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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近代中國、日本、德國戰爭特殊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及技術背景，探索在近代戰時經濟下滑、物資短缺、社會動蕩的大環境下出現的設計與技術融合現象的源流，并以其對近代色彩設計的發展與嬗變的影響為例，思考設計與技術的融合對設計實踐的影響。本文通過比較研究、文獻研究及歷史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對近代戰時技術發展及色彩設計相關的文獻資料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以下觀點：中國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所出現的設計與技術的融合現象對近代色彩設計的嬗變產生了影響，使色彩的功能性涵義更加豐富，也使人們更清楚地認識到色彩設計對社會經濟、技術、文化及技術的價值。
關鍵詞：色彩設計；設計與技術；戰時設計；近代設計
1.引言
1930年代的中國，因戰爭時期經濟下滑、物資缺乏等情況，學習日本對人們日常所需的物資進行開源與節流的統制，從而應付民間所需，調節物資缺乏帶來的不便。在戰時經濟拮據、物資短缺的情況下，設計界常使用新興、價廉量多或戰時需求量少的物資材料（如人造纖維、賽璐珞、紙織物等），替換價昂量少或戰時急需的物資材料（如重金屬、棉花、橡皮等）。設計與技術的融合即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在中國日用品制造業與設計行業的。伴隨著大批量色彩各異且極具個性化的設計日用品的出現，設計與技術的融合對設計實踐的影響在色彩設計領域得到了充分的展現——設計通過色彩對產品的形式與功能、社會文化及道德理念等各個層面都進行了關照。
2.近代戰時色彩設計實踐的嬗變
2.1德國戰時設計與技術融合理念的產生與原色風格的流行。18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完成了兩次工業革命，其后雖然在技術上實現了革新，卻由于社會分工的細化導致了設計與技術的分離現象，使制造業生產的產品在沒有設計加持的情況下，在色彩及外形等方面缺乏品味，只有實用及價格上的優勢。當時工業產品的色彩單調乏味，多以灰、白、黑三色為主，這種情況除了是受限于設計與技術的分離現象，也受到了公眾對不同色彩的理解與接受度的影響（鮮明的色彩被認為是不莊重的顏色）。1859年，約翰·拉斯金（JohnRuskin）提出：“除非你能為你的工人提供一些美的元素，否則你會發現他們無法創造出任何美的元素”，即體現了色彩匱乏的機械制粗劣品泛濫的情況不符合當時社會需求的現象。第二次工業革命完成后，由于工業生產對資源的大量需求，各國為爭奪殖民地于1914年發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時的德國遭到食物及戰時原料的封鎖，原料的消耗隨著戰爭時間的拉長越增越大。為尋找代替戰時應用的原料，德國嘗試用廢物制成新物，如在人造橡皮中加以皮屑制成皮革，將樹脂制成杯碟茶具，將玻璃制成編織物等日用品，以應對戰時物資短缺的困境。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德國喪失了許多殖民地，也失去了更多戰時應用的原料及工業生產所需的材料。故而，日用品設計不足的缺點在戰時經濟蕭條、人們購買力不足的情況下更得到了進一步放大。由此，人們發現若要增加產品的競爭力，光有技術是不夠的。也正因為當時社會環境的蕭條與動蕩、人們對精神文化的需求、色彩在新興材料（如上文所述的玻璃、樹脂等）中的運用，使色彩設計與社會需求緊密地捆綁在一起，也因此得到了社會各界的重視。歷史學家們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現代廣告的分水嶺，引入了新的視覺宣傳策略，并產生了新的表達藝術的形式，對于色彩設計來說亦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次年，成立于德國威瑪市的包豪斯繼承了德國慕尼黑的德意志工業聯盟（DeutscherWerkbund）藝術與工業及手工業結合的觀點。瓦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erGropius，1883-1969）在《包豪斯宣言》（Bauhausmanifesto）中提出了“藝術家與工匠之間并沒有根本的不同，藝術家就是高級的工匠”的觀點，即提倡藝術與技術的結合，強調藝術需要融入社會。故而，包豪斯時期的色彩設計（圖1）關照了當時社會沮喪沉悶的景象，采用了紅色、黃色、藍色等鮮明且富有張力的原色，嘗試通過色彩為人們灰暗的生活注入全新的能量。由此可見，包豪斯時期的色彩設計已經脫離了19世紀早期色彩匱乏的狀態，除了色彩本身為公眾帶來的沖擊與感受外，其包含了更多的功能性意義，使色彩成為一種帶有社會屬性的“文化裝置”。包豪斯的色彩設計不但在生活中激勵了人們，更推動了日用設計產品的銷售，對當時蕭條的經濟起到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雖然包豪斯在1933年被強行關閉，但其色彩設計的被帶入了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市場，并使功能性的色彩設計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使1930年代美國的產品在色彩設計上呈現了一股濃郁的原色風格。
2.2日本戰時設計與技術融合理念的繼承與本土色彩設計發展。自1868年明治維新后，日本從各方面向歐洲看齊。作為亞洲第一個受到包豪斯思想影響的國家，日本在戰前就已經意識到設計與技術結合的重要性，并對產品的色彩設計付與了應有的重視。自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拉開了抗日戰爭的帷幕，日本本土出現了生活物資匱乏的現象。次年，日本即了國家總動員法，開始實施重金屬、皮革、棉等重要物資的統制。1940年7月7日，日本實行了奢侈品等制造販賣限制規則，禁止奢侈品及規格外物品的制造、加工及販賣。七·七禁止令的實施并不只打擊了貴金屬制品為首的奢侈品業，對當時日本日用品制造業亦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設計與技術的融合：奢侈品的短缺致使各階層的人們在生活中對日用品的需求與要求提高，日用產品面臨著必須改進設計的局面。至此，日本迎來了全新的色彩設計的時代。日本戰時的色彩設計不但借鑒了包豪斯的設計特色，亦融合本土的文化與色彩審美，常使用朱紅色、藏藍色、金茶色等兼具明亮與沉穩氣質的具有東方色彩的顏色。當時色彩設計在日本的發展，首先體現在日用器具材料的替代方面。戰爭時期，金屬是最為重要的戰略物資，“賽璐珞”（即塑料）制品在美觀上并不次于鐵制品，同時亦能承受相當的重量，日本用“賽璐珞”代替鐵材料等戰爭急需的材料來制造日用器具及機械，從而減少對國防資源的消耗，避免歐美國家對其經濟上的壓迫和束縛。“賽璐珞”材料不同于19世紀中后期歐洲工匠制出的色彩斑斕但不能批量生產的工藝品，不但容易附著鮮艷的色彩，能在材料中體現設計所要呈現的微妙色差，更能通過機械進行批量生產。故而，其不但緩解了國防資源的壓力，更使色彩設計師獲得了更大的發揮空間。具有鮮明色彩的“賽璐珞”產品（兒童玩具、乒乓球、肥皂盒等日用產品）一經上市即受到消費群眾的青睞。另外，由于戰時化學工藝的進步，在女性化妝用品的色彩上，日本戰時的色彩設計師們更大膽地使用了紫色、黃色、綠色等頗具創新魅力的色彩，不但展現了配色調和的“單純”之美，更在“一片灰色的世界”中展示了日本女性豐富與立體的形象，為戰時的日本帶來活力與朝氣。
2.3中國戰時設計與技術融合理念的延續與色彩內涵的豐富。中國近代的設計實踐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近代設計實踐的影響，西歐的設計理念亦是通過日本傳入中國的。張之洞曾在《勸學篇》中論述了游學日本的好處，即路近省費、考察便利、文字類同等。故而，中國近代的知識分子多數選擇留日深造，近代各地區新辦的如三（兩）江師范學堂、北洋師范學堂、京師藝徒學堂等學校的圖畫、手工、木工及金工等與近現代設計相關課程亦多請了日本教習進行教學。日本設計理念即通過留日學生及設計教育滲透到了中國。同樣，戰時設計與技術融合的理念及色彩設計在日本飛速發展的同時，亦影響了抗戰中的中國。從中國近代期刊中出現的與設計相關的文章即可看出當時中國設計界對色彩設計的重視?！端囷L》、《廣告與推銷》、《開明》、《工商建筑：工商建筑工程學會會刊》等諸多期刊都在戰時刊登了探討色彩設計的文章。中國戰時色彩設計的發展與德國及日本相似，也是伴隨著日用品材料得管控與新興材料得興起而發展的。1939年7月28日，浙江省政府公布了省內各縣戰時日用品平價委員會組織章程，規定了各縣戰時平價委員會應評價的日用品類別并需對日用必需品的價格進行隨時詳密的調查。1942年4月12日，陜西省實施戰時日用品登記辦法，實行對糧食類、燃料類、服用類、日用雜品類及其他經中央及地方政府規定的日用品進行存貨名稱、數量、地址等信息的登記，表明當時中國已開始對戰時的物資進行管制了。中國的色彩設計時代亦隨之到來（圖2）。需要著重關注的是，色彩設計在中國飛速發展的時期即是新文化運動后的新軍閥混戰時期。這是由于新文化運動時期“個人主義”的觀念影響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他們強調個人的獨特性，關注個人本身的價值，隨之而來的是市場上色彩各異的個性化日用商品的增多：例如不同色系的手帕、毛巾、牙刷等無法與人共享的商品。新文化運動所傳達的“個人主義”的觀念，為色彩設計的發展起到了關鍵性的推動作用：首先，作為視覺感知的首要因素，從色彩上區分產品能給消費者以比較直接的個性化體驗及視覺沖擊，色彩設計的進步是當時社會之需與必須之舉；其次，當時色彩設計的關注重點即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使色彩的功能性釋義具備了更廣泛的含義，也使色彩對公眾的生活方式、消費行為及文化認知等方面產生了更顯著的影響。戰時是科技飛速發展時期，新材料及新技術的發明推動了設計與技術的融合。例如，從日本傳入的“賽璐珞”材料亦成為中國戰時使用頻率較高的新興材料，使中國近代戰時的消費市場中出現了諸多色彩鮮艷的“賽璐珞”制品。甚至在戰后，“賽璐珞”也被廣泛使用在日用品制造行業，成為中國近現代工業設計中經常使用的材料。近代戰時“賽璐珞”制品所特有的墨綠色、朱紅色等色彩更兼具了一定的文化與道德屬性，承載了一代人樸素節儉的優良品質，成為頗具時代特征的懷舊代表色，在當代色彩設計實踐中亦有著其不可替代的位置。
3.結語
綜上所述，本研究采用比較研究、文獻研究及歷史研究相結合的方法，通過對近代中國、日本與德國戰爭時期設計與技術融合現象及色彩設計發展的考察，提出中國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所出現的設計與技術的融合現象對近代色彩設計實踐的嬗變產生了影響，使人們更清楚地認識到設計實踐對經濟、技術、文化及社會的價值的觀點。通過對中國、日本與德國戰時色彩設計的研究，本研究認為其能在近代中國動蕩的社會環境中方興未艾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色彩設計與社會的緊密合作。戰時的色彩設計之所以能在逆境中飛速發展，最重要亦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社會迫切需要色彩設計從道德、精神與文化層面將當時的人們從戰時奔潰的經濟、短缺的物資等困境中解救出來，是以為社會服務為根本目的、為社會解燃眉之急的?？梢?，設計實踐的發展依賴于社會，若希望獲得更大的進步，則應思考社會大眾的需求，從社會中尋找助推力。
二、各國色彩設計的互相影響。在各國各地域都相對封閉的情況下，各地的色彩設計都有著自身明顯的特征。戰爭與通商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各國、各地域色彩設計的互相交流，近代外國的色彩設計對中國近代色彩設計的影響，自鴉片戰爭伴隨的鴉片貿易將洋貨與西方的色彩設計思維帶入中國即已開始。戰爭與通商加強了中國與日本、中國與歐美之間設計思想與設計實踐的混合與同化，亦推動著設計與技術的理念從德國傳入日本，再從日本傳入中國，不但為中國本土設計師開拓了設計的思路，亦提供了學習與借鑒的榜樣。
三、個性化日用品的需求空前旺盛。上文已說明了設計與技術融合的理念傳入中國時處于新文化運動后的新軍閥混戰時期，“個人主義”的觀念促使當時的人們對自身獨立價值的關注，人們對能展現個人獨特魅力的個性化日用品的需求空前旺盛。有著獨特色彩的手帕，以色彩區分使用者的牙刷，或色彩各異的服裝，都是當時人們所熱衷的。這時出現材料新奇且色彩新穎的商品更受需要展現自身獨特個性的人們的追捧，故而，市場的旺盛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亦推動了色彩設計的發展。
作者:季少融 單位:中國美術學院上海設計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