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藝論文范例

“超循環”是圈行系統中的各部分以及整體，產生周期性的變化與旋升。②它融合自然之道與社會之道、思維之道與存在之道、研究方法之道與研究對象之道，是世界萬物生發的格局與態勢。近代，尤其是近幾十年以來，隨著地球環境污染的不斷加劇，西方人文學科領域生發了拯救人類精神生態，呼吁環境保護的生態批評。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西方生態批評開始傳入中國，中國生態批評產生。中國生態批評作為一門新生學科，其生長態勢自然也遵循了超循環之道。   一、“依生”視角下的中國生態批評———與中國對應學科“看似一體”   生態批評起源于歐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見端倪，九十年代興起。在中國發出的最初聲音是司空草1999年11月在《外國文學評論》上發表的《文學的生態學批評》一文。真正傳入中國并引起國內學術界的研究熱潮是在2002年，以王諾教授的《生態批評：發展與淵源》為標志。國內關于生態批評的綜述文章主要有：李潔的《生態批評在中國：17年發展綜述》以及其碩士畢業論文《生態批評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1999—2005》、周瑋露的《歐美生態批評在中國》等，另外在魯樞元教授的著作《生態批評的空間》和劉文良教授的著作《范疇與方法：生態批評論》中也提到了中國生態批評的興起與發展。以上學者在闡釋生態批評在中國興起和發展的時候，一般都把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和生態文學歸入生態批評的發展中來。李潔的《生態批評在中國：17年發展綜述》，文章把生態批評興起的時間定為1987年，其根據是文藝學家鮑?？?987年主編的《文學藝術新術語詞典》中的詞條“文藝生態學”；把生態批評在中國發展的時間定為1994年，其根據是有關“生態美學”論文的發表。［1］周瑋露的《歐美生態批評在中國》一文提到了生態批評在中國起步的標志———司空草1999年發表的文章《文學的生態學批評》，這一說法是正確的。但她在提及國內生態批評文章和專著的時候把曾永成教授的專著《文藝的綠色之思》、魯樞元教授的專著《生態文藝學》、姜澄清教授的專著《藝術生態論綱》和徐恒醇教授的專著《生態美學》列為生態批評的代表作，而且文章后面把國內的生態美學會議看成了生態批評研討會，把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和生態批評看成了一體。［2］劉文良教授的《范疇與方法：生態批評論》一書中有關生態批評發展綜述的論述在前言的第二部分———“當代生態批評在中國的崛起”，劉教授雖然沒有把生態文藝歸入生態批評，但是文中提到“2000年出版的魯樞元教授的《生態文藝學》、曾永成的《文藝的綠色之思》、2002年出版的張皓等人的‘文藝生態探索叢書’、2000年出版的徐恒醇的《生態美學》、2003年出版的曾繁仁的《生態存在論美學論稿》等，都宣示著中國生態批評研究已經‘漸進佳境’。”［3］第三部分“生態批評理論研究的現狀”，提到“國內學術界先后召開了幾次有關生態批評的大型學術會議，魯樞元的《生態文藝學》、曾永成的《文藝的綠色之思》、張皓等人的‘文藝生態探索叢書’（《中國文藝生態思想研究》、《老莊生態智慧與詩藝》、《20世紀中國文學生態意識透視》、《小說因素與文藝生態》）等生態批評研究的學術著作陸續推出。”［4］也沒有把生態批評和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分開。然而，中國生態批評起步期為何會與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看似一體”？原因就在于這時候的中國生態批評是“依生”于西方生態批評、中國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而成長的。   二、“競生”和“共生”視角下的中國生態批評———與中國對應學科“耦合并進”   生態批評在中國興起后，馬上引起了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兩個學科專家學者的關注，這種關注有其必然性。首先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生態批評都是在地球生態遭到破壞的情況下而產生的，本是同根而生；另外生態批評與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彼此有著學科互補性，能夠耦合交融。生態批評屬于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的應用研究維度，生態批評的發展能夠促進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的理論構建，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的理論構建又能反之為生態批評提供更好的哲學支點和理論規范。中國的生態批評是從西方引進的，而中國本土又有其知音———生態美學和生態文藝學，所以生態批評傳入中國以后，其發展有兩支主流。一支主流是最初把生態批評從西方引入中國的那一批專家學者，這批學者在研究生態批評以前大都是從事比較文學或外國文學研究，一般英語水平高，能直接閱讀歐美的最新學術成果，及時了解西方的學術潮流。比如王諾教授還曾去哈佛大學做了一年的訪問學者，《生態批評：發展與淵源》為王諾教授在哈佛大學一年訪問的學術成果。除王諾教授外，這一支流的代表人物還有韋清琦教授、宋麗麗教授、胡志紅教授、劉蓓教授等。另一支主流是在西方生態批評理論傳入中國以前就從事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文學理論等學科研究的專家學者，代表人物有袁鼎生、魯樞元、曾繁仁、曾永成、劉文良等專家學者。   前一支主流我們主要看王諾、韋清琦教授的生態批評研究。王諾教授任教于廈門大學中文系，在研究生態批評以前主要從事外國文學研究，2002年開始發表關于生態批評的文章，主要有：2002年發表《雷切爾•卡森的生態文學成就和生態哲學思想》、《生態批評：發展與淵源》，2005年發表《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態意義》，2006年發表《北美印第安神話中人與自然的關系》、《生態批評三人談》、《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當代西方生態思潮的核心問題》、《“我們絕對不可等待”》、《從生態視角重審西方文學》，2008年發表《論華海的生態詩》、《從寄居意識看“圣經”中的生態尺度》、《“生態批評讀本”述評》、《生態批評的思想文化批判》，2009年發表《生態批評：界定與任務》、《梭羅簡單生活觀的當代意義》、《“生態的”還是“環境的”？———生態文化研究的邏輯起點》，2010年發表《從表現到介入：生態文學創始人卡森的啟示》、《生態批評的美學原則》，從王諾教授2002年到2010年發表有關生態批評的文章特點來看，主要有兩方面轉化：一是其生態批評逐漸把生態美學的審美性批評引進生態學、文化學批評；二是其生態批評不斷擴展批評空間，從起初的對生態文學、自然寫作作品及作家的批評擴大到了對整個西方文學、中國傳統經典的批評。韋清琦教授任教于南京師大外國語學院，也是在2002年開始發表有關生態批評的論文。2002年發表《用生命鑄造的生態經典———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的春天”》、《方興未艾的綠色文藝研究———生態批評》，2003年發表《全球化時代的“非典”及生態學反思》、《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一枝奇葩》、《生態批評：完成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最后合圍》，2004年發表《打開中美生態批評的對話窗———訪勞倫斯•布伊爾》、《走向一種綠色經典：新時期文學的生態學研究》，2005年發表《生態意識的文學表述：葦岸論》，2006年發表《中國視角下的生態女性主義》、《生態批評三人談》，2009年發表《農婦•剪紙•狼———重讀賈平凹的“庫麥榮”》、《生態批評家的職責：與斯科特•斯洛維克關于《走出去思考》的訪談》、《生態批評家的職責———與斯科特•斯洛維克關于“走出去思考”的訪談》，2010年發表《走向一種人文仿生學———論當代中國自然寫作的一些特點》。和王諾教授不同，韋清琦教授較少的將中國的生態美學思想引入生態批評，韋教授對生態批評的研究一是努力將西方生態批評理論引入國內，以促進中西生態批評的融合；二是提倡生態批評對文本的解讀，注重對生態批評的實踐應用維度。#p#分頁標題#e#   另一支主流我們主要看袁鼎生教授、魯樞元教授的生態批評研究。袁鼎生教授是國內生態美學學科領域的大家之一，之前從歷史、邏輯、應用、比較、元學科等五個維度系統構建生態美學學科。袁教授2009年出版著作《生態批評的中國風范》，2010年在《文學評論》上發表《生態批評的規范》。在《生態批評的規范》一文中，袁教授指出了“西方生態批評因強調生態功能的價值取向，忽略了文本審美批評的基礎，忽略了文化批評與審美批評的結合，偏離了文學藝術本體批評的宗旨與規范。”［5］提倡中國風范的生態批評應當吸收中國生態美學的審美性因素，而構建一種文化、藝術、哲學等中和價值更為完備的新批評。魯樞元教授是國內生態文藝學學科的創始人之一，發表過很多生態批評論文。主要有：2002年發表的《生態批評的知識空間》，2004年發表的《精神生態：批評理論與實踐》，2005年發表的《生態批評的視野與尺度》、《現代都市：讓我們失去了什么———關于現代都市生活的生態批評》，2007年發表的《生態批評的視域》，2009年發表的《生態批評中的“自然”含義》。魯教授生態批評的學術思想主要集中于《生態批評的空間》一本書中，對生態批評研究的貢獻主要在“生態批評的空間”這一范疇上。魯教授指出了生態批評的知識空間是以生物學知識系統為背景的知識空間，它不同于之前的神學知識系統和物理學知識系統下的知識空間。古代文論的形態更多的體現為“精彩靈動的話語片段”［6］；現代社會的文學批評讓文學藝術創作服從機械的科學定律，其理論形態多表現為“冷漠堅硬的結構”［7］；當代社會的文學批評應該是一種“既自成系統又充滿活力的批評。”［8］魯教授認為生態批評的對象“不僅僅是環境文學、自然文學和公害文學，表現人類在社會中地球上生存狀態的整個文學系統都可以用生態學的眼光加以透視、研究、批評。”［9］兩支主流在“競生”和“共生”中“耦合并進”。進而為下一步中國生態批評在“整生”中的超循環發展做好了鋪墊和準備。   三、“整生”視角下的中國生態批評———與中國對應學科“超循環”發展   “整生”視角下中國生態批評的超循環發展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生態批評的空間、對象的認同上；另一個是對生態批評原則、規范的探討上。   （一）空間、對象認同的超循環   生態批評剛傳入國內的時候，生態批評的批評對象一方面是自然文學、生態文學、環境文學及其作家，另一方面是中外的現當代文學及作家。前一類多以古代自然山水詩人的詩歌、生態文學、環境文學作家的文學作品及其作家為對象，比如何悅玲2001年于《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發表的《共生與和諧：人類家園的古典理想境界———〈花源詩并記〉生態美學解讀》是對古代文學中自然山水詩人的作品的解讀；張志平2001年11月于《名作欣賞》發表的《對一種生態倫理的詩意想象———賈平凹近作〈懷念狼〉解讀》是對生態文學的解讀；老樹2004年10月于《森林與人類》發表的《草原盡頭的狼風景———〈狼圖騰〉與生態文化》是對環境文學的解讀。以自然、生態、環境文學作家為批評對象的文章，例如李玫2005年于《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發表的文章《郭雪波小說中的生態意識》。后一類對中國現當代文學解讀的生態批評，如張艷梅2005年于《臨沂師范學院學報》發表的《中國現代抒情性鄉土小說的生態倫理敘事》；對外國現當代文學解讀的生態批評，比如王育烽2005年11月于《商丘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發表的《從〈老人與?！悼春Ｃ魍淖匀簧鷳B意識》。隨著對生態批評認識的加深以及生態批評學科生命力的日益顯現，國內專家學者認識到了生態批評批評對象應該擴展至古今中外整個文學系統，顯示出對生態批評空間、對象認識的超循環。魯樞元教授的專著《生態批評的空間》中認為，生態批評的研究對象“不應僅僅著眼于文學作品的題材，僅限于環境文學、自然寫作、公害文學的狹小范圍內。概而言之，迄今為止的文學所表現的無外乎人類在社會中、在地球上的生存狀態，都是可以運用一種生態學的眼光加以透視、加以研究的。從中國古代的《詩經》，到古代希臘的神話；從曹雪芹的《紅樓夢》，到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從印度的泰戈爾到日本的川端康成；一直到中國當代文壇上的巴金、王蒙、張承志、莫言、王安憶、韓少功、張煒、阿來，無不可以運用生態學的批評尺度加以權衡批判。……甚至不只是文學藝術，還應包括一切‘有形式的話語’。生態批評不僅僅是文學藝術的批評，也可以涉及整個人類文化的批評。”［10］王諾教授在論文《生態批評：界定與任務》也指出“生態批評的研究和評論對象是整個文學，絕不僅僅是生態文學，絕不僅僅是直接描寫自然景觀的作品，更不僅僅是‘自然書寫’。……從根本上說，古往今來絕大多數文學作品都包含了對人與自然的關系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的思想文化因素，對它們進行生態批評完全具有合理性。……正因為如此，生態批評對文本的解讀和評論不能僅僅局限于當代文學；傳統文學，特別是對人類文明和社會變遷產生了重大影響的經典作品，也是生態批評的重要對象。”［11］王諾教授2005年發表的論文《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態意義》以及2008年發表的論文《從寄居意識看“圣經”中的生態尺度》都是生態批評空間、對象擴展研究上的實踐。袁鼎生教授在《生態批評的中國風范》一書中也指出“文學藝術批評的空間與質域，應由文本的審美批評、審美文化批評、藝術哲學批評構成。生態批評，則相應地由文本的生態審美批評、生態審美文化批評、生態藝術哲學批評構成，形成三位一體的質域。”［12］袁鼎生教授從生態學中提煉出生態藝術哲學、生態美學超循環理論和生態學術方法，將更有利于擴展生態批評的空間、對象，審視文本、社會、哲學、藝術中的生態關系。#p#分頁標題#e#   （二）原則、規范探討的超循環   2007年左右，國內生態批評研究的關注點開始轉向中國生態批評的原則與規范，展示了中國生態批評的超循環發展。這方面研究的第一篇論文是劉文良教授2007年2月于《理論探索》上發表的論文《試論生態批評的原則》。文章提出了生態批評的四條原則：一是“以文化批評為本，但不忽視批評的審美性原則”；二是“跨文明，跨學科，多角度全方位審視”；三是“‘深層’透析，尋求人類‘內部自然’的回歸”；四是“‘以人為本’為歸指，‘生態為本’為內核”。［13］2009年4月又在《中國文學研究》上發表《本土精神：生態批評的創新之基》，認為中國生態批評的理論建構和批評實踐，要立足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凝練生態智慧，重視本土文學，拓展批評空間，彰顯自主思維。［14］袁鼎生教授在《生態批評的規范》一文中，指出了“西方生態批評因強調生態功能的價值取向，忽略了文本審美批評的基礎，忽略了文化批評與審美批評的結合，偏離了文學藝術本體批評的宗旨與規范。”［15］提出了“生態和諧標準”、“生態中和標準”和“生態大和標準”生態批評的三重標準，以及“藝術審美生態化”、“生態藝術審美化”和“生態藝術審美化”生態批評的三大規律。2006年王諾教授、韋清琦教授、宋麗麗教授在《三峽大學學報》一致認為中國生態批評需要以一種東西聯合的精神進行研究，中國生態批評既要立足本體，又要突破本土而走向世界。［16］之后王諾在《歐美生態批評》一書中結合西方生態思想和我國古代生態智慧，列舉了生態批評“生態美的自然性”、“生態審美的整體性”和“生態審美的交融性”三條原則。［17］魯樞元教授認為生態時代中國學術將走向一個新格局，中國傳統文化精神開始發揮獨立自主的作用，并成為構建當代世界生態批評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18］   基于此，魯教授在《生態批評的空間》一書中列舉了生態批評的九大尺度：（1）“自然萬物之間存在著普遍聯系，大自然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2）“人類……不應為了一己的利益、尤其是為了那些已經顯得很不正常的利益去無度地掠奪、揮霍大自然。”（3）“生態問題……同時也是一個詩學的、美學的問題。”（4）“不能忽視人的自然醒，人與自然的一體性。……”（5）“決不能把全球化單單看作全球經濟一體化，更不能為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繼續破壞全球生態一體化。……”（6）“……詩意的生存，是一種低消耗的高層次生活，是人類有可能選擇的最優越、最可行的生產方式。”（7）“生態文藝批評憂患中不喪失信念，悲涼中不放棄抗爭，絕路上不停止尋覓，……這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文藝批評。……”（8）“生態批評……更是一種姿態、一種情感、一種體貼和良心、一種信仰和憧憬。……”（9）“……生態批評并不排斥包括形式主義批評在內的其它各種類型的文藝批評，因為生態學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多元共存’。……”［19］可見，中國生態批評的當前探討都一致性的強調了生態批評的審美維度、生態整體主義思想，并提倡借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學術資源。這將是對西方生態批評單調的強調生態功能的價值取向以及生態中心主義思想的一種超越，同時也是中國生態批評超循環發展的一種顯現。   四、結語   中國生態批評的發展遵循“超循環”的生發路線主要經過了上述“依生”、“競生”、“共生”和“整生”四個階段。從“依生”、“競生”、“共生”和“整生”四個視角統觀而看，生態批評在中國的發展從起步時與中國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的“看似一體”，到后來與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的“耦合并進”，再到目前與中國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的超循環整生發展，顯示出其健康的生長態勢。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生態批評一定能夠把自己打造成一個體系完備、話語健全、具有中國風范的成熟學科。

文學現實與西方理論范式在近年來不斷變化，在變化中總結、反思乃至于提出問題成為中國文學理論界的當務之急。同時，“后理論”時代文學理論研究與文論教學在新語境和新挑戰下也需要重新被思考。為總結與反思近年來中國文學理論研究與文論教學方面的成果和經驗，加強學界的交流與合作，推動相關領域的研究，復旦大學中文系與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聯合籌辦的“文學理論的創新與文論教學”學術研討會于2011年11月18日至21日在復旦大學隆重召開。會議由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朱立元主持，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周憲發來賀電，復旦大學中文系張德興教授、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楊文虎及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李西建教授分別致辭。來自全國各大高校及《文學評論》、《文藝爭鳴》、《探索與爭鳴》等學術機構的130余位文論界專家學者圍繞文學理論與文論教學的創新、古典文論的現代價值、信息時代文論教學的困境與出路、文學理論的前景與展望等多個議題展開了熱烈的學術討論。   一、中國當前的文論建設的策略   文藝學的知識生產是今年中國文論界學人的普遍理論訴求，而如何構建中國當代的文學理論則是其中的關鍵問題。朱立元教授從四個方面簡明扼要地闡述了他對當前文藝學建設的新想法。第一，文藝學的哲學基礎應從單純的認識論轉向馬克思主義以實踐為核心的存在論（本體論）。文藝學應當在馬克思主義以實踐為核心的存在論思路下，從文學作為人的一種基本存在方式和基本人生實踐的高度，從文學活動區別于其他藝術和審美活動的基本存在方式的角度，對從作者的文學創作到讀者的文學閱讀（接受）活動，重新進行創造性的闡釋。第二，文藝學研究的思維路向應當從尋求固定不變的文學本質的現成論轉向動態建構的生成論。第三，文藝學應當從二元對立（包括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中超越出來，走向真正的辯證思維。第四，很有必要從馬克思主義的人學理論（以人為本）出發重新認識“文學是人學”命題的生命力和現實意義。朱教授認為從以人為本的人學理論出發重新認識錢谷融提出的“文學是人學”命題，就會發現它對于深入探討文學的本質問題，不但與其他探討并不矛盾，而且可能更貼近文學的本質特征和多種功能，可能揭示一些過去被忽視乃至遮蔽的重要東西。王元驤教授指出文學研究的三種模式：規范性的、描述性的、反思性的，它們分別對應為固定、經驗、批判。他分析了三種模式的形成、流行范圍、本質以及三種模式間的區別和優劣所在。對于文藝學的選擇，他認為文學批評是描述性，文學理論是反思性，文學史則是規范性的。高建平教授談到“理論的理論品格與接地性”問題。他說當論的危機是“理論多了，問題喪失了”。高教授呼吁討論問題應從問題而不是從“主義”出發，問題是理論的生長點。不要把理論當做時文的寫作，話題應該迎接社會的挑戰，理論不是智力游戲，接地性不能成為取消理論的借口，面對實際問題，它應為理論提供了契機。周憲教授在提交的論文《文學理論范式：現代和后現代的轉換》中指出：現代和后現代是20世紀文學理論發展出的兩種范式，它們在一系列文學理論的基本問題上有所沖突，并形成了對立的理論立場和價值觀。通過轉變中九個最重要的基本問題的分析，周教授認為反思其紛爭、考量其嬗變，對于文論建設來說，重要的不是去評判優劣高下，而是要思考如何超越兩者的對立而達致新的理論建構，“找出文學理論未來發展的路向”。李西建教授立足“后理論”的文化語境，探討其在“知識面貌、知識范式與理論表征”上對文論知識圖景將產生的影響，李教授認可伊格爾頓所言的文學應“重新置于一般文化生產的領域”，但它需要“自己的符號學”，這是文論知識生產應堅持的基本方向之一。顧祖釗教授則認為中國文論經歷了“全盤西化”、“西方文論中國化”的階段，現正走向“中西融合”的新階段，目前已為“新階段”做好了理論準備。他強調未來的文藝理論一定要走“中西融合”的路徑，這很有可能是中國現代文論三部曲中最為輝煌的樂章，文化詩學很可能就是中國文學理論未來的形態。張偉教授的論文也認為綜合應該成為文藝學創新的方向。   陸揚教授就“日常生活審美化”這一學界熱點指出了諸多耐人尋味又值得反思的知識生產問題。他指出該問題具有“地道的中國本土化的話語形態”，又“有直接的西方理論資源”。陸教授考察了它的直接理論來源——韋爾施的《重構美學》，該問題在韋爾施看來是“淺表的”、“荒唐透頂的”、“叫人無可奈何的”。“有意思的是”，到了中國美學語境，韋爾施反過來卻成了“鼓吹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有力佐證”。陸教授指出成為學術熱點是因為它涉及了意識形態和文化霸權的敏感問題而“招致了憤怒”。但更重要的是韋爾施強調的認知層面的“審美化”偏偏給中國學界忽略了。他感慨地說，日常生活審美化“是意味深長的。至少，它意味著美學不必在形跡可疑的日常生活審美化之中隨波逐流，相反，美學的哲學本位，其在日常生活和認識論雙重層面上的崇高和超越追求的闡釋，將是可以證明大有作為的”。劉俐俐教授從重讀錢鐘書《七綴集》獲得的啟發談起，她認為文學現象是有價值的文學研究選題得以產生的豐富資源，也是文論教學的資源。同時，文學現象具有衍生功能，可將相類似或者相反現象聯系起來比對，發現異同。文學現象的意義還在于它的復雜性，往往需要研究者改變文學觀念和研究視野才能對之說清楚，這就間接促進了文學思想的拓展和更新。宋偉教授在提交的會議論文中認為：“只有破解傳統的本體論思維方式，清洗傳統形而上學的理論模式，文學理論的重構重寫才可能會有一個新的開始和展開。”張榮翼教授的論文從身份、轉向、媒體、對話和語境五方面梳理了文學研究的問題意識的思維模板，這對于問題意識的形成具有借鑒的意義。張永剛教授認為當代文學理論與實踐的基本關系必須超越感受和信念的常識層面，在理論內部進行探討才能深入認識。王蘇生教授主張應從問題意識、批判精神和本體思考入手，最終才能達到本土化、民族化、中國特色的獨創文學理論的建立。劉慧姝則揭示了存在論對學科建構的積極意義。程鎮海認為從當前現實和實踐出發，借鑒西方，兼顧傳統的“再生性”。#p#分頁標題#e#   二、古典文論的現代闡釋與價值   發掘中國古典美學與文論的現代價值以及闡釋其當代意義，也是此次會議學者們所普遍思考的一個理論問題。許建平教授從甲骨文的意象思維說起，談了本土意象思維的諸多方面及本民族意象敘事特性和風格。吳子林從孔子“游于藝”、“依于仁”、“據于德”和“志于道”的過程探討了孔子之“學”的思想，進而由此論及人的人文化、社會化、個體化的完成，并超越“人倫日用”之生活世界，“上達”超驗的形上領域。由為“人”到為“己”再到為“道”，人性得以全面發展，并最終實現了自我的創造性轉化。程勇從儒家思想出發考察其對文藝審美的制度建設的可能性路向。孟慶麗對道家的“善行無轍跡”理論進行了美學闡釋。張艷艷關注了莊子以氣構生的身體觀念與中古通感審美體驗存在的勾連關系，由此認為通感體驗的特性不僅在五官感官的互通，其本質應在超越具體感官層面的生命一體融通。張節末教授提交的論文從《詩經》比興循環解釋現象探究了“興”起源的比類傳統。李昌舒論述生活禪的主要特點及其美學意蘊，著重探討“境”這一范疇，并嘗試從生活禪的角度解讀“境”進入美學范疇的原因所在。朱志榮教授闡釋了他最近對《滄浪詩話》詩歌語言觀的最新成果。朱教授認為應重視詩歌語言中的語音、音韻問題，應正確看待嚴羽認同前人論述與自我標榜問題（獨創性問題），應仔細辨析嚴羽所面對的詩歌及看法問題。他也提及了做學問所遇到的困難、解決的辦法及學術中品格的重要。劉凱對境界概念進行了多維探察，凸顯其在傳統思想中的價值及意義，同時展開了對境界美學內涵的思考及揭示出其整體性意義空間。   朱存明教授提交的論文認為老子的生態觀對于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自身的關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為新的美學創造提供了有益的成分。他在生態美學的視野下評價老子體現的生態觀，探索其在中國當代文化發展與建設中的意義。劉毅青的論文嘗試從海外漢學家的中國文論研究的比較方法出發，探討對我們的啟示，他認為中國文論若要確立自我身份，最終還是必須以自身的歷史文化經驗為資源，探索人類生存的共同課題。黃鍵指出從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發現與體認其中的審美價值”以抗拒現代工具價值體系的策略必須克服獨斷論思維，以新的方式處理與工具體系的關系，中國文化傳統才能為文化與社會的現展作出貢獻。祁志祥提出了如何把古代文論思想內涵上的潛體系用合理的敘述結構展現出來，并揭示其諸環節之間的邏輯聯系，建構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學理論體系的重大課題。他以個人主持并獨立完成的“十一五”國家級指南類高教教材《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所精心篩選的幾十個古代文論重要范疇、命題為起點，論述了建構表現主義民族文論體系的方法。   三、困境、出路與方法：對當前文論教學的反思   王元驤教授認為當前文論界存在的突出問題是理論研究脫離實際，不是從現狀出發而是盲目追求西方，缺乏人文精神，思維能力的弱化是目前的突出問題。郭世軒思考了后現代語境下地方高師文論課教學的四大困境：師生間信息源不對稱與價值坐標不統一，課堂內外的熱難點不同步，感性理性的雙向追求不協調。他認為解決的策略是：矯正信息源，兼容多視角，實現信息同源化；深挖經典內涵，劃分層次性，建立多元化文化經典；擴大文化視野，關注熱點，重新調整知識建構化；重視感性價值，確立新理性，確保感性理性協調化。張文杰認為文論教學的困境在于學生興趣和積極性不高、文論課的價值受到質疑、市場功利主義影響、影視圖像文化的沖擊和對理論的漠視，出路在于文論自身的不斷創新和闡釋運用、學科配置的互滲以及直觀性教學的探索。梁曉萍認為教材的本質主義傾向，電子媒介下文學的復雜性超出了文論的解釋范圍，90后經典文本閱讀體驗和理解的缺失，西方文論的“隔”和古代文論的遮蔽共同造成了教學的困境，她認為解決此等困境：教材要踐行反本質主義思維，從文學實際出發探尋文學內在規律，體悟文學相對穩定的東西。喬東義看到了當今學生文化素養的不足，他認為出路不僅在于要加強文學教育，更重要的是加強以“五經”為代表的經典文學文獻方面的修養。李丹發現學士畢業論文中存在的主題不清、主次不分、觀點不明、理論與材料脫節等問題，她認為出路在于設置《文學批評》為必修課。張冬梅指出文論教學的問題是難度大、灌輸教育、教學效果不理想，她認為出路在于建構主義理論的借鑒意義。葛紅兵教授則從創意寫作的角度提出文化創意產業“產業化”發展與高校對口專業教學尤其是中文及文藝學教育教學模式存在的多方面問題，他認為創意寫作可先從文藝學內部改革，讓其承擔中文創意寫作系統的孵化器：文藝學應成為高校中文教育教學改革的促進器，用創作論研究、創作論教育教學改革來帶動中文創意寫作系統的創生。   在了解困境、提出出路之后，就面臨另一個問題，即文論教學中創新人才培養的方法問題。對此，張玉能教授提出了在西方文論中進行研究型教學的策略。他認為研究型教學的核心是培養學生的元典精神、質疑精神、創新精神，教會學生研究的方法。應以經典原著為根據，梳理關鍵問題，分析問題轉換，分清各流派利弊得失，審視西方文論解決中國文藝問題的可行性和適應性，鼓勵學生把西方文論作為建構中國特色當代文論的參照系，做到“洋為中用”，發展中國當代文論。楊文虎教授同樣強調創造對于文論要存在和發展的必要與迫切。他認為，要有新人的加入和承繼，對理論遺產保持開放態度，要對“人類共同的價值”和某些“不變的東西”加以關注，要“保衛文學的夢，闡發文學之夢的內涵”，要面對和解釋新現象和問題，關注社會文化精神，然后再回到閱讀和思考。之外還應對形而上關心和思索，這樣文論才能為“創造一種新人類的可能性而做出貢獻”。劉旭光教授在分析了文藝理論能夠得到什么、應當做什么、可以希望什么以及怎么教之后，認為文論在后現代語境下的使命不是關于文學規律與本質的探討，而是關于立場與理想的表達，它是對文學活動的反思與研究，它關注文學活動內部的變化，追問變化的意義。陸揚教授從德法大學建設的實際尤其是法國巴黎高師全球招生制度側重對學生思維能力考察的變化角度談了對文論教學的看法。#p#分頁標題#e#   四、學科、創新與西方文論   方克強教授就文藝學與文化研究的關系在“后理論”的新基點上重申了學科立場。他重申文藝學的學科反思是學科本位的彰顯，是社會發展趨勢，更是文學自身運動的結果。后現代為文化研究涉足和覆蓋文藝學領域提供了合法性。但如果棄文學而趨文化，跨學科甚或改變學科邊界，就會出現“捍衛學科獨立性的生存本能”。對于文化研究的崛起，他認為這與高等教育的大眾化、普及化過程“大致重合”。在“后理論”時期，重返學科本位和文學焦點是可以期待的。徐妍認為當下文學批評正置身于“知識生產”的模式化時代。批評者失去了批評意識和基本判斷，批評陷入尷尬且異常虛空。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回返到“審美基點”探尋新媒體背景下文學的新質，考察文學的外部關聯，進而重建審美批評新秩序。   在理論的創新方面，蘇宏斌教授對身體何以能夠寫作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身體不是寫作的對象而是主體，不是主張作家要“寫身體”而是要用身體寫作。真正的身體寫作主張的是身體而不是心靈為創作的主體。身體是一種靈化的肉，它與世界之間的交流構成了創作經驗的前提。創作的基礎是身體與世界之間的存在性交流。正是通過這種交流，世界對人來說才變得生動。交流中產生的感受和體驗，構成了創作所要表達的意蘊。劉鋒杰教授扼要地評判了學界重建文學政治維度的四種可能性策略：反本質主義與本質主義的合流共同解構審美論將文學引向政治之維；通過重新界定政治實施文學與政治的結合、語境論與關系論的同構，反消費主義成為訴求前提。劉教授主張重建文學的政治維度，應在文學審美性的指導下來理解這個政治維度的建構，以期能夠既堅持文學的審美本質，同時又含蘊充分的政治意識。趙靜蓉談了記憶轉向與文學理論研究的新思路，她強調記憶的重要性以及對文學理論研究的意義，指出文論界對歷史與文學關系的忽略，認為探討理論生成比站在理論的結果更重要。朱生堅以“泛政治化”為題，期望澄清“文學性”的本來面目。寇鵬程考察了“十七年”文學批評中“歪曲”話語的邏輯，并指出主觀臆想性、政治集權性與主觀惡意性，是“衍生出的三駕馬車。湯擁華以喬納森•卡勒文學理論觀的調整為參照思考了“理論如何更好地服務文學”的問題。肖偉勝的論文追溯了圖像的譜系及其與視覺文化研究的關系，傅其林的論文探討了喜劇的異質性存在及其哲學意義，曹謙認為朱光潛詩學與存在主義美學具有一定的互文性。李濤重溫了赫拉普欽科的創作個性研究。   在西方文論方面，張旭曙辨析了形式范疇之本性，他詳細考察了形式范疇的形成、特點、意義及品格等，他認為形式范疇的“恰切定性應當為既是元范疇又不是元范疇。形式是型塑、彰顯西方文化精神特質（兩個世界、本質之學、主客兩分、因果目的、精密分析等）的宿根性因素之一”。趙建軍論述了后現代語義的邏輯基礎、關鍵問題及對未來的語義穿越問題。劉曉麗認為理論的誤用是造成文學批評遠離文學作品現象的原因之一，它產生的各種批評危害的不僅是作品，還降低了理論的品質。詹冬華認為西方“哲性批評”的原創性和輻射力值得深思，應將理論儲備化約為整體經驗，不斷提升人類的精神境界。劉陽闡釋了存在主義與中國文學的批判性融合的可能途徑。王輕鴻強調信息科學在知識、思想、哲學層面對于文學研究轉型的意義和價值。張瑜通過對“實踐轉向”的轉向的考察和比較，試圖呈現當代文學觀念的發展脈搏。賈瑋借助巴特“文本”概念變化的悖論，思考了文學理論的創新問題。仲紅衛發現新型大眾讀物的出現不僅催生了知識分子的現代轉型，同時建構了初步的“文學公共領域”，并引領了“現代化”歷程。   本次會議加強了交流、密切了合作，通過對經驗的總結、問題的提出與反思、學科理論的探索，相信它一定會對今后中國文論研究和教學產生積極而深遠地影響，這也是與會學者們所期待的。

1．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引入和傳播   我國對生態女性主義的接受最早是從對生態女性主義作品的譯介開始的?！都澎o的春天》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與生態女性主義有關的譯著，該書被視為是生態女性主義的奠基之作。書中描寫了濫用農藥、殺蟲劑給生物及人類帶來的嚴重危害，從環境污染的角度喚起人們對忽略的環境問題的關注。當時的美國總統肯尼迪也在一份報告中支持了卡森的見解。該書出版后，在美國和全世界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拉開了美國現代環境保護運動的序幕。盡管該書并不是真正以生態女性主義的身份在中國登臺亮相的，但它在客觀上為國內生態女性主義研究奠定了基礎。之后，國內雖然陸續譯介了《自然女性》、《自然之死》、《真實之復興》、《女性主義與對自然的主宰》等一些與生態女性主義相關的著作，但總體而言，我國在對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相關論著的譯介方面成果較少。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學界開始集中關注生態女性主義文化思潮，拉開了生態女性主義研究的序幕。1996年，《國外社會科學》刊登了關春玲寫的《西方生態女權主義研究綜述》，這是國內最早的一篇關于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研究的綜述性文章。該文簡要介紹了生態女性主義研究出現的新特點，論述了生態女性主義的主要流派及其觀點(關春玲1996:25-30)。之后，國內許多專家學者紛紛撰文探討婦女和環境的關系，從多個角度對生態女性主義進行介紹與研究。以中國學術期刊網數據庫為數據來源，對近十五年來國內重要期刊發表的有關生態女性主義的論文進行整理分析后，筆者發現我國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是從哲學、倫理學、宗教等方面開始的，前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這些領域。1996年，曹南燕和劉兵二人合作發表了《生態女性主義及其意義》，論述了女性與生態運動相結合的原因，較為詳細地評述了生態女性主義對傳統哲學的批判，以及生態女性主義提出的新的價值觀和倫理學，并對生態女性主義的意義做出分析和總結(曹南燕、劉兵1996:54-60)。之后，陳喜榮(2002:525)在《生態女性主義述評》中，把生態女性主義歸為后現代主義的一個分支，指出生態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在反對傳統哲學中的二元論方面具有共性，又有區別。該文還詳細陳述了生態女性主義本體論的建設性貢獻，指出“非二元論是生態女性主義認識論根據”。臺灣的李慧利(2004:93)在《儒學與生態女性主義》中指出，儒學“天人一體”的概念“并不制止人類對自然的干預行為”，“承認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不等于支持了某一種環境倫理。”二元論究竟是不是對婦女和自然雙重壓迫的根源?這個問題仍將繼續探討下去。李建珊和趙媛媛(2008:1-6)在《生態女性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一文中提出，生態女性主義可以借鑒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有機整體觀、“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仁愛觀念，這有助于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深化和發展。   2000年，肖巍在《婦女研究論叢》上發表了《生態女性主義及其倫理文化》一文，這是典型的從倫理學角度研究生態女性主義的論文(肖巍2000:37-41)。2007年，香港樹仁大學王建元發表了《生態倫理與中國神話》一文，該文嘗試從中國古代神話(特別是有關女神的)中發掘生態女性主義的論點，以期提煉出中國古典文化中的生態倫理(王建元2007:35-43)。   此外，四川大學陳霞(2000:37-40)的《道教貴柔守雌女性觀與生態女權思想》一文是國內第一篇將生態女性主義與宗教研究結合起來的學術論文，該文以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為參照，探討了中國道教獨特的女性觀念及其對婦女、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意義。作者指出，柔弱不是一種結果，而是一種策略，這是雌性反應的方式。如果我們尊重理解這種方式，在對待自然和社會時，不要盲目進取、以強力征服自然，也不要用暴力不公壓制女性，反而能保全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和男人與女人之間的和諧，從而提高我們的生活質量。2010年，李瑞虹的《綠色神學:女性主義神學家魯塞爾的生態思想探究》對美國女神學家魯賽爾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評述(李瑞虹2010:93-100)。   近些年來，生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概念已經正式進入文學研究領域。中國期刊網上的數據表明，從文學視角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呈現多維度的局面，涉及批評理論研究、文本研究以及對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研究的研究等。2002年韋清琦在《外國文學》上發表的《方興未艾的綠色文學研究———生態批評》一文中提出，生態女性主義“是生態批評發展到第三階段的產物，研究的前景相當樂觀”(韋清琦2002:35-36)。同年，陳曉蘭(2002:42-48)在《文藝理論與批評》上發表的《為人類“他者”的自然———當代西方生態批評》一文中把生態女性主義看作“生態批評”的一個重要類型，是最激進的非馬克思主義批評，同時也是最具潛力的批評。從2004年開始，一批運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對作品加以闡析的論文涌現出來，例如左金梅的論文《〈千畝農莊〉的生態女權主義思想》，戴桂玉的論文《從〈喪鐘為誰而鳴〉管窺海明威的生態女性主義意識》，王文惠的論文《從生態女權主義視角對〈簡•愛〉的重新讀解》，張燕的論文《尋歸自然，呼喚和諧人性———艾麗斯•沃克小說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芻議》，吳琳的論文《解讀“海洋三部曲”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單乳女性家族回憶錄———〈避風港〉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解讀》等。筆者近些年來一直從事生態女性主義文學作品和批評理論的研究，力圖將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實踐研究相結合。2008年，筆者完成了以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美國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研究》，論文對生態女性主義文化思潮和批判理論進行了深入而細致的研究，著重探討了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對生態女性主義代表作家的作品進行闡析和解讀，試圖為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研究提供可資借鑒的資源，為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研究提供理論和實踐上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學研究領域，國內一些學者開始嘗試運用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闡析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展現生態女性主義對中國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借鑒作用。例如2006年，韋清琦在《江蘇大學學報》上發表的《中國視角下的生態女性主義》一文中強調，生態女性主義和生態批評類似，在參與經典的重構中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在文章中，他采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闡析了中國當代作家的文學作品，文章中涉及的不僅有女性作家的作品，還有男性作家的作品，通過對比分析，文章指出了男性作家與女性作家的生態女性主義寫作的差異。通過具體的文本批評實踐，他向我們展現了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對中國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借鑒作用。他認為，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在中國有著良好的前景(韋清琦2006:19-23)。之后，他采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解讀了賈平凹的短篇小說，嘗試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提供一種綠色女性主義的解讀范式(韋清琦2009:28-30)。王明麗(2010:107-112)把生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新的敘事方式，用以解讀晚清女性小說，發掘作品的深刻內涵和重要價值。#p#分頁標題#e#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國內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視角日趨多元化，除了上述幾種視角之外，還有語言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學術思想發展等視角，由于從這些角度進行研究的成果所占比例極小，筆者在此就不再一一評述。此外，自2003年以來，出現了以生態女性主義為研究對象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而且數量呈逐年上升的趨勢。由此可以看出，生態女性主義已引起國內學者越來越密切的關注，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研究呈現出日趨繁榮的局面。但是，生態女性主義是一種生成中的前沿性的理論思潮，其理論思想還遠未成熟，在理論建構方面還很薄弱，需要不斷改進和完善。在這一點上，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的學者，都還是剛剛起步。   2．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接受和發展探因   生態女性主義進入中國不過十來年的時間，已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從理論傳播和接受的特點來看，這主要與兩個方面的因素有關:一是受“本土”實踐需要的制約，二是受歷史文化的制約。從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歷史語境來看，它一方面是受到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發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當代現實語境壓力所致，是改變當下人們生存狀態這一現實需要的呼喚。當代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矛盾，具體表現為一方面現代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改善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提高了女性自身的素質，而另一方面，這種現代化進程又加劇了貧富分化，大多數人尤其是貧困婦女的生存狀況日益惡化。與此同時，環境問題也成為中國在新世紀里面臨的最大挑戰。雖然環境保護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在建國五十多年來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些地區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還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態環境破壞的范圍在擴大，程度在加劇，危害在加重，這不但影響國家生態環境安全，也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除了現實需要之外，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還有賴于中國本土的思想文化資源。從中國自身的思想資源來看，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中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它是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哲學基礎和理論支撐。道家陰陽和諧的關聯性思維，化二元性為二級性，避免了本體上的二元對立;道生萬物的哲學觀體現了人與世界的連續性。著名漢學家安樂哲指出，在道家哲學中，關聯性思維模式占據著主導地位。“陰”和“陽”作為關聯關系的核心概念，并不是定義現象某個本質特征的普遍原則，而是表述具體差異之間的創造性張力的解釋性概念范疇(安樂哲2002:257-259)。陰和陽不是構成事物的本質屬性，而是在具體情境中相對而成的。“陰”和“陽”二者之間不是邏輯或因果的關系，而是一種美學秩序。它揭示了一種由不可取代的個別項所形成的特定同一性。“具體事物的這種執著的特殊性和這種特定統一性的和諧具有緊張的關系。”(安樂哲2002:80)也就是說，理解具體事物時，應承認其差異性和多樣性，尊重整體性，把每一個具體事物都作為一個獨立整體看待。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認為，西方父權制的二元論思維模式導致了對女性和自然的雙重統治，因此，它提出“徹底的非二元論”的主張，提倡多樣性，尊重差異性，強調整體性，相信事物之間的相互關聯性，而道家的這種非二元模式的整體性的思維正是生態女性主義所追求的。   漢學家本杰明•史華茲曾指出，老子“將女性作為無為和自然原則的象征而加以贊頌”(史華茲2004:209)。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守柔曰強”(陳鼓應1984:89，342，237，265)。這里，老子明顯表現出對與女性相關的品質“柔”的偏愛和推崇，強調女性的特性和價值，贊揚女性的智慧和品德的偉大作用?？梢哉f，中國傳統哲學與生態女性主義在主要觀點上的契合是西方的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前提。   中國現實的婦女和環境問題證明了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貴柔守雌”，“和而不同”的哲學思想是西方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契合點，我們可以此為基礎，合理整合內外資源，構建和諧正義的世界。   3．生態女性主義對中國學界的影響   生態女性主義自引入中國以來，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對環境哲學、女性主義批評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頗為引人注目。生態女性主義以獨特新穎的視角拓寬了生態批評和女性主義批評的視野。它從女性主義的視角分析環境問題，研究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理解生態環境問題及其他各種形式的壓迫，揭示破壞自然、壓迫女性以及其他各種壓迫都源于同一種力量:父權制文化。在以父權制文化為基礎的權力秩序中，女性、自然都受到男權意志的統治和剝削。在生態學家看來，造成目前生態危機的原因是以人類為宇宙中心的世界觀，但是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以男性為中心的世界觀才是造成這一危機的真正根源，所以，她們不僅反對人類中心主義，而且還反對男性中心主義。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對作為壓迫婦女和自然的共同根源的父權制文化的揭示和批評，使我們能夠避免把當代環境問題的根源簡單歸結為抽象的人類中心主義。   生態女性主義極大地豐富了女性主義和生態學理論，拓展了女性主義批評的內涵，為生態批評注入了新的內容，推動了生態批評和女性主義批評的發展。生態女性主義用生態學的觀點補充完善女性主義，意識到男性對女性的壓迫與人類對自然的壓迫相互聯系，理解這種聯系對女性主義和生態保護意義重大。它促使女性主義把對性別壓迫的挑戰拓展并延伸至包括反抗壓迫非人類自然在內的其他各種壓迫形式。生態女性主義不僅反對人類對自然的破壞，而且反對男性對女性的壓迫，白人對有色人種的歧視，異性戀對同性戀的歧視，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等任何形式的壓迫。它力圖消滅建立在父權制基礎上的二元論和統治邏輯，提倡尊重差異，主張和諧、正義的原則，呼吁恢復女性長期以來被壓抑、扭曲的天性，重建和弘揚女性美德，諸如平等意識、寬容精神、對他人的關愛等。#p#分頁標題#e#   生態女性主義既關注生態與性別的關聯，又注重考察造成這些問題的深刻的歷史根源，將其置于具體的權利關系和物質層面加以考究，并提出以本土知識體系為基礎重建生態文明，這對于我們在這個方面的研究具有積極的啟示作用。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有助于我們避免孤立、片面地看待婦女問題，把性別與環境、性別與發展等有機地結合起來，用歷史的、語境的方法對其加以研究，立足于我國的國情，整體地解決這些問題。“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理論雖然不能直接解答我們中國婦女面對的問題，但是它開拓了我們的思路，使我們得以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問題，甚至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方式。”(王政、杜芳琴1998:2)   此外，生態女性主義在文學領域的運用，為文學批評引入了一個新的視角。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從“自然”和“女性”雙重視角解讀文本，重新審視女性與自然的關系，男性和女性的關系，揭露男性對女性和自然的剝削和掠奪，批判一切壓迫形式和觀念，使文學作品中一貫被作為背景和陪襯的、被讀者忽略的自然和女性突顯出來，從“缺席”轉為在場，從無聲變為有聲，喚醒人們的生態保護意識和男女平等意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生態女性主義有助于人們改造內心世界，達到塑造人、教育人的目的，為樹立正確的女性觀和自然觀提供精神資源，為緩解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的危機、實現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可持續性發展提供輿論導向作用，最終使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男性和女性和諧相處，協調發展。   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將“女性美德”和“生態原則”作為衡量文學作品價值的新標準，使文學作品中隱藏的或者被人忽略的意義被重新發掘出來，并被賦予新的意義。它積極推崇關愛自然與女性的創作，從而將一些新的文本納入批評的視野。凡體現出整體的、相互關聯性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洋溢著關愛、同情、撫育溫情的文學作品都受到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的推崇。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在經典文本的重構、對男性作家自然寫作進行生態女性主義視角的評定以及重寫文學史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   生態女性主義確立了新的倫理價值觀，改變了傳統的審美價值觀念、文學研究的思維模式和文學批評范式，為文學批評家們提供了新的文學批評尺度，為當代作家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模式，為文學理論的發展和進步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使得文學理論的建構更具方向性，同時更具時代色彩。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近些年來，中國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一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總體而言，中國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需要在廣度和深度上進一步拓展，拓寬研究視野，加強生態女性主義話語的多層次研究，發掘出有中國特色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此外，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還需要加強跨文明比較研究，加強中西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交流，充分利用中國豐富的傳統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為我國生態女性主義視角的文藝理論研究提供資源。   由于生態女性主義尚處于發展之中，理論還不完善，另一方面也由于國內一些學者對生態女性主義還了解得不多，而且在多數情況下，它是作為一種生態哲學或者環境倫理學被學術界引進和介紹的，研究者側重于關注它對中國環境保護和科技哲學建設的意義，而對于生態女性主義思潮之于文學研究的意義則重視不夠，所以，一些批評家指責生態女性主義過于偏激。筆者以為，生態女性主義在提升被壓迫者的地位、宣揚被壓迫者的價值、批判父權制給婦女和自然造成的后果方面，確實有些激進，但是非此不足以引起世人的關注，可以說正是這些偏激的特點才使生態女性主義日益成為人們重視的批評理論，這種“策略性的偏激”或許會有益于社會進步。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弘揚女性美德和生態原則，主張以此來抗拒、消除自然生態和文化生態的危機，對其中比較激進的觀點，我們應該仔細辨析，區分出有價值的部分和主觀、片面的觀點。此外，生態女性主義對現實的反思與批評卓有成效，在解構和顛覆父權制意識的過程中，扮演了理論先鋒的角色，但從理論建設方面來看，生態女性主義研究還亟待加強，需要不斷改進和完善。

本文作者：黃丹莉 黎亮 單位：宜春市第三中學 浙江師范大學國際學院

歌謠研究的最初動因

《歌謠周刊》第一期發刊詞闡述了歌謠收集的目的:“本會搜集歌謠的目的共有兩種，一是學術的，一是文藝的。我們相信民俗學的研究，在現今的中國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業，雖然還沒有學者注意及此，只靠幾個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來的，但是也不能不各盡一分力，至少去供給多少材料或引起一點興味。歌謠是民俗學上的一種重要的資料，我們把他輯錄起來，以備專門的研究:這是第一個目的。因此我們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別，盡量地錄寄，因為在學術上是無所謂卑猥或粗鄙的。從這學術的資料之中，再由文藝批評的眼光加以選擇，編成一部國民心聲的選集。意大利的衛太爾(GuidoVital)曾說:‘根據在這些歌謠之上，根據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產生出來。’所以這種工作不僅是在表彰現在隱藏著的光輝，還在引起將來的民族的詩的發展:這是第二個目的。”從上述話語中，可以知道，北大歌謠征集活動第一個目的即是學術的目的，主要是將民間歌謠作為民俗學研究的資料。而民俗學研究本身也有其社會改良的思潮背景，即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為改造社會一方面學習西方，另一方面則是去民間尋找國民的心聲。中國20世紀初改造國民性的時代風聲構成了歌謠收集的真正歷史動因。第二個關于文藝的目的主要是受到西方歌謠研究運動的刺激和影響。雖然文人編纂整理前代歌謠古已有之。最早的是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之《雜歌謠詞》篇，收入上古至唐五代謠諺一百二十余則。

以后歷代都有編纂，尤其以明代成果最豐富，而清代杜文瀾《古謠諺》則被認為是繼《樂府詩集》之后最好的選本。北大歌謠征集活動卻與傳統的歌謠編纂有所不同，主要是對近世歌謠的全面收集整理以便為新詩創作提供啟示和借鑒。為文藝的目的與黃遵憲“詩界革命”引民間歌謠入詩一脈相承。但直接的沖擊恐怕還是受外國影響。英國1878年成立的民俗學會專去采集英格蘭島以及歐洲大陸的傳說故事、歌謠、風俗及宗教。最早被介紹的歌謠理論是意大利人vital1896年編的《北京歌謠》的序文，其中提到“真的詩歌可從中國平民的歌找出”和“民族的詩歌”，周作人提出“為文藝“的口號受到外域研究的沖擊不可忽視。爭議問題:為學術還是為文藝研究工作的重點是民歌的社會科學還是文學方面曾經有過明顯的躊躇。周作人在1924年的會議上提出除搜集民間散文和韻文之外，還要包括民俗一支，因此在《歌謠周刊》里出現了許多關于結婚、節日的文章。而1936年《歌謠周刊》復刊時，胡適在《復刊詞》中說:“我以為歌謠的收集與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國文學擴大范圍，增添范本。我當然不看輕民謠在民俗學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總覺得這個文學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為文藝的結果呢?也有爭論，有人懷疑“已經搜集到的許多歌謠和故事，對于民族的純文學(詩歌、小說、戲劇)的復興究竟會有什么益處。”魯迅也曾經說，文人的文學僵死了，就從民間去尋找新的生命，然后再一步一步把它絞死。

值得思考的是:這個為文藝的目的完成到什么程度，以及為什么民族的詩歌遲遲沒有出現。為文藝和為學術其實可以囊括在新文化運動改造國民性的需要這個最大的歷史動因之下，為改造國民性去民間尋找民情和民文藝，就是從內部完成啟蒙的努力。這個動因可以一直追述到清末民初黃遵憲、嚴復、梁啟超等人的民族救亡運動。我們怎么來理解這個新文化運動中的國民性改造運動，我們如何把這個運動看作是切身的問題，而不僅僅是為學術而學術的問題這同樣很重要。且不論歌謠運動最后是否達到這個目的，但是歌謠研究的地位和方向卻在這個時期得到了確立，后來歌謠研究的方法也基本上從中生發。

研究方法的開拓與傳承

田野調查。歌謠研究是在歌謠征集活動(1918)中開始的，這為中國歌謠研究奠定了田野調查的優良傳統。歌謠研究會(1920年2月)與風俗調查會(1923年5月)組織的田野調查工作使得近十年收集歌謠達一萬三千九百零八首。風俗調查會所列風俗調查表將歌謠放在“思想”一欄中，與環境、習慣兩個大項并列，可以說為歌謠研究打開了視野。遺憾的是，此表沒有注意歌謠在什么時間、場合吟唱、吟唱的功能和參與者的反應。歌謠的曲調也沒有保留下來。不過這些遺憾在后來的研究論文中稍稍得以彌補。比如孟森在《有關山歌的史料》中，講到他家鄉每年七月最后一個晚上的歌謠比賽。隨筆中涉及杵歌，說明了是舂米時唱的歌，甚至在葬禮中也唱。比較研究法。?；菰凇断蛲陡迦诉M一言》中提到“在每一個省，有時甚至是鄰近地區，對同一首歌卻有不同唱法。”胡適在《民歌比較研究之一例》中提出了“母題”和“細節”兩個重要的比較研究概念。董作賓的《一首歌謠整理研究的嘗試》則在收集異文的基礎上具體展開了歌謠母題的比較研究，并發現水路和陸路傳播的效果與地方特色的形成。文史結合法:周作人在《歌謠周刊》16號上提出了歌謠研究文藝的和歷史的兩個方面。在解釋歷史方面的價值時，他寫道“其資料固然很需要新的歌謠，但舊的也一樣重要”。文史結合法在張競生擬定的風俗調查表中有所體現，表中所列將實地調查、記載的材料、器物三者相參。此法的另一個重要代表人物顧頡剛將考古、史料、風俗歌謠一視同仁地對待，進一步鞏固了歌謠的國學地位。

一、以“返本”式研究為基礎

生態一詞，包含有“返本”的意義，“返本”的目的是“歸真求實”。現代社會是一個工具化、金錢化的“鋼筋森林”，人及其藝術都喪失了自己的大地，成了迷途的羔羊，思想者們希望通過“生態”意識的引導，使人們能夠重返大自然，重返詩性的大地。正是在這種觀念的主導下，“原生態”才會迅速地在人們心目中構建新的“桃源”鏡象，才能越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邊界，向更廣闊的學術研究領域滲透。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本來就產生于過去的時代和大地上，研究它尤其需要穿越的精神，努力“返本”，尋求它的“原生態”。也就是說，古代文學理論的研究，首先要回到它所產生的社會語境和文學語境中去，簡言之，即返回原點，返回文本。正如蔡鐘翔等人主編的《中國文學理論史》緒言中所說:“要把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關鍵還是在于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1］3“返本”式研究，也就是將研究立足于歷史唯物主義，強調尊重歷史的事實。返本的第一層意思是返回原點，是說研究古代文學理論，要回到研究對象所處的時間和空間。形象地說，即是返回孕育了它的“田野”。只有在研究中將研究對象返歸于它所產生的某個時空的坐標點上，才算是返回了它的原點。在這個原點上產生的多種與文學理論有關的因子，就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及其研究可持續發展的生長點，或者說是“基因”。我們知道，戰國時人不可能代漢人立言，唐人也不可能代宋人立言，即使孟子的言論中包含有“民本”的因素，也只能說是代表了他那個時代關于“民本”的認識水平，而不能說他已經有了“民主”思想。如果用后代的“民主”思想去套前人的“民本”認識，好比將桃花裝飾在梨樹的樹樁上，這種移花接木的研究就是沒有返回原點。返回原點，要能抓住產生研究對象的那個時代的信息。從官方到民間，舉凡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教育、出版、外交等方面的信息，都有可能影響文學理論的產生和形成。其中，有對古代文學理論起主要作用的社會環境、主流意識形態、重要的社會思潮、主要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及文學史本身的信息，也包括那些看起來似乎是次要的信息。

首先要抓住影響文學理論的主要信息。王元化先生在1983年提出著名的“三結合”之說，其中他特別強調的是“文史哲”結合［2］，這就是抓住影響文學的“史”和“哲”的信息來研究文學。20世紀以來的文學史及批評史研究，之所以難以完全擺脫按封建王朝的方式來分期的模式，就是因為文學的發生發展，本來就不可能完全超越特定社會的歷史進程的基本模式。我們可以批評前代學者將這種研究模式化之后的弊端，但也不能完全否認這種研究方式所取得的成果。又如陳寅恪先生的《四聲三問》，將“永明聲律說”與佛經轉讀之聲進行比較，得出“永明聲律說”是由于佛教影響而產生的結論，這就是抓住佛教影響文學的信息，對“永明聲律說”產生的原因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還原。羅宗強先生1986年出版的《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則是將文學理論的研究置于文學思想史的研究中，也是一種抓主要信息的“返本”式研究。還要注意那些看起來似乎是次要的信息。在進行研究時，須盡可能拓展眼光和思路，關注那些別人不太留意的地方。1986年，周策縱出版《古巫醫與六詩考》，認為“六詩”中的風、賦、比、興都和古巫的名字相同或相關聯，雅、頌和古巫的工作相關聯。這種推原的研究思維，就是沒有放過看起來可能是次要的因素。曹旭從文化傳播學的角度考察《詩品》東漸及其對日本和歌的影響，發人之所未發，同樣是在研究中跳出了常人的研究框架，采取了返回《詩品》的傳播語境，仔細求證、還原史實之后得出的研究成果。饒忠頤先生在《六朝文論摭佚》中考察魏晉文論與音樂的關系，提出了“永明聲律說”未萌芽之前，文學批評的基本理論，無不與音樂息息相關的觀點，這也是關注那些看起來似乎是次要信息的“返本”式研究。“返本”的第二層意思是返回文本，就是說研究古代文學理論，必須仔細理解理論文本的本來意思。雖然理解本身并不能做到完全符合文本原意，但努力向原意靠近仍然是研究古代文學理論文本的基礎。從字、句、段到篇章，都須仔細辨別，謹慎闡釋。字或詞，隨著時代的變遷，意義也會變遷，由本義產生諸多衍生的意義，有時甚至衍生出與原義相反的意思。在理論文本中出現的字或詞，究竟是什么意思，必須是在它那個時期的確有那個意思，才能作那樣的解釋，各種字書、辭書、類書的參照是必須的，考證、訓詁、義疏、箋釋的工作都非常必要。在這方面，清人樸學的功夫，仍然值得借鑒。朱自清先生的《詩言志辨》、郭紹虞的《滄浪詩話校釋》、楊明照的《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在這些方面做出了表率。比如關于“詩言志”的“志”，究竟是什么意思，歷來都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公案。聞一多先生在《詩與歌》這篇文章中，仔細分析《荀子》、《禮記》、《國語》、《左傳》等文獻中的相關表述，將“志”訓為“記錄”、“記憶”、“懷抱”［3］，突破了前人主要將“志”訓為“志意”或“懷抱”的限制，為詩在早期社會具有記事、敘事的功能找到了重要的根據，這樣的研究，就是尋求文本原意的“返本”式研究。如果不仔細、全面地研讀原文，在研究中很容易一葉障目，斷章取義，在錯誤理解文本的基礎上得出不可靠的結論。“返本”式研究不等于“復古”，“復古”是要以古代的文學理論做樣本，將現在的文學研究做成古代的樣子，或者對古人頂禮膜拜，讓古人的思想左右今人的思想。綜之，“返本”方能“歸真”，“還原”益于“求實”，這樣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研究才可能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堅實基礎。

二、堅持“通變”的思想

所謂“通變”，是指在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過程中要堅持“通變”的思想，把握中國文學理論發生發展的動因，摸清它發生發展或嬗變的邏輯進程，并沿著其邏輯的進程來獲得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的前瞻性，這是決定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能否“可持續發展”的又一個關鍵環節。這就是蔡鐘翔等先生所謂的:“需要把歷史的研究方式和邏輯的研究方式統一起來，致力于揭示歷史的內在邏輯，也就是規律性。”［1］6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目的，不是以古證古，不是復古，而是要“古為今用”。在古今之間，哪些東西延續下來了，哪些東西可以獲得新生，哪些東西丟失了，都需要用“通變”的眼光來考察和發揚。“通變”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家從中國古典哲學中借用的術語，南朝梁劉勰的《文心雕龍》中的《通變》一篇，即是代表。劉勰在這篇文章中用“通變”思想來討論文學發展中的繼承與革新的問題，“通”即“繼承”，“變”即“革新”。僅僅如此理解仍然是不夠的，因為“通變”思想的根源還有必要再挖一挖，才能發現它的深刻性。“通變”思想源于中國古典哲學“易”學關于《易經》的討論。《周易大傳》中的《系辭》一篇，闡述的核心思想主要就是“變”、“通”和“通變”。“變”，是由“爻變”而致“變動”、“變化”之意，故《系辭》曰:“圣人設卦觀象，系辭焉而明吉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爻者，言乎變者也。”“通”，為通達之意，故《系辭》曰:“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才能通達?知變化是其前提，故《系辭》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于此。”“子曰: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知道了“通變”的道理，就能彰往察來，見微知著，使民不倦，甚至知鬼神之情狀，故《系辭》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p#分頁標題#e#

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所以，哲學思想在文學思想層面的運用，使得“通變”思想不僅僅體現在文學發展的繼承與革新問題上，更在于文學理論自身的發展變化的邏輯上。繼承什么，革新什么，都受制于文學理論自身的發展變化的邏輯，這應該是“通變”一說的重要內涵。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需要注意“通變”思想的運用，將研究對象置于文學發生發展和嬗變的歷史進程中，觀瀾索源，知變能通，掌握它的發展脈絡，這樣才可能把握它的發生發展和嬗變的規律，為中國文學理論研究的發展方向把脈，從而獲得文學理論研究的前瞻性。具體而言，可以發現哪些概念、范疇和理論命題的生命力是長盛不衰的，因為它們在今天甚至將來，仍然可能成為學界討論的熱點。比如關于“詩言志”、“比興”的討論，關于“虛靜”范疇的發展、意境理論的討論，關于唐宋詩之爭的討論，等等，它們一直都有著較為清晰的演變過程，能夠跨越千年或數百年，說明它們的生命力是很強大的，它們在將來，仍然可能成為研究熱點。也可以發現哪些概念、范疇和理論命題在歷史上不太受重視，但是今天來看，具有獲得新生的可能性。比如孟子的“共同美感”說，在歷史上就幾乎沒有受到關注，但是現當代的文藝心理學發展起來后，“共同美感”說重獲得了它的理論生機。還有一些概念、范疇和理論命題，因為它所批評和研究的文學現象已經湮沒于文學史，可能在較長時期內都沒有得到注意，比如“八股取士”已經成為歷史，八股文的寫作也就偃旗息鼓了，人們很少注意到八股文的批評及理論。但是，隨著人們逐漸發現八股文的寫作也有可借鑒之處，對于明清以來的學人就八股文展開的批評和理論，也得到了相應的關注。如果說“返本”式研究是回到理論產生的原點，對理論的原義進行定向、靜態的考察，那么堅持“通變”思想就是要求縱向、動態地把握理論的發展變化邏輯，掌握理論發展演變的內在根據，以及它們為什么在某些時候會發生斷裂的原因。這樣才可能在“古為今用”的過程中，使古代文學理論能夠遵循自己的邏輯生長壯大，才能避免使古代文學理論淪為當代文藝學的論證素材和修飾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由于反傳統、反封建運動進行得太激烈，文學革命的人士們沒有能夠很好地發揮“通變”思想，傳統文化與現代學術之間出現嚴重的斷裂，也使得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創建滯后，直至20年代后期才得以初創，這就是一個教訓。我們能從傳統中借鑒多少，決定了傳統可以走多遠。我們能發現多少古代文學理論的嬗變規律，也就決定了它可持續發展的方向有多少種可能。

三、致力于“話語重建”的目標

作者：覃守達 單位：廣西教育學院中文系

當前高校有不少人文課程拘泥于專業知識的抽象傳授，缺乏形象生動的教學素材，尤其缺乏本土特色民族文化藝術素材，教材的內容和方法抽象、空洞、僵化、死板，很難激發民族地區大學生的創造靈感，因此，建設本土化的特色人文課程教材勢在必行。與此同時，受全球化及市場經濟的影響，許多少數民族民間藝術正在淡化、失傳，民間藝術人才發生嚴重斷層，因此及時挖掘和搶救民間藝術資源并建設成本土化的特色課程教材加以傳承發展之，已經成為一項十分緊迫的研究任務。

1．研究現狀

到目前為止，國內外尚未存在當代廣西少數民族民間藝術鑒賞課程及其教材，更未存在有關這方面建設的研究，然而，在挖掘、保護并發展少數民族文化資源已成為全球熱點和國家策略的大好形勢下，以少數民族文化資源為基礎的教學改革蔚然成風———如廣西藝術學院《美術教學論》課程負責教師長期深入研究并利用廣西民族美術方面的文化資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美術教學課程及其教材；廣西民族大學《民族傳統體育》課程負責教師也長期深入研究并利用廣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體育教學課程及其教材。杭州師范學院美術學院董春雷在《文藝研究》（2005年第5期）上發表題為《民間美術與學校教育》的論文認為：民間美術根植于民間，是實用與審美、物質與精神的完美統一。它既蘊藏著民族精神，同時又歷經了時間的洗禮，顯示出強大的生命活力。然而，隨著歷史的變遷、社會的變革，特別是在信息技術突飛猛進的今天，人們的生活方式正在發生著根本性的變化，民間美術的原生態面臨嚴峻的挑戰。河南大學藝術學院設計系胡俊濤在《教育與職業》（2009年第2期）發表的論文《高校藝術設計專業民間美術課程教學研究》也持相同的觀點———民間美術根植于民間，是實用與審美、物質與精神的完美統一。但該文更進一步地指出，民間美術的藝術形態的內涵與本質越來越受到世人的關愛與重視，許多教育研究者也在不斷地探索研究這個領域。為了能更廣泛、更深遠地弘揚優秀民族文化，該文就民間美術的藝術特點，著重分析了課程設置意義、教學方法等問題，力求探索出一套較為合理的、適合藝術專業學生的民間美術課程的思路。

事實上，許多高校藝術類或人文類的教師都已經開始投入這一教學實踐中，就如何運用民間藝術資源（尤其是尚保持完整的邊遠地區少數民族民間藝術資源）來整合藝術類課程或人文類課程，掀起一股強勁的課程教學與教材改革創新之風。最為典型的成功范例是原任廣西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的王杰先生從1997年起，牽頭申報了廣西壯族自治區優秀教學改革項目“文藝學與少數民族文學的跨學科交融”，接著又組織文藝學、民俗學、民族學、少數民族文學等學科碩士點，聯合向自治區教育廳申請“審美人類學系列研究”，獲得立項后，他們便深入地對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以及廣西少數民族地區（尤其是邊遠地區）的民間文化藝術資源進行審美人類學田野調查，基于廣西豐富的少數民族文化藝術資源來搞科研與教學，以審美人類學理論與實踐為一條紅線，把中文系相關的人文學科的研究貫穿成為相互關聯的學術整體。在他的帶動下，廣西師范大學中文系審美人類學課題組積極探討審美人類學學科建設的方案以及審美人類學的研究對象、方法、意義及其學理依據等等，自覺形成一門具有影響力的特色人文課程———審美人類學，該課程教學成果榮獲2005年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排名第一）；很快，由王杰先生主編的《審美人類學概論》作為“十一五”國家級教材開始了立項建設。

2．研究內容及其方法

基于廣西豐富的少數民族文化藝術資源來開展高校民間藝術鑒賞課程教材建設研究，是一項具有時代性迫切要求的教學改革任務。然而，面對廣西11個少數民族許多不同族群或支系，分門別類地去挖掘、收集、整理其中的民間藝術資源，并形成一部當代廣西少數民族民間藝術鑒賞課程教材，實際上是一個十分龐大而繁難的教學改革“工程”。因此，在立項建設研究方面，必須選擇這樣的思路：從壯族開始，逐個對這11個少數民族民間藝術資源進行研究，并逐個形成相關的當代廣西少數民族民間藝術鑒賞課程教材。以壯族為例，具體研究內容為：整合并利用當代廣西壯族民間藝術資源———側重于壯族神話、山歌、舞蹈、戲曲（壯劇）、樂器、服飾、工藝美術等以及相關的研究成果，運用網絡及多媒體等現代教育技術，開展當代廣西壯族民間藝術鑒賞課程教材建設的研究。在具體的建設研究過程中，我們將采取以下的研究方法：

作者：范永康 單位：曲靖師范學院人文學院

20世紀后期的西方文論發生了“范式”轉換，即從對文學作修辭學式的內部研究，轉向了文學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們可以問心無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來，論述權力、歷史、意識形態、文學研究的‘慣例’，階級斗爭，婦女受壓迫的問題，男人女人在社會上的真實生活情況及其在文學中的‘反映’。我們還可以重新問關于文學在人生中和社會里的用途這類實用主義問題。文學理論的關鍵詞不再是傳統文學研究所關注的“審美”、“價值”、“經驗”和“作品有機體”，而是“符號系統”、“意識形態”、“性別”、“身份/認同”、“主體位置”、“他者”和“機構。以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新左派”馬克思主義、后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批評、生態批評、散居族裔批評乃至同性戀和酷兒理論為主體的當代西方文論顛覆了以“新批評”為代表的20世紀上半葉“文學性”研究的總體走勢，都超出了純粹“文學的”范疇，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顛覆性、解構性、公共性而強化了文學理論的政治言說維度。對此，拉曼•塞爾登等人提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觀點:“這些理論在全球范圍內促進了對一切話語形式的重新解釋和調整，成了激進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學的’(研究和理論)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多少有點意義的再現形式。，文學理論成為“文化政治”的組成部分，可以說，這一觀點深刻地闡明了當代西方文論的實質，進人“后現代”時期的20世紀西方文論的確大規模地走向了“理論化”，走向了“政治化”。陸貴山先生指出:“正當中國新時期的某些學人著意淡化和消解文藝和政治的關系的時候，當代西方社會卻掀起了這樣那樣的論述文藝和政治關系的熱潮。這是一個特別值得研究的文化現象。文化政治與當代西方文論的政治化問題已經引起學界的重視，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之處，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①。

一、國外相關研究

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文化政治”為關鍵詞的研究幾乎遍及人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領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學、歷史、音樂、繪畫、舞蹈、影視、傳媒、出版、教育、翻譯、身份、種族、宗教、倫理、階級、經濟、法律、國家、建筑、醫療、科學等各種觀念、現象和學科，為之提供全新的闡釋和研究視角。但是，從總體上宏觀地探討文化政治與文學理論之關聯的研究并不多，尚處于起步階段。據筆者查閱，最早以“文化政治”為題名關鍵詞的單篇論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寫于1973年的((審美主義與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質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為理念的審美主義的純粹性，即審美主義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圓其說。米雪兒•巴瑞特的論文《女性主義和文化政治的定義》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該文強調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類學意義上對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確意識到文化政治會涉及到意義之爭。論文通過考察“女性主義藝術”與“藝術”、“婦女的藝術”的區別，認為藝術作品不能與媒體意識形態的再現藝術相混同，從而得出結論:任意擴大藝術的政治意義是危險的，我們不應該忽視藝術作品的虛構、想象和審美之維，藝術的許多方面不能縮減為意識形態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滲透藝術領域的時尚之中能夠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著實難能可貴。這兩篇論文對文化政治文論的研究有首創之功，但都沒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規模的有關文化政治對文學藝術滲透的研究出現于1990年前后。喬納森•多利莫爾和阿蘭•辛費爾德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主編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叢書②，兩位總主編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確認識到，在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和后結構主義話語的沖擊下，197()年以來英國文學研究與傳統的文學研究模式發生了“斷裂”，新的“文化唯物主義”研究方式重點關注歷史和文化語境、(文化)理論的方法、政治義務以及文本分析，因為“文化意義最終總是政治意義”，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們強調指出，作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義研究方法不再偽裝政治中立，“相反，它將其任務定位于改造社會秩序，這一秩序正在以種族、性別、性態和階級的名義壓榨著人民。

顯然，這套叢書就是運用文化唯物主義方法研究各種文化現象，并以發掘其政治含義為旨歸。蓮達•赫哲仁的((后現代主義的政治學》雖然沒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現代的攝影、繪畫、小說、歷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關注它們表意實踐背后的意識形態編碼策略和意義版圖的爭斗，所以，此書所要探討的正是文化政治與后現代藝術之間的密切關聯。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論的實踐:后結構主義，文化政治和藝術史》‘，’一書以“表征”、“意識形態”、“作者”為三個關鍵詞，對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符號學理論加以剖析，凸現出這些理論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傳統的認識論藝術史觀，而代之以符號學的建構主義的文化觀、歷史觀:一者，處于歷史語境中的理論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義深刻地影響著歷史敘述和知識建構;再者，新的政治觀和表意實踐會使得文化價值、文化意義觀變動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叢書的共同缺陷是:有關文化政治對文學理論的影響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戰批評與懷疑論之政治》第一次從“懷疑論政治”的角度全面評述和反思了戰后興起的各種批評理論。作者認為，新近出現的女權主義、后殖民主義、精神分析、新馬克思主義等政治化文論以“種族、性別、階級”為三大主題，克服了新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乃至新歷史主義批評局限于“學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貼近現實政治，但還是處于政治隱喻的言說狀態，難以落實于實際行動。

希伯斯希望強化文化政治文論的實踐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戰批評”應當加強現實政治關懷，發揮實踐功能。從全書來看，他局限于美國一隅，對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西方當代文化政治文論把握得不夠全面，且評價過低。格林•喬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階級、性別、種族和后現代世界》‘川對“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較為清晰的界定，他們認為文化政治是文化產品在意義、價值、主體性形式和身份建構方面所體現出的權力關系，關涉文化在階級、種族、性別、身份等社會區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過，他們放棄了文化的人類學含義，只是指藝術產品，包括音樂、文學、繪畫、雕塑、戲劇和電影。作者從20世紀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義的文化和教育理論開始，重點分析了文化藝術對近現代西方社會的階級、性別、種族的分化和抗爭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書的缺點是對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過于寬泛，按照他們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時期即已經存在文化政治文論，這就模糊了它的時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后現代解構普遍性、元敘事、主體本質和意義的穩固性的做法表示擔優，因為后現代歡呼差異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會差異，在書的結尾，他們意味深長地反問道:我們是將文化政治當作一項嚴肅的事業，還是游戲?這種對后期文化政治逐漸脫離經濟、制度、權力的憂慮，同晚期馬克思主義者，如詹姆遜、伊格爾頓、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等人的觀點倒頗為接近。這也正預示著文化政治隨同文化理論一起，在新世紀的“后理論時代”步人反思階段。2000年前后，隨著馬丁•麥克奎蘭等人編寫的《后理論:批評的新方向》、瓦倫丁•卡寧漢的《理論之后的閱讀》、讓一米歇爾•拉巴特的《理論的未來》、伊格爾頓的《理論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現，西方文論進人了“后理論時代”。對于文學理論而言，恢復文學的審美、詩性、形式、倫理、價值等被“理論”所遮蔽的層面似乎又成為新的時尚。在“后理論時代”背景下，學界面臨的任務是要正確估價和承接“理論時期”所饋贈的政治化文論的遺產，對文化政治與文學理論的深層關聯作出新的思考。#p#分頁標題#e#

二、國內相關研究

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尤其是新時期以來30多年的發展與建設，是與整個國家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和社會文化眼花繚亂的轉型一脈相承的。在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發展和建設的“泥濘的坦途”中，董學文先生是一位頗具特色、頗不尋常的學者。他充滿著獨特的理論個性，其理論其思想寂寞而精彩，與新時期以來30多年的時代脈搏共振，卻又始終存在觀察的距離和批判的張力。他用心血與生命去書寫他的這個時代，他又用他的赤誠、單純、質樸和熱烈的信仰，執著得近乎偏執地去守護那個美好的“麥田”，那份越是遠離越是渴望的理想。在他的學術生命中，在他的理論耕耘中，始終“表現出一種了不起的理論勇氣和不倦的上下求索精神。他帶著清醒的學派意識和學科建設意識，以一種始終如一的理論定力和鮮明的理論指向，實踐著對理想形態的文學理論的追求”[1]。   一、“回到馬克思”、“重讀馬克思”與思想解放   學界在回望中國新時期以來文學理論的歷史變遷時，常常會強調文學“主體性”問題以及文學“審美”問題等對于突破之前“文藝—政治”理論模式的革命和解放意義。這固然是這段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更早的思想解放和文學理論突破卻并不是由此開始的，甚至可以說，這些理論的出現本身就是前期文學理論變革的一個繼承或者變種。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結束之后，人們面對社會和人的內心世界，如何反思“”中的問題成為當時時代的最大課題。更進一步說，如何認識“”中人性的泯滅與集體的瘋狂，認識人性的多面性、豐富性，認識人的多樣性需要和欲望的正當性等問題，也逐漸被學界所關注。   但是“，”的理論遺產顯然已經沒有話語力量來闡述這些復雜問題，而當時的社會現實也并沒有一種寬松的環境可以自由地研究和討論。因此，學界主要從“回歸馬克思”、“重讀馬克思”，通過尋找真實的馬克思的思想精髓來達到對現實歷史的批判，從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的溫故知新中去比較和反思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過程中存在的巨大的偏差與失誤，而不是從外在于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來批判，因而出現新一輪“馬克思熱”。通過這種新的解讀，來解放被窒息了的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和闡釋效力，而西方的“主體性”理論、“審美”理論，顯然是不可能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承擔這一歷史使命的。   正是在這種時代氛圍和現實要求中，董學文先生及其同一代的學人，走上了理論的舞臺。他們在與時代的互動下，開啟了關于中國新時代文學理論和美學的反思與建構。以“重讀馬克思”的方式來反對僵化的文論格局，這不僅僅是一種文學理論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是董先生等一代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自覺的理論選擇。這種選擇是針對之前現實社會與文化中存在著的某種“離開”馬克思（這里指離開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精神與方法）的現象而提出，它試圖重新復活馬克思主義的活力和生命力。   新時期伊始，文學創作與理論相互發現、相互應和。文學打著“恢復現實主義傳統”的旗幟重新起步，以《傷痕》、《班主任》為開端的“傷痕文學”，標志著現實主義文學傳統開始恢復。與文學創作并行的是理論上的撥亂反正，從最初批判“”的“三突出”謬論，轉向突破根基牢固的“文學為政治服務”這一文學觀念x，恢復現實主義真實性文學觀，使文學自身特征和規律得到重視。在這里，文藝的“真實性”問題、文藝的“形象思維”問題，便不只是兩個簡單的理論命題，而是恢復馬克思主義文藝精神非常有力的理論抓手，承擔的是文藝思想解放的爆破口的使命。這里的思想資源自然是來自于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的重新解讀與闡釋，雖然這一過程并不長，但其中蘊含著老中青學者在那樣一個歷史破冰過程的所有艱辛與激動。   作為當時剛過而立之年的青年學者董學文先生，敏銳地感受到時代大潮的涌動，早在1978年他就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深入闡發來考察文藝與現實的關系問題、文藝的真實性問題，發表了論文《文藝就是要真實地反映現實》（《解放軍報》，1978），隨后又相繼發表了《恩格斯怎樣看待文藝的真實性》（《中國社會科學》，1981）、《真實性與傾向性的統一》（《文學知識》，1981）等重要論文，并不斷從多個角度，諸如悲劇的歷史真實性問題、形象思維與藝術真實的關系等方面，繼續深挖經典作家的這些重要思想，陸續發表《也談形象思維》（《北京大學學報》，1979）、《談談馬克思恩格斯的悲劇觀》（《光明日報》，1979）、《論悲劇沖突的必然性》（《北京大學學報》，1981）、《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美學問題》（《美學向導》，1982）等一系列文章，為長期僵化的“左”的文論話語注入了新鮮的符合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新成分。   “撥亂反正”總歸要回到時代的理論建設中。   因之“，重讀馬克思”和“回到馬克思”當然不能單單是回到書本，也不能是簡單地復述馬克思的原話，而是要有當代性，要背負時代一切優秀的思想成果，使之與馬克思主義的邏輯視界歷史地融合在一起。“重讀馬克思”，是要找尋更切實的理論起點、入口和方法，糾正以往研究中的偏誤，以新的科學和實踐成果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創造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新境界；“回到馬克思”，則是要像馬克思那樣超越“材料的堆積”階段，循著科學的方向，提出“自己的問題”和表述這一問題的“自己的方式”，提出有原創性意味的思想和理論。這是所謂“回到”和“重讀”馬克思的本義所在。因此，正是遵循這種發展邏輯，董學文先生的文藝理論研究很快就打開了一片新的理論天地。也正是從這一點上說，他被認為是新時期以來我國文藝理論界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方面用力最深、成就最大的學者之一。#p#分頁標題#e#   在對馬克思主義尤其是馬克思恩格斯經典的深入細讀過程中，董先生獲得了許多新的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理解，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原創意味的觀念、范疇和命題。這突出體現在他的一系列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體系、形態、方法的描述中，體現在他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以社會政治經濟為邏輯起點的研究范式的變革中，體現在他提出、加以深入探討并在國內形成重要影響的“藝術生產論”、“馬克思考察藝術規律的方法論”、“物質生產與藝術生產關系”等具體范疇和命題中。這些文章，后來于1983年結集成《馬克思與美學問題》一書。這是中國新時期以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美學研究的重要的代表性成果，其中提出的理論命題并沒有失效，而是在其后的歷史發展中生根發芽了，甚至其中的很多闡釋到今日也并沒有被突破。   而正是由于植根于馬克思主義的深厚而肥沃的思想土壤之中，董學文先生的理論探索隨著中國社會新的歷史發展而不斷前行，卻又始終擁有自己的“問題式”。   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追求創新和突破成為中國現代化的一種焦慮，追求新變和拓展成了時代的一個文化癥候。諸如，學界常說的所謂“文學觀念年”、“文藝方法論年”等，似乎一年一個主題，各種思潮和方法，無論是新的還是舊的（但對我國學界而言好像都是“新”的），無論是科學的還是人文的，無論是來自發達資本主義的還是來自南美等第三世界的，都蜂擁而至，令人目不暇給。董學文先生也深刻感受到這一焦慮并且同樣在這樣的時代中努力參與翻譯、傳播、消化、吸收、創造的文化生產過程，他先后翻譯和編寫了多部西方美學、文論著作和馬克思主義美學文選x。仔細考察他所編譯的西方著作就會發現，他這里不是“饑不擇食”地隨意展開，而是有非常清晰的理論建構的宗旨，這也就是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藝理論，為實現新的理論建構做準備。因此，在這一譯介國外理論的大潮中，他的目光始終比較集中于世界各國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美學的理解和建設上，無論其是來自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世界，還是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也無論其是科學主義的還是人文主義的，有了一個基本的主旨和紅線，所有的思想的營養都是可以也是應該加以吸收的。   而這一主旨和邏輯紅線，恰恰是那樣一個“嗜新成癥”的時代所缺乏的必要的清醒的“拿來”的態度。   二、走向“當代形態”的文藝學建構   “回歸馬克思”也好，譯介國外的理論也罷，其本身都是在積蓄力量，本身還不構成學術研究的最終目的。董學文先生的目的，是為了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美學，是為了闡釋不斷變化的文藝現實和時代提出的理論命題。也就是說，隨著時代的進展，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如何既保持“自我”，又不斷超越“自我”，科學地尋求和選擇自身發展的生長點和突破口，這是根本的東西。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建構“當代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開始成為理論界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而這個風景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就是董學文先生。   這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他是最早也最積極地對“當代形態”文藝理論建構本身進行呼吁和理論探求的學者之一；其二，他通過切實的學術研究大大地推進了這一進程的真正展開。進行符合中國當代現實文藝與社會需要的新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藝理論建設，這是董先生文藝思想發展的自然邏輯，也是這個時代向廣大文藝理論學者提出的時代命題。董先生是其中認真從理論上予以思考，并真正付諸理論實踐的人。1987年，他較早提出要“建設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當代形態”[2]，希望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和美學要從“經典形態”走向“當代形態”。隨后，這一命題在學術界引發廣泛的討論和爭鳴，時至今日已經成為當代文學理論學術史的一個重要的話題。   董先生不斷地在豐富和深化自己關于這一問題的理論思考y。隨后這些思考被進一步地系統化，便形成了他的重要的理論著作《走向當代形態的文藝學》。該書嘗試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進行歷史反思和“當代形態”的具體建設。在這部書中，他初步探討了“當代形態的宏觀設定”、“當代形態的理論依據”，以及包括“主旨論”、“生產論”、“直覺論”、“文本論”等在內的七個“當代形態的微觀展現”。當時就有學者指出：這本著作的作者，把構建文藝學“當代形態”“，上升到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高度”[3]。這部書，成為第一部直接探討這一具有時代挑戰性命題的重要著述，成為此后很多關于中國當代文藝理論建設、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等理論著述的重要思想資源。當然，該著作的價值和意義，更多地體現在它關于“當代形態”文藝學的理論思考方面，至于“當代形態”文藝學建設的基本的體系框架、邏輯起點與方法論選擇、基本命題及其表達、核心概念與范疇等重要問題，在這里還沒有全面地展開。   “當代形態”的文藝學到底應該是怎樣的呢？把它落實在真正的理論實踐中又是一種怎樣的面貌呢？董學文先生一直在探索，時隔十年，他從文學理論的暢想與豐富積累中進行了切實的理論實踐，并在實踐中日益明確自己的理想的文學理論形態，推出另一部力作《文藝學當代形態論》。這部著作，基于我國百年文藝理論發展的現實，深入揭示了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發展成就、性質特征、價值與生命力，揭示了它所遭遇到的嚴峻挑戰和現實難題，細密梳理、深入辨析了當今世界各種文藝和社會思潮及其影響，清晰闡釋了“當代形態”文藝學產生的邏輯和歷史必然性，論證了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走向融合的歷史趨勢，明確提出現在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綜合”的時代，認為這個“綜合”也是一種創造，是一個認識深化的過程。可以說，這個著作本身就是一次“綜合創新”的實驗與結晶。#p#分頁標題#e#   該書主要從以下幾條線索“綜合”各種思想資源，實現了新的理論的創生：一是深化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思想的研究；二是以建構“當代形態”文藝學為明確目標，實現對古典文論的現代轉化；三是充分吸收西方美學和文藝學資源，特別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四是全面的文藝思潮史和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深入挖掘百年文藝發展的歷史過程，尋找建構的思想資源以及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借鑒；五是展開對文藝學學科本身的理論反思，為創立科學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提供自覺的理論指導。在此前提下，作者通過對文藝本體論、審美的能動反映與主體建構、文學的價值生成與價值取向等一些重大的文藝學基本問題的系統論述和對未來文學理論的發展、21世紀文學走向的展望，具體化了關于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基本藍圖，終于使得學界的理論暢想變為一次實實在在的理論實踐。正如有評論者所言，該著作“在我國文藝理論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論與實踐意義”[4]。   當我們今天重新回顧該著作的時候，還可以看到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理論傾向，它不但是董學文先生文藝理論的一個未來發展維度，也是中國新世紀文學理論學科的一個基本命題：這就是該著作的清醒的科學意識和對科學形態文藝學的追求?；蛘哒f，這其中所呈現出的“當代形態”與“科學形態”之間的內在邏輯，這一點確乎明顯地有別于“過去形態”的中國文藝學。在這部著作中，作者極富科學精神和理論反思意識，譬如對于“當代形態”和“中國特色”關系的辨析，對于以馬克思主義的“生產”概念作為“當代形態文藝學”邏輯起點的理論闡釋，對于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基本原理基礎上以“綜合創新”作為方法論的判斷，都是在歷史與邏輯的結合處產生的思想風暴的產物。作者不是在一種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理論指導下的實踐，而是不但有深入的理論思考、系統的邏輯安排，更是有著異常清醒的反思意識，力圖使所建構起來的“當代形態文藝學”能夠達到科學的高度，恢復馬克思主義文藝學作為文藝科學的本來面目。這也直接開啟了董學文先生在新世紀關于文學理論學科科學性的反思和科學學派文學理論建設的努力。   三、文學理論學科反思與科學學派的建構   “當代形態文藝學”建設，是一項沒有止境的宏偉事業。它沒有完成時，一切都處于正在進行時。   進入21世紀，中國“當代形態”文學理論建設迎來了又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新時期以后的二十幾年時間，西方近兩個世紀的各種哲學與文藝思想一股腦地被引入中國；本土的古典文藝理論以及現代文藝理論傳統，也獲得深入研究與拓展，這些都為新世紀文藝理論的“綜合創新”提供了肥沃土壤。與西方的文化交流的深化，也進一步催生了我國當代文藝理論建設的迫切心態。更為重要的是，一批與新時期文學理論一同成長，作為新時期以來文學理論的建設者和參與者的學者更加成熟，進入學術研究的高峰期。我覺得，新世紀以來的十年是我國文藝理論發展可以與1980年代的激情澎湃相媲美的黃金時期。董學文先生的文藝理論研究，也在這一時期發展到新的階段，取得了更為豐碩的成果。   新世紀伊始，國內學界關于文學理論學科合法性的討論開始初露端倪。董學文先生別開生面的《文學原理》教材的問世，進一步引發國內廣泛的討論。討論的內容，除了傳統的關于文學的一些基本問題如文學本質、文學價值等問題外，還包括文學理論教材書寫與教材結構、文學理論的方法與文學知識的關系、文學理論的學科特點和性質、文學理論的學科定位、文學理論與文學現實的關系、文學理論的科學性，等等?！段膶W原理》一書，是作者基于對當前文學現實和理論現狀的問題意識和推進性研究態度，針對新問題、新情況所做出新的闡釋，是一部呈現出理論“當代性”的著作。著者貫穿于全書的一個根本指導思想，就是“接著說”，即不拘于陳說，不把研究變成他人理論的大拼盤，而是帶著問題意識，質疑、清除那些陳詞濫調，分析研究創作與理論現實中真正存在的問題，實現對難題的深入開掘，講求科學研究的原創性。對真問題的發見與闡釋，乃是理論的創造與生長點。該《文學原理》對許多文學基本問題，都能再深入一步探討，抽絲剝繭式逐層追問“為什么”、“怎么樣”，著重分析這些基本觀點在文學理論與創作中的闡釋效力，實現宏觀與微觀互動式研究，從而使一些糾纏不清的理論難題獲得了清澈澄明的解答。   我始終認為，理論研究需要個性和風格，有“屬我”的創造，方能有生命力。這部《原理》處處透射出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光輝，它以開放的心態融化吸收古今中外文藝思想，在理解的基礎上實現自我話語的表述。這種表述不止于簡單轉述界說，而是針對新現實新問題的創造性運用，是批判的吸收、有機的轉化和科學的提升。這種融合之后的創新，根本上改變了學界研究中較為普遍存在的以自己作為他人話語“跑馬場”、“觀點加例子”、缺乏主體性的弊病。我曾經講過“：可以說，這是一部站在現代學術前沿，密切結合文學現實，創造性吸收前人理論成果，具有‘自己說’與‘說自己’特色、原創性很強的‘綜合創新’之著，是我國文學理論發展的一個里程碑。”[5]十一年過去了，現在反觀這部書，它確乎已經成為新世紀文學理論教材的代表作，同時它所引發的關于文學理論學科自身的反思研究，也在隨后取得了豐富的果實，開拓出一個新的文學理論的生長點。   進入新世紀以來，從文學理論遭遇到的時代難題與現實挑戰來看，隨著我國社會的快速發展和急劇轉型，尤其是各種視覺圖像藝術的迅速普及和無所不在，以及互聯網等新興傳媒的迅速擴張，極大地沖擊并深刻地型塑著人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方式。整個文化領域尤其是文學的生產、傳播、消費方式，發生了顯著變化，文學理論學科的合法性出現了危機。 #p#分頁標題#e#   文學的未來命運如何？文學研究還有必要嗎？文學研究如果還能存在下去，那應探討些什么問題？文學或文學理論是否需要“擴容”、“越界”？“擴”些什么？“越”向哪里？學界關于這一討論十分熱烈。但是從總體上看，或者過于糾纏于大時代的社會變遷所帶來的影響，強調文學理論應該服務于“日常生活的審美化”，或是以大而空的“戰略轉移”為目標，提出各種各樣的“轉向論”。例如，有人提出“走向大文化”，以此來為文學理論的困境解圍?？墒?，誠如黑格爾所言“：哲學所要反對的，一方面是精神沉淪在日常急迫的興趣中，一方面是意見的空疏淺薄。精神一旦為這些空疏淺薄的意見所占據，理性便不能追尋它自身的目的，因而沒有活動的余地。”[6]從這樣的哲學或理論的精神實質來看，文學理論學科在新世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危機，固然可以從文學的邊緣化中找到根據，但是，學科內部知識的斷裂和整合應當還是主要的原因。因此，立足于時代的現實與審美文化語境對中國文學理論進行理論反思，對文學理論學科性質、功能、對象、研究方法和發展規律作本體性考察，研究解決“文學理論是什么”“，文學理論何為”，如何看待這門學科的性質等根本問題，就成了當代文學理論學科健康發展的前提性難題。   董學文先生一方面很早就敏銳地感受到這一時代問題，世紀之交前后就已經開始對這些問題做具有“元理論”性質的系統思考，形成了一系列關于文學理論學科的反思研究成果，既有基于對文學理論遭遇的現實挑戰的分析研究，也有更高的科學哲學意義上的關于文學理論的根本思考x。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言，這也是董先生關于“當代形態文藝理論”的理論思考和實踐必然會有的邏輯發展。2004年，他出版了具有學科開創意義的《文學理論學導論》一書。所謂的“文學理論學”，也就是關于“文學理論的理論”“，它不是企圖對文學作品做出另一種解釋，而是要促使我們對文學理論話語模式的規則和運作方式加以理解”[7]。“文學理論學”這一概念表明，它是對文學理論的一種反思性認識，是以思想本身作為反思內容，力求思想自覺其為思想。從哲學上講，就是一種“元理論”，即以理論為研究對象，研究理論的性質、特征、形成與發展規律。這里，作為具有“元理論”性質的“文學理論學”，是文學理論學科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對文學理論學科危機的一種科學的探究與內在性反思。   《文學理論學導論》所討論的內容，是新穎獨特而富有理論穿透力的。譬如，對“科學”概念的新解以及對文學理論科學性的闡釋，對“文學理論”命名以及學科位置的解答，對“文學理論主體”范疇的引入以及文學理論的價值主觀性與知識客觀性關系的辯證分析，以及在文學理論的“生成動力”、“理論引力”和“亞理論”等概念的基礎之上，對“理論的生成與轉化”內在機制的深入討論，都是別開生面，高屋建瓴，遠不是熱鬧的就事論事，或者茫然失措、四處“轉向”的研究所能比擬的。   從而，學界評價該書是“移動思維，別有洞天”?？梢赃@樣說“，在文學理論研究面臨轉型，理論資源需要重新整合，理論生態迫切需要改善的背景下，《導論》的問世是理論研究思維方式的轉型。它形成的是一種關于解釋的解釋，體現出來的是一種理論探索的勇氣和有氣魄的真正的理論超越性。在‘文學理論學’這一新學科內，文學理論的諸多熱點、難點問題都可以找到較為徹底的解決途徑”[8]。正是在董先生的影響下，一個頗具聲勢的文學理論“科學學派”，在最近十年逐漸形成了。“科學學派”的形成，反過來又將以更大的力量推動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良性發展x。   從思考的結果處看“，文學理論學”學科是董先生關于文學理論的“元理論”性質的反思，呈現的是一種形而上的理論建構，但實際上，董先生并非只是進行形而上的玄虛的思考，他始終將自己的思考不斷地與文學理論的歷史事實相呼應，在二者的互動中把握理論實質。同時，他還努力將這種“元理論”性質的思考真正轉化為一種面對文學理論的歷史事實和中國復雜文學理論現實的一種闡釋、反思與判斷能力，一種在“破”與“立”的辯證張力中實現對理想的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新的建構力量。   換言之，他以構建起的“文學理論學”去檢查、辨析、判斷、審思中西方各種文學理論的歷史發展變化，尤其是其中所蘊含的當代文學理論建設的歷史財富。譬如，他據此形成了關于西方文學理論史寫作的新思路新理解，從根本上改變常見的哲學、美學、社會學、思想史等無所不包的西方文學理論史寫作模式，強調應該寫出“文學理論”的歷史，應該突出其理論性質，挖掘其中對當代文學理論建設有價值的“細胞核”y。在《文學理論學導論》一書中，他也嘗試以這種“元理論”的思想成果去解讀和評判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波斯彼洛夫的《文學原理》等具體的外國文學理論主張及其得失。再如，他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研究，始終強調其立場、觀點、方法的三位統一，強調其作為思想和行動指南的意義，強調以馬克思式的思考方式去面對歷史和現實材料z。   既然以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新形態的建設為其理論研究之鵠，董學文先生格外強調對于百年現代中國所形成的文學理論傳統和當代文學理論建設現實實踐的經驗教訓的反思與總結，貫穿其中的理論判斷力同樣源自他的“文學理論學”研究。   他曾回溯到20世紀初中國現代大學誕生以來中國傳統文學理論的轉型和現代文學理論的發生、成長、變化的歷史語境中，深化自己關于文學基本問題和文學理論自身存在的本體性反思，尤其是從近百年來中國文藝理論課程與教材建設的歷史圖景中，在邏輯與歷史的融合視野下，把握文學理論學科的性質、特點以及演化規律。同時，他以“文學理論學”的思考來反觀各種現代文學理論教材對中國當代形態文學理論建構的真正意義{。此后，他集中力量對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和美學中的一些思想觀點和價值傾向進行分析、研究和評判。在我看來，這些都可以被看成是董學文先生對于“文學理論學”研究的具體運用和相關思考的進一步深化。#p#分頁標題#e#   這里，董先生對于在當前學界影響較大的一些理論主張和傾向做了重點的分析解剖，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其一是關于“審美意識形態”論的反思與批評，進而深入討論文學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審美與意識形態的關系、文學與審美的關系，以及“文學作為可以具有意識形態性質的審美意識形式”問題|；其二是關于“實踐存在論美學”的反思與批評x，牽涉的內容相當豐富，既有關于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對“本體”、“實踐”的理解問題，也有關于海德格爾存在論的評價問題；既有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的關系問題，也有將馬克思的“實踐論”與海德格爾“存在論”兩種理論嫁接形成的“實踐存在論”作為美學范式是否可能的問題；既有對中國當代美學演化路徑的分析問題，也有對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的判斷問題?？傮w來看，這些論爭對中國美學、文藝學的發展是非常有意義、有價值的。這些論爭對于爭論雙方來說，都在不斷地打開自己思考的面向，促使自己的理解和闡釋更加深入和精準。并且，這些爭論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學界常見的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非科學態度，把文學理論和美學研究拉到科學研究的道路上來，在科學性的維度上思考各種理論和思想的價值、意義和局限性。這也是我們超越這些爭論本身所能看到的學科發展的方法論意義。   文學理論不是不可衡量的純粹主觀的東西，不是私產，它是歷史的產物，也是時代的回聲。因而，它具有相對客觀性的衡量標準，而且只有在“理論家共同體”中，各種理論與思想的真理性也才會得到敞亮，否則，所有的思考都只不過是一些瑣碎的意見而已。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說，我們希望在學術上真正實行“百家爭鳴”，這是美學和文藝學健康發展的必需的理論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