的指導思想,科學選擇主導產業,長抓不懈。立足產業結構調整,培育農村基礎財源。要以市場要求和資源配置為出發點,以農民增收為載體,建立有特色的農產品基地,這樣才能增強鄉鎮財政的實力。強化基礎設施,加快小城鎮建設,培植新的財源。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在搞好大農業的同時搞好市場大流通,即工業、農業、流通業三產的有機結合,利用鄉鎮本地條件,興辦三、四產業。同時加強與科研機構院所的協作,開發潛在財源。走“公司+科研機構+農戶”的產業化道路,利用企業資金、銷售的優勢,科研院所的技術優勢,實行生產、加工、銷售一條龍服務,為農民、為地方財政增加收入。

(二)鄉鎮財政管理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是財政監督不力所造成的,即財政的“缺位”現象。盡管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建立了以財政部門為主體的財政監督體系,但在實際執行中得不到足夠的重視。當前財政監督所依據的法規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沒有建立起一套以事前、事中監督為主要內容的日常監督機制;處罰僅依1987年頒布的《國務院關于違反財政法規處罰的暫行規定》及其實施細則,還未真正上升到法律的角度。財政監督機構不健全,人員不到位;同時與稅務監督、審計監督、社會監督之間的關系還未理順。財政預算管理從編制到決算缺乏一定的制度約束管理。目前,鄉鎮財政要從綜合財政的角度來加強財政的預算管理。一是要規定好綜合預算管理的范圍,包括預算內、外及其它資金的收支管理;二是完善配套管理制度,即預算內、外收支報表制度;三是切實搞好復式預算,改善單式預算的編制習慣。財政支出結構目前不僅體現在預算內、外,而且具體的資金支出范圍也不合理,主要是專項經費和經常費用(人頭費用和公用費用等)區分不合理,經常費用所占比重過大。目前,應把“吃飯、要飯”財政支出范圍規范化。1)精簡機構,對鄉鎮人員編制進行全面清理,重新定崗定編。特別對九年義務教育教師編制,從嚴控制。2)實行按人頭計算包干的辦法,超支不補,結余留用。3)對事業單位,特別是有收入的事業單位人員工資應全部與財政脫鉤。4)對教師和行政人員工資實行專戶儲存,只進不出,保證其按期發放后,再開支其它費用。

(三)合并機構,健全農村稅收征管體系,強化征管,確保財政收入逐年遞增。國稅、地稅分局,按鄉鎮區劃和財政所實行合署辦公,其鄉鎮財政所與地稅合并,成立財稅所,實行縣鄉雙重領導,統一組織征收地方工商各稅、農業稅收及其預算內、外的各項收入。建立農村協稅、護稅網絡。農村地方稅種涉及千家萬戶,稅源分散、業務量大,特別是將要實行的農村“費改稅”政策,每年的稅源清查、檔案建設更需要做大量細致的工作。鄉鎮應成立協稅、護稅領導組織,負責本鎮的征管秩序,協調征管工作中出現的問題,確保鄉鎮財政收入任務的圓滿完成,使其鄉鎮財政收入總額占全縣GDP的比重逐年提高,最后達到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同步增長。我國目前實行的是分散支付制度,建立和完善規范的轉移支付制度,是完善分稅制管理體制的重要環節。各級政府間的收入能力與其支出需要不一致,是進行財政轉移支付的重要原因。若縣對鄉鎮財政實行轉移支付,可使鄉鎮財政支出增加一個穩定的來源,可以彌補因經濟發展緩慢帶來的收入不足。在“十五”期間,應首先根據各鄉鎮的收入情況算出財力缺口,再以近三年來各鄉鎮平均財力為基數確定每年的增長率,然后再乘以財力基數,得出標準財力,與年初預算支出相比較,其收入差額應為每年縣對鄉鎮的轉移支付的財力。

鄉鎮預算外管理工作已開始多年,統管的范圍逐年擴大,統管數額逐年增加。這對嚴肅財政紀律、緩解鄉鎮財政困難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同時也出現一些問題。一是鄉鎮制度不健全;二是預算外資金收費票據管理混亂、多頭領用,鄉鎮財政難以全面控制;三是資金上繳項多,監督困難。因此應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強化和規范。一要加強票據管理,變多頭領用為一頭領用。即由鄉鎮財稅所統一領來,再由各用款單位統一領去,然后統一上繳縣財政保存的“三統一”制度。這是管理好預算資金的第一關。二要改革資金管理辦法。對鄉鎮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罰沒收入,變目前的“專戶儲存”為“上繳國庫”,統一納入財政綜合預算管理。鄉鎮財政通過“人大監督”將按各單位的開支情況,核算在其不超過上繳國庫數額的前提下,根據正常需要,按月撥款。三要規范單位的財務收支,加強財務監督。財政部門應成立會計結算中心,直接管理各單位委派會計人員。這樣才能把預算外資金逐步納入規范化、法制化管理軌道。

債務期限結構即長短期債務在企業債務融資中各自所占的比例形成的結構，是企業債務融資時重要的財務決策之一。該結構有兩種不同的衡量方法，其一是資產負債表法，根據長期債務占總債務的比重決定；其二是增量法，以債務工具發行的期限判斷。不同的債務期限結構對企業產生不同的影響，如緩解沖突，傳遞企業質量信息等。好的債務期限結構不僅使企業獲得足夠資金，保證企業的財務安全，更能優化資本結構，降低清算風險。因此債務期限結構的選擇成為國內外研究的重要領域。早期的債務期限結構研究主要從沖突、企業質量、成長機會、企業規模、資產期限等對企業債務期限結構的影響入手。在此基礎上形成四大假說，即成本假說、信息傳遞假說、期限匹配假說、稅收假說。一直以來國內研究均偏向成本假說，其他三者研究較少。近年來，研究方向主要向企業外部制度環境因素轉移。   一、目前理論研究成果   （一）成本假說   相對于其他假說，國內外對成本假說的研究更為成熟。該假說認為由于兩權分離，企業存在兩種沖突，即大小股東之間的沖突、股東與經理之間的沖突。各人利益總存在不一致，因此小股東必須對控股股東的行為進行約束，股東對經理人必須加以制約。而負債以其還本付息的強制約束和威脅公司破產的可能性而具有公司治理效應。企業可以通過債務期限結構的選擇使成本最小化。短期債務能緩解資產替代與投資不足問題。Jensen和Meckling（1976）[1]認為在股東有限責任作用下，股東選擇高風險、高收益投資項目而放棄低風險、低收益項目，這就是資產替代行為。當項目失敗時，股東以其有限責任將成本轉移到債權人身上，從而導致股東與債權人之間的矛盾。短期負債約束性強，能降低股東對風險的偏好，從而減少資產替代行為。投資不足是Myers(1977)[2]提出來的。當項目盈利時，債權人的收益遠大于股東，因此即使投資項目的凈現值為正，股東仍會拒絕投資。選擇短期債務，確保債務在投資項目結束前到期可避免債權人對新利益的分享，激勵股東投資，解決投資不足問題。此外，短期債務能抑制管理者對自由現金流的隨意決定權以緩解投資過度問題。Jensen(1986)[3]提出當企業擁有足夠現金流時，管理者可能投資一些凈現值小于零的項目以擴大企業規模，即投資過度。   短期債務的償還壓力有利于減小自由現金流收益，若管理者過度投資還會加大企業破產清算可能性，因此能約束管理者的經營。長期債務則能抑制無效擴張。Hart和Moore(1995)[4]從成本與收益的角度分析認為長期債務的交易成本會減少管理者投資后帶來的預期收益，因此管理者在為擴張而投資前必須先權衡融資成本與投資收益。國外實證文獻中大多以企業內部特征為研究變量。Myers(1977)[2]認為成長機會越多的企業越應使用短期債務以降低成本。Stohs和Mauer(1996)[5]與之觀點相反，認為成長機會與債務期限正相關。Barclay和Smith(1995)[6]發現行業的管制會使企業發行更多的長期債務，因為管制已控制了發行長期債務的不良后果，從而降低了成本。Guedes和Opler(1996)[7]證實企業規模與債務期限正相關，資產價值與債務期限負相關。就國內而言，由于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程度和公司治理方面的完善度與國際相比有一定的差距，為此，國內學者采用不同模型驗證國外理論在本國適用度的同時，也力圖發現中國背景下企業債務期限結構的特性。   肖作平（2007）[8]構建結構方程模型，實證說明成長機會與債務期限負相關，這與Myers(1977)[2]相同，與Stohs和Mauer(1996)[5]相反。而對公司規模的研究支持現有理論。毛洪安、李晶晶（2010）[9]在公司規模、緩解投資不足問題上與前人一致，對成長機會的實證與Stohs和Mauer(1996)[5]一致。同時他們引入“股權集中度”，認為股權分散時，為緩解大股東與中小股東沖突，企業傾向于選擇短期債券。而股權集中時，反而選擇長期債務。李峰、楊興全（2008）[10]以2001～2006年A股上市公司為對象，實證研究發現債務期限只能在非國有控股公司有相對約束，在國有控股公司卻無法起到抑制過度投資的作用，反而因為充足現金流惡化了過度投資。商業信用和公司債務在兩類公司均無法發揮治理效應。肖坤、劉永澤（2010）[11]以2005～2007年A股上市公司為實證研究對象，給楊興全的結論以部分支持，同時發現負債雖然不能約束公司管理者，但破產清算風險可防止控股股東“掏空”公司，因此對控股股東有極強約束力。   （二）信息傳遞假說   信息傳遞假說是指市場中交易的雙方總存在信息不對稱，容易引發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使得信息量少的一方無法信任另一方。因此，信息量少的一方以另一方債務期限結構的選擇為信號進行判斷，決定己方策略（Brick和Ravid1985[12]）。李文群（2005）[13]歸納出：逆向選擇是指交易前債權人、債務人雙方信息不對稱，使得投資者投資給更易造成信貸風險的借款人。融資交易完成后，借款人存在欺騙行為，進行高風險項目或是故意致使貸款不能歸還，即道德風險問題。Flannery(1986)[14]將信號傳遞效應運用于債務市場，認為信息不對稱時，所有債務人以公司價值、項目質量為依據傳遞公司信息以供債權人估價投資。一般而言，證券定價與實際價值有偏差，長期債務被錯誤定價的可能性大于短期債務，因此選擇長期債務的企業傳遞的信息也可能與企業真實價值不相符。優質企業可以承受短期債務帶來的還本付息壓力，從而選擇定價偏離程度小的短期債務融資，以傳遞其高質量的信息。劣質企業無法承擔短期過重的交易成本而選擇長期債務。同時他也提出，信號傳遞是有成本的，信息嚴重不對稱的企業會選擇短期債務，信息輕微不對稱的反而選擇長期債務。Diamond(1991)[15]以信用等級評估企業質量，通過建立模型分析企業質量與債務期限的關系。他認為信用級別越高的企業面臨的清算風險越低，會選擇短期債務，而信用等級低的企業存在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的可能性大，無法獲得長期債務，只有信用級別居中的企業選擇長期債務。12年第1期中旬刊（總第468期）時代金融TimesFinanceNO.01，2012（CumulativetyNO.468）對信息傳遞假說的實證文獻所持態度差異較大。Barclay和Smith(1995)[6]實證發現的確存在嚴重信息不對稱的企業選擇短期債務的情況，這與Flannery(1986)[14]的結論一致。Stohs和Mauer(1996)[5]實證完全支持Diamond(1991)[15]的觀點。#p#分頁標題#e#   但Berger等（2004）[16]對Flannery(1986)[14]和Diamond(1991)[5]均進行了檢驗，只驗證出低風險企業選擇短期債務的正確性，而中等風險和高風險公司差異不顯著。Guedes和Opler(1996)[7]則完全不支持信息傳遞假說。在國內，雷森、李傳昭和李奔波（2004）[17]從銀行貸款角度分析，通過建立銀企間動態博弈模型，指出交易費用低，即信貸配給不存在或較輕時，企業好壞無法區別，只能實現混同均衡，但交易成本高時，低質量企業無法選擇短期債務模仿高質量企業傳遞信息。袁衛秋（2005）[18]證實信用等級高的企業獲得長期貸款的幾率更大。肖作平（2007）[8]實證研究發現中國市場上企業質量與債務期限負相關，但不明顯，說明企業無法很好地以債務期限結構向市場傳遞信息。李文東（2008）[19]支持肖作平的結論，他分析國外啄食順序理論與中國現狀，認為企業內部存在的沖突及外部行政干預使企業無法通過負債融資顯示自身質量優劣。齊婧（2010）[20]的實證中以上市公司市凈率作為評價企業價值的標準，得出與肖作平（2007）[8]相反結論，與Flannery(1986)[14]結論一致。陳建明（2010）[21]從銀行期望收益與貸款利率的角度研究，指出劣質企業支付的利率高于最優貸款利率時，銀行期望收益反而因風險而有所下降，因此在給定供給量下，劣質企業無法獲得債務資金，只能傳遞其低質量的信號。   （三）期限匹配假說   期限匹配被Morris(1976)[22]定義為企業資產期限要與負債期限對應，即長期長期負債融資用于長期資產，短期負債融資用于短期資產。這樣可以避免資產停止使用后，為資產借入的負債仍需償還利息的情況。Myers(1977)[2]認為，當企業面臨新投資項目時，需要進行再投資決定，發行與之相匹配的債務能建立相應的投資激勵，降低成本。實證研究文獻基本統一為支持態度。Hart和Moore(1995)[4]分析了企業已有資產與新投資機會，認為長期資產搭配長期債務是最理想的。Stohs和Mauer(1996)[5]、Guedes和Opler(1996)[7]也實證發現企業資產與負債的期限呈正相關關系，為該假說提供經驗支持。譚小平（2008）[23]以A股數據論證了中國上市公司的資產期限與債務期限顯著正相關。但中國債務市場欠發達，出現了短期“借新債償舊債”，中長期“股權融資替代債務融資”等問題，導致短期債務遠大于中長期債務，債務期限短于資產期限，匹配關系不合理。張靜（2009）[24]從資產專用性的角度提出短期債務普遍偏高，反映出企業固定資產投資不足。段彰喬、王麗娟（2010）[25]以實證研究給予張靜（2009）[24]支持，認為固定資產越高的企業越傾向于長期負債融資。同時他指出國內以固定資產折舊年限計算資產期限存在誤差，折舊年限與實際產生收益年限不能等同。袁衛秋（2005）[18]、齊婧（2010）[20]等的實證研究均為期限匹配假說提供了經驗證據。   （四）稅收假說   稅收假說是指負債所支付的利息可以從利潤中扣除，使得負債融資具有避稅效應，且長期負債比短期負債稅盾優勢更大。Kane,Marcus和Mcdonald(1985)[26]建立動態模型提出選擇債務期限結構要根據稅收的利益、破產成本和發行成本之間的權衡決定。還指出債務期限結構與稅率負相關。當債務抵稅后的收益減少時，企業會延長債務期限以確保該收益高于已經攤銷的發行成本。他們也提出在稅率的影響下，債務期限與企業價值波動性呈負相關。Brick和Ravid(1985)[12]引入利率收益曲線，認為長期債務比短期債務更能減少未來應付稅款的現值，最大化企業價值。因此利率收益曲線向上傾斜時企業選擇長期債務，反之，在向下傾斜時選擇短期債務。Brick和Ravid(1991)[27]在此基礎上擴展研究，提出利率不確定時，企業也會選擇長期債務融資。Kim,Mauer和Stohs(1995)[28]從稅收時機選擇的角度分析，長期債務因有更多的稅收時機選擇權從而更能削弱利息率風險。實證研究中，Stohs和Mauer(1996)[5]證實債務期限結構選擇與稅率有反向關系，但該領域實證研究多持否定態度，如Guedes和Opler(1996)[7]、Barclay和Smith(1995)[6]驗證債務期限與企業債務無關。匡海波、李延喜和曹雪（2007）[29]實證發現減少短期債務比例，提高長期債務的確會增加公司收益，這支持了Brick和Ravid(1985)[12]的觀點。張靜（2009）[24]以1998年～2007年制造業上市公司的面板數據研究發現債務期限與邊際稅率負相關，即邊際稅率越低的公司越發行長期債務。寧靜、宋曉滿（2010）[30]；黃文青（2010）[31]分別以經典理論的歸納研究和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為稅收假說提供證據支持。肖作平（2007）[8]的研究不支持稅收假說。他以國債收益差系數不顯著證實了即使加大長期與短期債務的收益差，企業也不會發行長期債務以提高稅盾。齊婧（2010）[20]文獻中整理了Scholes和Wolfson關于邊際稅率的觀點，邊際稅率越高的企業越傾向發行長期債務，而邊際稅率低的企業由于稅盾效果弱將面臨過高的清算風險，只能選擇短期債務。同時齊婧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同樣不支持稅收假說，認為邊際稅率的高低對債務期限結構沒有顯著性影響。段彰喬、王麗娟（2010）[25]支持齊婧（2010）[20]的觀點，并指出我國的稅收征管政策削弱了負債的稅盾作用。因為我國對企業出臺了多種優惠政策，帶來的收益大于負債的稅盾效應，所以企業無須通過選擇債務期限避稅。   （五）“制度環境理論”   制度環境理論主要是探討正式制度如法律法規、非正式制度如政府關系、金融發展水平等背景環境對企業債務期限結構的影響。Rajan和Zingales（1995）[32]首先以七國稅法、銀行、證券市場狀況等數據研究論證公司債務期限結構受國家制度環境約束。Demirgu-kunt和Maksimovic(1995)[33]指出法律對投資者的保護程度越高，大公司越選擇長期債務，而小公司選擇短期債務。在銀行業發達的國家，小公司會有更長的債務期限結構。Charumilind等（2006）[34]指出政治關系好的企業能從債權人處以更少的抵押資產獲得更多長期貸款。Fan和titman（2003）[35]實證說明法律制度越不完善的國家其企業選擇的債務期限越短。中國制度環境下的企業債務期限結構與之有共性也有特性。孫錚、劉鳳委、李增泉（2005）[36]證實政府關系在當前制度環境下替代法律降低貸款人的風險預期。自從我國實行財政分權改革后，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影響程度出現變化。層級越低，干預越強。何威風（2010）[37]以地方政府最終控制的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分析發現，政府分權程度與國有企業債務期限正相關，金融發展水平與之負相關。分權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國企獲得長期貸款，且能削弱金融發展水平對長期債務的抑制作用，反而使該水平與債務期限結構正相關。朱家誼（2010）[38]同意以上觀點，同時提出中央政府同樣干預公司債務，但相對于地方政府更偏好干預短期債務。原因在于中央政府能直接補貼、投資于中央政府控股企業，致使控股企業資金充足，短期融資即可。#p#分頁標題#e#   地區金融發展水平對公司債務期限結構存在不容忽視的影響。不同于發達國家，在政府干預下，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金融發展水平與債務期限結構呈負相關。肖作平（2007）[39]分析了中國各省份分布的上市公司職務期限結構之間存在的差異，發現中部地區債務期限明顯高于東、西部，而東西部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均以短期債務為主。原因可能在于中部金融發展水平不高，且政府干預程度重。徐斌（2010）[40]認為地區金融水平提高雖然使企業融資渠道增多，但公司未來期權投資機會的增加使得公司自身現金流增加，公司對長期債務的需求減弱。且金融發展水平增加企業成長機會，以成長機會與債務期限結構的負相關關系，應該用短期債務縮小成本。在保護力度不足的法律制度下，公司擁有更多短期債務，但江偉（2010）[41]以地區法制環境和金融發展為解釋變量，通實證研究證明，法制環境的改善并不能使公司獲得更多的長期債務。其原因可能是中國的債務市場發展滯后，股票市場更為發達，且股東相對于債權人對法制環境更為敏感，往往先于債權人為公司提供權益資金。   二、綜合評論   通過上述對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   （一）債務期限結構的選擇受多種因素的影響，主要有企業規模、成長機會、公司質量、資產期限、公司收益、稅收、制度環境等。但各因素與債務期限結構的關系不一，目前的研究并不能闡述各因素整合后對債務期限結構的總影響。也就是說，站在信息使用者的立場上，由于各因素沒有相應的權重，無法分析影響因素評判出選擇何種債務期限結構。   （二）目前研究中采用的主要是靜態分析，對影響因素的分析也僅根據靜態的歷史數據，而債務融資的決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應該考慮決策過程中各影響因素變動的速率、各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等。   （三）研究取樣存在局限性。首先，大量文獻中均用上市公司數據做實證研究，果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市場上中小企業數量居多，對他們的關注太少，無法形成全面的研究結論。其次，各文獻探討的債務融資渠道僅限于銀行貸款，而保險公司等其他金融機構貸款、公司債券、商業信用等債務的期限結構沒有涉及。   （四）變量的選擇并不精確，存在不足。以信息傳遞假說為例，肖作平（2007）[8]衡量公司質量以市盈率為變量，而齊婧（2010）[18]則用市凈率代表公司質量。兩者的適用范圍本身既存在差異。市凈率考慮到固定資產在凈資產中的比重更適合衡量制造業等行業的公司質量，而不適合衡量固定資產少的高科技產業；市盈率是當前最廣泛的指標，但盈余易受人為操縱以及受外界因素的影響，波動大，導致市盈率沒市凈率穩定，故適合衡量需求彈性小，風險小的行業。而市凈率和市盈率中使用的公司股價均有高、低估的情況，即使取月平均值以增強可信度，但是否能正確傳遞工資質量信息仍有待研究。   （五）由于各假說前提仍是在一定的國家背景下形成的，因此部分理論在中國制度下的適用性不強。如長短期債務的公司治理效應在中國背景下就作用甚微。原因在于①長短期債務實質界限弱化。中國債務市場上存在短期債務長期占用、借新債償舊債的情形，導致短期負債無法約束管理層。②政府的介入。國有控股公司或與政府關系密切的企業由于政府的補貼或投資而并不擔心還本付息壓力或破產風險。③法律機制的缺失。管理層資產替代、投資不足等行為造成的成本最終會有債權人與股東承擔，因此管理層更傾向于選擇債務期限以謀私利。   （六）忽略現實經濟因素。目前使用的貨幣政策對債務期限結構選擇存在沖擊。如應對通貨膨脹央行多次調整準備金率，銀行可供放款減少，信用規?？s小，利率提高，必然影響信貸配給。且導致借貸雙方交易成本上升。   三、未來研究展望   現有債務期限結構理論有待完善，近期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展開研究：理論層面上，一是擴展影響因素，如股權結構、董事會特征、公司獨立性等；二是通過調查分析，確定各影響因素權重的分配，力圖研究由各影響因素組成的系統性結構對債務期限結構的影響；三是動態研究各影響因素；四是分析中國與國外存在差異的原因，研究中國企業合理選擇債務期限結構所需要的環境與制度安排；五是加入通貨膨脹、經濟周期波動等經濟現實，使研究結論更具實用性。研究方法層面上，一是改變樣本選擇策略，細分研究區域、行業。且多探討中小企業債務期限結構；二是更換變量進行研究。在此基礎上研究中國制度下的債務期限結構，對我國企業的發展有重要意義。

摘要:2018年我國稅收征管體制改革是一次重大的歷史性變革，在稅收征管面臨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對于稅收風險管理的優化提升是一次絕佳契機，有利于全面化解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長期存在的系統性稅收風險。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根本要求，是中央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應有之意，是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稅收風險管理面臨著管理理念要轉變、管理視野要放寬、管理能力要提升和管理體系要完善等挑戰，需進一步完善稅制，完善稅收管理體制模式，完善稅收管理機制流程;進一步提高納稅遵從，全面推進依法治稅，加快推進數據治稅。

關鍵詞:稅收風險管理;稅收征管體制;數據治稅

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深化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方案》。本輪改革旨在解決職責不夠清晰、執法不夠統一、辦稅不夠便利、管理不夠科學、組織不夠完善、環境不夠優化等問題，提出到2020年建成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相匹配的現代稅收征管體制。2018年國務院提出改革國稅、地稅征管體制，將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并，實行以國家稅務總局為主與省(區、市)人民政府雙重領導管理體制，由此掀開全面深化稅收征管體制改革序幕。新一輪稅收征管體制改革對稅收風險管理產生哪些影響，未來稅收風險管理發展變化的趨勢是什么，需要關注哪些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都是亟需解決的新課題。

一、稅收征管體制改革的基本問題

(一)稅收征管體制的內涵

稅收征管體制是處理國家內部機構間稅權配置關系、政府間稅收收入關系和稅收征管關系的基本制度，是稅收制度、財政管理體制和宏觀經濟體制的有機組成部分，包括稅收管理體制模式、國家機構間稅權關系、政府間稅收收入關系和政府間稅收征管關系等基本要素。在稅權配置關系上，稅收立法權在人大，稅收執法、稅收管理則是稅務部門的職能。因此，提升稅法遵從度和行政效能，降低稅收流失率和稅收成本，是稅務部門的主業。

(二)稅收征管體制改革的背景

第一篇：房地產開發企業稅收風險管理問題探析

摘要：

我國房地產業在帶動上下游產業鏈、增加就業與當地GDP方面作出重大貢獻，特別是房地產開發企業繳納的營業稅、所得稅等稅款，對增加當地財政收入、保證政府開展行政業務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各地方稅務部門通過對各個房地產企業在戶籍管理、網上申報、加強稅務稽查等方面進行稅收風險管理，旨在通過實施專業化、精細化稅收管理，增加地方稅收收入。本文通過對房地產企業稅收風險類型、產生原因進行闡述的基礎上，提出若干稅收風險應對措施。

關鍵詞：

房地產開發；企業稅收；風險；原因；方法措施

所謂稅收風險管理是指稅務機關利用信息技術手段，通過對企業風險進行分析、歸類，針對不同風險采取稅收管理措施，以有限的稅收征管資源降低稅收管理風險，提高當地企業納稅額，維護當地政府穩定。例如，稅務部門通過對轄區納稅企業采取網上申報輔導、風險預警、反避稅稽查等手段，以差別化的手段應對不同風險類型的納稅企業，實現稅收征管最大化目標。

一、房地產開發企業稅收風險表現形式及產生原因

第一篇：施工企業成本管理問題

摘要：

當下國家經濟加快調整轉型的發展趨勢，對施工企業的整體要求也不斷提高。企業要想獲得期望利潤，必須高度重視成本管理，實現各類資源的合理優化配置。因此，施工企業必須增強成本意識，實施有效的成本控制，提高企業預算管理水平，促進資源優化配置，最大限度地堵塞管理漏洞，減少資金浪費，實現企業收益最大化。

關鍵詞：

施工企業；成本管理；成本控制

一、施工企業成本管理存在的問題

1.成本管理理念落后

摘要：

我國企業會計制度選擇空間的存在、公司治理及法制懲罰的薄弱使得盈余管理尋租行為難以避免。為有效治理盈余管理尋租，本文基于聲譽視角，利用聲譽動態博弈模型，分析外部投資者和政府監管者對盈余管理參與主體的多重聲譽制約,最后提出聲譽機制治理盈余管理尋租的相關措施。

關鍵詞：

聲譽；盈余管理；尋租行為

一、盈余管理尋租存在的制度空間

近年來，會計尋租愈發受到國內外學者關注。對于盈余管理尋租，國內外研究依舊不足，已有研究主要是從制度角度分析其成因。狹義角度基于會計制度尋租，認為盈余管理尋租行為的空間產生于會計相關準則之“公共領域”，如利用會計政策變更或關聯交易方式開展的盈余管理尋租。而Watts（2003）從廣義制度角度詮釋，認為公司契約、法律訴訟、稅收均可視為盈余管理尋租的制度空間。結合我國轉型期政策變化的特殊背景，公司契約和法制缺陷都成為企業盈余管理尋租的潛在因素。首先，公司契約的缺陷在于缺乏對盈余管理直接控制和操作人的有效監督。國內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是通過大股東直接控制管理層的操作形式，并未明文規定契約，也缺乏類似于發達國家完善的公開披露信息機制，導致股東尤其是中小股東和管理層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小股東很難對公司管理層盈余管理進行有效約束。其次，法律制約的缺陷在于現階段國內企業提供虛假財務報告所承擔的法律責任過輕，大多數信息披露違規者僅被追究行政責任，如警告、象征性罰款等。顯然，當造假成本遠低于造假收益時，企業盈余管理尋租行為勢必增加。最后，從稅收制約來看，稅法規定，在允許范圍內企業可采用穩健的會計政策推遲確認未實現的收入和提前確認未實現的損失。稅收動機使企業管理當局有動機采用穩健的會計政策和方法，從而達到合理避稅或稅收遞延的目的。綜上所述，公司契約、法律訴訟、稅收傾向于關注企業內部的局部利益協調，這些制度的缺陷均促成我國企業盈余管理尋租行為動機?？梢姡延兄贫纫幏兜牡托哉蔑@出從非正式制度角度來彌補的重要性,而聲譽機制作為關注整體環境均衡博弈的非正式制度，其隱性擴散效應、全面性的優勢對于企業盈余管理行為主體的制約具有重要作用。

二、聲譽機制治理盈余管理尋租行為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