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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奧地利學派宏觀經濟學的理論淵源
奧地利學派宏觀經濟學最重要的特征是以資本理論為基礎。在思想流派劃分的問題上，部分經濟思想史學者把奧地利學派簡單地歸類為古典學派的做法是欠妥的。盡管奧地利學派繼承了古典學派思想中的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行、儲蓄等于投資和充分就業等假設，然而，奧地利學派一旦把資本異質性和生產結構用于對市場過程的分析，就意味著與古典學派的決裂，因為它強調時間的作用和拋棄了貨幣中性假設。盡管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嘗試運用微觀基礎來鞏固宏觀經濟學理論，并且承認理性行為人不會形成系統性錯誤的預期，但它是以瓦爾拉斯的均衡框架為基礎來構建模型的，以此發展出一種分析總量波動的均衡方法。與其不同，奧地利學派的市場過程不是一個完全確定性的過程，不能用基于均衡的概念來解釋。奧地利學派的資本理論是動態的，它把貨幣、時間、生產要素和企業家精神整合到市場過程的分析中，成為區別于主流宏觀經濟學的重要標志。與主流假設資本是同質的不同，奧地利學派假設資本是異質的。資本的異質性不僅僅因為物質上的異質性，更因為使用上的異質性。因此，在資本問題上，經濟學家不能忽視企業家賦予資本品各種各樣的功能。門格爾在《國民經濟學原理》（1871）開篇就提出“不同級財貨理論”，用來說明人類欲望及其滿足手段之間的因果關系。門格爾將直接滿足人的需要的財貨稱為第一級財貨（消費品），將生產第一級財貨的其他財貨稱為高級財貨，離最終消費品越遠的財貨級別越高。門格爾把資本定義為生產期間保有的高級財貨。門格爾強調資本的異質性和互補性，認為“若沒有同時支配著其余（補足）的高級財貨，則我們要用一個單一的高級財貨來滿足我們的欲望是不可能的。”同時，門格爾強調時間是市場過程分析中的一個“本質要素”，“一些高級財貨，要在瞬間將其轉化為相應的低級財貨是全然不可能的。”時間偏好理論是杰文斯對經濟學的一大貢獻。在《政治經濟學理論》（1871）中，杰文斯創造性地運用三角形圖解的形式來表示資本與時間的關系，認為“資本的唯一的最重要的功能是使勞動者能夠等候長久工作的結果———使企業的開始至終局，可以距離一個時間。”這直接影響了哈耶克在《物價與生產》中提出的“哈耶克三角”跨期結構分析框架。龐巴維克是奧地利學派資本理論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的迂回生產理論是基于時間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他認為，迂回生產的優勢是人們獲得的產品比直接生產的要多，以及它是獲得某類產品（特別是技術含量高和結構復雜的產品）的唯一方法。迂回生產是一種資本化的生產方式，迂回的過程越長，所產出的資本就越多，從而生產的資本化程度就越高。米塞斯和哈耶克在資本理論問題上整合了時間與貨幣兩個核心要素，創立了商業循環理論。米塞斯指出：“資本是儲藏起來的勞動、自然和時間。不靠資本品幫助的生產與利用資本品的生產，其區別在時間。”在《貨幣與信用原理》（1912）中，米塞斯將門格爾的主觀價值理論和邊際效用方法運用到貨幣價值的分析上，并揭示了信貸擴張如何通過相對價格扭曲而導致收入分配的變化并引發周期性的波動。米塞斯突破了古典模型中的兩分法（實際部門和貨幣部門是分離的），提出“貨幣非中立”的觀點。米塞斯認為“中立的貨幣”這個概念是自相矛盾的，“貨幣如果其本身不具推動力，就不算是完全的貨幣，甚至根本就不是貨幣。”即使在長期，貨幣也是非中性的，貨幣本身就是引起資本結構變動的一個因素。在此基礎上，哈耶克的《物價與生產》（1931）首次提出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結構”的概念，建立了被稱為“哈耶克三角”的跨期結構分析框架，闡述貨幣—產出的因果關系及貨幣在生產結構中的傳遞機制，強調相對價格在決定生產數量和方向中的支配性作用。哈耶克的分析框架成為加里森宏觀經濟學的直接理論來源。
二、奧地利學派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內容
加里森的宏觀經濟學模型主要借助于三個圖形工具，可貸資金市場和生產可能性邊界是從主流宏觀經濟學吸收過來的，而跨期生產結構主要是以“哈耶克三角”為基礎的。加里森認為該模型的新穎之處在于其整合性和運用性。右下方的坐標為可貸資金市場，它反映了不同利率水平下儲蓄者的貸款意愿和投資者借入資金的意愿，可貸資金供給曲線與需求曲線的交點決定了均衡利率，儲蓄有效地轉化為投資。右上方的坐標是生產可能性邊界，它用來分析替代性產品（投資品和消費品）的生產組合。其中，坐標縱軸描繪了消費品的運動軌跡，生產可能性邊界上的點在坐標縱軸的投影與跨期生產結構（“哈耶克三角”）垂直直角邊上體現的最終消費品的產出相一致。坐標橫軸描繪了總投資的軌跡。生產可能性邊界上的點表示在充分就業情況下的投資與消費組合。遵循哈耶克在《物價與生產》的分析路徑，模型的分析是從充分就業和資源被充分利用這一假定均衡狀態出發。左上方的坐標是跨期生產結構，它具有兩個維度：價值維度和時間維度。垂直直角邊表示價值維度，用于衡量消費品產出的價值，它通過貨幣價值表示出來；水平直角邊表示時間維度，即生產的迂回程度。水平直角邊的左端是遠離消費品（即資本化程度高）的階段，右端是靠近消費品（即資本化程度低）的階段。
從時間軸到斜邊的垂直距離表示生產過程中產品的價值。時間偏好的變化創造了獲利機會，企業家的預期利潤是決定生產結構變化的最現實和最重要因素。當市場主體的時間偏好降低時，人們減少當前消費，可貸資金供給曲線向右移動到S'，均衡利率下降，原本無利可圖的資本化程度較高的產業現在變得有利可圖，投資者把資源和勞動服務從相對靠后的階段轉移到相對靠前的階段，從而使生產過程更加迂回，整個生產結構鏈條被拉長，生產力水平得到提高。在圖形分析上，均衡利率的下降引致生產可能性邊界上的投資與消費組合沿著邊界順時針運動，“哈耶克三角”的斜邊更扁平了。從整個生產過程看來，在資本重構的初期經濟增長率可能出現短暫性下降，一旦資本重構完成后，經濟增長率將會比偏好變化前更高，資本重構（形狀發生變化）后不斷擴大的“哈耶克三角”。由時間偏好變化引致的資本重構，并不會使消費持續性地降低，而是未來消費增加得更快，因此，資本重構促進消費增加的結果與市場主體時間偏好變化的目的相一致，這種增長模式是可持續的。奧地利學派與凱恩斯理論的根本分歧集中在儲蓄與投資的關系以及利率的問題上。凱恩斯認為儲蓄與投資是兩個完全獨立和相互矛盾的過程，他說道：“個人的儲蓄行為不是用將來的消費需求來代替現在的消費需求，它是這種需求的一種凈減少。儲蓄行為除了會減少現在的消費需求以外，還會減少現在的投資需求。”在利率問題上，凱恩斯指出：“即使貨幣數量大量增加，也只能對利率施加相對較小的影響。因為貨幣數量的大量增加，會使得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如此之大，以致由于安全動機引起的流動性偏好會加強。”在凱恩斯看來，投資者的信心狀態或信貸機構的信用狀態的弱化將引致資本邊際效率的突然崩潰，并導致經濟危機，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內在于市場經濟中，國家應“擔負起更大的責任來直接組織投資”。奧地利學派則從資本異質性和生產結構的角度對凱恩斯的觀點進行反駁。他們繼承古典學派的觀點，認為儲蓄與投資并不是兩個完全獨立的過程，它們之間彼此緊密相連，儲蓄的增加直接反映投資增加。在解決“儲蓄如何有效轉化為投資”的問題上，奧地利學派提出了自己的解釋：第一，在資金來源方面，商業企業投資所需要的資金不僅來源于消費者的直接儲蓄，還來源于自身留存利潤（自我借貸）；第二，在轉化方面，市場經濟存在著許多不同的金融工具，商業企業能夠獲得擴大經營規模和采用新技術的資本；第三，在因果關系上，認為凱恩斯所堅持的“資本邊際效率的突然崩潰”不是衰退的原因，相反，它卻是此前信貸擴張和隨后利率扭曲引致資源錯配的結果。投資者信心的普遍喪失和流動性偏好的增強是政府干預的結果，它們并不內在于市場經濟中。加里森運用引申需求效應和時間貼現效應，來說明儲蓄與投資之間的動態關系，并把引申需求定義為“對生產要素的需求，以及由此對中間產品的需求。”在轉向資本化程度更高的生產方法的過程中，時間貼現效應是巨大的，它有助于抵消引申需求效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為在這過程中，生產手段作為產品本身，其數量也在不斷增長。引申需求效應主導較晚階段，時間貼現效應主導較早階段。在缺乏資本異質性的理論前提下，凱恩斯關于“儲蓄與投資的矛盾性”否定了時間貼現效應，同時暗含著“投資的增加不需要犧牲當下的消費為代價”這一假設，因此凱恩斯往往忽略了生產可能性邊界上投資與消費組合沿著邊界順時針或逆時針的運動。在利率問題上，奧地利學派認為，盡管在信貸擴張的初始階段，貨幣數量的增加確實會暫時性地降低利率，然而，從長遠來看貨幣數量不會影響利率，除非時間偏好發生變化。儲蓄—投資—消費的比例是由每個市場主體的時間偏好決定的。奧地利學派認為，信貸擴張是經濟波動的制動機制，相對價格變動是經濟波動的傳導機制。假設市場主體的時間偏好不變，中央銀行為應對經濟衰退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用△MC表示信貸擴張），信貸擴張引致均衡利率的暫時性下降，人為的低利率向投資者釋放錯誤的信號，激勵他們增加資本投入。然而，信貸擴張引起資源的跨期錯誤配置，生產結構在兩個方向受到扭曲，一個朝向早期階段，另一個朝向晚期階段，中間階段經歷了相對下降（甚至絕對下降），陷入了“雙重失衡”。
投資在時間上靠前和靠后的部門中的過量資本并不會產生更多的最終產品，因為并不存在足以完成生產過程的其他互補性資源和真實儲蓄。“哈耶克三角”的兩條直角邊受到兩股相反力量的拉動，斜邊發生斷裂，中間階段的產出相對減少。根據資本的互補性，中間階段產品的相對減少意味著市場過程正常運轉的各生產要素的恰當比例遭受破壞，這預示著資本重構過程不可能完成。此外，政府的信貸擴張政策不可能無限期進行下去，信貸擴張引致的經濟過熱和資產泡沫壓力必將迫使政府收縮信貸擴張力度，原本依賴于廉價信貸進行擴張的長期項目將出現資金鏈斷裂而無法清償銀行的貸款。當銀行出現大規模的壞賬時，整個金融系統和生產過程就會突然崩潰。根據加里森的分析，信貸擴張導致生產可能性邊界上的投資與消費組合暫時性地偏離邊界，一旦資本重構過程最終失敗時，在邊界外部的投資與消費組合就回落到邊界的內部。第一，在跨期生產失衡出現之前，信貸擴張確實使原來無利可圖的投資項目得以執行，這也是政府刺激性政策在信貸擴張初期能夠獲得暫時性成功的原因。第二，當經濟出現跨期失衡時，投資與消費組合并不是簡單地沿著原來的發展路徑向邊界上原初的位置折回，而是會落到邊界的內部。在長期項目被迫終止時，盡管非專用性生產要素能夠在各生產階段進行轉移，但專用性生產要素卻不能被轉移到其他生產階段，而不得不被放棄。由此可見，信貸擴張政策在短期內能夠刺激投資和扶持就業，但從長期來看卻會產生更大的負面效應。
三、奧地利學派宏觀經濟學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啟示
1.當前我國經濟增長減速的主要原因是產能過剩的結構性問題，突出表現在資本化程度高的產業。
資本化程度高的產業在信貸擴張的效應下表現為規模擴張過快，這種擴張模式嚴重依賴于高負債來實現，在產能過剩、經濟增長放緩、外部經濟復蘇不明朗的情況下，高負債意味著高風險。根據奧地利學派的分析路徑，等到投資要清算的時候，危機必然爆發。在產能過剩引致結構性問題的條件下，單純運用需求政策，往往使政府的宏觀調控陷入兩難境地：一方面，如果選擇信貸擴張的方式來提振資本化程度高的產業，盡管在短期內有助于產業復興，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扭轉產能過剩的困境，相反只會惡化企業債務負擔，并進一步加深中國經濟的脆弱性；另一方面，過度擴張的資本化程度高的產業與上下游產業形成一個龐大復雜的產業網絡，若政府放手不管，這些產業的收縮效應將進一步擴散，給宏觀經濟帶來巨大沖擊。從增長速度上看，中國經濟增長已從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為7%—8%的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進入一個結構調整期。下一階段的重點是，通過改革來重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更好地發揮市場機制優勝劣汰的作用來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以優化產業結構比例。中國的結構調整是一個經濟再平衡的過程，在這過程中，改革可能會導致未來增長率略微下降，但這應該是一個健康的發展現象?？偫韽娬{：“經濟發展不是短跑，而是沒有終點的長跑，要有一定的速度，但更重要的是看耐力和后勁。”
2.資本的異質性和互補性，要求在良序運作的法律制度環境下充分發揮企業家精神。
這里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方面資本的異質性和互補性要求各要素相互配合才能實現生產的目的，然而有效率的資本組合并不是自動達成或由某個超市場力量（如政府）的意志決定的，相反，它主要依賴于市場過程中的企業家活動。在動態的生產結構中，異質性資本的有效組合，實際上就是企業家頭腦中分散的知識如何通過價格體系有效地實現跨期協調的問題。企業家依據價格和預期利潤來配置各類資源，或采用新的、更有效率的生產工序，或引進更具盈利性的商業組織形式。企業家精神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引擎，企業要持續地獲取利潤，就不能僅僅停留在已有的競爭優勢上，他們必須持續地創新，避免模仿者的模仿行為終結企業家的利潤。另一方面法治是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它對于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至關重要。哈耶克明確指出：“經濟領域中的政策應當由法治支配。經濟活動的自由，原本意指法治下的自由，而不是說完全不要政府的行動。”在市場與政府的關系上，哈耶克強調：“重要的是政府活動的質，而不是量。一個功效顯著的市場經濟，乃是以國家采取某些行動為前提的；有一些政府行動對于增進市場經濟作用而言，極有助益；而且市場經濟還能容忍更多的政府行動，只要它們是那類符合有效市場的行動。”鮑莫爾關于“游戲規則在決定企業家精神配置到生產性或非生產性（甚至破壞性）活動上發揮著關鍵性作用”的分析，極具啟發意義。實現企業家精神與市場經濟發展目標相一致，離不開法治和政府的監督作用。法治和政府監管職能的缺失，必然使企業家沿著非生產性（甚至破壞性）的路徑去追求財富。政府在創設良好的營商環境中發揮積極作用，需要充分利用好三大清單，即利用“權力清單”來限制政府權力，法無授權不可為；利用“責任清單”來限制政府的“不作為”，落實政府監管職責；利用“負面清單”來保護市場主體的自主權利，以此來激活市場活力。在缺乏法治的環境下，放任市場自發力量所帶來的破壞性經濟后果，是個人和社會都難以承受的。
3.資本的異質性和互補性為政府在危機時期如何有效調控經濟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當經濟發生系統性危機，政府不得不實施干預政策來拯救經濟時，政府的調控措施必須尊重市場原則和生產規律，改革和創新宏觀調控手段。新古典關于資本同質性的過于簡化的分析，并沒有為政府的有效調控提出具可操作性的建議，那種認為只要增加投資就能刺激經濟的觀點，其實是一種誤解，它忽略了“耐用的投資品并不代表增加產出所需要的一切資本”的事實。要實現預期增長，政府必須把與耐用投資品互補的其他資源投放到生產過程中，以實現各級資本品需求和消費品需求之間恰當的比例。因此，政府在對市場結構進行調整時，不能僅僅關注投資的貨幣數量，更需要關注生產結構中各種資本的合理配置，重點扶持經濟結構中的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防止累積性的結構失衡?？偫碓谡劦秸毮芎驼{控方式轉變的問題上，多次強調要“激活力、補短板和強實體。”“激活力”要求政府為企業家精神更好地發揮生產性作用優化宏觀環境，激發巨大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補短板”要求政府在結構調整過程中通過定向調控、精準發力的“微刺激”政策（如定向降準）來修補生產結構中的缺環；“強實體”突出了實體經濟在整個經濟中的基礎性作用。金融市場離不開實體經濟的健康運行，實體經濟是因，金融表現是果，兩者決不能相反。一旦實體經濟中的生產結構出現資源錯配，最終其經濟問題必然在金融市場上得到強烈的反映。
4.政策制定者需要準確理解總量性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上漲之間的關系。
利率對異質性資本價格的不同影響，可突破傳統的通貨膨脹理論，為理解經濟周期性波動提供新的切入點。主流宏觀經濟學認為，溫和的通貨膨脹有助于改變市場主體對未來前景的悲觀情緒，起到鼓勵投資和刺激消費的作用。然而，在奧地利學派宏觀經濟學看來，即使貨幣當局通過增加或減少貨幣供應的措施來實現物價穩定目標，經濟也可能出現跨期失衡，因此，政策制定者不能簡單地將價格穩定作為宏觀經濟健康運行的標志。在市場過程的分析中，我們不能忽視通貨膨脹對相對價格的扭曲效應：某類資產價格（尤其是資本化程度高的產業）能夠對信貸擴張迅速作出調整，而有些價格則調整得很慢。信貸擴張引致的相對價格的變動向市場主體發出了如何配置資源的信號，這些扭曲性的價格將導致資源的低效乃至錯誤配置。2007—2009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奧地利學派宏觀經濟學的合理性。
四、結語
在哈耶克看來，“資本問題當然是超過一切其他經濟問題的最重要的問題，自我們這門學科出現以來，就一直是理論家們關注的焦點問題。”然而，在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占支配地位的時代，奧地利學派在資本方面的貢獻一直被經濟學家所忽略。以資本為基礎的奧地利學派宏觀經濟學，是市場過程的動態研究方法，它把整體社會經濟運行作為考察對象，深刻地揭示了以沒有真實儲蓄為基礎的信貸擴張不同于實際生產資本的增加，它并不會導致再生產過程的擴大，相反，只會導致資本結構的扭曲。同時，加里森的宏觀經濟學為我們更好地理解“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政府的有效調控和法治之間的辯證關系”提供新的視角，對我國下一階段的經濟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作者：鄭健雄 單位：華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