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技術知識范例

摘要：在國家“雙一流”建設背景下，大連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以生物技術專業課程建設為抓手，以實踐教學為著眼點，以社會需求為導向，通過（1）增加實踐應用類課程學時；（2）設置貫穿上中下游的綜合性實踐課程；（3）拓展應用型實踐課程教學體系以及（4）增設本科生科研實訓實踐教學環節等措施制定多維化的實踐課程體系四個方面的改革與探索，為培養具有較強實踐能力、創新能力和職業技能可持續發展的高級生物技術應用型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為提高本科教學質量和學校創一流建設貢獻力量。

關鍵詞：雙一流；教學改革；實踐課程體系

黨的報告對今后一段時期工作的重大決策部署中指出:“建設教育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必須把教育事業放在優先位置，加快教育現代化，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近年來，國家提出了“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戰略指導思想。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是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強國的一部分。“雙一流”建設是因應時展訴求和教育強國建設需要提出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將指引當前高等教育的改革建設、內涵發展。那么，如何進行“雙一流”建設或者說“雙一流”建設應該以什么為抓手和突破口，這成為“雙一流”戰略具體實踐中亟待思考和破解的基礎性問題。2018年6月21日，教育部在四川成都召開新時代全國高等學校本科教育工作會議。教育部陳寶生部長在會議中作了題為“堅持以本為本，推進四個回歸，建設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的主旨發言。陳寶生指出，高教大計、本科為本，本科不牢、地動山搖。人才培養是大學的本質職能，本科教育是大學的根和本，在高等教育中是具有戰略地位的教育、是綱舉目張的教育。陳寶生部長同時強調，要推進“四個回歸”，即回歸常識，回歸本分，回歸初心，回歸夢想，把人才培養的質量和效果作為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由此可見，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離不開一流教學特別是本科教學，一流的本科教學是一流大學的重要基礎和基本特征，是一流學科的根本保障。深化本科教育教學改革，落實四個回歸，是建設一流本科教學、提高教學質量，加快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迫切需要。因此，以本為本，加快建設高水平本科教育、回歸常識、回歸本分、回歸初心、回歸夢想是新時代“雙一流”教育背景下高校改革發展的基本遵循[1]。下面我們以大連大學生物技術專業建設發展為例，淺談基于雙一流建設背景下的課程體系建設所做出的改革與探索。

一、大連大學生物技術專業現狀分析

21世紀是生命科學的世紀，生物技術產業作為信息技術之后國家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推動新世紀引發新科技革命，體現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關系到一個國家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2]。2012年，國務院將生物技術產業確定為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遼寧省也將生物技術產業作為重點支持的新興產業，對改造東北老工業基地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在遼寧省內形成了以沈陽、大連、本溪為中心的生物醫藥產業集群基地，成為遼寧省支柱產業之一。大連金州新區生物醫藥產業集群基地2011年營業收入達132億元、工業增加值6.2億元，出口創匯1.6億美元，結合地域優勢，大連生物與醫藥產業基地帶有明顯的海洋特色，海洋生物技術企業占入駐企業的49.1%，因此從大連生物技術產業發展的趨勢看迫切需要具有海洋生物與生物制藥特色的生物技術人才。鑒于生物技術產業在遼寧，尤其大連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對改造東北老工業基地具有重要的作用，大連大學2009年設置了生物技術專業，自成立至今經過不斷優化課程體系，已經確定并形成了培養具有海洋生物與制藥特色的生物技術應用型人才課程體系。然而在現有教學過程中，在新時代教育背景下，在“雙一流”建設，落實四個回歸的教學改革訴求下，目前大連大學生物技術專業的課程設置仍然存在諸多不足，盡管已經確定了海洋生物與生物制藥的特色，但海洋生物與生物制藥應用型人才培養課程體系支撐度不夠，即

（1）專業方向課程中基礎理論課程學時偏多，實踐應用類課程學時偏少；

（2）實驗教學基礎實驗教學學時相對較多，綜合性和設計性大實驗相對較少；

臺灣雖然地小，農業資源有限，但農業生產卻涉及農林漁牧業各方面。20世紀，臺灣島創造了農業的輝煌，其小農體制與熱帶農業技術舉世聞名，具有一流的農作技術。但全球經濟一體化給臺灣農業帶來了很大的沖擊力。為了突破農業發展瓶頸，調整產業結構，臺灣近年來已將農業生物科技產業列為未來經濟發展的戰略性產業，加快農業生物技術的研究創新及其技術應用，以保證臺灣農業的持續發展，提升國際競爭力。臺灣農業生物技術研究經過20余年的發展，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特別是其轉基因產品研究工作起步較早，在部分研究領域甚至超越了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水平。臺灣轉基因農產品在農業生物技術產業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安全管理體制也已具備雛形，建立起了系統合理的產品管理政策和體制。本文詳細分析了臺灣農業生物技術產業發展及安全管理的相關政策、組織機構和管理制度，旨在為大陸農業生物技術的發展和安全管理提供借鑒經驗。   1臺灣農業生物技術的發展   1．1研究和發展概況   臺灣地區高度重視農業生物技術的發展，農業生物技術產品遍及農漁牧業，涵蓋范圍廣泛。臺灣地區分別于2006年、2007年、2008年連續舉辦了三次“臺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均設立有農業生物科技主題館，展示了284個農業生物科技項目，在這方面取得了較大的成效。2010年臺灣農業生技產值約新臺幣46．3億元，相較于2009年成長5．2％，主要是微生物／蛋白質飼料添加物與生物性農藥兩項領域產值的大幅成長；2010年微生物／蛋白質飼料添加物產值成長率為22．8％，主要受惠于抗生素被限用的影響，其需求與日俱增；2010年生物性農藥產值成長15．2％。2010年植物組織培養種苗相較于2009年成長4．8％，主要由于臺灣蘭花種苗對歐美出口持續擴大。因為動植物疾病檢測的重要性逐漸增加，再加上國內分子檢測技術發展成熟，臺灣2010年農用檢測診斷產值成長率為3．7％。植物組織培養種苗產值為25．1億元新臺幣，微生物／蛋白質類飼料添加物為11．9億元新臺幣，分別占52．07％和24．69％，是臺灣主要的農業生物技術產品。臺灣植物組織培養種苗與動物用疫苗是發展較早且最為成熟的產業。臺灣的種苗業者目前開始走向客制化服務，生產方面則強化運輸技術及病毒檢測技術［1－2］（表1）臺灣農業生技中，動物用疫苗、植物組織培養種苗產品已處于成熟期，技術成熟度高，市場穩定?；蜣D殖畜禽／水產處于萌芽期，市場環境尚未健全，國內對于基因轉殖動、植物的管理法規仍逐步完善中，技術處于前期開發階段。生物性肥料、生物性農藥與農用檢驗試劑等產品則步入發展期階段，菌種篩選與量產技術逐漸成熟。在生物性肥料與生物性農藥方面，臺灣發酵技術已具有相當深厚的基礎，有利于臺灣生物性肥料與生物性農藥產品的開發。分子檢測診斷技術也逐漸成熟，加上法規門檻低，2012年投入農用檢測診斷產品開發的產商有增加的趨勢。臺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根據目前臺灣農業生物技術發展的情況及國內外潛在的市場，確定了農業生物技術未來三大發展重點領域，分別是種苗及種畜禽（水產種苗、植物種苗、種畜禽），安全農業，分子農場［1－2］。臺灣農業生物技術廠商多集中于臺中市、屏東縣與臺北市等地。據統計，2010年主要業務是農業生技領域的52家廠商，其中北部有16家、中部17家、南部19家，跨領域廠商約14家。臺灣農業發展以中南部為主，臺中市是中部地區農業生技廠商最為集中的城市，以動物疫苗與生物性農藥、肥料廠商為主，如大豐疫苗、全亞洲、普生生技、瑞基海洋生技等；屏東縣則是以植物種苗、微生物／蛋白質飼料添加物等農業生技領域為主要特色，如世芥蘭業、臺灣孟德雨、比高暢生技等。此外也有農業生技廠商將總部設立于臺北市，工廠則設置于其他地區，如金車生技于宜蘭設立種苗生產基地。近年來，臺灣農業生技廠商積極通過產學合作取得核心技術與產品，自行投資廠房建設，并與“公協會”合作參與公開展覽爭取訂單。2010年上半年以來，隨著經濟景氣帶動許多訂單回籠，加上國際市場對微生物飼料添加物等需求的上升，臺灣農業生物技術產業的前景較好［1－2］。   1．2促進發展的公共政策   從各國發展實踐來看，農業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應歸根于其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公共政策的運用。我國臺灣地區為促進其農業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也制定了一系列詳細而復雜的公共政策來推動。早在1995年臺灣當局第2443次院會就通過《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的決議，決定將以農業及醫藥生物技術相關生物技術產業作為臺灣全力推動的重點科技計劃。加強生物技術的基礎與應用研究，并將研發成果有效移轉民間，落實于產業界，臺灣“國科會”于1997年規劃，并于1998年開始推動《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科技計劃》，其主要任務在選定并推動執行具有本土利益性、創新性、國際競爭力、短期內就有發展潛力的農業生物技術研發課題，整合國內上、中、下游研發資源，將研發技術或產品落實于產業上，厚植臺灣農業生物技術產業發展基礎，使臺灣成為亞太地區農業生物技術產業的研發與營運中心。2008年，臺灣當局又出臺了《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發展方案》，以整合及擴散農業生物技術的研發能量，并進一步落實研發成果產業化，借此推動臺灣農業生物技術的產業化發展；同時，“農委會”于2009年5月22日訂定《農業生物技術研發成果產業化輔導辦法》，以推動該方案生技商品化計劃，鼓勵業界承接農業生物技術研發成果，并獨享執行計劃所生的各項研發成果，以落實研發成果產業化；2011年，針對該方案，臺灣擬推進產學合作項目16個，共申請經費補助0．44億新臺幣。   1．3研究機構及產業發展   臺灣當局高度重視農業生物技術的研發及其產業的發展。目前，臺灣已形成一個完善的農業生物技術研究和應用體系，對促進其農業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臺灣農業生物技術的研究機構主要可以分為五大類：第一類是農委會下屬20個研究機構，包括6個試驗所、1個保育中心、1個生物科技園區和9個改良場以及金門縣的3個研究所；第二類是財團法人農業生物科技相關的研究機構17個，如臺灣工業研究院、生物技術開發中心、農業工程研究中心等；第三類是“中央”研究院設立的農業生物科技相關的研究機構8個；四是臺灣有41所大學設立的農業生物科技相關的研究機構115個，以培養研究型人才為主，并進行相關的研究工作；五是其他農業生物科技相關的研究機構4個，如臺糖公司研究所、亞洲蔬菜研究與發展中心、亞太糧食肥料技術中心、臺灣農友種苗股份有限公司等［3］。同時，臺灣當局為帶動農業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充分利用各縣市地區不同農業產業特色及外圍資源，6年內投入200億元經費，核定設置1處中央主導型的屏東縣《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及彰化縣《國家花卉園區》、臺南縣《臺灣蘭花生技園區》、嘉義《香草藥草生物科技園區》及宜蘭《海洋生物科技園區》等4處地方主導型園區，目的是帶動農業生物技術產業的群聚效應，促進產業的發展。在政府規劃下，目前已有兩大農業生技聚落成形，分別為臺南的《蘭花生物科技園區》與屏東縣的《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前者為臺灣蘭花種苗產銷平臺，每年3月舉辦的國際蘭展已成為全球性的大型蘭展之一；后者則以中草藥、動物疫苗、水產種苗等產業為主要規劃方向，已有50余家廠商進駐。#p#分頁標題#e#   2臺灣轉基因生物安全的管理   生物安全是建構對人類健康與生物多樣性兩大層面可能動機影響的風險評估與管理體系。1980年，臺灣開始將基因工程確立為生物技術的發展主軸，于是應用基因工程方法的生產技術成為臺灣農業生物技術的最大內涵。目前，臺灣百姓使用基因改造食品的情況相當普遍，主要以進口基因改造大豆及玉米為主。根據“農委會”進口大豆及玉米資料統計，臺灣每年約有200萬kg大豆及600萬kg玉米進口，其中約有80％大豆屬基因改造大豆，40％玉米屬基因改造玉米。同時市場上還有棉花、油菜、甜菜、馬鈴薯等基因改造產品［4］。轉基因技術及其產品相當新穎，其潛在的危險性普遍受到關切。   2．1轉基因生物安全的管理架構   臺灣對轉基因生物產品從試驗、開發到生產諸環節均對其安全性進行嚴格控制和管理。2001年12月25日，臺灣“衛生署”食品衛生處召集的“基因改造食品跨部會小組”正式運作，舉行第一次會議。2003年2月25日，“基因改造食品跨部會小組”第四次會議決議，建議“行政院”科技顧問組規劃提升臺灣基因改造食品管理層級。4月22日“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召開會議回應，提議由行政院生物技術產業推進指導小組召集。為了建立基因改造產品的安全管理體系，行政院根據“促進技術發展，落實有效管理”的目標，于同年10月在行政院生物技術產業指導小組下設置了“基因改造產品跨部會工作小組”。小組由12名委員組成，包括政府機關的代表及學術界、產業界的專家學者，小組召集人由農委會副主任擔任，以統籌推動基因改造產品管理體系的建設，并協調整合政府與民間的意見與資源。工作小組下設有秘書處，以協助行政文書、聯系協調等作業。2006年，該小組的職責調整為：在各主管機關現有職掌范圍內的管理基礎上，通過協調架構模式，建立制度化的協調聯系機制，以統合當前各主管機關的政策方向，凝聚臺灣轉基因科技管理法制政策［5］。轉基因生物技術產品在生產的每一個環節上都有可能造成污染，臺灣在這方面的管理有一整套完善和嚴密的程序，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由三個行政機關主管。即，“國科會”管理上游的研發，其目的是防止污染或危害；“農委會”負責中游的環境生態與飼料管理，目的是進一步確認其對生態系的影響；“衛生署”負責下游的食品安全管理，目的是確保生物改造食品的使用安全性，以及保障消費者的選擇權利。對于進出口轉基因產品，臺灣尚未有專門的行政機關及法制政策進行管理，主要還是依據轉基因產品所處生產階段而納入相應的管理階段。   2．2轉基因生物安全的管理政策   為防止轉基因生物產品對人體和環境造成的不利影響，臺灣當局先后建立了一系列符合本土實際情況的生物安全管理政策。臺灣“經濟部”于1998年11月宣布基因改造產品傾向采取業者自愿性標示方式，2000年“衛生署”基于各界研商所獲的共識，公告查驗登記及標示的規定。同年11月7日，“衛生署”公告了“基因改造食品安全性評估方法”，11月29日衛生署與相關部會討論，將基因改造食品容許量上限訂為5％；而基因食品標示，將從原料產品著手，預計四年后所有基因改造食品均應完成標示［6－7］。臺灣當局為了推進轉基因生物安全的法規建設，發起了“基因改造產品法規環境建置二年行動計劃”，共分五大部分：基因科技研發管理、環境生態風險評估及管理監測、人體食用安全及管理監測、基因科技相關智慧財產權及基因改造微生物制劑之管理，分別由國科會、農委會、衛生署、智慧局及環保署主導。   3臺灣農業生物技術的發展及啟示   臺灣市場有限，農業生物技術產商多為中小企業，自行研發能力不足，產業資源有限，臺灣農業生物技術廠商應積極透過國內外合作或授權，取得技術或資金支援，進駐國際市場；同時，必須借助于中小廠商工業技術轉移的經驗，加強專業輔導，有助于農業生物技術企業群落的形成與成長，以突破其產業的發展瓶頸。臺灣早期為了促進農業生物技術的發展，利用政府資源所創造的新品種、新方法以及新技術等，幾乎都是免費提供給農民使用，使得臺灣農民和農業企業對于農業生物技術知識產權觀念意識較薄弱。為避免同行業之間的惡性競爭，加強知識產權的取得、維護及管理，防止抄襲、仿冒和侵權，對促進農業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對生物科技的法律管制已經是當今世界的趨勢，臺灣的農業生物技術風險也應以法律管制為主。臺灣關于生物科技的風險管制體系目前仍處于調整形成階段，雖然有相關規范存在，但由于缺乏法源依據，其規范效果仍有限。同時，臺灣的“立法進度”往往落后于科技的發展，有的規范甚至有可能阻礙科技的發展，因此臺灣應按照國際標準，加速制定或修訂農業生物技術相關法規。

促進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除了需要財稅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等支持外，還需要公眾的廣泛“接受”，這正逐步成為保證這項產業健康、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因為公眾不僅是生物產品的應用者，也是生物產業帶來的利益和風險的承擔者，更是這項產業革命的評價者和其命運的最終決定者。因此，建立公眾和消費者對生物科技、產品及法規的信心成了各國政府在制定生物產業政策中不得不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歐洲的“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歐洲戰略”報告①中就提出:可靠政策的核心要素是通過社會監督與對話，對由社會需求驅動的應用作出理性的選擇，提高公眾對基于科學的法規監督的信心，發展與倫理價值和社會目標相和諧的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當技術的發展與公眾的利益相沖突的時候，通過對社會各群體需求的分析和把握，國家可以引導產業向著社會可接受的方向發展，政府的投資和研究開發由此可得到最為有力的保障。但是，我國對生物技術應用風險的研究和評估大多側重在技術層面，生物技術的外在影響，如環境、社會倫理、公眾接受的考慮往往成為次要因素，也就是說更強調以技術為中心，這不符合現代科技發展與社會和諧的宗旨。在我們2010年完成的浙江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生物技術開發和應用的社會評價研究”中發現:我國對生物技術風險安全管理的投入無論在人力、物力和財力上都很少;在政策的制定、實施、以及效果評價方面透明度不夠，既較少考慮公眾的參與，也缺少與社會公眾的對話與溝通，更缺乏社會監督機制。這些問題已經在我國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陷入困境中體現出來。因此，我們提出了在生物技術產業政策制定、技術預見和風險管理過程中，確定社會需求評估體系、建立公眾與技術交流機制的必要性。這會有助于提高國家和地區科技產業政策制定、實施和實現的有效性。   此外，由于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不確定因素越來越多，已無法只憑科學證據提供決策支持，如生物學家無法提供轉基因作物和食品對人類和環境安全的證據，同樣生態學家也無法證明其存在的風險，因此，僅依據科學證據對轉基因產品立法或作決策變得很困難。由此，國際上一些學者提出“規制科學”(regulatoryscience)①，試圖架起科學與政策之間的橋梁，關注科學怎樣在不確定性的基礎上作出預見。也就是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考察科學證據和政策之間的關系，探討事實與價值之間的關系。這些理論和管理模式都旨在面對技術發展不確定因素和潛在風險的時候，人類如何做出更明智的選擇———尋找社會、經濟、政治利益最大化的決策支持模式。與傳統的科技決策支持模式不同的是，將“公眾參與”與“社會需求”凸現在一個重要位置上。   我們的研究正是基于這樣一種理論假設和我國生物產業發展的現實需求而提出，并試圖通過我國公眾對于生物技術應用的了解、關注焦點、以及對應用價值的評價，分析公眾對于生物技術應用風險認知的特點和風險容忍的原因，探討公眾對生物技術應用的支持模式和支持條件，并嘗試提出科技風險管理的基本模式。本文的研究數據來自我們2003年②，2006年③和2009年系列“中國公眾與生物技術”的調查。2009年的調查采用修訂的歐洲EUROBA-ROMETER64.3“公眾與生物技術”問卷④，運用職業分層抽樣的方式，對浙江省四個代表地區:杭州、寧波、溫州和衢州的1212位公眾進行了問卷調查。   一、公眾對生物技術應用的認知與評價   (一)公眾對生物技術應用的了解:知其名不知其意以轉基因農產品為例，從2003年的很少有人知曉到2009年的幾乎人人皆知，公眾對生物技術在農業領域應用的了解大大增加(見圖1)。但令人詫異的是，熟悉程度的增加并沒有帶來公眾對轉基因知識理解的提高。比較2003年到2009年，公眾對轉基因知識作出正確判斷的比例沒有任何改變(見表1)，仍舊有近50%的人對轉基因知識作出錯誤判斷。因此，可以說絕大多數人對生物技術應用的了解只局限于聽說過這些技術的名稱，并不真正了解其內涵和意義。   (二)公眾對生物技術應用的關注焦點:效用認知超過風險認知為了了解公眾對生物技術發展關心的問題，在2009年的調查中，我們詢問接受調查的公眾，如果要支持某項生物技術的研究，你想了解什么?以干細胞研究為例，公眾最想獲得的信息是研究所帶來的效益和風險，其次是所采用的科學技術和方法，第三是相關法規(見圖2)。回顧2006年的調查，我們讓公眾在生物技術應用帶來的效益、風險和道德接受問題三者間作出重要性的判斷，結果一半以上接受調查的人認為效益是最重要的，近三分之一的人重視風險問題，十個被調查者中一個會考慮道德接受問題(見圖3)?？梢钥闯?，公眾對生物技術應用關注的焦點在于這項技術帶來的可期待的或可觸及的利益與好處，風險與效益相比居于次要地位。   (三)公眾對生物技術應用的價值評價:效益和風險并存下支持發展為了了解公眾對生物技術應用的態度，我們要求調查者對所列舉的生物技術3項應用(基因治療、藥理基因學、轉基因食品)和納米技術①的4個方面的問題(有用、道德上接受、有風險和鼓勵發展)作出評價。結果顯示(見圖4)，公眾不僅對基因治療、藥理基因學和轉基因食品這三項生物技術應用的“有用”和“道德上接受”評價很高，同時也認為存在相當的風險，但在效益和風險并存的情況下，公眾對生物技術的應用還是持積極的態度。但是，與納米技術相比，生物技術的三項應用在有用、道德接受和鼓勵發展三個方面的評價都要低，而風險評價卻更高?？梢姡c其它新技術相比，公眾對生物技術的應用有著更多的疑慮，尤其是對轉基因食品的支持有些猶豫，這一方面與近年來轉基因食品被看成是爭議的食品有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越來越多的食品安全問題被媒體揭露，使得公眾對食品安全越發謹慎。   二、公眾對生物技術應用的支持模式和條件   (一)風險容忍的支持模式   我們借助邏輯判斷模式來進一步探究公眾支持態度的不同模式，即什么情況下支持。把對有用、風險、道德接受、鼓勵發展的評價一分為二(有用/沒用;有風險/沒風險;道德接受/不接受;支持發展/反對)，從而產生16種組合“邏輯”，其中只有3種分別在6項應用調查中占到10%以上(見表2)。以下數據來自符合三種普遍邏輯中的一種的調查對象，我們稱這些調查對象為“決定的公眾”。邏輯1和2在支持態度上相近，但對風險的看法則不同。對“直接支持者”而言，風險完全不是問題;而“風險容忍支持者”承認存在風險，但可以接受。“反對者”的立場與支持者完全相反。從表3公眾對四種新技術(基因治療、藥理基因學、轉基因食品、納米技術)的判斷顯示，有70%以上的“決定公眾”對生物技術應用的支持是風險忍受支持者，直接支持者不到20%;而對納米技術，有近40%的“決定公眾”是直接支持者?？梢哉f，公眾對生物技術應用的支持主要是一種風險忍受的支持模式。#p#分頁標題#e#   (二)對政府嚴格管理的期待   為了考察什么條件下公眾會支持生物技術的應用，問卷要求接受調查的公眾對六項生物技術的應用(基因治療、藥理基因學、胚胎干細胞、臍帶血提取干細胞、轉基因食品和生物制藥)在四種情況下做出選擇:一是只要政府規范管理，就贊成;二是如果政府嚴格管理，就贊成;三是除非有特殊情況，就贊成;四是任何情況下都不贊成。結果見圖5(因為公眾對六種應用的判斷基本一致，我們采用了四種答案的平均百分數來表達，“不知道”選擇被排除)。結果顯示，有半數以上的公眾選擇政府嚴格管理下支持生物技術的各項應用，還有四分之一的人認為只要政府規范管理就會支持，另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只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表示支持。而對納米技術來說，有47%的人認為只要政府規范管理就會支持該項技術的研究。因此，總的來說公眾期待政府更嚴格地管理和規范生物技術的應用。   (三)出于人類健康和社會公共利益考慮   有兩項調查內容可以用來說明公眾支持生物技術應用的理由。一是調查對象被問及，他們是否支持個人基因信息的5項應用，大部分公眾支持個人基因信息在疾病研究上的應用;極少部分人對其存有疑慮。對政府機構獲取個人基因信息，以及司法部門利用個人基因信息打擊犯罪活動，大多數人表示支持。但人們普遍反對個人基因信息在商業保險上的使用(見圖6)。對個人基因信息在不同領域應用的接受性表明，公眾對新技術的態度取決于該項技術的應用目的。如果新技術有利于個人或人類的健康或能增進公共利益，公眾傾向于接受新技術的應用，但在企業或商業上以經濟利益為目的應用，公眾對其存有疑慮。二是詢問公眾購買轉基因食品的理由。盡管轉基因食品在媒體上一直是個爭議的問題，但絕大多數被調查的公眾表示了購買意愿。2009年的調查顯示(見圖7)，如果轉基因食品比其它食品健康，近一半接受調查的公眾購買態度確定;如果轉基因食品比其它食品農藥殘留少，或被權威機構許可，或生長環境友好，5個人中有1個購買意愿明確，而大多數人也傾向于購買。但有三分之一接受調查的公眾表示不會因為轉基因食品價格便宜而購買。由此看出，公眾購買轉基因食品的最重要理由是健康，最少考慮的是價格。   (四)對專家與權威機構的信任   信任是公眾理解和把握技術不確定性的中介［1］。在日常生活中，公眾通常依據專家對風險的評估作出自己對于風險的判斷，這是他們認知風險的主要手段。因為絕大多數公眾不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無法依靠自己的力量理解、掌握和控制科技風險帶來的不確定性，他們只能根據專家及權威機構所傳達的各種信息作出自己的風險判斷。這樣，他們或許會產生疑問:這些信息來源可靠嗎?那些涉及科學技術的組織機構是出于各自利益考慮，還是真正為大眾利益著想?這些疑問引發信任問題。有觀點認為，如果對科學家、政策制訂者等重要涉及方失去信任的話，人們會對專家的風險評估和控制能力產生懷疑，因此可能會夸大對風險的認識［2］。   比較2006年和2009年的調查，公眾對卷入生物技術的組織機構的信任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見表4)。從表4可以看到，公眾對提供生物技術信息最信任的組織機構是醫學界、政府機構及環境組織;其次是大學、電視和報紙及國際機構;公眾對農民組織、政黨和宗教組織的信任度最低。人們認為醫生應用生物技術是出于治病救人的考慮，這個理由是公眾最能接受的，因此總能得到最大的支持。政府機構向來是公眾認定的權威機構，制定政策、引導發展是政府理所當然的職責，人們必然期待政府能嚴格和規范管理生物技術的應用。環境組織不遺余力地宣傳保護生態，倡導自然和諧的理念，越來越贏得公眾的支持。報紙雜志和電視報道是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尤其是電視對事實的披露和報道，不僅讓公眾了解真相，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社會的監督作用。大學和企業被認為有不同的研究目的，前者以純科學研究為目的，而后者以企業的利潤為目的，因此贏得不同聲譽。從2006年到2009年，變化明顯的是，公眾對政府機構和電視報紙的信任度增加了10%以上，而令人詫異的是，公眾對消費者組織的信任度下降了38%?？赡艿慕忉屖?，近幾年的一些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讓公眾對消費者組織的作用失去信心;而電視媒體通過事實報道，其監督作用越來越凸顯，因此公眾對電視媒體的依賴大大提高;政府越來越透明的政策和嚴厲措施也讓人們增加了對他們的信任。   (五)支持生物技術應用的決定性因素   為了考察“有用”、“道德上接受”、“有風險”和“對法規的信任”這些因素在公眾支持生物技術應用的態度中起多大的作用，我們把這四種因素作為預測變量，對他們與“鼓勵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多重回歸分析，結果見表5。逐步多重回歸分析表明，“有用”、“道德上接受”和“對法規的信任”是影響公眾支持生物技術應用的主要因素(進入回歸方程)，其中“有用”對“鼓勵發展”的影響最大(β值最大)，其次是“道德上接受”。“風險”因素并不直接影響公眾對生物技術應用的支持，但它有可能是一個間接原因。一方面，“有用”的評價會提高人們對風險的容忍力;另一方面，“對法規的信任”會減少人們對風險的疑慮，因此“風險”因素是否影響“鼓勵發展”取決于公眾對“有用”和“對法規的信任”的評價。   三、科技風險管理的基本模式   在討論科技風險管理的原則時，我們提出了兩條基本思路:誰來做決策和基于什么做決策?2009年的調查顯示，在回答迫選題“開發新技術主要應當考慮專家建議還是公眾意見”時，近三分之二的被調查者選擇了“公眾意見”;同樣有近三分之二的人在“開發新技術主要應當考慮效益和風險的科學證據還是社會道德倫理問題”中選擇了“科學證據”。如果綜合上述兩個問題四個因素，我們可以得到科技風險管理的四種基本模式(見表6):基于科學依據的專家決策———科學－專家建議模式;基于科學依據的公眾討論———科學－公眾審議模式;基于社會道德倫理考慮的專家決策———社會－權威代表模式和基于社會道德倫理考慮的公眾討論———社會－公眾討論模式。#p#分頁標題#e#   (一)科學－專家建議模式   “科學－專家建議模式”的決策依據是基于效益和風險的科學證據，風險被看成是“事件發生的概率與可能導致的有害后果的乘積”，而人們可以科學地估算出這種概率。風險管理的原則就是按照危害的概率和大小的客觀標準來整理風險并首先分配資源降低最大風險［3］。這是傳統的科技風險管理模式，人們對于科技風險的認知表現為對各種各樣的“專家系統”的充分信任，科學家、技術專家的知識是人們安全感的重要基礎。   (二)科學－公眾審議模式   “科學－公眾審議模式”是指在考慮效益和風險的科學證據同時，要聽取公眾的意見。在現代社會中，一方面由于科學技術的高度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使得專家在面臨新風險時往往也難以對其作出準確的說明與預測，這使得人們不再完全相信專家的能力;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高度商業化使得專家和包括政府在內的機構本身就是利益主體，使得人們對這些社會建制的價值取向產生了懷疑。這大大動搖了人們對于“專家系統”的基本信任。因此，有不少學者強調了公眾“外行知識”的重要性。比如，英國學者布萊恩•溫就認為，公眾的“外行知識”絕對不是沒有價值的，它們甚至能夠在具體科學問題上發揮很大的作用［4］。還有學者指出，如果向外行提供機會和充分的信息，他們完全能夠就復雜的技術問題作出審慎的判斷。而且這樣的判斷有時會和科學家的判斷相一致。他們在判斷上的不同往往不是由于專業技術水平的不同，而是由于價值取向的不同［5］。   (三)社會－權威代表模式   風險不僅是一種事實概念，也是一種心理和文化概念，它要求在風險治理的過程中充分考慮文化、社會和價值因素，而不能再以簡單的因果思維或工程思維來進行認知和決策。對于那些具有潛在高風險的新技術，我們往往對它們可能造成的后果知之甚少或一無所知。科學證據已無法提供決策支持，如生物學家無法提供轉基因作物和食品對人類和環境安全的證據，同樣生態學家也無法證明其存在的風險，僅依據科學證據對轉基因產品立法或作決策變得很困難，需要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考察科學證據和政策之間的關系，探討事實與價值之間的關系。“社會－權威代表模式”就是基于與社會發展相和諧的道德倫理問題考慮，由專家權威代表作出評判的科技風險管理模式。   (四)社會－公眾討論模式   盡管公眾的專業知識也許不如科學家，但科學家對其他因素的考慮未必能有公眾全面，加之現代科技風險的高度復雜性，各種科技風險超出了任何單一專家系統可以解釋和控制的范圍，因此風險治理的主體不再像過去那樣僅由政府和專家系統來承擔，而是要求建立一種“多向溝通”的風險治理模式，如丹麥的“公眾討論模式”(consen-susconference)①和英國的“綜合治理模式”(thegovernanceofnewtechnologies)②，都強調通過各方利益相關者參與的協商機制來確定和解決人類共同面對的新技術發展帶來的潛在利益和風險問題。這些被稱作“民主治理模式”有效實施的前提是公眾對與科學技術有充分的認知，讓公眾掌握關于科學技術的豐富信息，只有這樣才能使公眾在與專家交流過程中克服非理性的態度和行為。“社會－討論模式”正是基于這種“民主治理模式”而提出，不同的是風險治理所依據的核心是公眾對社會道德倫理價值的考慮。   四、研究小結   公眾對一項科學技術究竟是接納還是拒絕，取決于公眾對科學技術的效用性和危險性的正確判斷。當效用性認知遠超過對危險性認知的情況下，該技術就會被公眾所接受［6］。本研究表明，公眾對生物技術的認知是效用與風險并存，當效用認知超過風險認知的情況下，公眾采取風險容忍的支持模式。風險可以被容忍可能有幾個原因:(1)公眾對風險的認識是抽象和模糊的，并不清楚具體的風險是什么，因此不能夠引起人們實際的關注;(2)效用認知超過風險認知，使人們愿意為了利益而承擔風險;(3)對政府管理和媒體監督的信任，使人們相信風險能夠被管理或避免。   由于公眾對轉基因技術缺乏正確的理解，對其可能帶來的效益和風險只能根據專家、政府機構和媒體傳播的信息來做出自己的判斷，因此公眾對專家和相關機構的信任與他們對未來社會的不確定性是否可控的判斷是緊密相連的，所以，信任對于風險技術的社會接納是必要的。公眾在判斷生物技術應用可能帶來的效益和風險時，并不依賴于對該技術知識的正確了解，而更多地是通過判斷該技術的應用目的，他們支持有益于人類健康或出于社會公共利益考慮的風險技術的開發和應用。   “效用知覺”、“道德接受”與“對法規的信任”是預測公眾支持生物技術應用的重要變量，而“風險認知”對接納生物技術應用的影響取決于公眾對效用和法規信任的評價，因為“效用知覺”會提高人們對風險的容忍力，“對法規的信任”會減少人們對風險的疑慮。四種科技風險管理模式都旨在面對技術發展不確定因素和潛在風險的時候，人類尋求更明智的選擇———尋找社會、經濟、政治利益最大化。因此，在政府、專家、企業、社區、非營利組織和大眾之間構筑起共同治理科技風險的網絡聯系和信任關系，這樣才可能充分動員一切社會力量，共同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風險。

農業種植中生物技術篇1

農業種植中的生物技術的應用，有助于降低農作物災害出現頻率、有助于提高農作物產量、有助于提升農作物質量等。但近些年來人們對于農業種植生物技術的認識十分有限，應用也相對較少，這對于農業生產是十分不利的。尋甸回族彝族自治縣，位于云南東北方向，其擁有豐富的土地資源、礦產資源及旅游資源，但尋甸屬于低緯度高原季風氣候，導致其農業種植經濟效益不高，因而更需要將生物技術運用于其農業種植中。然而現階段尋甸其農業種植生物技術推廣不力、應用不足，因而文章主要結合農業種植生物技術發展現狀、意義、及相關應用，來分析提升尋甸農業種植中生物技術應用效果的相關推廣措施，為其農業發展奠定基礎[1]。

1農業種植生物技術發展現狀

農業種植中的生物技術，是指在生物技術逐步發展的今天，結合生物本身的特性及功能，利用生物原理對生物機體及細胞進行改造，使生物技術真正地作用于農業種植中，從而提升農業生產產量，促進區域農業繁榮。現階段常見的農業種植中的生物技術主要包括雜交育種技術、生物農藥技術、組織培養技術、轉基因技術、生物抗寒技術等，雖然目前農業種植生物技術理論有了相當大的突破，但農業種植中生物技術的應用卻并不是十分的理想。

2農業種植生物技術發展意義

農業種植中的生物技術得以廣泛應用的意義，主要在于三個方面，即有助于降低農作物病蟲災害出現頻率、有助于提高農作物產量、有助于提升農作物質量。首先，農業種植中的生物技術有助于提高農作物產量。隨著城市化建設的加快，農村耕地面積逐步減少，再加上水土流失、土地風化及洪水泛濫等自然災害在全球氣候變暖的大環境下越來越頻繁，因而我國耕地面積不斷的縮減。在這種背景下，如何提高農作物產量就成了一個嚴峻的問題，而農業種植生物技術的發展使得在有限的土地資源下提高農作物產量成為了現實[2]。雜交育種技術、轉基因技術等生物技術的應用，能有效提升農作物產量，促進我國農業的發展。其次，農業種植中的生物技術有助于提升農作物質量。隨著生活水平的逐漸提高，人們對食品安全的關注度也空前提升?，F階段的農業種植生物技術，不僅能提升農作物產量，更能提升農作物質量，也就是通過合理運用生物技術，能有效增加農作物的營養成分，提升農作物自身的食用安全性，這是傳統農業種植技術所無法達到的高度。比如現今的無公害農產品、有機食品、綠色食品及嫁接果蔬等，滿足人們對于食品營養價值及安全性的要求。最后，農業種植中的生物技術有助于降低農作物病蟲災害出現頻率。在農作物種植中，造成農作物減產的原因，除了各種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因素之外，還有層出不窮的農作物病蟲災害，比如東亞飛蝗、玉米大斑病、小麥條銹病、馬鈴薯晚疫病、稻瘟病等，這些農作物病蟲災害的出現對農業生產造成極其不利的影響。而在農業種植中，針對不同農作物特性及其所面臨的病蟲災害，合理運用生物技術，能夠有效減少農作物病蟲災害，比如轉基因技術的應用，能提升農作物的抗病蟲災害的能力。

3農業種植中生物技術的相關應用分析

第一篇:高中生物實驗教學思考

生物科學是自然科學中的一門基礎學科，生物實驗是生物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是生物科學發展的基礎，通過生物實驗，可以使學生獲得必要的感性知識，有利于學生掌握和運用生物學的基礎知識、基本方法和技能來解決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生物學現象，從而培養學生觀察、思考和獨立進行實驗操作以及獨立解決生物學問題的能力。在新課程背景下，越來越重視以培養學生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為核心的素質教育，正在努力打破傳統教學過程中重課本知識灌輸，輕動手能力培養的教學觀念。新課程教材具有先進的教學理念，從“提高學生的科學素養”出發，為學生提供了更多的實驗探究的機會，應將實驗教學的重要性提高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一、真正落實課改理念，不斷提高教師和學生的教學改革意識

百聞不如一見，百看不如一做。高中生物教師和學生都應當充分地認識到：中學生物學實驗教學的目的，絕不僅僅是為了應付人生中的一次重要的高考，更重要的是通過實驗能夠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合作能力和積極探索的科學精神。在實驗過程中，通過小組的相互分工合作，可以使學生認識到人與人之間合作的重要意義；通過親眼目睹實驗現象，能夠培養學生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通過親身體驗實驗過程失敗的痛苦與成功的快樂，可以培養學生健康良好的心理素質和不畏艱難、勇于探索的進取精神。學生親自動手實驗對學生健康成長有著重大意義，是那些滿堂灌輸式的播放錄像、講解和死記硬背的傳統教學根本無法達到的。做為生物教師，對素質教育的認識，對實驗教學目的的認識不能停留在口頭上，不能穿新鞋走老路，而要從思想意識上真正認識到實驗課的重要性，應擺正實驗課與理論課的關系。

二、發揮集體備課作用，優化實驗教學模式

在新課改教學過程中，全體生物教師應群策群力，探索出生物課堂教學和實驗教學有機結合的新模式，找準實驗課和理論課的結合點，運用恰如其分的新教學模式完成好實驗教學。例如，傳統的演示實驗由教師完成，可以幫助學生理解和鞏固基礎知識，但學生沒有動手機會；又如傳統的驗證性實驗則多是操作模仿式，這種教學模式雖在一定程度上能培養學生的操作技能，但不利于學生創新精神、科學素質的培養。在新的教學理念指導下，教師應在實驗教學中尊重學生，把學生當作教學的主體，充分調動學生積極性，讓學生參與到實驗教學中來，變被動為主動，鼓勵學生參與實驗的準備、實驗計劃的制定，改變過去只注重實驗結果，不注重學生實驗參與過程的僵死的教學模式；對于教材中有些實驗內容，教師可以放手讓學生去探究和驗證，鼓勵學生自己設計實驗，或對原有實驗方法、實驗材料進行大膽改革創新。學生在參與一系列的科學探索中，既掌握了生物實驗的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又培養了科學情感態度、創新意識和探究能力，生物科學素養得到發展。

作者:高婷 單位:內蒙航天學校

摘要：本文對吉林省農業科技創新現狀進行了全面系統分析，找出吉林省農業科技創新其面臨的機遇挑戰以及所具備優勢，然后從機制體制、資金投入、人才建設等層面詳細分析了目前吉林省農業科技創新存在的問題，指出了農業科技創新能力的關鍵影響因素，根據所確定的關鍵因素，提出加快吉林省農業科技創新發展政策建議，以期為吉林省農業科技創新發展提供借鑒參考。

關鍵詞：農業科技；創新；對策建議；吉林

1吉林省農業科技創新情況

1.1政府助力推動，加大農業科技創新戰略部署

近年來吉林省進一步加大實施農業科技創新戰略，大幅提升創新主體的自主創新能力，加大財政對農業科技創新資金的投入力度，加大農業科技創新團隊及人才的引進培養力度，加大相關優惠政策對農業科技創新主體的傾斜和保障，“十二五”期間，全面貫徹落實關于創新驅動發展創的各項決策和部署，省委、省政府不斷加大對農業科技領域重點項目資金投入力度，大力支持農業科技創新研發，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截至“十二五”末期，吉林省綜合創新能力提升保障經濟年均增速居東北地區首位。

1.2推進“政產學研”緊密結合，促成“省校合作”建設

近年來吉林省大力推進“政產學研”的有效結合，吸納中國農業大學等多家國內知名農業類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省內外相關企業的優勢科技資源，進行農業科技資源整合，簽署“省校科技戰略合作協議”，以產業創新為動力，著力圍繞產業部署創新鏈、完善資金鏈，充分運用市場機制集聚各類創新資源，技術研發聚焦突破產業發展瓶頸，從而不斷推進全省農業現代化發展進程，促進吉林省經濟社會全面可持續發展。

摘要：在物聯網應用技術下，高校人才培養面對著越來越多的機遇以及挑戰。本文對物聯網應用技術下計算機網絡技術專業建設進行探討，提出物聯網應用技術方向的必要性以及可行性，并結合高校優勢優化更新培養計算機網絡技術專業人才建設的新思路。與此同時，在物聯網應用技術下，對輕工業計算機網絡技術特色提出計算機網絡技術專業建設培養模式，以此構建出物聯網應用技術下計算機網絡技術專業建設培養模式的評價體系，實現計算機網絡技術專業建設的良好發展。

關鍵詞：物聯網應用技術；計算機網絡；技術專業；建設途徑

近年來，物聯網應用技術獲得了良好的應用，各高校也開始加強對計算機網絡技術專業培養人才的重視。如無線傳感器網絡、射頻識別等物聯網應用技術，推動了計算機互聯網技術的良好發展，已被人們定義為新時期計算機網絡技術的領跑者。物聯網應用技術是一門融合多學科的計算機網絡專業學科，在我國已經有諸多學者對這一新興專業進行深入的研究。有關學者已經深入探討了物聯網應用技術與計算機網絡技術專業之間的相互關系，并提出了關于物聯網應用技術工程專業的培養目標、專業課程設置以及專業課程體系的整體框架。不僅如此，諸多的知名院校也紛紛提出了對物聯網人才培養模式的探討。但是在實際過程中，諸多的學者以及院校并沒有結合各個高校的學科優勢對行業特色需求人才的培養模式進行深入的探討。對此，本文提出融合高校優勢學科專業建設對物聯網應用技術下計算機網絡技術專業建設提出新思路，深度探討輕工業物聯網應用技術需要配備的復合型應用人才建設學科的培養模式。

1計算機網絡技術專業設置物聯網應用技術內容方向

物聯網應用技術結合了傳感器網絡技術以及射頻技術，并在計算機應用技術的基礎上，實現了人與事物智能通話的物聯網應用信息技術系統。從該學科以及技術構成的角度可以看出，該技術是以計算機應用技術為依托，構建了物聯網應用技術知識體系，計算機應用技術專業更是該學科的核心。我們可以從技術架構的層面來進行分析，將物聯網應用技術分為多個層次，如應用層、網絡層以及感知層。在傳統的計算機應用技術專業中，國家側重對學生計算機網絡系統開發應用的技術培養，并同時更加關注于計算機網絡環境設計以及建設。尤其是在計算機應用技術專業建設的培養目標方面，更是注重與物聯網應用技術的知識領域，可以看出，物聯網應用技術網絡層具有一定的學科優勢，且涵蓋了計算機應用技術層中的基礎內容知識，對其學科需要著重完善的則是物聯網應用技術感知層的有關內容課程[1]?？梢钥闯觯趥鹘y的計算機網絡技術專業中與物聯網應用技術專業的知識結構是有一定關聯性的，高校只需要不斷加強對計算機網絡工程專業課程體系的優化調整，各高校就可以實現對物聯網應用技術專業人才培養的目標。對此，相關專業高校在對計算機網絡工程技術專業中設置物聯網應用技術專業的方面內容是完全可以的。隨著我國越來越重視各高校對物聯網應用技術專業增設力度，高校也紛紛開設了相關的專業課程，但是在實際過程中，仍有諸多的問題出現，如物聯網應用技術課程體系不完善、教材設計不完備、配套設備不完善等多種問題，沒有形成規范化的教學標準。對此，諸多高?？梢越Y合自身優勢增設物聯網應用技術工程專業，并可以結合多年積累的教學資源開設物聯網應用技術方向的計算機應用技術課程，以此構建物聯網應用技術專業特色人才培養建設方案。不僅如此，高校在開設計算機應用技術專業課程時還需要基礎計算機學科理論以及數學理論知識內容，以此實現學生對物聯網應用技術與計算機應用技術相關技能以及原理知識的掌握。有關學者認為高校學生對于物聯網感知層知識內容有一個基礎的掌握以及技能學習即可，更需要側重于結合高校優勢以及當地市場的人才需求對高校學生進行計算機應用技術知識的專業培養，以此實現學生對物聯網應用技術應用層知識的實踐操作及技術理論學習的強化培養[2]。

2結合高校學科優勢，落實培養計算機網絡技術專業人才

各個高校在不斷的發展以及學科建設中，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建設，同時也在不同學科的培養目標中，逐漸配備相應的軟硬件資源建設。在物聯網應用技術背景下，擴充了該技術的應用范圍，各個高校在開設計算機應用技術課程時，也逐漸開始轉為物聯網應用技術專業方向，不僅結合自身高校學科優勢對該專業有了一個清晰的定位，同時也結合新時期人才市場的需求，實現了對計算機網絡工程專業課程體系的優化建設，量身定制出具有高校自身特點的學科專業建設培養方案及內容。對此，在物聯網應用技術下，建設計算機應用網絡工程專業培養模式可以從多個層面進行探討，如創新能力培養、專業知識定位、培養模式等等。尤其是在培養高校復合型人才創新能力方面，需要優化創新出新的教學模式，并加強對高校學生自主學習能力以及創新意識的培養，實現高校學生實質性的實踐教學環節。如高校可以積極開設行業背景計算機網絡工程專業的訓練課程，側重于對學生創新能力的深度培養，加強對高校學生實踐培訓課程力度，優化擴展對高校學生實踐學習的基地建設，以此構建符合新時期人才市場需求的復合型人才培養模式。除此之外，高校還需要不斷完善教學評價體系，以此實時了解高校學生實際專業的學習狀況，通過這種評價方式，高校教師就可以依據對學生的評價結果，實現對計算機應用技術專業學科內容的優化調整，以此實現高校復合型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不僅如此，若從行業應用的角度出發，高校則需要結合學生對知識結構的了解、綜合能力的培養以及實踐學習的結果對學生進行教學評價，提出物聯網應用技術下計算機網絡技術專業建設人才培養模式[3]。可以看出，將計算機網絡技術專業課程與高校專業學科優勢進行融合，既可以提升高校學生計算機網絡技術專業的知識內容，同時也符合了物聯網應用技術背景下人才市場的用人需求，加強了高校大學生的就業機會，提升了高校學生的專業實踐能力。例如，某市高校為落實滿足物聯網應用技術背景人才市場的用人需求，開設了關于工業發酵微生物以及食品生物技術研究等物聯網應用技術方向課程，該校在生物工程研究領域以及食品科學研究領域始終位于全國前列。對此，高校可以結合該校的優秀案例，在建設物聯網應用技術下計算機網絡技術專業課程時，可以開設生物發酵或是食品安全物聯網方向領域技術的應用課程，并積極結合生物專業學院以及食品學專業學院的教學資源，不斷完善計算機網絡技術專業學科的培養內容，同時進行多學科的相互融合教學，實現高校物聯網應用技術為特色的計算機網絡技術專業人才的培養體系。

摘要：

水利建設是保證我國工農業發展質量的重要工作，本文深入的分析了水利建設中的技術應用現狀，并對現代科學技術在水利建設領域的具體應用進行了全面完整的分析。

關鍵詞：

水利建設；現代化；科學技術

水利建設工程的質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科學技術的應用，當前，我國水利工程領域的技術正處于快速發展的階段，對當前水利建設領域的現代化科學技術進行深入的分析研究，能夠很大程度上提升水利建設質量。

1.水利工程示范基地的建設

首先，要在進行新型技術推廣之前，對水利工程的技術推廣體系進行完善，使水利工程的建設能夠擁有專業的技術推廣模式。此外，要根據現階段水利工程的技術應用特點，對技術應用等級較高的水利工程示范基地進行構建，使水利工程的示范基地能夠具備較強的系統性特點。要加強對水利工程資金狀況的研究，根據當前水利工程的財政資金撥付狀況，對水利工程的示范基地各類基礎性工程進行關注，使水利工程示范基地的每一項工作都能在完整的技術應用方案的控制下實現組織結構的完善，以便當前的工作團隊可以在更加科學的組織模式下進行工作具體職能的科學分配。要根據水資源節約的需要，對示范基地的節水特點進行分析，并結合凍土示范基地的特點，對示范基地的參觀學習機制進行完善，使示范基地能夠在更大的社會范圍內發揮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