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倫理論文范例

0引言

學術期刊發展進入21世紀以來，其編輯出版技術和手段日新月異，學術成果的多媒介融合出版為學術研究成果的傳播提供了更為快速、有效和多樣化的傳播平臺。尤其是在信息技術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開放存取出版、優先數字出版、電子預印本出版等技術為學術成果的傳播提供了多種新的選擇，極大地促進了學術研究的進步。然而，就在期刊編輯出版人員殫精竭慮地創新出版方式、為滿足學術傳播而砥礪前行時，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卻出現了抵制學術期刊的聲音。更有甚者，有學者采取各種方式惡搞學術期刊。那么，作為學術期刊編輯出版人員，面對學者對學術期刊抵制的態度與行為，需要深刻反思其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學術期刊的發展究竟出現了怎樣的失誤？我們在出版中應該如何改進工作才能滿足作者對學術出版的需求？本文基于作者對學術期刊抵制的案例，試圖揭示學術期刊出版中作者與期刊存在的矛盾，并提出解決作者與學術期刊矛盾的策略，以期引起學術期刊同行的關注，共同為學術期刊的發展出謀劃策。

1作者對學術期刊抵制的案例

作者對學術期刊抵制的實質是學術共同體與學術期刊之間矛盾的表現，是學術共同體對學術期刊的辦刊理念和辦刊實踐的挑戰。根據作者對學術期刊抵制的性質，可以將其概括為作者對學術期刊評審制度的抵制和作者對學術期刊出版理念的抵制。

1．1作者對學術期刊評審制度的抵制

同行評審制度是保證學術期刊質量的根本。作者對學術期刊質量的不信任首先指向的是對同行評審質量的懷疑和挑戰。Sokal事件是作者對學術期刊同行評審進行抵制的典型例子。1996年5月18日，美國《紐約時報》頭版刊登了一條新聞：紐約大學的量子物理學家AlanSokal向著名的文化研究雜志《社會文本》投稿了一篇文章，標題是“超越界線：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故意制造了一些常識性的科學錯誤，目的是檢驗《社會文本》審稿人在學術上的誠實性。不幸的是，期刊的五位審稿專家都沒有發現這些錯誤，也沒有能識別索卡爾在后現代主義與當代科學之間有意捏造的“聯系”，文章經審查后被發表，引起了學術界的一場轟動。雖然Sokal事件反映了后現代主義對當代科學的戲謔與挑戰，但是，這一事件直接的后果是損害了學術期刊在公眾中嚴肅性、客觀性的形象。事實上，研究人員對學術期刊進行惡搞和挑戰并不是個例。惡搞論文的事件已經被多次報道。例如，據《中國科學》報道，早在2005年，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的研究人員發明了SCIgen軟件，其目的是為了證明期刊和會議對機器發明的毫無意義的論文的識別能力，以期刊和會議作為娛樂和嘲諷的對象。SCIgen生成的這些惡搞論文對學術期刊和會議的同行評審制度造成了極大的挑戰。據報道，傅立葉大學的計算機科學家Cy－rilLabbe收集了2008～2013年世界頂級出版社出版的30多本論文集中計算機生成的論文共120多篇。其中，Springer出版的論文中有16篇，IEEE出版的論文中有100多篇。這些大量存在的惡搞論文的被報道，證明了世界頂級學術期刊同行評審中的漏洞，也揭示了作者對學術期刊的抵制態度和嘲弄詆毀學術期刊的行為。

1．2作者對學術期刊出版理念的抵制

摘要：文章從工程倫理課程發展歷程出發，明確了環境類碩士研究生“工程倫理”課程開設的必要性與緊迫性，并闡述了環境類碩士生“工程倫理”課程設計、授課方式及考核策略。

關鍵詞：工程倫理；環境類碩士研究生；工程教育

工程科技的進步與人類發展的命運緊密相連，伴隨著人類大規模改造自然的工程行為，不可避免地涉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類的多重價值追求，不同利益訴求也會導致人們在工程行為選擇上的困境與沖突，從而引發當今社會對工程行為意義與正當性的反思，人類的工程實踐不僅是一種改造自然的技術活動，也是一種關涉人與自然和社會的倫理活動，這成為“工程倫理”作為一門學科建立與發展的現實背景。

一、“工程倫理”課程介紹

工程倫理是在工程中得到論證的道德價值，是應用于工程學的道德原則系統，是工程技藝的應用倫理[1]。工程倫理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是一門哲學、倫理學與工程學、社會學交叉的新興學科門類，在實踐意義上，工程倫理為工程師提供了價值性的規范引導。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法國、德國、日本和英國等發達國家相繼開展了工程倫理教育。我國工程倫理教育是在全國工程專業學位研究生教指委推動下展開的。2014年6月，在清華大學召開的“工程呼喚倫理：學術界與企業界對話”工程倫理教育論壇上，企業界代表和學術界人士提出了工程教育要補上“倫理”短板，不但要從知識傳授和能力培養進一步延伸到價值塑造，而且要把價值塑造作為工程教育的核心目標之一。同年12月，教指委啟動“工程倫理”課程建設，并于2016年推出了“工程倫理”教材和在線課程。2018年5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了《關于轉發〈關于制訂工程類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方案的指導意見〉及說明的通知〔學位辦（2018）14號〕》，將“工程倫理”課程納入工程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公共必修課，并列入研究生培養單位實施人才培養、開展評估評優工作重要依據?？梢钥闯?，加強工程倫理教育，已成為工程碩士教育中的“標配”。

二、“工程倫理”課程開設的意義

傳統環境類碩士生培養目標是：掌握環境科學與工程專業基礎理論、專業知識和實驗技能，具備獨立開展環境科學與工程領域科研和從事環境保護工作能力。目標對學生掌握扎實的環境專業理論和技術表述較多，而對學生今后作為環境專業人員所必備的工程倫理素養和職業道德鮮有提及。環境類專業在解決環境污染、資源利用等環境問題時能帶來可觀的社會效益和一定的經濟效益，但也面臨著環境與生態安全問題、社會利益公正對待問題、環境工程管理制度的道義性以及環境工程師的職業精神與科學態度問題。特別是我國近年來經濟飛速發展，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統一與對立引發的工程倫理問題尤為突出。具體而言，一是環境保護工程公益性，使其出現了直接效益與間接效益之間矛盾的倫理問題，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矛盾的倫理問題；二是環境保護局部與整體的利益分配問題，因為環境問題沒有國界，屬全球性問題，而環境工程主要是保護和增加公共利益，大多會不可避免涉及甚至減損局部利益或私人利益，若處置不當極易引起工程倫理沖突，甚至破壞世界和平或引發局部群體性事件，例如“鄰避沖突”與“鄰避困境”出現；三是環境污染問題追溯和責任主體確認是個極其復雜的問題，例如，地下水污染和土壤重金屬污染就是典型的難以溯源和界定責任主體，這都對環保工作者的職業要求非常高，也會涉及很多相關工程倫理問題；四是確立自然環境的倫理地位，工程師需要扭轉一味追求技術效益和最大產出的功利觀，明確對自然環境的倫理責任。因此，開展工程倫理教育是環境類專業人才培養面臨的緊迫任務。

作者：伍永慧 施雁 單位：同濟大學附屬第十人民醫院

近年來，許多專家學者從護理倫理學的課程地位與性質、教學內容與方法、考核標準與形式、師資構成等方面對我國護理倫理學教育現狀作了深入全面的闡述與分析。然而，我國現有的護理倫理學教育還不能滿足實際需要［1］。筆者以可行性、有效性為原則，提出改革建議，希望能為我國護理倫理學在校教育體系的進一步完善提供參考。

1護理倫理學概述

護理倫理學是護理學和倫理學相結合的一門交叉學科，是研究護理學科體系中倫理問題的一門應用科學，它關注的重點是護士應當如何處理他們在護理實踐中遇到的倫理困境［2－3］。護理倫理學教育的目的在于完善護士在跨學科環境下工作的倫理知識體系［4］。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歐美國家就已經非常重視護理專業教育中倫理學的教育，在英國，護士接受的職業倫理教育甚至比醫生還多［5－7］。然而，在這一時期，我國的護理倫理教育才剛剛起步。如今，我國的醫學護理教育在科學教育和人文教育之間發展存在失衡，醫護人員人文關懷相對欠缺［8］。改革護理倫理學教育，使之適應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符合臨床護理實踐需要，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2護理倫理學教育改革建議

2．1學校應重視護理倫理學教育醫療改革的發展及護理學科的進步，對新型護理人才的護理倫理學知識儲備提出了明確的要求［9－10］。因此，學校應重視護生護理倫理學知識體系的建立與完善，讓他們在學生時期全面系統地接受護理倫理學教育，培養良好的倫理素質［11］。將護理倫理學與基礎護理學、內外科護理學等課程一樣，作為高等護理教育體系中的核心課程［12－13］。

2．2教學內容密切聯系臨床實踐需求有調查顯示，超過50％的護生希望授課教師多講授與臨床實踐聯系緊密的倫理學知識［1］。說明目前護理倫理學教育的重點是倫理學基礎與理論知識，對于培養護生具有敏銳的倫理意識和判斷解決護理實踐中的倫理問題的能力還存在很多不足。因此，教師應該注意適當調整教學內容的重點，使教學內容符合臨床實踐需求。對于無醫學、護理學知識背景，或無一定臨床實踐經驗的教師，可以向臨床資深醫護人員請教，使授課內容傾向于臨床實踐需求；也可以開展實習護生座談會，詢問護生實習過程中遇到的倫理問題以及對倫理學知識或教學的需求重點，這樣就可以有針對性地組織非實習護生的護理倫理學教學活動。

一、現階段醫學生醫學倫理教育所存問題分析

1.醫學生行為存在嚴重的失范，影響和干擾良好行為習慣的形成

比如缺乏公德、論文造假、不尊師重教或者考試作弊等，這些問題和現象均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醫學生良好職業行為習慣以及倫理規范意識的形成、培養，繼而進一步影響其今后上崗操作。

2.教學和課程設置中過于重視技術忽略了倫理教育

很多醫學生在學習期間簡單地認為只要熟練掌握專業操作技術即可，對于醫學倫理學方面的知識不夠重視，認為其可有可無，其實不然當醫學生進入到實踐工作崗位以后，若缺失良好職業人文素養，很容易迷失在價值困惑或者道德困惑中，影響和干擾其人生道路。

3.缺失無私奉獻的意識和競爭，同時拜金主義、利己主義以及單純經濟主義等現象嚴重。

因受利己主義的干擾以及影響，部分醫學生以及醫生在學習和工作中多做一點就會抱怨，遇到困難或者加班等退縮，再加上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速度的加快，拜金主義思想的影響，使得部分醫學生和醫生過于追求個人經濟利益，而使得醫療服務逐漸商品化，自愿奉獻的人逐漸減少，一味追求個人利益以及經濟指標，而缺失作為一名醫生應有的素養以及道德。

1．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引入和傳播   我國對生態女性主義的接受最早是從對生態女性主義作品的譯介開始的?！都澎o的春天》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與生態女性主義有關的譯著，該書被視為是生態女性主義的奠基之作。書中描寫了濫用農藥、殺蟲劑給生物及人類帶來的嚴重危害，從環境污染的角度喚起人們對忽略的環境問題的關注。當時的美國總統肯尼迪也在一份報告中支持了卡森的見解。該書出版后，在美國和全世界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拉開了美國現代環境保護運動的序幕。盡管該書并不是真正以生態女性主義的身份在中國登臺亮相的，但它在客觀上為國內生態女性主義研究奠定了基礎。之后，國內雖然陸續譯介了《自然女性》、《自然之死》、《真實之復興》、《女性主義與對自然的主宰》等一些與生態女性主義相關的著作，但總體而言，我國在對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相關論著的譯介方面成果較少。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學界開始集中關注生態女性主義文化思潮，拉開了生態女性主義研究的序幕。1996年，《國外社會科學》刊登了關春玲寫的《西方生態女權主義研究綜述》，這是國內最早的一篇關于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研究的綜述性文章。該文簡要介紹了生態女性主義研究出現的新特點，論述了生態女性主義的主要流派及其觀點(關春玲1996:25-30)。之后，國內許多專家學者紛紛撰文探討婦女和環境的關系，從多個角度對生態女性主義進行介紹與研究。以中國學術期刊網數據庫為數據來源，對近十五年來國內重要期刊發表的有關生態女性主義的論文進行整理分析后，筆者發現我國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是從哲學、倫理學、宗教等方面開始的，前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這些領域。1996年，曹南燕和劉兵二人合作發表了《生態女性主義及其意義》，論述了女性與生態運動相結合的原因，較為詳細地評述了生態女性主義對傳統哲學的批判，以及生態女性主義提出的新的價值觀和倫理學，并對生態女性主義的意義做出分析和總結(曹南燕、劉兵1996:54-60)。之后，陳喜榮(2002:525)在《生態女性主義述評》中，把生態女性主義歸為后現代主義的一個分支，指出生態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在反對傳統哲學中的二元論方面具有共性，又有區別。該文還詳細陳述了生態女性主義本體論的建設性貢獻，指出“非二元論是生態女性主義認識論根據”。臺灣的李慧利(2004:93)在《儒學與生態女性主義》中指出，儒學“天人一體”的概念“并不制止人類對自然的干預行為”，“承認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不等于支持了某一種環境倫理。”二元論究竟是不是對婦女和自然雙重壓迫的根源?這個問題仍將繼續探討下去。李建珊和趙媛媛(2008:1-6)在《生態女性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一文中提出，生態女性主義可以借鑒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有機整體觀、“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仁愛觀念，這有助于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深化和發展。   2000年，肖巍在《婦女研究論叢》上發表了《生態女性主義及其倫理文化》一文，這是典型的從倫理學角度研究生態女性主義的論文(肖巍2000:37-41)。2007年，香港樹仁大學王建元發表了《生態倫理與中國神話》一文，該文嘗試從中國古代神話(特別是有關女神的)中發掘生態女性主義的論點，以期提煉出中國古典文化中的生態倫理(王建元2007:35-43)。   此外，四川大學陳霞(2000:37-40)的《道教貴柔守雌女性觀與生態女權思想》一文是國內第一篇將生態女性主義與宗教研究結合起來的學術論文，該文以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為參照，探討了中國道教獨特的女性觀念及其對婦女、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意義。作者指出，柔弱不是一種結果，而是一種策略，這是雌性反應的方式。如果我們尊重理解這種方式，在對待自然和社會時，不要盲目進取、以強力征服自然，也不要用暴力不公壓制女性，反而能保全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和男人與女人之間的和諧，從而提高我們的生活質量。2010年，李瑞虹的《綠色神學:女性主義神學家魯塞爾的生態思想探究》對美國女神學家魯賽爾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評述(李瑞虹2010:93-100)。   近些年來，生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概念已經正式進入文學研究領域。中國期刊網上的數據表明，從文學視角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呈現多維度的局面，涉及批評理論研究、文本研究以及對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研究的研究等。2002年韋清琦在《外國文學》上發表的《方興未艾的綠色文學研究———生態批評》一文中提出，生態女性主義“是生態批評發展到第三階段的產物，研究的前景相當樂觀”(韋清琦2002:35-36)。同年，陳曉蘭(2002:42-48)在《文藝理論與批評》上發表的《為人類“他者”的自然———當代西方生態批評》一文中把生態女性主義看作“生態批評”的一個重要類型，是最激進的非馬克思主義批評，同時也是最具潛力的批評。從2004年開始，一批運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對作品加以闡析的論文涌現出來，例如左金梅的論文《〈千畝農莊〉的生態女權主義思想》，戴桂玉的論文《從〈喪鐘為誰而鳴〉管窺海明威的生態女性主義意識》，王文惠的論文《從生態女權主義視角對〈簡•愛〉的重新讀解》，張燕的論文《尋歸自然，呼喚和諧人性———艾麗斯•沃克小說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芻議》，吳琳的論文《解讀“海洋三部曲”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單乳女性家族回憶錄———〈避風港〉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解讀》等。筆者近些年來一直從事生態女性主義文學作品和批評理論的研究，力圖將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實踐研究相結合。2008年，筆者完成了以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美國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研究》，論文對生態女性主義文化思潮和批判理論進行了深入而細致的研究，著重探討了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對生態女性主義代表作家的作品進行闡析和解讀，試圖為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研究提供可資借鑒的資源，為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研究提供理論和實踐上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學研究領域，國內一些學者開始嘗試運用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闡析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展現生態女性主義對中國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借鑒作用。例如2006年，韋清琦在《江蘇大學學報》上發表的《中國視角下的生態女性主義》一文中強調，生態女性主義和生態批評類似，在參與經典的重構中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在文章中，他采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闡析了中國當代作家的文學作品，文章中涉及的不僅有女性作家的作品，還有男性作家的作品，通過對比分析，文章指出了男性作家與女性作家的生態女性主義寫作的差異。通過具體的文本批評實踐，他向我們展現了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對中國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借鑒作用。他認為，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在中國有著良好的前景(韋清琦2006:19-23)。之后，他采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解讀了賈平凹的短篇小說，嘗試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提供一種綠色女性主義的解讀范式(韋清琦2009:28-30)。王明麗(2010:107-112)把生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新的敘事方式，用以解讀晚清女性小說，發掘作品的深刻內涵和重要價值。#p#分頁標題#e#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國內對生態女性主義的研究視角日趨多元化，除了上述幾種視角之外，還有語言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學術思想發展等視角，由于從這些角度進行研究的成果所占比例極小，筆者在此就不再一一評述。此外，自2003年以來，出現了以生態女性主義為研究對象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而且數量呈逐年上升的趨勢。由此可以看出，生態女性主義已引起國內學者越來越密切的關注，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研究呈現出日趨繁榮的局面。但是，生態女性主義是一種生成中的前沿性的理論思潮，其理論思想還遠未成熟，在理論建構方面還很薄弱，需要不斷改進和完善。在這一點上，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的學者，都還是剛剛起步。   2．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接受和發展探因   生態女性主義進入中國不過十來年的時間，已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從理論傳播和接受的特點來看，這主要與兩個方面的因素有關:一是受“本土”實踐需要的制約，二是受歷史文化的制約。從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歷史語境來看，它一方面是受到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發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當代現實語境壓力所致，是改變當下人們生存狀態這一現實需要的呼喚。當代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矛盾，具體表現為一方面現代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改善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提高了女性自身的素質，而另一方面，這種現代化進程又加劇了貧富分化，大多數人尤其是貧困婦女的生存狀況日益惡化。與此同時，環境問題也成為中國在新世紀里面臨的最大挑戰。雖然環境保護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在建國五十多年來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些地區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還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態環境破壞的范圍在擴大，程度在加劇，危害在加重，這不但影響國家生態環境安全，也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除了現實需要之外，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還有賴于中國本土的思想文化資源。從中國自身的思想資源來看，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中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它是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哲學基礎和理論支撐。道家陰陽和諧的關聯性思維，化二元性為二級性，避免了本體上的二元對立;道生萬物的哲學觀體現了人與世界的連續性。著名漢學家安樂哲指出，在道家哲學中，關聯性思維模式占據著主導地位。“陰”和“陽”作為關聯關系的核心概念，并不是定義現象某個本質特征的普遍原則，而是表述具體差異之間的創造性張力的解釋性概念范疇(安樂哲2002:257-259)。陰和陽不是構成事物的本質屬性，而是在具體情境中相對而成的。“陰”和“陽”二者之間不是邏輯或因果的關系，而是一種美學秩序。它揭示了一種由不可取代的個別項所形成的特定同一性。“具體事物的這種執著的特殊性和這種特定統一性的和諧具有緊張的關系。”(安樂哲2002:80)也就是說，理解具體事物時，應承認其差異性和多樣性，尊重整體性，把每一個具體事物都作為一個獨立整體看待。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認為，西方父權制的二元論思維模式導致了對女性和自然的雙重統治，因此，它提出“徹底的非二元論”的主張，提倡多樣性，尊重差異性，強調整體性，相信事物之間的相互關聯性，而道家的這種非二元模式的整體性的思維正是生態女性主義所追求的。   漢學家本杰明•史華茲曾指出，老子“將女性作為無為和自然原則的象征而加以贊頌”(史華茲2004:209)。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守柔曰強”(陳鼓應1984:89，342，237，265)。這里，老子明顯表現出對與女性相關的品質“柔”的偏愛和推崇，強調女性的特性和價值，贊揚女性的智慧和品德的偉大作用?？梢哉f，中國傳統哲學與生態女性主義在主要觀點上的契合是西方的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前提。   中國現實的婦女和環境問題證明了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貴柔守雌”，“和而不同”的哲學思想是西方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契合點，我們可以此為基礎，合理整合內外資源，構建和諧正義的世界。   3．生態女性主義對中國學界的影響   生態女性主義自引入中國以來，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對環境哲學、女性主義批評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頗為引人注目。生態女性主義以獨特新穎的視角拓寬了生態批評和女性主義批評的視野。它從女性主義的視角分析環境問題，研究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理解生態環境問題及其他各種形式的壓迫，揭示破壞自然、壓迫女性以及其他各種壓迫都源于同一種力量:父權制文化。在以父權制文化為基礎的權力秩序中，女性、自然都受到男權意志的統治和剝削。在生態學家看來，造成目前生態危機的原因是以人類為宇宙中心的世界觀，但是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以男性為中心的世界觀才是造成這一危機的真正根源，所以，她們不僅反對人類中心主義，而且還反對男性中心主義。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對作為壓迫婦女和自然的共同根源的父權制文化的揭示和批評，使我們能夠避免把當代環境問題的根源簡單歸結為抽象的人類中心主義。   生態女性主義極大地豐富了女性主義和生態學理論，拓展了女性主義批評的內涵，為生態批評注入了新的內容，推動了生態批評和女性主義批評的發展。生態女性主義用生態學的觀點補充完善女性主義，意識到男性對女性的壓迫與人類對自然的壓迫相互聯系，理解這種聯系對女性主義和生態保護意義重大。它促使女性主義把對性別壓迫的挑戰拓展并延伸至包括反抗壓迫非人類自然在內的其他各種壓迫形式。生態女性主義不僅反對人類對自然的破壞，而且反對男性對女性的壓迫，白人對有色人種的歧視，異性戀對同性戀的歧視，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等任何形式的壓迫。它力圖消滅建立在父權制基礎上的二元論和統治邏輯，提倡尊重差異，主張和諧、正義的原則，呼吁恢復女性長期以來被壓抑、扭曲的天性，重建和弘揚女性美德，諸如平等意識、寬容精神、對他人的關愛等。#p#分頁標題#e#   生態女性主義既關注生態與性別的關聯，又注重考察造成這些問題的深刻的歷史根源，將其置于具體的權利關系和物質層面加以考究，并提出以本土知識體系為基礎重建生態文明，這對于我們在這個方面的研究具有積極的啟示作用。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有助于我們避免孤立、片面地看待婦女問題，把性別與環境、性別與發展等有機地結合起來，用歷史的、語境的方法對其加以研究，立足于我國的國情，整體地解決這些問題。“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理論雖然不能直接解答我們中國婦女面對的問題，但是它開拓了我們的思路，使我們得以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問題，甚至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方式。”(王政、杜芳琴1998:2)   此外，生態女性主義在文學領域的運用，為文學批評引入了一個新的視角。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從“自然”和“女性”雙重視角解讀文本，重新審視女性與自然的關系，男性和女性的關系，揭露男性對女性和自然的剝削和掠奪，批判一切壓迫形式和觀念，使文學作品中一貫被作為背景和陪襯的、被讀者忽略的自然和女性突顯出來，從“缺席”轉為在場，從無聲變為有聲，喚醒人們的生態保護意識和男女平等意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生態女性主義有助于人們改造內心世界，達到塑造人、教育人的目的，為樹立正確的女性觀和自然觀提供精神資源，為緩解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的危機、實現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可持續性發展提供輿論導向作用，最終使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男性和女性和諧相處，協調發展。   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將“女性美德”和“生態原則”作為衡量文學作品價值的新標準，使文學作品中隱藏的或者被人忽略的意義被重新發掘出來，并被賦予新的意義。它積極推崇關愛自然與女性的創作，從而將一些新的文本納入批評的視野。凡體現出整體的、相互關聯性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洋溢著關愛、同情、撫育溫情的文學作品都受到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的推崇。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在經典文本的重構、對男性作家自然寫作進行生態女性主義視角的評定以及重寫文學史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   生態女性主義確立了新的倫理價值觀，改變了傳統的審美價值觀念、文學研究的思維模式和文學批評范式，為文學批評家們提供了新的文學批評尺度，為當代作家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模式，為文學理論的發展和進步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使得文學理論的建構更具方向性，同時更具時代色彩。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近些年來，中國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一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總體而言，中國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需要在廣度和深度上進一步拓展，拓寬研究視野，加強生態女性主義話語的多層次研究，發掘出有中國特色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此外，國內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還需要加強跨文明比較研究，加強中西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交流，充分利用中國豐富的傳統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資源，為我國生態女性主義視角的文藝理論研究提供資源。   由于生態女性主義尚處于發展之中，理論還不完善，另一方面也由于國內一些學者對生態女性主義還了解得不多，而且在多數情況下，它是作為一種生態哲學或者環境倫理學被學術界引進和介紹的，研究者側重于關注它對中國環境保護和科技哲學建設的意義，而對于生態女性主義思潮之于文學研究的意義則重視不夠，所以，一些批評家指責生態女性主義過于偏激。筆者以為，生態女性主義在提升被壓迫者的地位、宣揚被壓迫者的價值、批判父權制給婦女和自然造成的后果方面，確實有些激進，但是非此不足以引起世人的關注，可以說正是這些偏激的特點才使生態女性主義日益成為人們重視的批評理論，這種“策略性的偏激”或許會有益于社會進步。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弘揚女性美德和生態原則，主張以此來抗拒、消除自然生態和文化生態的危機，對其中比較激進的觀點，我們應該仔細辨析，區分出有價值的部分和主觀、片面的觀點。此外，生態女性主義對現實的反思與批評卓有成效，在解構和顛覆父權制意識的過程中，扮演了理論先鋒的角色，但從理論建設方面來看，生態女性主義研究還亟待加強，需要不斷改進和完善。

一、定量評價與定性評價

所謂定量評價也稱量化評價，是采用數學的方法收集和處理數據資料，對被評對象做出定量結果的價值判斷。定量方法雖具有客觀化、精確化、便捷化等優點，但由于它忽略學術評價中某些對象難以量化的品質和行為，不易對評價結果做出恰如其分的反映。而定性評價則是利用同行專家的知識、經驗和判斷進行評審和比較的評價方法。該方法著重從質的方面分析和把握某一事物的屬性，容易受個人價值觀、知識結構等主觀因素影響。講到同行專家定性評價時，以湖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書記、副主席周發源為主持人的湖南省“社會科學評價體系研究”課題組的研究認為:“同行評議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評價方法，亦有其主觀性、易受人為因素影響等局限。”“同行評議往往可能受到專家學識、見解以及評估過程中態度、感情等心理因素的影響和制約，特別是當評審專家職業操守出現問題時，同行評議就難以保證評審的公平和公正。”［2］以上關于定性評價局限性的分析，十分準確。正因此，凡是科學的、合理的、公正的學術評價，必然采用定量與定性評價相結合的方法。事實表明:定量評價大都滲透著定性評價的結果，甚至以定性評價為基礎，而定性評價則大多以定量評價為前提、為參考?？疾旖陙韺W術評價的實踐，量化評價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些純客觀數據的簡單綜合，其實在這些客觀數據的背后幾乎都程度不同地隱藏著同行專家的主觀評價，從未脫離定性評價。如果稍作分析，我們就可清楚地看到:在定量評價中最受人們重視的被引頻次、影響因子等，除極個別負引之外，大多都是反映了同行專家、學者在閱讀期刊過程中，對有價值、有水平的文章及其觀點、材料、分析論證的一種肯定。而論文的被轉、被摘，也大都是經過了文摘報刊編輯、負責審稿的編委等同行專家認真審閱、精挑細選，具有較高水平、較大價值之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同行專家的認可。而論文獲獎、期刊獲獎，雖近年來在實踐中也出現過某些不公正問題，但總體而言，各級各類的評獎無不是由學科同行專家參與評審完成的，更是直接體現著學術共同體對被評對象質量和價值的判斷。另外，點擊率、下載率的多少更反映著同行學人對某一期刊關注、閱讀及認可的程度。實事求是地說，對期刊量化評價的結果，應當說是對編輯出版原刊的編者、文摘期刊的編輯、閱讀期刊的讀者以及期刊評優的專家等學術共同體評價意見一次次累加綜合而成的產物，而并非只是與專家、學者無關的冰冷的數字。由此可見，一般化地將量化評價排除在學術期刊評價之外，從而將量化評價與學術共同體的定性評價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關于定量評價，指標的選擇十分關鍵。目前，我國在核心期刊評價中，有多指標評價與單指標評價兩種體系。［3］兩種體系各有優劣，但相較而言，我比較贊同多指標體系。雖然引文法能比較客觀地呈現學術期刊的學術水平，但摘轉率、獲獎率等同樣也是反映學術期刊學術水平的重要指標。這也是大家公認的。有鑒于此，量化評價應盡量采用多指標體系。正是基于以上認識，我始終比較贊同學術評價研究專家、南京大學葉繼元教授所主張的“對學術期刊的評價，應當堅持國內外通行的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他曾講到:“常用的載文法、文摘法、引文分析法、讀者利用率等等文獻計量法與專家意見法，在國外已有幾十年的歷史，在國內也有十多年的經驗，可以說已比較穩定，成為必備的方法。在期刊評價中，定量評價具體明確，但單純依靠數據，則有一定的局限性……定性評價宏觀、全面，但單純的定性評價，則有相當的隨意性、主觀性。”［4］由此看來，惟有將定量評價與定性結合起來，才是評價學術期刊可以互為補充、科學合理的優化的方法。

二、學術質量標準與期刊影響力標準

在以往的學術期刊質量標準中，期刊的學術水平與期刊影響力混搭在一起，統稱為學術質量標準或業務標準。其實，仔細分析學術期刊的學術質量與期刊影響力，應是兩個既有密切關系但又有很大不同的標準:首先，學術期刊的學術水平、學術質量是期刊自身固有的質性，而學術期刊的影響力則是期刊學術水平、學術質量以及政治質量、編輯出版質量的延伸表現，是由期刊各項質量因素綜合而成的整體質量所衍生出來的一種客觀效果。某一學術期刊，可能水平很高，但由于其學科屬冷門問題、偏門專業，就不易產生較大影響力。上世紀80年代，《北京大學學報》原主編蘇志中教授曾在一次會議上講到，《北京大學學報》曾發表過一篇蒙古學研究的論文，他估計當時國內對該文有興趣的人可能非常之少，然而就是這篇國內少有人關注的文章，卻引起了日本學界有關專家的重視。據說，當年某日本學者訪華團到訪中國，首先打聽并提出要拜訪的是該篇論文的作者。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發表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的研究論文，就常遇到校內外某些學人質疑，認為此類文章不會有人讀，大多數人也讀不懂?？梢?，由于學科專業性質的不同，常會影響學術期刊影響力的大小。另外，某一學術期刊可能學術水平很高，但因其主辦單位名頭不大、出版地域較偏等種種外在原因，也常常限制其難以產生較大影響力。此外，學術期刊的外在形式(包括論文題目的醒目與否、刊物裝幀設計、印裝質量等因素)以及傳播渠道、發行方式、宣傳力度等都會直接影響到期刊的影響力?？梢?，期刊的影響力雖然在一般情況下與期刊的學術水平間存在著正相關的關系，但同時它還要受到多種外在因素的制約，并非一個高水平的學術期刊，其影響力就必然大;一個水平不高的學術期刊影響力就必然小。由此，設計評價學術期刊質量的標準及指標，應將學術質量與期刊影響力分開作為兩大標準。期刊的學術質量主要體現期刊所刊載的論文的學術水平———包括被引頻次、影響因子、五年影響因子，論文被重要文摘報刊的轉摘率，論文的獲獎情況，等等。關于期刊影響力，1996年新聞出版署評價標準中只列舉了產生重大社會實踐反響的論文，而未提到產生重大學術反響的論文，［5］有失偏頗。其實，期刊影響力既包括發表后引起國家或地區黨政機關重視、被有關領導批示采納其觀點、結論，產生較大經濟社會效益者;同時還應包括發表后被引頻次高、影響因子位居本學科專業前列，或同時被幾家權威文摘報刊全文轉載，或獲國家、地方政府高層次、高等級獎項者。評價學術期刊，應增設期刊影響力標準，使之與期刊政治質量、學術質量、編輯出版質量一起作為評價學術期刊的四大一級標準。關于學術期刊影響力評價的指標，我認為主要有3個:其一為期刊的社會信譽度，評價指標包括期刊獲國家、省部以上政府期刊獎、出版獎，被國內外重要核心期刊庫收錄，被國內外重要媒體、著名專家公開評價等。其二為學術及社會實踐影響力，評價指標具體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期刊發表的論文產生了重大學術理論反響，如年度被引頻次排名本學科專業前列，或一篇論文同時被多家重要文摘報刊轉載，或獲省部級以上高等級優秀成果獎、“五個一工程”等大獎。二是期刊發表的論文產生重大社會反響，如有關論文引起黨和國家及地區黨委、政府重視，論文的觀點、結論被省部以上領導批示，黨委、政府采納，產生突出經濟社會效益。前者如上世紀50年代《文史哲》發表李希凡、藍翎評論《紅樓夢》研究的文章所產生的重大學術理論反響，《光明日報》70年代末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開啟了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新時代的巨大影響力。后者如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論西安周圍諸河流量的變化》發表后受到時任陜西省長批示，省市政府成立專門機構落實其關于恢復秦嶺北麓生態植被、以從根本上解決西安供水困難的建議;著名唐史專家牛致功先生《論西安建都的朝代問題》從長期流行的8朝、9朝、11朝、17朝說等眾多觀點的分析考辨中提出13朝說，被陜西省和西安市政府采納作為對外宣傳的標準說法。惟有如此強調對具有突破性價值的代表性論作的評價，才可能準確把握期刊的學術及社會影響力。其三為讀者認可度。評價某一期刊，讀者歡迎不歡迎應是根本的標準。在以往的學術期刊質量標準及評價實踐中，對讀者、市場的認可程度多有忽視，這是重要失誤。評價讀者認可度，其指標主要包括對期刊印刷版的國內外訂閱量、發行量，讀者網上的點擊率、下載量，以及中國知網等海內外傳播情況等的考量。

三、學術期刊評價與學術評價

學術期刊評價是學術評價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術評價包括學術期刊評價。學術期刊評價是以考量學術期刊質量與學術期刊編輯者辦刊水平為對象的評價活動。評價的目的在于考察期刊質量與期刊社(編輯部)辦刊水平，總結辦刊經驗，找出辦刊中存在的問題，以促進學術期刊社不斷改進工作，提高辦刊水平。學術期刊的評價按被評對象與評價目的的不同可分為兩種情形:一是評價期刊的質量，二是評價期刊社的辦刊水平。前者如學術期刊評優等，后者如教育部名刊工程入選期刊評選、國家社科基金資助學術期刊遴選等。學術期刊質量的評價以往多以政治質量、學術質量、編輯質量、出版質量四個方面為質量標準，從內容到形式對期刊進行全面的質量衡判。而學術期刊辦刊水平的評價，除了對期刊本身質量做出評判外，還要對期刊的辦刊條件(如主辦單位重視與支持的程度，經費與辦公條件及人員配備情況等)、編輯部建設與管理水平(如編輯部工作人員的思想與業務素質、規章制度建設、工作考核與管理狀況等)、期刊社經營效果等做出綜合評估，以評價其辦刊能力、辦刊水平與績效。正是基于上述任務的特殊性，評價學術期刊的主體應由三部分人組成:一是相關學科專家，二是學術期刊編輯專家，三是期刊出版管理專家。由此三方面專家組成的評價組織，應就是學術期刊評價的學術共同體。學術評價是以學術標準為尺度，對學術活動做出水平與價值判斷的過程。學術評價包括不同的類型，主要有學術研究成果的評價(含學術成果評獎、學術出版稿件的評選)、學術研究人員的評價(包括教學科研人員職稱評審、各層次優秀人才選拔、專業技術人員崗位聘任及業績考核)、學科評估、學術機構評估以及研究課題立項的評審與結項驗收等。學術成果的評價主要是評判成果所達到的學術水平及其理論與實踐價值;學術人才的評價主要評判教學科研人員的學術水平及學術貢獻;學科評估主要評判某一學科團隊科研水平、對學科建設的貢獻及科研創新能力;學術機構評估主要評判學術研究組織整體科研水平、學術貢獻及科研創新能力。各種類型的學術評價，其評價對象、評價內容及所要達到的目的不盡相同，但所有學術評價的基本依據還都是學術研究成果。由此特點決定，學術評價的主體應是相關學科專業造詣精深的專家。深入認識、理解學術期刊評價與一般學術評價的異同及特點，對于研制科學、合理且具可操作性的學術期刊評價方案、辦法和標準，深入開展學術評價理論、實踐問題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關于學術評價主體，近年學界十分強調學術共同體評價，這無疑對摒棄長期以來我國實行以行政主導為主的學術評價制度，將學術評價回歸學術是重要改進。但是，對于學術期刊評價來說，雖評價的主體主要應為學科專家，但絕不能排斥期刊編輯專家及期刊出版管理專家;多年來各省區市舉辦的各種期刊評優，教育部名刊名欄評選以及國家出版獎的評選實踐也充分證明，期刊評價離不開期刊編輯專家和出版管理專家。

四、評價的科學性、合理性與可操作性

一、后現代主義視域中工商管理學科商業倫理教育的缺失

20世紀中葉興起的后現代主義思潮最早始于哲學、文藝與建筑領域，隨后席卷到政治、社會、經濟和科技等諸多領域，受其影響，作為各學科綜合交叉的教育與管理領域也出現后現代轉向。后現代教育觀在教學目的、教學內容、教學手段、教學過程以及師生關系等諸多領域都與傳統教育不同，強調針對不同學科的具體特點進行有針對性、交互體驗式的教學。對于工商管理學科來說，傳統的商科教育凸顯對未來商業人才的知識和技能灌輸，以打造能夠高效地服務企業的管理人員為使命，卻淡化對學生的倫理與人格教育。在后現代主義看來，經典的工商管理模式存在諸多弊端，其中最嚴重的問題就是過于推崇理性主義，片面追求效率和利潤，將人的情感和倫理因素邊緣化。在1959年出版的《未來的里程碑———關于新的后現代世界的報告》一書中，德魯克在管理界率先使用了“后現代”概念，他提出了后現代世界變革的四個里程碑，其中第四個里程碑就是教育。他認為，后現代是一個“教育大爆炸的時代”，后現代社會的教育應使人回歸到精神價值上來，倡導將信仰作為醫治現代社會諸多疾病的良方，倡導信仰在后現代世界的公司中的重要性。而在目前的工商管理學科教育中，則充斥了功利主義導向和唯科學論，將倫理價值觀等規定著未來工商管理人才行動方向的重要維度在工商管理學科教育體系予以邊緣化。后現代主義者猛烈批判這種教育觀，主張恢復情感、倫理、信念等非理性因素在管理中的地位，并將倫理等社會性因素推演到管理決策的核心地帶。根據后現代主義者的主張，工商管理學科應該強化和凸顯商業倫理教育的重要性。商科專業類學生未來走向職場，面臨諸多經濟誘惑，極易在物質財富誘惑中喪失管理原則。此外，對工商管理類學生進行商業倫理教育還能極大地改善整個社會的倫理氛圍。由工業技術和實用主義觀念沖擊，現代社會存在著嚴重的倫理與信任危機，而企業是商業倫理培育的基本單元，對商學院學生強化商業倫理教育可以提高被教育者的倫理問題識別能力、倫理決策能力及倫理判斷能力，進而影響整個商業生態的倫理氛圍，引領和提升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由于特定的歷史與政策原因，目前我國的工商管理教育功利主義導向更為嚴重。在擴招的背景下，各院校為了提高學生就業率，在專業設置、課程體系及教學方法方面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以實用為目的，過分重視管理知識、操作技巧的傳授而忽視對學生進行商業倫理教育。調查表明，在對我國115個高校樣本的統計中，僅有北京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等10所高校將商業倫理課程列為必修課程，另有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四川大學等18所高校將商業倫理類課程列為專業選修課，這些課程包括“管理倫理學”、“企業倫理學”、“商業倫理學”“、營銷倫理”、“領導倫理”和“會計倫理”等。此外，對工商管理學科進行商業倫理教育類的教研教改論文和課題也十分少見，從“中國知網”獲得的數據看，從2008年到2013年發表在CSSCI核心刊物上以“商業倫理教育”為主題的論文只有7篇，而且主要聚焦于國外商業倫理教育以及我國MBA學生商業倫理教學，涉及的范圍十分有限。最后，我國商業倫理方面的專門師資特別匱乏，很多教師都是商科出身，對倫理學等跨學科知識欠缺，未經系統化的商業倫理教育就直接走向崗位，致使商業倫理教學效果不佳。

二、工商管理學科商業倫理教學的國外經驗

與國內不同，西方高校的工商管理學科歷來比較重視商業倫理教育。在“利益相關者”理論影響下，歐美高校教育者認為，企業應該對顧客、供應商、員工、社區、公眾等各種利益相關者負責，培養有責任心的未來企業經營者是工商管理學科的基本目標，因而，工商管理學科的學生應該將生產、營銷、人力資源、財務管理以及研究設計等各方面納入必要的倫理議題。美國的大型企業集團一般都有專門的倫理機構委員會，將商業倫理納入到企業的日常管理之中，集中負責處理企業內外部的倫理道德事務，并有詳細和規范的倫理道德培訓計劃。與此對應，歐美高校在課程設置、研究機構和評價機制方面均有比較健全的商業倫理教育體系。統計表明，早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90%以上的商學院就都開設了“決策與倫理價值”等商業倫理學課程，西方商業倫理研究機構達到300多個，專業刊物達15種之多，相關教材和專著數千部。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等高校的商學院還專門組建了工商倫理系。美國的商業倫理教育以培育學生對工商管理的倫理議題敏感度為目標。未來的管理者事實上并非欠缺倫理精神，而是受傳統“經濟人”假設影響，往往在商業議題上對倫理問題缺乏認知和麻木不覺。商業倫理教學要幫助工商管理類學生認識到商業和社會需求、人類生活之間的相互關系，使其對商業的是非曲直有清晰的價值判斷，塑造有道德意識和責任心的商業管理人員；其次，在技能層面，提高學生在經濟績效和商業倫理的兩難困境中合理進行決策的能力。最后，鼓勵工商管理類教師參與商業倫理研究，進而對商業實踐倫理水平的提升儲備知識力量。美國商業院提供了豐富多樣的商業倫理教學內容，一方面教授商業倫理學的基礎理論，重點使學生認知到商業與倫理的本質聯系，剖析市場與企業的倫理學基礎；另一方面，討論具體的商業倫理案例，提高工商管理專業學生的倫理決策水平，相關研究者將不斷出現的商業丑聞和由于倫理問題引起的商業危機事件編進教材，在課堂上引領學生對這些案例進行分析和討論，以此開發學生處理商業倫理問題的技巧。在美國，商業倫理教學是一項倍受重視的系統工程，商業倫理的教學方式和教學手段也多種多樣。主要包括：專職教師或企業高級管理者提供的講座，分組討論的案例教學，靈活生動的故事，選擇典型素材進行視頻播放，圍繞商業倫理認知而撰寫的成長日記，以及走進現場的實踐教學。這些方法從理論認知、實踐觀察、模擬體驗、人生成長等各個層面強化學生對商業倫理的認識和學習。當然也有不少學者和教育者探索商業倫理的更加科學的教學方式，如采用合作學習法、現場調查法、經歷分享法、角色扮演和情境模擬法、道德模型運行法等教學方法。在各種商業倫理教學方法中，案例教學方法在美國商學院倫理教育中倍受青睞，該方面有利于借鑒各種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在現實情境中塑造德能兼備的商業人才。如麻省理工的斯隆管理學院將學生未來職業規劃和社會文化、價值觀因素介紹到課堂案例的研討之中，啟發學生重點討論“歷史、環境與倫理”等商業倫理問題，提高學生們運用倫理進行商業判斷的能力。

三、工商管理學科商業倫理教學模式改革的創新途徑

后現代主義的教育觀認為，知識不具有絕對的客觀性、普適性和中立性，基于理性主義、中心主義、實用主義的教學過程事假定教師及其知識的權威性，將學生視為消極被動接受知識的行動者，而事實上學生對知識的接受是一種重新詮釋和創造知識的過程。知識的創造者和講授者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觀中立，難以規避其自身的社會背景和特殊價值偏好，因而教師不可能是真理的代言人，也不應被視為是教學過程中的權威，因而知識是動態的開放系統，需要在懷疑和批判中才能真正獲得發展。后現代主義教育觀充分認識到知識的相對性特征以及知識傳遞和傳授中主觀詮釋、體驗的重構意義，這對傳統的教學觀念帶來革命性的沖擊。工商管理學科的商業倫理教學更是具有強烈后現代主義色彩，需要進行一場基礎性的教學模式改革。倫理的傳授和傳遞與相對客觀、中立的科學知識的傳授截然不同，其價值色彩濃重，而價值和文化的傳授不能強迫而只能是被認同，因而在商業倫理教學過程中教師的權威性更弱，只能扮演一種輔助性角色。依照這種理念，未來工商管理學科的商業倫理教學應該嘗試探索以下幾個方面的創新路徑：其一，師生角色轉換，確立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商業倫理教師在商業知識方面具有豐富的積累，但不表明他同時是一位卓越的商業倫理實踐者，因而商業倫理教育要破解教師知識權威的代言人角色，主張師生在教學過程中都是平等群體中的一員，教師只不過是這些平等者接觸商業倫理理論與案例的首席解說者和故事講述者，同時扮演參考者與協調者的角色。在這種教學過程中，教師的任務不是單方面的傳授，而是通過協商對話啟迪或提高學生對商業倫理議題的敏感性。其二，回歸事件，還原情境，進行體驗式教學。在后現代主義者看來，教學的使命是讓知識在回歸事件的過程中培養學習者應對生活事件的智慧與能力，教學本質上是師生基于生活事件的互動與交流。因此，商業倫理教育應該把教學視為“即興創作”“、情境再現”和“社會交往”體驗過程，激發學生身臨其境、直面利潤與倫理沖突的能力，將商業倫理教學視為關于師生關于倫理議題的一種特殊體驗技術。其三，啟動自主學習機制，商業倫理教學是學生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建構的自組織過程。商業倫理學科知識需要學生在對商業情境的理解中建構倫理的意義以在兩難的管理困境中合理進行決策，這本質上是學生對商業知識和倫理知識的文本進行創造性解讀和綜合的過程。這種教學過程的核心是教師提供啟發性的故事和案例、情境，教學主要是學生通過自我理解、自主學習，對商業倫理的知識意義進行主動建構。商業倫理教學本質是教師參與的學生在真實性的任務驅動下進行操作性自我學習的過程，在其間，教師提供有關商業和管理目的的價值觀沖突，使學生從各種選擇困境中獲得情感體驗和知識的創造性增長。

四、我國工商管理學科商業倫理教學改革的政策建議

摘要：梳理了出版機構以及作者以外的出版相關者(編輯、同行評議人、媒體傳播、期刊評價及媒體評價)的倫理責任。國內行業學(協)會、出版機構和出版相關者應開展更多維度的探索，在期刊出版相關者層面進一步完善治理，制定倫理政策，形成完整的期刊出版倫理生態，促進期刊出版活動全方位規范、多方協調及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科技期刊;出版倫理;出版相關者;倫理治理;倫理責任

作者、出版相關者(編委會、編輯、同行評議人、媒體傳播、期刊評價及媒體評價)與出版機構共同參與出版活動，在出版活動的鏈條中，互為影響，互有責任。出版活動中的倫理涉及作者開展科學研究、論文寫作及發表()、信息傳播、期刊評價等過程，完整的出版倫理學規范和準則應該關照到出版機構、作者、編委會成員、編輯、審稿人、傳播者、期刊及媒體評價等各方各類行為。國際上，經過多年的實踐積累，已經形成了行業學會和出版機構不同層面的出版倫理規范。比如，在2017年11月，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整合《期刊編輯行為準則和最佳實踐指南》和《期刊出版商行為準則與最佳實踐》推出了新的“核心實踐”(CorePractices)［1］，指導和幫助出版商、研究機構、期刊等多方出版相關者共同維護和促進學術誠信。大多數國際出版機構也制定有自己的出版商指南，如Elsevier制定的《出版倫理》(PublishingEthics)［2］、JohnWiley＆Sons制定的《科研誠信和出版道德最佳實踐指南》(BestPracticeGuidelinesonResearchInteg-rityandPublishingEthics)［3］，均對自己期刊的出版行為進行了倫理規范。國內已有大量有關作者倫理方面的編輯學研究文獻發表，關注作者的學術誠信與學術不端、關注生物醫學期刊涉及人的研究倫理審查等方面的問題。例如，李玉樂等［4］分析文獻發現，近10多年來國內出版倫理研究的熱點主要為學術不端行為的原因分析、防范學術不端行為的策略與建議、對出版倫理的思考與建議、科技期刊存在的出版倫理問題等。但國內有關出版倫理的研究對于出版機構、除作者外的出版相關者(編委會、編輯、同行評議人、媒體傳播、期刊及媒體評價等)的關注和實踐不多。作者也是出版相關者，鑒于已有大量研究關注作者層面，本文所涉及的出版相關者不包含作者。國家新聞出版署于2019年5月29日的CY/T174—2019《學術出版規范期刊學術不端行為界定》提出了審稿專家和編輯者的學術不端［5］。國內科技期刊出版機構和編輯在今后的理論研究和出版實踐中，除科研規范、倫理審批、作者署名外，應加強對整個出版領域同行評議、版權管理、利益沖突、信息傳播、期刊評價等更多相關內容的關注［4］。鑒于編委會多由期刊的學術領域相關的頂尖科研人員組成，他們既是作者、讀者、審稿人，或作為單本期刊的學術領導者參與期刊出版機構的部分管理性質的決策性工作，或帶領編輯做一些出版環節中的終審工作，編委會專家個人的角色存在多元交叉和轉換，涵蓋在其他出版相關者不同角色中，本文不再單獨表述。以下從不同角度探討科技期刊出版機構及各相關角色的倫理責任。

1出版機構的責任

1．1發表優質學術內容?！蛾P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指出，科技期刊傳承人類文明，薈萃科學發現，引領科技發展，直接體現國家科技競爭力和文化軟實力［6］。科技期刊在傳播創新成果、推動學術交流、培養科技人才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出版機構應該:1)強化使命擔當和社會責任，對社會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期刊的出版應該以發表和傳播精品內容為己任，不斷推進期刊成為本學科領域內最優秀的期刊。2)避免發表粗制濫造的低劣信息，避免單純以滿足為目的來獲取收入的逐利行為。SCI指揮棒造成的發表要求，大量到國外的期刊上，很多“掠奪性期刊”或巨型OA期刊掠奪性現象應運而生［7］。這些期刊利用科研工作者的壓力，或通過電子郵件尋找目標，或通過中介機構向作者推介期刊，作者時需支付高額論文處理費(APC)。無論是否嚴格進行同行評議，這些期刊多數在網站上都聲明其遵循了國際同行評議標準，對論文進行了同行評議。2020年2月，科技部的《關于破除科技論文中“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干措施(試行)》中宣布:“完善學術期刊預警機制，定期國內和國際學術期刊的預警名單。”［8］12月，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國際期刊預警名單(試行)》，通過綜合評判期刊載文量、作者國際化程度、拒稿率、APC、期刊超越指數、自引率、撤稿信息等，列舉了具備風險特征、具有潛在質量問題的學術期刊［9］。“掠奪性”期刊還催生了工廠的產生。“掠奪性”期刊和巨型OA期刊的掠奪現象需要通過行業治理、社會監督，不斷促進優勝劣汰，改變低質量期刊濫發論文的局面。國際上，多個學會或出版平臺如ALPSP、DOAJ、INASP、ISSN、LIBER、OASPA、STM、UKSG和出版商聯手創建了網站ThinkCheckSubmit，幫助作者識別“掠奪性”期刊。同樣，中文“掠奪性”期刊是拋棄學術期刊質量性(學術質量、編輯質量、出版質量)、公正性、導向性辦刊原則，忘記了學術期刊初心，純粹以掠奪作者稿件處理費為目的的期刊［10］。國內相關管理部門、行業學會應該進一步加強治理，幫助作者識別“掠奪性”期刊網站，甚至期刊假網站或“”網站。3)避免為追求影響因子的不當自引或聯盟引用，杜絕為追求經濟利益或評價指標的各類不端行為。

1．2注重學術、文字質量和傳播質量。學術期刊內容為王，除了學術內容質量，文字質量和傳播質量也是優秀出版物的重要標志。高質量的出版物讀起來行云流水，給人耳目清新的感覺。國際期刊出版經驗表明:1)出版機構應具備完整的編輯手冊，指導和培訓編輯以科學的精神認真進行文字加工，保證科學語言表述的嚴謹性，避免表述的冗余和雜蕪;2)期刊出版機構還應該建立出刊后自審、年度審讀等審查機制，文字質量獎懲措施，保證和加強期刊的文字質量不斷提升;3)精美的構圖、新穎的封面、高品質的印刷和裝幀都是構成優秀出版物的重要元素，多數一流的期刊都有一流的封面創意，配合重點文章傳播的短視頻、網站頭圖等增強論文傳播的設計［11］。這些方面，國內科技期刊值得進一步學習和嘗試，加強探索。

1．3提升效率，快速出版傳播。讓優秀的成果最先、廣為傳播，既是作者的心愿，也是出版者重要的責任。開設病毒肺炎(COVID-19)優秀科研成果學術交流平臺，是中華醫學會雜志社對優先出版能力的一次應急實戰，對適應優先出版而優化的同行評議、編輯加工、生產制作、上線等流程的一次全面的演練，對各種管理制度的科學性、完備性進行了全面檢驗。2020年疫情初期的統計數字表明，文章從投稿到網上，平均用時6.2d，與國外知名出版平臺相差無幾。不同于國外預印本未經同行評議上線，中華醫學會雜志社平臺的所有論文均經過嚴格的同行評議。刊出時滯大幅度縮減，縮小了與國外期刊的差異，吸引了國內一批優秀科研論文首選在國內優秀期刊平臺投稿和優先出版。作者十分重視論文首發確權時間、發表流程時長、平臺的影響力及傳播力，因此，加速期刊出版的數字化轉型，建設有影響力的優先平臺，就能吸引優質稿件回流，讓更多優秀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12］。出版效率是信息傳播力和期刊服務能力的重要指標。《美國科學院院刊》(PNAS)2019年停止紙刊訂閱，2021年轉向持續出版模式(優先出版與正式出版整合為一次在線發表)。文章完成同行評議和文字編輯立即在線發表，研究人員可更快地發現和引用研究成果。中華醫學會雜志社自2020年12月推出“優秀科研成果優先發表平臺”，正是考慮在確保學術質量的前提下，優化稿件審核和出版流程，大力壓縮各流程時滯，提高出版效率，構建快速交流的學術交流生態系統服務作者［12］。國內平臺需要加強對國際標準化技術的學習與應用，通過國際通行的標準化技術支撐，加強數據的多平臺交割、共享、互聯，提升信息的快速傳播能力，增強國際顯示度和國際影響力［13］。